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這幫中產階級，他們的存在感和優越感是怎麼來的？_風聞

造就第402位講者  楊柳

南京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電影文化研究學者

首先問大家一個問題，什麼是中產階級？

中產階級是一個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經常看到和使用的一個詞彙。但當我們在使用這個詞時，其實彼此之間的定義是不一樣的。

我再問大家一個問題，什麼是中產階級的形象？

你會發現，在當代的這種語境中，中產階級的形象，非常模稜兩可。

有時候，我們會把他們想象成為媒體宣傳中的事業非常成功的人士。但在大多數時候，他們又被泛化成為了社會中流砥柱的大多數成員。我們有的時候會叫他們白領，更多的時候，還會稱他們為中間階層（Middle Class）。

為什麼會有這樣一個模糊的形象的存在呢？

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中產階級作為一種舶來的身份，在本土的嫁接的過程中，形成了一個斷裂和扭曲的狀態。

那這個狀態是誰帶來的呢？

我們不得不思考，就是我們當代消費社會中的傳媒。所有的視聽傳媒，在這個時代，幾乎都希望用中產階級的這種符號去打造，或者去想象、去傳播一種新的消費景觀。

如何正確定義中產階級？

在1968年，著名的戲劇家Arthur  Miller在其劇本《代價》中曾説到：

過去一個人如果難受的話，他也許上教堂，也許鬧革命。今天你如果難受的話，不知所措，怎麼辦呢？去消費！

△ Authur·Miller 20世紀美國戲劇三大家之一，代表作《推銷員之死》、《薩勒姆的女巫》

也就是説，消費——它承載了幾乎是宗教和政治，還有生產活動所能夠帶來的文化整合與社會內化的功能。我們的社會逐漸從一個生產型的社會，轉向成了一個消費型的社會。

可能大家以為消費社會是一個經濟學概念，它其實也是一個文化形態的概念。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的人生觀，價值觀，我們的認知體驗因此被全面地革新了。

20世紀初，在西方消費社會，出現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中產階級大量湧現。

由於福特主義（Fordism）的工業生產方式被應用在許多行業中（即生產線標準化批量化的生產方式），大大節約了勞動成本和勞動時間，造成了生產結構和消費結構的變化：從事生產的工人越來越少了，都被機器代替了。與此同時，管理、協調和負責技術服務和支持的人員在增加。

在消費社會的體系下，中產階級在迅速的膨脹，這個時候就出現了一個變化：

在過去，我們劃分階層的標準可能是財富，但是到了消費社會的中產階級的大量湧現的時候，我們就會發現它的劃分軸線變化了，變成了職業。

△中產階級劃分方式變化

所以這也是我的一些學生的困惑。他們在畢業以後，從事着影視行業的服務和管理等工作，跟我抱怨説：

“老師，我忙成狗，我掙的錢就一丟丟，我是中產階級嗎？”

我説：“你是，因為你不是體力勞動者和直接的生產者。”

所以，中產階級不再是由我們認為的財富、物質佔有的多寡來劃分，它更多的是由工作性質、生活方式，以及心理認同，包括社會地位來劃分的。

在工作性質上，他首先不從事於直接的生產，更多的是負責提供技術、服務、管理和協調分配的工作。

其次，他們要依託於龐大的機構生存。

再其次，他們是伴隨着後工業化的階段產生的。

綜合這樣一些特徵的話，我們今天的中產階級形象，大概是這幾類人：例如政府職員、企業高管和工作人員、技術人員、教師等。

他們的特點，更多的表現在他們的生活方式和對自己的心理認同上：

他們跟工人階層不一樣，工人階層生產的是實實在在的東西。他們生產完以後，自己能看到，有實踐操作能力，有一種成就感。

他們也跟過去的傳統貴族階層和大資產階級不一樣，貴族階層有先天的高貴血統；大資產階級有獨立的財產依託，他們都非常有底氣。

中產階級，既不能直接生產產品，又不能有貴族或財產的依託，怎麼辦呢？他們特別容易產生心理焦慮，特別需要一種社會認同和尊敬。他們往往通過消費和佔有越來越多的文化資本來獲得優越感，來粉飾和體現自己的地位。

這些曾經都是貴族們在良好的家庭出身、教育背景、經濟背景基礎上與生俱來的文化特徵。所以，中產階級是一個格外講究品位、格調和審美的階層。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發現，我們身邊會存在着一些可以被形容為“小資”的朋友，他們往往會喜歡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並且引以為傲。

這種態度其實是一種很典型的中產階級態度：在經濟上，我沒有那麼高的地位，沒關係。我可以在文化上，在消費這種文化成本上，顯示出來我與平民，我與這些“土老帽”，所謂的這些大資產階級們的不同。

在西方，伴隨着消費社會的發展，中產階級幾乎成了一個社會中非常穩定的能夠支撐大規模消費的中堅力量，形成了一個橄欖球結構的中間的圓形。

但其實，無論是西方還是中國當下社會，都存在一個問題：消費的和物質產品的極大豐富，相對於我們的需求來説是過剩的。

這時候，商品大量存在一種符號化的傾向，用符號表達某種價值來進一步吸引人們去消費。消費社會的各種傳媒不再只負責傳遞信息，而是利用和操控商品的形象符號來不斷引發消費慾望、製造消費神話，購買某種商品是為了獲得其本身不可能擁有的意義和地位。

我們看到這兩顆獼猴桃，剛看到它們的時候，你覺得太可愛、太萌了，看起來非常的女性化、非常的健康。你覺得吃了它，就好像做完那張面膜一樣。

事實上吃了以後是不會有這種效果的。

它在販賣一種符號背後的價值和理念，它在説**：“買我吧！我刺激你的消費慾望。你買我，會得到我背後的一些東西。”**

其實明知得不到，但是我們還是很愚蠢。因為我自從看了這個廣告以後，我在商場消費的時候，永遠買這個品牌的獼猴桃。

這就是現代的消費社會，對我們的洗腦。

同樣的，中產階級被當做消費社會的原動力，他們的形象也被打造成了一堆符號，比如説快樂、幸福、富足、健康、時尚、美麗……我們看到了太多太多的影視作品中呈現這樣的東西。

中國的中產階級，和消費社會的狀況，又有所不同了。中國是在上個世紀90年代的中期開始,由於我們的這個社會經濟的轉型和全球資本進入，自然而然，我們在大中城市形成了一種強烈的消費主義的潮流。

我們看到了一種現代化商品批量生產和傳媒工業發展背景下的大規模消費。所有的城市居民，他們對這種節日消費、休閒消費、炫耀性消費等等的消費活動都非常熟悉。即使是生活在中國山區邊區的人們，他們也可以通過電視或廣告，感受到和城市中產階級一樣的消費慾望的衝擊。

“電影故事本身，幾乎淪為廣告和旅遊宣傳片”

最有趣的現象是，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幾乎絕大部份的中國媒體,把目光全集中在了中產階級的品位和趣味上面。

我們看到在一堆的廣告裏面，都是各種各樣的，蹦的、跳的、非常活躍非常有氣勢的中產階級。讓我們誤以為，現在的中國社會，應該是一箇中產階級極大發展、膨脹的社會吧。

但是事實並不是這樣的。

在90年代到2000年初的社會學學者的較權威的研究裏，以及全國性抽樣調查的報告，比如説像陸學藝、李春玲的研究，都在告訴我們説：在中國，中產階級是人數非常少的一個階層。

包括CHFS（中國家庭金融調查）、瑞信的調查報告也顯示，儘管近年來中產階級的數量在極度地膨脹，但是中國的中產階級，到現在為止仍然是一個金字塔結構的頂端，它不是一個橄欖球結構的中間部分。

所以我們有一個非常奇怪，也值得反思的現象：我們的中產階級，是由境外的中產階級形象和媒體，對我們的反哺、培植、餵養，建立起來的中產階級形象。

這也是為什麼直到今天，我們的很多中產階級形象都是模糊的。因為我們直接借鑑了太多的國外的東西，沒有本土化。而本土化的東西里，又有太多的我們中產階級品格的失範。

中產階級在中國有一個特殊性，我們會看到西方的中產階級，它是有一個很長期的發展過程的，有一個代際的繼承性。這個代際的繼承性，讓它的發展非常緩慢、穩定，中產階級的品格非常明確。

但是中國不是這樣的，中國現在的中產階級，幾乎都是第一代和第二代，所以你會發現，他們身上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他們很多人有暴發户的心態，非常喜歡炫耀性的消費。

更典型的是，由於我們是有一個體制轉型的過程，**很多中產階級的工作，是依附於體制、****依附於權力體系的，所以他們的身上往往有一種心甘情願的虛無，和迫不得已的犬儒。**當我們在面對一些社會的誠信危機、公共的道德問題時，我們想象説，中產階級也許是一個精英階層，他們應該站出來發聲吧。

不是的，他們大部分時候，可能會選擇不作為或不相信。

我們説的犬儒主義，其實是英語單詞cynicism，它是指一個人對社會不滿意，但是他不去積極地抵抗，他用一種非常消極的態度去忍耐，或者是用一些憤世嫉俗的姿態去躲避。

仔細想一想，你的父輩母輩裏面，經常會跟你説一句話：“遇到什麼什麼事可別管，我們管好自己就行了。”這是一個很傳統的、很習慣的、我們的這種體制帶來的中產階級特徵。

中產階級在中國，人數少、底子薄，往往是以境外的中產階級為參照。媒體和他們對其自身的想象，其實大於他們自己的成長。由於他們的經濟和社會地位，以及媒體的力量，把他們推到了幕前，讓他們幾乎代替了大多數人的聲音，形成了一個潛在的話語霸權。

這個話語霸權，就很好地體現在了中國當代的商業電影中。

隨着中國消費社會的發展，商業電影，尤其是在不斷湧現的都市題材的影片中，我們會發現，其中明顯地體現出了這個時代的中產階級的特徵——當品位和格調成為判斷一個階層的標準的時候，電影中就是要給你展現大量的中產階級符號，去引領你更好地消費。

所以，我們在電影中看到了無數直衝雲霄的大廈，華麗的酒店，昂貴的山間度假別墅，浪漫的party，異域的風光，名貴的跑車、遊輪，美食美酒，俊男靚女，旅遊和度假……

電影不再是傳統的電影了，敍事的完整，讓位於符號的展現；

故事本身，幾乎淪為廣告和旅遊宣傳片。

同樣，在這樣的一種消費環境中，要求人們要重塑自己的道德，和重塑自己的靈魂和人格。

什麼樣的道德和人格呢？

享樂主義的倫理道德，和自戀型的人格。

其實中產階級在本質上，就具有一種自戀主義的人格傾向。

因為這個階層，他是最怕淪落到底層，他也最難進入到上層。他們有一種先天的焦慮，決定了他們要一種強烈的社會認同感與社會地位感。

他們會不斷地打造自我的價值，讓自我覺得：我適合，我可以，我是厲害的，我是得到認同的。這個偏好有時候會造成一個過於自我認同之後的自戀文化。

為什麼會產生享樂主義的倫理呢？

中產階級，往往是依附於現代的大企業制度和龐大機構而生存的，他們也有很多的管理規則和組織的紀律性。當這種平時工作中的條框越明確、越具體、越限制的時候，他們在私下裏，越渴望一種靈魂的自由和精神的補償。

但是他們往往找錯了方向，他們很可能找到了一個東西，叫作身體工業。

法國的哲學家讓·鮑德里亞曾經説過：

“在消費的全套裝備中，有一種比其他一切都更美麗、更珍貴、更光彩奪目的物品——它比負載了全部內涵的汽車還要負載了更沉重的內涵，這便是身體。”

因為消費社會永遠要為你打造一個完美的、工業化的身體，讓你去檢視它，讓你去衡量自己：

“我是不是哪裏還不行，還不夠瘦？”

“我是不是應該再用某某產品，再買一些東西，來裝點我的身體？”

身體的美麗健康與否，代表的不只是肉體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它負載了一個人生活層次、社會地位、審美取向、消費能力的內涵，身體的完美與否很大程度上是關係着階級身份的高貴與否。

中產階級由於這樣一種自戀人格，這種對自我極度肯定的要求，他們反而是最擅長於在電影中，尋找這種年輕、苗條、性感的身體的一些觀眾，他們通過這個身體來對照自己，來讓自己進入到一個**“合格的”中產階級的形象**範疇之內。

即使這些形象範疇非常酷，這些倫理道德非常新穎，我們的電影中體現出來的中產階級形象，依然有很多問題。

比如説2010年的《杜拉拉昇職記》，這部電影它是根據原著小説改編的，但是它改編得其實是一個南轅北轍的方向。

原著小説講的是一個女孩子奮鬥成功的故事，是一個草根的故事。電影講的是一個寫字樓裏上下級之間的三角戀故事。

原著講的是一個個人職場奮鬥打拼過程中的浴血奮戰，不斷精進自己向前衝的一種可能性。

電影講的是一個女孩子可以玩着、美着、浪漫着，最後還能愛情和事業雙豐收的邏輯。

雖然現在全球的中產階級中都盛行享樂主義、實用主義、虛無主義，但是我們會發現在好萊塢的同類影片中，比如《穿普拉達的女王》，比如一些電視劇《慾望都市》、《絕望的主婦》、《大小謊言》等，它們即使展現了很多的紅男綠女、聲色犬馬，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還是能夠從中看到很多挑釁、反叛和戲謔中產階級文化的那種小火花。

所以《杜拉拉昇職記》這部電影，在當時成為一個新的票房高峯，這本身就是我們自己文化狀態的問題。

今年五一檔的現象級影片《後來的我們》，這部電影中把兩個男女主角在重逢相遇的時空，拍成了黑白片。非常沉悶和壓抑。

電影的邏輯是什麼？

是説男主角見清作為一個很成功的準金領的遊戲設計師，作為一個年近中年的男性，他有他自己的社會身份、事業，也有他的妻子和兒子。

但是，這一切都被降格和貶損為了前任離開後，對他的一種生命的懲罰和失去。為了表現他的不幸，他的妻子在僅有的幾個鏡頭裏面，被安排成了不斷的用手機來查崗的一個女性，和不斷的抱怨説孩子上學難的怨婦。

在這樣的一類影片中，中產階級的社會責任和家庭責任，幾乎是蕩然無存的。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包括以上幾部電影在內，都有偷情、一夜情、第三者、試婚等情節場面來進一步滿足正常愛情、婚姻以外的性的慾望，進一步把感官需求通過更刺激和更具有滿足感的方式放大。

有學者就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中產階級就是關注自我慾望的極大化滿足，就是追捧炫耀性消費和富有刺激性的偷情——因為在中國當前的社會背景下，炫耀性消費和偷情頻率是中產階級文化身份最有效的表達方式，是中產階級顯示財力、能力和地位的最佳形式。”

中產階級的這種神話，是可以一瞬間輕易幻滅掉的

近年來，隨着電影產業多元化發展和觀眾品位的逐漸成熟，他們可能更希望看到現實生活中的中產階級真正的樣子。

包括很多電影人，也開始反思和批判我們中產階級這種道德規訓裏一些缺陷和不足。

比如説今年年初的《暴裂無聲》，我們看到前景的男性形象徐文傑，在電影中演了一個律師：助紂為虐、道貌岸然。電影用一種極其簡潔的隱喻般的手法，告訴我們這個社會中的中間階層，有時候是道德失範的。

再看今年大熱的女性主義的影片《找到你》，姚晨在裏面演了一個律師，叫李捷。看起來非常地強勢、精明、幹練。這個女性似乎掌控着自己的人生。但是，當她的孩子丟失後，她那個華麗的中產階級的外衣，一下子就被剝去了。

她是一個什麼樣的女性？是一個無法平衡事業和家庭的女性，她的丈夫要跟她離婚，她的婆婆直接對她硬暴力，她的存摺裏面，連30萬都拿不出來給綁匪。

她是一個需要在高度競爭的環境中，用喝酒這樣的廉價方式去拉客户的人。我們在這樣的女性身上看到了，在中國現實社會最大的都市當中看起來最強勢的女性——她依然那麼的弱小，那麼的悲哀。

中產階級的這種神話，是可以輕易幻滅掉的，一瞬間。

那我們還看到了一些更無恥，更無底線的中產階級的男性形象。《嘉年華》中的政府官員性侵了未成年的少女，警察隊長，包括賓館的男老闆，包括鑑定科的這些男醫生們，這些中產階級形象，幾乎完全喪失了自己的道德底線。而且他們其實是成為一個社會的施暴者，或者是暴力的縱容者和包庇者。

這些電影讓我們反思我們今天中產階級這種文化，尤其在這樣一個消費主義甚囂塵上的時代，它所存在的問題。

為什麼我們需要這樣一個神話？

我們既然知道了，在這樣的一個消費社會的時代，在這樣一個電影的內部和外部的需求中，中產階級形象被推到了前台，形成了一個神話。而在這個神話的背後，其實是一種商業符號操控下的精神危機，和人的品格的一種巨大的缺陷。

但為什麼我們自己，我們今天的電影，還是想消費這樣的中產階級的形象和中產階級的神話呢？

不得不承認的是，這樣一系列的中產階級符號，它們可以讓我們更快地、更便捷地去消費，它可以讓我們的內心產生更多的慾望和幻想。

它們讓人們在這樣一個發展中的瞬息萬變的消費社會中，能夠比較順利地找到自己的身份認同的標準和途徑。

找到一種所謂的“安全感”，一種所謂的“常態”。

這恐怕，也是當前大部分的國人，所急迫需要的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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