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台灣當局迎接了一位來自莫斯科的不速之客_風聞

文：沙青青

“不速之客”降臨松山機場

       1968年10月22日，中午12點，台北松山機場邊檢站迎來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身高大概180公分，長相斯文而英俊，戴着副金絲邊眼鏡，一副歐美商務客的打扮。護照上的名字是維克多•路易斯（Victor Louis），雖然英文不錯，但難以掩飾的俄國口音仍暴露了他的真正故鄉。他沒有簽證，只有一份證明自己是《倫敦晚報》（The Evening News）駐莫斯科記者的介紹信。儘管如此，邊檢人員既未在他的護照上蓋章，也沒有讓他補填任何表格，而是帶他去了機場另一側的某間辦公室。

       此後沒過幾分鐘，在四五名西裝筆挺者的簇擁下，這位特殊的客人快步走出了松山機場的接客大廳。由於事先做了“特殊安排”，大廳門口上下客處居然空無一人，只停了幾輛深色轎車。待這羣人上車後，車隊便疾馳而去。

       片刻後，侍從參謀鍾湖濱敲開了台灣當局時任“國防部長”蔣經國辦公室的門，在第一時間報告了這位“不速之客”的消息。蔣經國馬上指示“國防部”情報局局長葉翔之與“行政院”新聞局局長魏景蒙立即與這位“記者”會談。而這兩位皆算是蔣經國的嫡系人馬，稱之為“左膀右臂”亦不為過。

       葉翔之早年自日本留學歸國後，一直搏殺於國民黨政權的軍情繫統。1949年前後曾參與暗殺楊傑及“吳石案”的偵破。毛人鳳去世後，他便自然而然地成為蔣經國在台灣情報系統的“代理人”。至於魏景蒙，人稱“魏三爺”，長期任職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憑藉一口流利的英語與歐美記者打交道。遷台後，又先後出任“中央社”副社長及“中國廣播公司”總經理等，與蔣經國公誼私情皆非比尋常。凡對國際政治略有了解者，或知曉許多國營新聞宣傳機構，除充當“喉舌”之用外，也多需要兼職負責對外的輿情偵察與聯絡溝通，而魏景蒙便是個中好手。

       在正式與“不速之客”開始會談前，魏景蒙的副手，新聞局聯絡室副主任羅啓報告了從機場接客的經過及路上交談的內容。結合此前業已掌握的情報，魏景蒙與葉翔之基本可以拼湊出這位記者的背景與生平。

       他是莫斯科人，畢業於莫斯科大學法律系，曾任職於巴西、新西蘭駐蘇聯大使館，後因政治理由遭到整肅，被關在西伯利亞勞改營。之後，他奇蹟般地被釋放出獄並流亡英國，還在當地娶了一位英國妻子。與此同時，卻還能自由出入蘇聯。他在西方的名聲來自於曾提前透露蘇軍即將入侵捷克的獨家新聞，也曾在第一時間捅出了“赫魯曉夫下台”的消息。另有消息稱路易斯在《赫魯曉夫回憶錄》手稿輾轉送至西方出版的過程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由於曾披露這些大新聞，歐美新聞界及軍政當局漸漸認定維克多•路易斯具有極為深厚的克格勃乃至蘇共高層背景。前《紐約時報》駐莫斯科報道局負責人Harrison Salisbury便曾直截了當地稱其為“克格勃的人”（a KGB man）。他本人對這種猜測毫不介意，甚至樂於向西方輿論界暗示自己與莫斯科之間的特殊關係。

冷戰局勢風雲變幻：路易斯訪台背景       

       10月12日，即路易斯抵台前10天，魏景蒙意外收到了台灣當局駐日“大使”陳之邁拍來的電報，稱有位《倫敦晚報》的俄裔記者請求訪問台灣。魏景蒙隨即向蔣經國通報了此事。三天後，蔣經國在電話裏告訴魏，他已請示總統，同意路易斯來台。

       22日當天的會談在魏景蒙的辦公室進行，從下午3點30分一直持續到5點30分。

       “你們對毛澤東之後的中國情勢有何看法？”

       談話開始沒多久，維克多•路易斯便拋出了這個敏感而尖鋭的問題，並非常露骨地表示：“……可以用機密方式向（莫斯科）黨政官員提出這個看法。”他還希望瞭解台灣當局是否願意與蘇聯重新修好，發展關係。

       眾所周知，20世紀60年代是二戰後整個世界格局發生重大變化的一段時期。美蘇對峙的冷戰態勢已趨於穩定，中蘇之間卻出現了嚴重分裂乃至逐步公開化。另一方面，美國與中國的關係出現解凍的跡象。雙方開始通過各種渠道進行外交試探。在中美關係日趨緩和的背景下，台灣與蘇聯基於各自安全利益的考慮同樣嘗試接觸。莫斯科方面希望將“蘇台關係”作為向北京施加政治壓力的“新籌碼”，繼而影響美國在遠東的戰略佈局。而台灣方面在美國支援“反攻大陸”無望的情況，轉而探尋與蘇聯合作的可能性，組成跨越意識形態陣營的“反毛同盟”。

       在這種背景下，莫斯科與台北的第一次實質性的接觸就這麼悄然開始了。而路易斯也成為1949年以來第一位造訪台灣的蘇聯人。

路易斯訪台都談了什麼

       不過，這次接觸必然是在彼此猜疑下進行的。魏景蒙對路易斯表示：國民黨過去與蘇俄合作有過慘痛經驗。對方則答道：“那是過去的老政權。俄國現在是個年輕的新國家。你們應該忘掉過去那些有關我們的不好事情。”魏景蒙接着又以捷克事件為例，指責這是俄國的真正本質。路易斯則説，這都是蘇聯大使工作失誤所致，莫斯科對其盟邦向來是十分寬容的，以至於毛澤東敢於翻面。

       在為莫斯科對外政策進行辯護後，路易斯繼續建議台灣方面應與莫斯科接觸，例如向莫斯科派駐貿易代表或記者，甚至可以送一些故宮博物院的國寶到莫斯科展覽。交談中，路易斯還試探了台灣方面的底線：兩個中國的政策能否能讓台灣方面滿意？魏景蒙當即答道：“不行，因為中國人不希望中國長久分裂。”

       最後，路易斯提出能夠與蔣經國會談並與他合照，以便向莫斯科方面展示此次來訪的成果，甚至希望見到蔣介石本人。

       第二天，魏景蒙向蔣經國報告了路易斯所提的要求。同一天，路易斯被安排會見了台灣“經濟部長”陶聲洋。他談及台灣與蘇聯經貿往來的可能性，希望雙方立即展開貿易合作。

       與此同時，蔣經國讓魏景蒙負責安排路易斯前往台灣南部參觀。他還交待：若有人問起，便只説他是英國來的記者。經過一番利弊權衡後，蔣經國在獲得蔣介石同意後決定在29日以會見外國記者的名義接見路易斯。為了轉移外界注意力，又特意安排在此前數日連續會見了多名歐美記者。

蔣經國與魏景蒙

       10月28日中午12點，路易斯與魏景蒙、葉翔之共進午餐。席間，路易斯有意談及國民黨政權反攻大陸的籌劃，並認為未來三年是台灣方面“收復”大陸的最佳時機。魏、葉對此均表認可，但説這主要得看俄國的態度。接着，他們又提出了數項要求。例如，俄國應嚴守中立或索性幫助台灣、建立聯絡管道、廢除與北京簽訂的條約等。

       10月29日下午5點，路易斯終於見到了台灣情報系統的實際負責人蔣經國。

       會面剛開始，蔣經國就開門見山地告誡道：“當今中國大陸沒有人可以繼承毛，毛的接班人沒有一個膽敢不反蘇。毛垮台後唯一能統治中國的，就是國民黨。”因此他希望蘇聯並不是去另起爐灶支持一個所謂“反毛”的共產黨，而要直接與國民黨合作。

       路易斯表示莫斯科需要國民黨做出承諾，“莫斯科的黨性極強，所以要讓那些人改變想法，國民黨必須提出許多保證，在光復大陸後會怎麼做，否則一切免談。”他也告訴蔣經國：莫斯科寧願與台灣方面直接打交道，而不要通過第三國。此外，還需要讓莫斯科相信國民黨政權“光復”大陸後，中國不會變成美國的軍事基地。

       在此基礎上，雙方可以先展開情報合作，交換那些對彼此都有價值的信息。

       會談結束時，路易斯特別向蔣經國強調他並不是莫斯科方面的正式代表，只是扮演“傳聲筒”的角色。於是，雙方同意這次談話的內容“皆不列入記錄”。當然，這一切最終還是被毫不意外地記錄了下來。

魏景蒙日記中的“王平檔案”       

       魏景蒙在日記中詳細了記載了與路易斯接觸的經過以及各次談話的主要內容，並給路易斯起了一個代號：王平。所以，魏景蒙日記中的這段記載日後也被稱為“王平檔案”或“王平專輯”。1995年經魏景蒙後人同意，組織專人整理並翻譯，這部日記開始在台灣《聯合報》上連載，隨後結集出版。2008年《冷戰國際史研究》也轉載了這部日記，首次在大陸地區正式公佈了這批史料。

       根據魏景蒙的記載，在蔣經國與路易斯會面後不久，他忽然接到蔣經國的電話。對話那頭的“國防部長”似乎有些緊張，因為發現已經有人在到處打聽路易斯在台灣的行蹤。由於路易斯定居英國，因此英國外交機構肯定知道他到了台灣，繼而轉告了美方。蔣經國告訴魏景蒙，目前只有蔣介石、蔣經國及魏景蒙本人知道此事的完整經過，即便葉翔之也僅知片段，要他嚴守秘密。

只有蔣氏父子知曉“完整經過”       

       然而，隨着2006年《蔣介石日記》的公開，或又能發現當年台灣方面真正知曉所謂“完整經過”的其實只有蔣氏父子而已。

       魏景蒙第一次知道有蘇聯背景的路易斯有意訪台是在10月12日。然而，蔣介石早在9月初便已在醖釀如何與蘇俄方面進行接觸。當時，在蔣介石授意下，新聞局副局長朱新民曾在墨西哥與蘇聯外交官有過秘密談判。初步接觸後，朱新民認為在入侵捷克事件爆發後蘇方希望國民黨勢力反攻大陸，推翻或至少打擊所謂“毛政權”。

       眼見“反攻大陸”希望漸失，退守海島蹉跎多年的蔣介石得此消息後一度興奮異常，曾在日記中寫道：“我反攻復國政策，亦只有利用俄共此一轉機，方能開闢反攻復國之門徑，否則如專賴美國，只有凍結我在台灣為其家犬，絕無光復大陸之望。”又稱：“俄共謀與我接近，以本月更為積極，故對此深思熟慮亦以本月為甚。如其果有成就，以達我光復大陸目的，乃為否極泰來之機乎？”

       從8月到10月，朱新民作為蔣介石“特使”輾轉奔波於台灣與墨西哥之間。雖然對與蘇聯合作的可能性感到興奮，但蔣介石也不由得想起當年的慘痛，所謂“俄共陰詐過去所受之經驗苦痛，又使人不寒而慄也”。因此他要求蘇聯方面直接派代表來台灣“先談政策”。之後不出三日，那位“恰巧”在東京的《英國晚報》記者路易斯便主動找到國民黨方面駐日的外交官要求赴台訪問。於是，就有了大使館方面向魏景蒙報告一事。

       路易斯抵台後，蔣介石雖未與其見面，但卻通過蔣經國密切關注動向，並考慮應對之道。他認為路易斯來台“最主要目的與經國聯繫”、“觀察台灣實情與採訪”，而他提出“主張我博物館赴俄展覽與派記者赴俄綜觀，表示在急於對我政府公開來往，不惜毛匪決絕或威脅毛匪離間中美關係”。在蔣經國與其會面前，蔣介石又“指經兒應注意各點”，可謂是耳提面命。

       在蔣經國與路易斯會談後，蔣介石馬上指示魏景蒙負責建立與莫斯科聯繫網絡，並物色稱職的“信差”，希望莫斯科稍後能再派一人來台北或在第三地接觸。在蔣介石看來，“與某方接洽以要其派員負責能談對毛共的雙方共同計劃為先務，其他皆為次要、不急之務。”

       10月31日，路易斯搭機離台，而這只是蘇聯與台灣方面秘密接觸的開端。

       臨行前，魏景蒙又與他定下了日後識別身份的接頭暗語：“收到維克多的問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