華為或將在年底推出搭載鴻蒙系統的中低端智能手機_風聞

從知情人士處瞭解，華為內部今年智能手機的出貨量目標為2.7億部。上述知情人士還透露，華為或將在年底推出搭載鴻蒙系統的中低端智能手機。

來源：騰訊深網

編者按：

回顧歷史展望未來，華為發佈的“鴻蒙”，有多大機會打破微軟、蘋果和谷歌三者在操作系統領域的長期壟斷？

一、起點

1983年5月，在加拿大國家研究院做了兩年訪問研究員的倪光南決定回國。飛機降落在略顯破舊的首都機場，在穿過了沒幾輛車的馬路和空曠的北京城北到達中科院時，倪光南已經感到非常疲憊。對於44歲的他來説，十幾個小時的飛行或許算不上什麼，但隨行的行李確實是個考驗。

倪光南的行李是一些計算機器材，包括Z80 CPU、SRAM、DRAM接口等超大規模集成電路芯片和C編譯器等等，他想用這些當時在國內並不容易找到的器材研製幾台漢字微機樣機，希望促進計算機的漢化以及在中國的普及。倪光南後來回憶説“如果我不回來，我此後所做的一切不會對‘中國製造’有所幫助。”

倪光南當時面對的產業環境不容樂觀。在中科院不遠處，中關村試辦高技術產業園的設想還在政策論證和審批階段，真正落成要到五年以後；在南方的深圳特區，失業的基建工程兵任正非剛轉業至深圳南海石油後勤服務基地，他因為工作不順創立華為也要到四年以後。

但是在倪光南此前工作的北美大陸卻是另一番景象。幾年前，喬布斯用劃時代的Apple II開啓了個人電腦革命，不甘落後的IBM找來比爾·蓋茨，開發了全新的操作系統，試圖奪回藍色巨人在商用計算機時代的榮光。

到了1983年，蘋果和IBM的電腦已經走入了普通美國人的家庭，也正是在這一年，比爾·蓋茨創立的微軟在拉斯維加斯第一次公開了Windows和Microsoft Word。當古老的中國還在計算機硬件上蹣跚學步的時候，大洋彼岸的硅谷已經開始了操作系統和應用軟件的革命，那一年回國的倪光南是少數看到這種差距的人。

計算機操作系統始於1964年一項由通用電氣和麻省理工學院合作的計劃，該計劃要建立一套多使用者、多任務、多層次的Multics分時操作系統。1965年，率屬於AT&T的貝爾實驗室也加入了這個合作計劃，不過到了1969年，因為工作進度太慢，該計劃被停了下來。

計劃被停對於貝爾實驗室的員工肯·湯普森來説是個不幸的消息，這位習慣了上班划水的軟件工程師，再也不能玩自己寫的名為“星際旅行”的遊戲了，因為這個遊戲完全基於Multics系統。賦閒在家的湯普森按捺不住玩遊戲的慾望，他找到一台老式PDP-7機器重寫“星際旅行”遊戲，湯普森為此花了一個月的時間開發了全新的操作系統。

“你寫的系統太差勁了，乾脆就叫Unics算了。”湯普森的一位同事在看完新系統後説道。Unics發音與Eunuchs一樣，而後者的意思是“太監”。湯普生接下同事的嘲弄，稍作修改，把自己開發的這個新系統叫做Unix。

Unix的發明更像是好奇或興趣產生的東西，湯普森和貝爾實驗室起初也沒有把這套系統太當回事，只是在內部使用，後來大學、研究機構也可以免費使用，而且貝爾實驗室還提供給他們源代碼，Unix的源代碼因此被廣為擴散。

後知後覺的貝爾實驗室直到湯普森寫下第一行代碼的十年後，才開始認識到Unix的價值，但是由於源代碼早已外散，精細化的商業開發已經無望。當時正被反壟斷調查弄得焦頭爛額的AT&T乾脆採取對外授權的模式，研究機構使用免費，企業使用則要交授權費。當時有多家大學、研究機構和公司獲得了Unix授權，並由此開始了各自不同的版本演化之路。

一位貝爾高級主管曾感慨，“Unix是繼晶體管以後的第二個最重要發明，但貝爾實驗室錯失商業發展機遇。”不過也正是由於貝爾實驗室遲到的商業化，Unix在誕生後的十年裏得以在實驗室進行充分的使用的論證，這也是它後來在要求穩定性、安全性較高的企業級客户中得到推崇的主要原因。在整個八十年代，IBM、惠普、SUN等少數美國電腦廠商，利用小型機加Unix操作系統的組合，把持着全球絕大部分高端企業級用户市場。

《財富》雜誌在1984年9月稱，全球範圍內750所大學中80％的計算機領域的教授是Unix用户，因此當時計算機專業畢業的學生都接觸過Unix，他們畢業後成為IT領域的骨幹。而喬布斯和比爾·蓋茨就是在大學時代接觸過Unix系統的用户。

1979年，當AT&T開始對Unix採取對外授權模式時，已從哈佛大學輟學四年的比爾·蓋茨也獲得了授權，他開始為英特爾處理器所開發一種Unix操作系統。由於比爾·蓋茨購買的授權無法直接讓該操作系統以Unix為名，於是該系統被命名為Xenix，可在個人電腦及微型機上使用。

比爾·蓋茨很快發現了Unix的侷限性。由於當時其他廠商不同版本的Unix系統遍地開花，所以為其中一個版本寫的應用程序，常常要修改後才能運用到另一個上。事實上，直到最後Unix也未有過統一的通用版本。而且由於需要從AT&T獲得授權，因而比爾·蓋茨始終無法把握Unix未來發展的命運，他一直在尋找機會退出Unix陣營。

同樣輟學的喬布斯給比爾·蓋茨帶來了轉機。1975年，喬布斯帶着劃時代的Apple II開啓了個人電腦革命，在Apple II之前主導商用計算機時代的IBM面臨不小壓力。1980年，IBM為了與蘋果在個人電腦市場競爭，計劃推出一款廉價的計算機，他們找到了比爾·蓋茨，希望微軟提供全新的操作系統，比爾·蓋茨欣然接受。

Apple II

就像當年在哈佛大學接受MITS公司的訂單一樣，比爾·蓋茨當時並沒有合適的操作系統給IBM使用，眼看與IBM的協議迫近，比爾·蓋茨和保羅·艾倫每天為無法及時完成新的操作系統而煩惱。偉大的成功者往往有很好的運氣，艾倫有一位叫Tim Paterson的同學剛好寫了一份已完成的操作系統。

此前Tim Paterson打算寫個東西用來測試的Intel 8086微處理器界面，他花了四個星期寫了這個操作系統，當艾倫和蓋茨找上門來並決定用5萬美元購買版權時，Tim Paterson就愉快的答應了。微軟隨即修改其代碼以迎合IBM的要求，而這個被蓋茨命名為DOS的操作系統也成了Windows的前身。當然，這個靠輸入指令來運行程序的DOS系統和成就比爾·蓋茨的Windows還是有着本質區別，後者是配合鼠標使用的全新圖形操作系統。

有意思的是，圖形操作系統並非微軟原創。

二、Windows的崛起

在喬布斯的蘋果公司，Apple II的繼任者Apple III並能取得商業上的成功，喬布斯面臨董事會的不小壓力，他希望在軟件上尋找突破口。轉機出現在喬布斯拜訪施樂公司的時候，彼時如日中天的施樂是各種黑科技的原創地，施樂的工程師在發明鼠標的時候，順便設計了配合鼠標使用的圖形操作系統，喬布斯對此非常興奮。“我記得1979年在施樂的時候，那是一個末日般的時刻。我記得在看到圖形用户界面後的10分鐘內，我知道每台計算機總有一天會這樣工作，你一看到它就很明顯。”喬布斯後來回憶説。

他迅速組建團隊開始設計圖形操作系統，還以自己女兒的名字為這個項目命名為Apple Lisa。但1982年，喬布斯與當時的蘋果CEO馬庫拉激烈衝突，被迫離開Apple Lisa，加入Macintosh開發小組並取得了該小組的控制權。為了更快的獲得軟件支持，喬布斯找到比爾·蓋茨作為Macintosh的首個第三方應用軟件開發者，喬布斯向比爾·蓋茨介紹了圖形操作系統，並要求後者保證至少在Macintosh首發的一年內，不發行任何鼠標應用軟件。

比爾·蓋茨答應了喬布斯的要求，不過轉身就開始悄悄研發微軟自己的圖形操作系統。1983年11月，微軟在拉斯維加斯的Comdex交易展上，介紹了一款全新的使用鼠標的圖形用户界面——Windows，此外，微軟還推出了額外的鼠標應用軟件——Microsoft Word。

喬布斯知道Windows後暴跳如雷，他找來比爾·蓋茨對峙，大罵對方是剽竊者。比爾·蓋茨不以為意，他譏諷喬布斯説：“我們有一個富鄰居——施樂，他家有一張電視。當我們想偷的時候，發現喬布斯早就偷走了，可他卻説我們是小偷。”讓喬布斯更惱火的是，由於蘋果依然需要微軟為Macintosh提供應用軟件，所以他無法把比爾·蓋茨徹底踢出局。

80年代 史蒂夫·喬布斯和比爾·蓋茨

兩年後，也就是1985年秋天，微軟Windows 1.0正式發佈。儘管Windows 1.0並沒有取得商業上的成功，但用户已經可以通過點擊鼠標完成大部分操作，同時可以執行多個程序並在各個程序之間自由切換，這種改變相較於之前的DOS系統來説顯然是革命性的進步。

更為重要的是，商業天才比爾·蓋茨在此時已經深喑操作系統成功商業化的精髓：捆綁銷售（在提供操作系統的同時捆綁銷售應用軟件）。儘管可能面臨反壟斷法的制裁，但這種模式在微軟、蘋果和後來者谷歌身上都取得了成功，這種模式還在最大限度上提高了操作系統的競爭壁壘，結局自然是贏家通吃。

Windows 2.0在兩年後誕生，不過依然沒有獲得用户認可。直到1990年5月的Windows 3.0，微軟對Windows的界面、人性化和內存管理等方面進行了重大改進，Windows系統才徹底起飛。Windows 3.0系列成為微軟在PC市場開疆拓土的頭號功臣，微軟在整個九十年代的飛黃騰達很大成熟度上仰仗於Windows 3.0系列的成功。

而就在比爾·蓋茨創辦的微軟蒸蒸日上的時候，喬布斯卻因為與董事會的矛盾，被迫離開了自己創立的公司，他與操作系統的故事要到重返蘋果時才回歸。

當喬布斯和比爾·蓋茨這兩位天才創業者，在進行着如《硅谷之火》中描述的那樣激動人心的創業時，太平洋另一端的日本，也有人在做着同樣的事。

和喬布斯以及比爾·蓋茨一樣，日本東京大學教授坂村也希望開發全新的操作系統替代複雜的DOS。靠着對“計算機可以更好用”的熱忱，這個日本人在1982年獨自寫出了一份三百頁名為“TRON”的PC系統規格書，並在Windows 1.0誕生的前一年，就在東京的一場微電腦應用國際會議上宣佈了TRON系統的存在。

當時坂村對TRON系統的理念是：“基本軟體，就是軟體的平台，是資訊化社會的基礎，就該如水與空氣一般。”而這一理念，比起比爾蓋茨推動的Windows窗口系統得到了更多國際技術機學者的認可。根據《五矩研究社》的報道：TRON系統和Linux操作系統類似，所有的TRON系統的源代碼可以免費得到，所以無論是成本還是安全性以及實際的可建設性，TRON成為計算機系統的世界標準，都會是比Windows更好的方案。

事實上，TRON系統誕生後也確實逐漸成為行業標準，幾家日本的大型電機制造企業為此進入PC領域，開始開發搭載TRON系統的PC設備；日本電力在1985年宣佈了第一個基於ITRON / 86規範的ITRON系統；就連美國的IBM也加入了TRON系統的開發陣營。

習慣了制定標準的美國人驚慌失色，美國軟體業界律師哈威爾公開警告：“一旦TRON成為標準，日本資訊業將擺脱對美國軟體工業的依附，美國再打入日本市場，將難如登天。”

就在TRON系統失控前夜，美國祭出了《超級301法案》，向日本的“人造衞星、超級電腦、TRON”等商品，單方面設下了貿易壁壘。據TRON項目官網的一篇文章介紹，TRON系統此後失去了在美國市場被公平對待的機會，很多先前合作的企業也以上述方案為由，斷絕了與TRON系統的合作關係。歷史總能映射出現實的影子。

TRON系統後來徹底淡出了PC操作系統領域，目前僅作為日本的數碼相機和其他家電產品操作系統使用。

回到操作系統的誕生地，Windows在失去了TRON系統這個最有潛力的競爭對手後，在整個九十年代一路狂奔。Windows系統的銷售數量從1987年的100萬套飆升至1999年的3億2430萬套，微軟市值也在1999年底第一次超過了6000億美元。Windows的崛起也自然成就了創始人比爾·蓋茨，自從1995年登上世界首富的寶座後，他就一直是這個名詞的同義詞。

首富的身價需要有人支撐。在整個九十年代，個人電腦的普及使得硬件價格大幅度降低，但逐漸作為主流操作系統的Windows價格卻不降反升。數據顯示，1992年Windows版權費僅佔PC整機價格的0.5%，而到了1998年，Windows版權費已佔到整機價格的3%。在中國，大量的盜版軟件開始出現，而在動手能力更強的北歐國家芬蘭，有人索性自己寫了一個操作系統。

三、開源軟件和國產自主運動

1991年，芬蘭赫爾辛基大學的大三學生Linus Torvalds（林納斯·託瓦茲），想為自己的電腦安裝微軟公司的Windows 3.0系統，但他很快發現這款操作系統最便宜的版本也需要上百美元。求人不如求己，林納斯想到此前自己為了方便讀寫和下載大學主機文件而編寫的系統剛好用得上，索性就想自己寫一個操作系統。林納斯在此後六個月裏敲了一萬多行代碼，一款叫做Linux的系統最終在1991年8月25日誕生，林納斯還給Linux選了一隻叫Tux的企鵝作為標誌。

林納斯很快把這款類Unix的操作系統，加入到了由美國自由軟件運動精神領袖理查德·斯托曼創立的自由軟件基金（FSF）的GNU計劃中，並通過通用性授權，允許用户銷售、拷貝並且改動程序，但用户必須將同樣的自由傳遞下去，必須免費公開自己修改後的代碼。林納斯對所有使用者説：“你可以隨意使用Linux，但你必須將同樣的自由傳遞下去，而且必須免費公開你修改後的代碼。”

這個決定為Linux系統和林納斯本人帶來了巨大的成功和極高的聲譽。90年代正值互聯網迅速發展的時期，全球無數程序員通過互聯網對Linux進行改進、調試，在規模空前的協同開發下，Linux很快變成了一個高性能、高穩定性的操作系統。與此同時，開源軟件開源的理念和自由主義的精神也得到了傳遞，很多人幾乎像對待神明一樣對林納斯頂禮膜拜。

比爾·蓋茨和他的微軟高管卻不這麼認為，他們向客户大肆宣稱 Linux的軟件有弊無利。作為開發過Unix系統的過來人，比爾·蓋茨深知標準不一的Unix系統已難成氣候，基於Unix的Mac OS的市場佔有率和Windows也不在一個量級，況且喬布斯離開後的蘋果公司已經每況愈下。但此時橫空出世的Linux並不在他的預料之內，而且那個當年買不起Windows系統的林納斯對微軟滿懷敵意，他認為微軟是互聯網世界最大的敵人，“互聯網不是封閉的，微軟違背了互聯網的基本精神，也背棄了“萬維網之父”Tim Berners-Lee的基本理念。”

從Unix、Mac OS、Windows到Linux，這些改變世界的新事物的誕生似乎充滿了理想主義色彩，它們始於肯·湯普森、史蒂夫·喬布斯、比爾·蓋茨和林納斯·託瓦茲這些人類天才羣星的靈光閃耀之時。然而在同一時期的中國，硬件的追趕已極為艱難，軟件的同步更是無從談起，操作系統的追趕之路更多是多數人對現實差距的感性認知和少數人的悲壯長征。

那個1983年帶着一堆計算機器材回國的倪光南沒有讓自己失望，由於硬件器材齊備，軟件開發使用C語言，研發效率很高。不到一年時間，他主導的“LX-80聯想式漢字圖形微機系統”就正式推出。倪光南隨後應柳傳志等人邀請加入了中科院計算所發起成立的新技術發展公司，這家公司就是如今全球第一PC大廠的聯想集團前身。倪光南接受邀請時提了三個條件：不做官、不接受採訪、不出席宴請，他想把時間和精力都集中在研發上。此時的他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十年後，他會因為對技術路線的過分堅持而被迫離開。

1995年6月30日上午，聯想集團六層會議室，56歲的倪光南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被解除了聯想總工和董事的職務。柳傳志在隨後的發言中聲淚俱下，被解除職務的倪光南則鎮定自若，“在任何一個崗位上都不會忘記這樣一個大目標（發展中國的IT核心技術），而內心感到全心全意為了這樣一個大目標工作，永遠是最幸福的人。”倪光南當時説。

賦閒的倪光南此後開始不遺餘力的呼籲中國發展IT核心技術，特別是自主操作系統和國產CPU，他認為這關係到信息安全，也關係到產業持續發展的問題。倪光南對學生梁寧説“我們要用自主研發的方舟CPU+Linux操作系統，替代微軟與英特爾聯盟的核心框架。”他認為“基於開源軟件發展中國軟件，特別是操作系統等基礎軟件，是一條捷徑，是一個機遇。”

倪光南對信息安全的憂慮很快得到了應驗。1999年5月8日，開赴科索沃戰場的美國B2轟炸機發射三枚精確制導炸彈，擊中了中國駐南斯拉夫聯盟大使館，兩國關係一時間跌入冰點。而且戰爭的警醒不止於此，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國家幾乎癱瘓了南斯拉夫的通訊系統，而當時南斯拉夫計算機運行的操作系統，幾乎全部由微軟和其他外國公司提供。

信息產業部、科技部在隨後幾天多次召集許多專家討論此事，結論是如果我們要建立自己的信息安全體系，就必須具備自主可控的CPU和操作系統。一個月後，時任科技部部長徐冠華在倪光南等專家的極力主張下，主持召開了“發展我國自主操作系統座談會”，徐冠華在會上一針見血的指出，中國信息產業面臨“缺芯少魂”的問題，“芯”是處理器，“魂”是操作系統。

時任中科院軟件所副所長的孫玉芳也參加了那次座談會。在大使館被炸之後，孫玉芳就對自己的學生胡才勇和吳健説：“我們是軟件所，必須要在操作系統上有所作為。”孫玉芳決定利用開源的Linux開發國產操作系統，也是在他的主持下，紅旗Linux在三個月後正式對外發布。

作為當時中國最有影響力的Unix技術和中文信息處理專家，孫玉芳在主持開發紅旗Linux之前，曾負責過另一款基於Unix的國產操作系統Cosix，由於缺乏通用應用軟件的支持，Cosix在市場上反響平平。孫玉芳深知應用生態的重要性，在開發紅旗Linux操作系統的同時，他還創辦了紅旗中文2000，推出國產辦公軟件Red Office。孫玉芳目標明確，他想讓紅旗成為中國的微軟。

紅旗挖來微軟和甲骨文挖的骨幹員工，並在2001年北京市政府採購中擊敗微軟拿下訂單。除此之外，紅旗還開始進入企業市場，與聯想、方正等PC硬件廠商的OEM協議超過了100萬套，成為全球第三大Linux操作系統。紅旗Linux迅速迎來了自己的高光時刻，可謂出道即巔峯。

在大洋彼岸的美國，比爾·蓋茨對中國市場突然冒出的競爭對手大為震驚，他派出微軟高級副總裁克瑞格·蒙迪專程飛到北京拜會科技部和北京市政府的有關領導，意欲挽回局面。就像攻擊其他Linux軟件一樣，微軟在一份遞交科技部的報告中，詳述了Linux的種種弊端，並認為紅旗Linux 系統的安全性有待商榷。有意思的是，多年以後，谷歌面對潛在的競爭對手，也以同樣的理由請求美國政府，希望獲得許可繼續為華為手機提供操作系統。

克瑞格·蒙迪最終無功而返，這件事直接導致了微軟中國總裁高羣耀辭職。但強大的微軟也並非束手無策，為了應對以紅旗Linux為代表的國產操作系統，微軟選擇縱容大量中國用户使用盜版Windows，事後證明，微軟犧牲短期利益的代價換來了對中國市場的壟斷。

經歷了高光時刻的紅旗Linux很快陷入困頓。由於盜版Windows盛行，紅旗Linux在C端市場鮮有問津，而之所以不受C端用户待見，根本原因是紅旗Linux系統與微軟Office一直存在兼容問題，紅旗開發的Red Office也無法在安裝了Windows系統的電腦上使用。

禍不單行的是，在紅旗最為艱難的2003年，受SARS疫情影響，紅旗Linux賴以生存的政府軟件採購也陷入停滯，紅旗中文2000 總經理胡才勇後來回憶説“如果沒有SARS，也許從2004年開始的軟件正版化採購會提前到2003年。”但事後看來，即便有源源不斷的政府採購訂單，不能兼容Office的紅旗Linux系統也很難在C端市場取得成功。

從2001年到2003年，紅旗一直未能實現盈利，創始人孫玉芳在重壓之下積勞成疾，2005年初因糖尿病及併發症醫治無效離世，紅旗Linux逐漸被邊緣化。孫玉芳和倪光南這些中國最早的計算機科學家，帶着樸素的信念扛起了發展國產自主IT核心技術的大旗，但是這條路顯然和想象中一樣艱難。

當然，由於政策的扶持和確實存在的市場空白，大大小小基於Linux的國產操作系統也在同一時期充斥着市場，但是這些國產操作系統也都因為應用生態的匱乏亦或是技術本身的欠缺，始終沒能撼動Windows作為PC操作系統的主導地位。2008年10月，微軟對中國盜版Windows和Office用户進行了“黑屏”警告性提示，很多還沉浸在奧運自豪感中的用户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斷糧”危機。

幾乎壟斷了PC操作系統的微軟，決定不再縱容中國用户肆無忌憚的使用盜版了。

四、iOS、安卓、塞班和移動操作系統

之所以説微軟幾乎壟斷了PC操作系統，是因為除Windows外，蘋果的Mac OS也一直佔有一席之地，而這種局面很大程度上是比爾·蓋茨有意為之。

從Windows 1.0開始，微軟就在銷售操作系統的同時捆綁銷售Office辦公軟件，這種商業模式顯而易見的好處是最大限度的提高了競爭壁壘，但同時也很容易遭至反壟斷調查。從1993年開始，美國司法部就多次啓動了針對微軟涉嫌壟斷的調查。比爾·蓋茨不想讓微軟步AT&T的後塵，這家擁有貝爾實驗室和Unix系統的偉大企業，在1984年初被強行拆分成了8家獨立運作的公司。

曾經大罵比爾·蓋茨是剽竊者的喬布斯看出了他的顧慮，他主動找到比爾·蓋茨希望與微軟合作。彼時，剛剛回歸蘋果的喬布斯面對的是一個瀕臨破產的公司，蘋果在個人電腦市場的份額已從鼎盛時的16%跌到4%，市值所剩無幾，現金流也極為短缺。喬布斯停止了不合理的研發和生產，並希望開發新產品iMac和全新的Mac OS X操作系統，這些大刀闊斧的改革需要充足的資金支持，喬布斯首先想到了財大氣粗的比爾·蓋茨。

兩人商量的結果是，微軟在1997年投資了蘋果1.5億美元，兩家公司還同時簽署了廣泛的專利交叉授權協議，其中一條協議規定：微軟為蘋果Mac電腦提供Office軟件。微軟的投資把蘋果公司從破產的邊緣解救了回來，喬布斯得以在此後十年裏為全球消費者帶來一款款激動人心的產品，並順便改變了世界；而支持Office軟件的蘋果電腦也讓微軟更具競爭力，同時還能免受“壟斷市場”的懲罰，一直被反壟斷調查折磨的比爾·蓋茨終於長舒了一口氣。

歷史的必然往往通過大量的偶然來實現，註定載入史冊的喬布斯和比爾·蓋茨，總會在命運的某個重要節點以某種極為偶然的方式互相成就。

當然，那次合作受益最多的還是蘋果公司。由於與Office軟件兼容，喬布斯並沒有在推廣新的Mac OS X上花費太多心思，iMac系列產品逐漸奪回了失去的個人電腦市場。喬布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新產品的開發上，在新世紀之初推出了跨時代的iTunes和iPod。到了2005年，iPod的銷量達到了2000萬台。喬布斯還與索尼音樂、環球音樂等全球唱片巨頭結成聯盟，線上音樂市場徹底成了蘋果的自留地。蘋果公司看起來欣欣向榮，那一年5月底，蘋果市值超過微軟達到2000億美元，成為全球市值最高的科技公司。

然而順風順水的蘋果卻讓喬布斯陷入了焦慮，想來想去他得出結論“能搶我們飯碗的設備是手機。”他的理由是，手機配備攝像頭後導致數碼相機的市場急劇萎縮，同樣，如果手機制造商開始在手機中內置音樂播放器，由於每個人都隨身攜帶手機，“就沒必要買iPod了。”於是蘋果公司從2005年開始投入手機研發，同步推進的還有基於Unix的移動操作系統iOS。

相比於iOS，一個叫Andy Rubin（安迪·魯賓）的蘋果前員工在移動操作系統上的研發進度要快一些。2005年，安迪靠自己的積蓄和朋友的支持，艱難地完成了安卓系統的早期研發。在與一家風投洽談投資時，安迪突然想到了谷歌創始人拉里·佩奇，佩奇曾在斯坦福大學的工程課上聽過他本人的講座，於是他試着給後者發了一封郵件。僅僅幾周後，谷歌就完成了對安卓的收購，安迪也隨即加入谷歌負責安卓後續的研發工作。

安卓之父Andy Rubin

2007年6月，搭載了iOS系統的iPhone上市，喬布斯用iOS系統和iPhone手機的完美組合重新定義了智能手機，他在發佈會現場説“今天我們重新發明了電話。

幾個月後，谷歌也發佈了基於Linux的安卓系統，谷歌在發佈會當日宣佈以免費開源許可證的授權方式，公開安卓的源代碼。同時宣佈的還有谷歌將建立一個全球性的聯盟組織，該組織由34家手機制造商、軟件開發商、電信運營商以及芯片製造商共同組成，並與這些廠商組成開放手持設備聯盟（OHA）來共同研發改良安卓系統，而開放手持設備聯盟廠商的硬件將支持谷歌發佈的手機操作系統以及應用軟件。這種模式對手機廠商的吸引力不言自明，華為也在2008年愉快的加入。

最先嚐鮮的是來自中國台灣的手機廠商HTC，HTC在安卓發佈的第二年，推出了世界上首個使用安卓操作系統的智能手機HTC G1，但因為卡頓和死機問題頻發，這款手機算不上成功。和HTC G1一樣，搭載了iOS系統的iPhone最初也沒有太大影響力。當時市場份額最高的智能手機操作系統還屬於諾基亞的塞班。

歷史往往證明，偉大的成功背後總會伴隨着強大的競爭對手犯下匪夷所思的錯誤。

iPhone上市不久後，一位名叫勞瑞.瑪卡瓦拉的芬蘭《赫爾辛基新聞報》記者感覺到自己有必要給這個國家的偉大企業提個醒。他給諾基亞新聞中心寫了一封郵件，從普通消費者的角度，對比了自己使用的諾基亞E51和iPod touch，認為塞班系統使用複雜、用户體驗差：更換鈴聲要下探5個層級，每天必用的編輯短信功能，需要從編輯短信、多媒體短信、語音短信和郵件中去選擇，遠不如蘋果的產品上手容易，塞班系統“這些複雜的設計讓我抓狂。”

收到瑪卡瓦拉郵件的諾基亞新聞中心如臨大敵，他們首先想到的，不是去和公司的設計部門溝通，解決郵件中提到的問題，而是要“解決”提出問題的人。新聞中心先是接連不斷地給瑪卡瓦拉打電話，勸説他不要炒作諾基亞的負面新聞。緊接着，新聞中心的高管又開着豪車，在下屬的前呼後擁之下，來到《赫爾辛基新聞報》編輯部和瑪卡瓦拉當面交涉。一番唇槍舌劍、唾沫橫飛的交鋒後，該高管確定瑪卡瓦拉不會對郵件內容進行報道，態度立即來了個180度大轉彎：完全贊同郵件中所説的塞班系統的種種反人性設計，在iOS面前，塞班沒什麼競爭力，因為他4歲的女兒接觸到iPhone後，很快就學會了iOS的基本操作。

諾基亞知道塞班的問題在哪，但戰略的固執讓他們選擇視而不見。

諾基亞手機業務最終在2013年委身微軟，並在此後的新款智能手機中選擇了Windows Phone系統。但在PC操作系統市場大殺四方的微軟，在移動操作系統領域卻是個後來者，Windows Phone的誕生比iOS和安卓晚了整整三年，應用生態的支持已經落後。

IDC的數據顯示，2013年，iOS和安卓合計佔到了全球移動操作系統93.8%的市場份額，Windows Phone系統的市場份額僅為3.6%，而塞班系統已經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同樣可以忽略不計的，還有國產移動操作系統。

​五、移動、聯通和阿里的嘗試

如果説國產PC操作系統的遺憾，是因為客觀存在晚於微軟15年起步的時間差，那麼當移動互聯網時代到來時，幾乎同時起步的國產移動操作系統原本是有機會佔據一席之地的。

在谷歌發佈安卓系統的第二年，也就是2008年秋天，中國移動就推出了首款國產移動操作系統——OMS(Open Mobile System)。OMS號稱是與安卓並駕齊驅的自主系統，宣誓要打破幾大國外移動系統的壟斷。但基於Linux內核的OMS，實際上是採用安卓源代碼開發的，中國移動在去掉谷歌搜索、郵件等服務後，集合上了自己的飛信、139郵箱等應用。

2009年第三季度，首批搭載了OMS系統的聯想移動定製機OPhone正式上線。由於當時安卓成熟度較低，加之OMS為了強調自己是自主系統，在初期選擇不兼容安卓應用。結果導致OPhone反響平平，很多用户購買聯想OPhone後的第一件事是手動刷機，換成其他操作系統。幾年之後，中國移動不再要求定製機搭載OMS系統，“首款國產智能手機系統”也逐銷聲匿跡。

除了中國移動之外，另一家電信運營商中國聯通也開發了自己的移動操作系統沃Phone。嚴格意義上，晚於OMS兩年誕生的沃Phone才是真正意義上的“首款國產自主智能手機系統”。在發佈當時，中國聯通科技委主任劉韻潔強調説：“沃Phone與安卓沒有任何關係。沃Phone擁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公開的資料顯示沃Phone是完全基於Linux內核的原生操作系統，而不是安卓。

可惜沃Phone系統生不逢時，一方面，當時聯通正在依託蘋果iPhone的銷售追趕移動，並沒有全力推廣沃Phone。另一方面，移動操作系統的市場格局已經天翻地覆，OMS上線時的2009年，安卓系統的市場份額僅有5%，但到了沃Phone上線時的2011年，安卓系統的市場份額已經超過50%。沃Phone不能兼容安卓應用的缺點被無限放大，隨着越來越多的智能手機廠商加入安卓陣營，沃Phone系統一路潰敗。

為了不錯過智能手機時代的紅利而選擇開發移動操作系統的，還有互聯網巨頭阿里巴巴。阿里巴巴CTO王堅曾透露，阿里雲曾規劃過自己生產手機，並且曾經和富士康等企業都進行過洽談，就連和中國電信話費如何分成都談好了，但卻在最終拍板關鍵時刻選擇停止。王堅和團隊意識到，售後問題、庫存問題，這些都是互聯網公司之前不曾遇到的，而它們不是阿里核心競爭力。王堅最終決定與手機廠商合作，做自主操作系統——YunOS。

馬雲在為王堅《在線》一書所寫的序言中，回憶了他第一次聽到後者決定要做YunOS系統時的反應，“第一次聽（王堅）博士提出要進行YunOS的研發時，我幾乎是憤怒地驚訝於他的膽識。”馬雲最終拍板支持王堅。2011年7月，阿里雲正式推出了YunOS，同時還聯手天宇朗通發佈了首款基於YunOS的智能手機。王堅當時的想法是，通過讓YunOS系統對安卓的兼容，藉助安卓的勢擴大開發者數量。

谷歌沒有容許YunOS這個安卓系統的挑戰者存在。2012年9月13日，在阿里雲原定與宏碁聯合推出搭載YunOS的A800新手機發佈會開始前一小時，由於受到谷歌施壓，宏碁被迫取消了合作。阿里雲在當時的官方聲明中表示“如果（宏碁）在新產品上搭載阿里雲操作系統，谷歌公司將會解除與其安卓產品的合作和相關技術授權。”更糟糕的是，谷歌隨後將YunOS定義為“非兼容版安卓系統”，這意味着YunOS徹底失去了兼容安卓應用的可能性。

阿里巴巴也沒有坐以待斃，一週後，阿里決定將YunOS升級為戰略產品，宣佈YunOS獨立於阿里雲事業羣運行，並單獨向YunOS投資2億美元。為了突破Android聯盟的封鎖，阿里還選擇和當時與Android聯繫不太緊密的魅族合作，並戰略投資了後者。憑藉與魅族的合作，YunOS在2015年曾一度佔據國內手機操作系統市場的7%，成為全球第三大手機操作系統。

然而，隨着蘋果和華米OV等品牌，佔據了絕大部分國內手機的市場份額，魅族手機的市場份額逐漸萎縮。在手機市場日漸式微的YunOS已改名為AliOS，定位為面向汽車、IoT終端、IoT芯片和工業物聯網的操作系統，而不再單獨強調是手機操作系統。

王堅在《在線》一書中説：“我做YunOS遭來了很多非議，甚至比我這一輩子挨的罵還多，但我不後悔。”而在近期的央視《對話》節目中，他再次坦言YunOS是他可以看到的，離中國有一個自主的操作系統最近的時候。王堅望着同在台上的倪光南院士，這位為中國IT核心技術奔走了數十年的老人，對他當時的心情完全感同身受。

王堅

追求自主操作系統的道路註定不是坦途，因為它的難度不在於技術研發，而在於應用生態的構建，所以即便強如華為這樣的手機廠商也願意使用谷歌的安卓系統。但華為的與眾不同之處在於，它在不確定是否能用得上的情況下，仍堅持為自己打造了備胎。

公開的資料顯示，2012年，華為在Linux的誕生地—芬蘭赫爾辛基，創建了自己的手機操作系統團隊，此後從20名工程師慢慢積累壯大。

“如果説這三個操作系統（安卓、iOS、Windows Phone 8）都給華為一個平等權利，那我們的操作系統是不需要的。為什麼不可以用別人的優勢呢？”“我們現在做終端操作系統是出於戰略的考慮，如果他們突然斷了我們的糧食，安卓系統不給我用了，Windows Phone 8系統也不給我用了，我們是不是就傻了？”2012年，任正非在華為“2012諾亞方舟實驗室”專家座談會上，回答時華為任終端操作系統開發部部長李金喜提問時這樣説到。

在任正非看來，狹隘的自豪感會害死華為，他提醒華為要儘可能用美國公司的高端芯片和技術。事實上，直到本次事件發生後，任正非在接受採訪時仍表示自己將蘋果視為老師。然而隨着靴子最終落地，谷歌暫停華為安卓部分服務，備胎“鴻蒙”還是被推到了台前。

六、鴻蒙新機遇

很多人讚歎任正非的“深謀遠慮”，認為“鴻蒙”將開闢與iOS和安卓系統並列的三足鼎立。儘管這種看法有過分樂觀的成分，但也並非完全是無稽之談。

谷歌斷供的影響是真切存在的。任正非在此前與尼葛洛龐帝和喬治·吉爾德兩位學者的對話中證實，華為手機“海外最嚴重時跌了40%，但最近在快速恢復中，已經縮小到20%，還在繼續改善中。”

8月9日，華為消費者業務CEO餘承東在華為開發者大會上也透露，華為手機在今年第二季度的銷量減少了1000萬台，他坦言如果沒有美國製裁，華為手機今年的出貨量“大概率會是全球第一”。

而之所以會出現手機銷量在短期內的快速下滑，是因為可能無法獲得谷歌移動服務支持的華為手機，在海外消費者中的吸引力下降了，就像如果蘋果手機在中國市場不再支持微信、支付寶這類應用一樣，而這也是華為鴻蒙OS最大的挑戰所在，鴻蒙OS想在短期內補足應用生態的短板並不容易。

相比於海外市場短期內可能遭遇的困難，華為手機在國內市場的前景則更為樂觀。

一方面，谷歌移動服務提供的谷歌搜索、地圖、郵箱等應用，在中國市場的影響力極其有限，移動互聯網時代崛起的微信、支付寶等國民級應用才是中國用户最關心的，幾乎沒有人會認為“鴻蒙”會在國內市場的應用生態支持方面存在問題。

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鴻蒙”其 UI 設計、系統邏輯以及 App 安裝界面與現在華為手機上的 EMUI 並沒有明顯區別，這會使得現有的EMUI 用户可以儘快習慣新系統，降低學習成本。

按照華為消費者業務CEO餘承東在華為開發者大會上的説法，隨着全場景智慧時代的到來，華為認為需要進一步提升操作系統的跨平台能力，包括支持全場景、跨多設備和平台的能力以及應對低時延、高安全性挑戰的能力，因此逐漸形成了鴻蒙OS的雛形。

換句話説，華為希望用一套操作系統打通所有的終端設備。

“鴻蒙OS的出發點和Android、iOS都不一樣，是一款全新的基於微內核的面向全場景的分佈式操作系統。”而鴻蒙OS將率先應用在智能手錶、智慧屏、車載設備、智能音箱等智能終端上。

儘管智能手機的缺席略顯遺憾，但餘承東也強調“如果安卓一直不能使用，華為手機可以隨時切換鴻蒙OS。”餘承東説道。

餘承東的自信來自於鴻蒙OS在技術層面的積累，他在發佈鴻蒙OS時着重介紹了這套新系統的四大技術特性：分佈式架構首次用於終端OS，實現跨終端無縫協同體驗；確定時延引擎和高性能IPC技術實現系統天生流暢；基於微內核架構重塑終端設備可信安全；通過統一IDE支撐一次開發，多端部署，實現跨終端生態共享。

而內核和應用兼容性有關，目前，鴻蒙OS的架構中，內核包含Linux內核、鴻蒙微內核和LiteOS，未來會完全轉成鴻蒙微內核。

這意味着，現在安卓應用基於Linux內核可以和鴻蒙OS進行兼容，未來，要在鴻蒙OS上運行就需要用鴻蒙內核。

鴻蒙OS在最關鍵的手機應用上，從安卓到鴻蒙的遷移成本並不算高。“考慮到生態合作伙伴關心，考慮到安卓生態的熟悉程度，會優先使用安卓系統。一旦安卓系統不再可用，隨時可以切換到鴻蒙OS，對於開發者來説，遷移的成本極低，基本上一到兩天即可完成遷移工作。”餘承東説。

儘管每一款操作系統誕生後，都有一個迭代和磨合的過程，但是在眾所周知的事件所引發的“缺芯少魂”的民族情緒下，很多國內用户已做好了“鴻蒙再爛也會用”的心理準備。

事實上，華為也一直對華為手機業務的前景充滿信心。華為消費者業務總裁餘承東曾為手機業務定下2019年出貨量2.5億台、2020年3億台的目標。

據《深網》從知情人士處瞭解，華為內部今年智能手機的出貨量目標為2.7億部。

面對新的國際形式，華為手機成為全球第一的目標也並沒有改變，餘承東希望明年華為手機能成為全球第一。

上述知情人士還透露，華為或將在年底推出搭載鴻蒙系統的中低端智能手機。

鴻蒙最大的挑戰還是在於生態的匱乏，這也是以往眾多操作系統失敗的關鍵因素。

為此，華為做出了讓鴻蒙系統開源的決定，並決定投入資金打造鴻蒙生態。據華為消費者業務雲服務總裁張平安表示，華為將投資10億美金，全面支持開發者，建立華為生態系統。

根據華為公佈的鴻蒙OS的演進路徑，華為將在2020年推出鴻蒙OS 2.0，應用於創新國產PC、手錶/手環、車機上；2021年推出鴻蒙OS 3.0，應用於音箱、耳環上；2022年將應用在VR眼鏡等更多終端設備。

而面對鴻蒙，谷歌仍在極力挽回局面。據媒體報道，谷歌早已開始積極遊説，尋求美國政府豁免其針對華為的安卓操作系統禁令，使其能繼續與華為進行業務往來。有意思的是，谷歌的理由就像當年微軟對紅旗Linux的評價一樣，是安全問題。

任正非在此前與尼葛洛龐帝和喬治·吉爾德兩位學者的對話中表示，“2021年我們可以重新煥發勃勃生機，重新為人民為社會提供服務。因為這兩年我們要進行很多版本的切換，這麼多版本切換需要時間，而且需要一個磨合，需要一個時間的檢驗。當我們走完這一步我們已經變得更堅強。”

這似乎是任正非心中華為“鴻蒙”系統真正發力的時間表。

2018年中興事件之後，倪光南的學生梁寧在《一段關於國產芯片和操作系統的往事》中慨嘆：“就像10多年前一樣，只要搞定知識產權問題，選擇技術路線，找會幹的人，投入幹，CPU／芯片就能夠做出來。搞不定的依然是操作系統，差距大的依然是生態。當年，繞得過Intel，跨不過微軟。如今，繞得過ARM，做不出安卓。”

如今，不再是無根之花的鴻蒙OS的確值得期待，就像主流的操作系統從微軟Windows+英特爾CPU的組合，遷移為谷歌Android或蘋果iOS+Arm CPU的組合一樣，鴻蒙操作系統+華為5G芯片或許也能在5G時代掀起極有想象空間的產業浪潮。

從PC到移動互聯網再到如今的5G時代，20年的沉浮過後，羽翼未豐的國產操作系統在時代浪潮的裹挾下又重新走到了命運的十字路口。

參考資料：

《中國IT尋“魂”二十年》張凌雲

《中國開源軟件的風風雨雨》胡才勇

《歐洲手機操作系統塞班的血與淚》蔣培宇

《一段關於國產芯片和操作系統的往事》梁寧

《阿里雲：我們為什麼放棄自造手機？》虎嗅網

《政府正版採購微軟出局，微軟高層斡旋無功而返》皮鈞

《一段關於 Unix、Linux 和 Windows 的暗黑史》姜洪軍

《華為如何渡過“安卓劫”：四個選項一個比一個激進》李軍

《日本操作系統，如何被美國超級301法案架空三十年？》五矩研究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