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公關危機中的書生意氣與精神傲慢_風聞

在媒體跟進退檔風波兩天後，北大滅火了。這火滅得很及時，卻也滅得很粗糙。

先和大家一起回憶一個故事。

2015年洪秀柱通過國民黨民調，被正式提名為2016年角逐台灣地區領導人的候選人。然而在三個月後，考慮到洪秀柱的低迷的選情會對“立委”選情帶來衝擊，國民黨遂啓動了“換柱”程序，用非正常手段拿掉了正常程序遴選出來的洪秀柱。當然，由於此舉過於粗暴，觀感極差，最後不僅沒有給國民黨的“立委”選情帶來什麼卓有成效的起色，還提前透支了朱立倫的政治生命，報廢了一個本可以接盤國民黨的中生代領袖。

從目前主流輿論基調看，北大的形象大抵和當時的國民黨相差無幾。然而如果就此順着強調，為大眾背書，拾人牙慧，那寫這篇文章也就毫無意義。北大的做法的確有待商榷，但該商榷的地方不是因為其沒有照章辦事錄取兩位考生，而是在有公關危機風險以及出現公共危機時的應對失當。

某種程度上講，我是應該同情河南的兩位考生。我的高考志願經歷與其類似，那一年我貢獻了南開的投檔分數線，比倒數第二名差了20分，以至於開學典禮上校領導還在暗示這個事情，讓我無地自容。其實按照程序來而言，南開錄取我確順理成章。然而在投檔後的一段時間內我一直惶惶不可終日。因為按照招生程序，從已投檔到錄取之間，還有至少一個步驟——院校在閲。

當前輿論的主要批評點在於，北大因為河南考生的成績未達到其心理預期，而“因人廢事”，無視河南考生是通過正常程序，合情合理的成功投檔北大的事實。然而填報志願並非考生單方面的事情。在投檔之後，考生的個人信息會被上傳到學校，進入所謂的“院校在閲”階段。雖然在本科招生階段，高等院校的自主權較為薄弱，但並非完全沒有。院校在閲其實是在給高校一個複核的機會，院校可以基於考生的情況做出擬/預錄取或者是退檔的處理。若考生不是反黨反人類的十惡不赦之輩，一般都會被轉為擬/預錄取狀態。某種程度而言，退檔是一件高門檻的事情，也因此使公眾在潛意識中覺得報志願就是一個理所應當的單向選擇過程。但實際上只要考生狀態沒有變為“錄取”，即便是處在擬/預錄取狀態，高校依然有退檔的權力。

北大給出的退檔理由是二人的分數過低。當然有些人會説，國家專項計劃是屬於獨立環節，應該有自己的投檔分數線。但是這裏忽視了一個“無效志願”的概念。除了技術方面的錯填、錯報，考生自身條件不符合學校規定也是出現無效志願的一個重要原因。總共8個專項計劃，兩位考生的分數和第六名差了一百多分。而且從目前的受訪情況看，兩位考生有“瞎報”的主觀意願，因此北大判定其為“無效志願”並退檔並非不佔理。只看學生一面，而忽視學校一面，當前的輿論完全是民粹式帶節奏的做派。

既然雙方都有理可依，那麼問題範疇就轉到了溝通上。這場危機的出現，除了有無良媒體以及鍵盤俠們的煽風點火，也因為北大在溝通上的天真與單純。

在河南招辦反覆將考生信息投檔北大時，北大退檔的理由只有一個：“高考成績過低，據我校教學強度，若錄取該生，考生入校後極有可能因完不成學業被退學。本着以人為本，為考生負責的態度，特向貴辦申請退檔。”這話的核心是考生自身條件不符合學校規定，而且也是基於學校對考生的自主選擇權。然而失策的地方在於，作為一所標杆性的全國重點大學，甚至是世界知名大學，北大居然假定了學生的“朽木不可雕也”。這既是對學校“有教無類”使命的違背，也是對自身教學水平的不自信。當發現考生條件不符合學校標準時，北大隻是單純地和地方招辦做溝通，卻未能和當事人直接聯繫，委婉“勸退”，而當事人本身就有放棄的意願。

實話講，北大的處理方式其實並沒有做到“為考生負責”。其實在時間發酵之後，北大會錄取這兩位考生是一件確定的事情。因為作為一所公立部屬大學，北大也承擔着一部分國家政治責任。此次招生事關國家專項計劃，若是北大不錄取這兩位學生，無助於國家的公信力，所謂平衡教育資源也會淪為一紙空談。但若北大仍然堅守作為一流院校的尊嚴，那麼完全可以在應對方式上做得靈活彈性：既然擔心課業是否跟得上，那麼可以預科錄取，次年進行正式錄取審核，或者繼續本應該在危機開始前就有的“勸退”。然而現在忙不迭送認錯並補錄回兩位考生，更多是一種息事寧人的政客心態。看上去是積極回應了社會，卻反倒令自己變得理虧。有的時候，眾聲喧譁只是嗓門大，卻未必説得都對。整個事件中北大的公關運作顯得幼稚而又荒謬，既沒有很好的表達清楚自己的合理立場，也沒有真正做到從學生的角度出發。

追根究底，這反映了北大象牙塔上的“書生意氣”，不客氣一些則是一股精英的傲慢。精英主義雖然有對社會三六九等的預設與成見，但對精英自身也有更嚴苛的要求——更多的社會表率以及更多的社會責任。也因為這種精神，在泰坦尼克號頭等艙中的達官顯貴們，可以將生還的機會留給最草根的婦女和兒童，並坦然迎接自己的死亡。

以北大的學術實力，毋庸置疑有傲慢的資本，但若因為傲慢而產生了偏見，則會忘記教育最本真的目的，那樣便真的滑落進人們一直擔心的“精緻利己主義”，變成一種“偽精英”。如果北大真的有精英責任，那麼就不會在考慮事情時繞考低分考生而自顧安排。如果北大真的有精英信仰，那麼就不會在輿論聲浪前，選擇盲目順從和低頭，退卻立場。

我想這次事件對北大的意義，不能只侷限在以後如何完善招生程序這樣膚淺和功利的層面，而是更多應該使北大去思考在浮躁喧譁的後現代社會中，如何扮演好一個睿智與遠見的教育者角色，堅定本心並以學生為本。若是北大真的能夠砥礪前行，那才真的是整個中國高等教育界的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