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沒人能談論性侵，那就由我來做這件事吧_風聞

來源：一席

伊藤詩織，日本記者，《黑箱》作者。

我於是意識到，好，如果我已決心赴死，那我會在死去之前竭盡所能，借新聞之口，講述自己的故事。假如沒人能談論這件事，那我就用自身的經歷做例子好了。

黑箱

好亮啊，我都看不清你們的臉了。你們好，謝謝你們今天來。我的名字叫伊藤詩織，剛剛在中國出版了我的書《黑箱》。今天我要聊的是一個不太容易談論的話題——性暴力。

在日本，要談論這個話題相當之難，某些地區也會把這一話題看做是禁忌。所以你們今天能來聽我講，我非常開心。不過我得提醒你們，今天的演講會很沉重，但好在我們擁有彼此。所以從現在開始，我們就來聊聊性暴力吧。

一直以來，我的夢想都是成為一名記者。我發現媒體這片天地主要是由男性主導的，尤其是在日本。

正如你們在這張照片中看到的：中間唯一一位女性就是我。這是在日本前首相的新聞發佈會，我身邊絕大多數的記者都是男性。

在日本，情況正是如此。作為女性記者，我有時必須要拼盡全力。但我相信講述，也相信真相，所以我深愛着我的事業。但正如你們剛剛看到的，在我的事業剛起步時，我被一位位高權重的記者前輩性侵了。從那天起，我生活中的很多事情都變了。

調查人員對我説，假如我報告了這個案子，以後就再也不能在日本工作了。在我試圖向警方報告此案的過程中，我的確感受到了來自社會、來自媒體的種種壓力。

事發之後我去報警，警察也對我説：詩織，我覺得你不能再在日本工作了。所以自那之後，我開始嘗試和外國媒體合作。這是我做過的報道之一，我去了南美的秘魯，探訪了可卡因種植的熱帶叢林。

這是哥倫比亞，我報道了最為古老、存在時間最長的游擊隊，也是在那個時候，他們達成了和平協定。我採訪了一位前游擊隊隊員，同時也是一位女性。

這是在日本，有關“孤獨死”的報道。

這是我現在正在做的一個項目，在西非的塞拉利昂。

我不知道你們了不瞭解FGM，就是女性割禮（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割禮對女性的傷害特別大，但在非洲和亞洲，這種做法仍然存在。這是另一個全然不同的話題，所以我不會過多深入。

然而在我遭遇性暴力之後，我更多地同這個話題有了聯繫——不同地區的女性與兒童的生存境遇。不管我報道的主題是什麼，也不管我是用紀錄片或是新聞報道的形式，我總是能和這樣的人相遇。比如屏幕中這個女孩，她為了讓自己的兒子能夠保護自己，改善社會，而費心養育他。這就是我的主要工作。

今天，我想談談我們應該如何阻止性暴力，以及性暴力是什麼。首先，我想聊聊“同意”的概念。不幸的是，在日本的強姦法中，不曾界定何謂“同意”。這是很大的一個問題，我想展示其中一例。

這是NHK，也就是日本的公共電視台做的一個調查。他們做了這樣一個問卷調查：以下哪種行為會讓對方誤解你已“同意上牀”？如你們所見，一些人回答，如果兩個人單獨吃晚飯或在外面吃飯，11%的人認為對方就是同意上牀。你們敢相信嗎？但這可是NHK的調查結果啊。

另一個問題是，假如兩人乘坐同一輛車，23%的人認為對方同意上牀。如果你喝醉了，35%的人認為這是默許性的發生。我們每天都要工作，每天都在生活，這些就可以表示同意？這太可怕了。

我們為什麼對“同意”的概念一無所知？因為學校不教我們。尤其是像我就讀的公共學校，他們從來都對“同意”避而不談。我在學校學到的，不知道你們是不是也是這樣，就是女生到一個教室，男生到另一個教室，大家分開學習性知識。比如學習性傳染病有多可怕，僅此而已，因為他們不想談論性本身。

屏幕上列出的所有選項：一起喝酒，一起吃飯，一起乘車，喝醉酒，這些都不表示同意。希望你們能懂我的意思。

這是一位年僅四歲的性侵倖存者，我在塞拉利昂和她聊過天。圖中是她在用娃娃解釋當時的情況。

她的母親是怎麼發現自己的女兒被強暴了呢？是因為她教她女兒：女兒，如果有人碰你的身體，碰到比基尼或泳裝能覆蓋的部分，這是不可以的，並且這不是你的錯，如果發生這樣的事，你可以告訴媽媽。

然後這個4歲的小女孩對她説：媽媽，爸爸就是這麼做的。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她的母親才得知了女兒被丈夫強暴的事。我這裏想要強調的是，尤其是對於孩子而言，他們並不知道發生了什麼。

我們應該教會孩子的是：首先，如果這件事發生了，這並不是你的錯。其次我們需要創造一個安全的空間，讓他們能夠向父母或任何可以求助的人報告。這件事最困難的地方在於，性教育永遠是個話題，因為要改變教育真的太難了。

在日本也是如此，到今天性教育依然落後，我們從不去談什麼是“同意”，也不會教孩子關於男性和女性生殖器官的知識，但如果孩子們連性器官都不瞭解，他們怎麼去解釋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一切呢？

在塞拉利昂的這家性侵犯救助中心，90%的受害者都是兒童。正因為他們不知道怎麼去描述，他們總是會説，有人從我後面做了那件事。他們沒辦法描述，因為他們根本不知道性器官的名稱。因此，性教育真的太重要了，如果學校不能做，那麼就像這位母親一樣，在家裏完成。

另外我們需要改變的還有社會層面的救助。性侵犯在我身上發生的時候，我根本不知道要怎麼做。我當時發現在東京只有一家24小時營業的性侵犯救助中心，我打電話給他們，當時還是害怕極了。但他們和我説，我必須符合條件才行，所以必須由我本人到那裏面談。

那家救助中心距離我的住處有兩個多小時的路程，我沒辦法前去，我當時太害怕了，出不了門，沒辦法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所以最後就沒去。而這類的性侵犯救助中心必須更容易找到，它應該以醫院為依託，或是任何我們可以馬上聯繫到的地方。因為在你遭受這種事之後，你首先需要的就是提供物證。

我這裏想舉一個例子，是我在斯德哥爾摩探訪過的一家醫院，他們有一個365天都是24小時營業的性侵犯救助中心。如果你去到這家醫院，他們會幫你搜集你需要的物證。

▲ 斯德哥爾摩南綜合醫院“強姦受害緊急救助中心”

他們做得非常好的一件事是，他們會替你保留六個月的證據。因為對於遭遇性侵犯的受害者和倖存者而言，他們可能當下不知道該怎麼做。因為通常來説，這類犯罪中有90%的施害者是你認識的人，可能是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上司。因此你會困惑：我要不要去報警呢？如果報警的話，我們的關係怎麼辦？我的生活會發生什麼改變？你需要時間去考慮這些問題。

這家醫院會替你保存物證，這在之後的調查階段是非常關鍵的，也能給你半年的時間去捋順。在這裏你還可以接受心理輔導，這同樣是必要的。因此我們確實需要更多能夠第一時間就聯繫到的性侵犯救助中心。

這是性暴力受害物證採集包。

簡單來説就是你拿到物證之後，需要報告是身體的哪些部分受到了侵犯。這是日本做的一項調查，只有大約4.3%的受害者會選擇報警。為什麼？為什麼約有96%的受害者都決定不報警呢？因為大部分情況下，有90%的性侵案件都是熟人之間發生的。

要知道，性暴力或者性騷擾的施害者，通常是那些比你更有權勢的人，可能是你的老師，你的父親，你的上司，這就使得報告性侵犯難上加難。為什麼在日本報告性侵犯這麼難呢？因為警察系統中只有8%的警官是女性。你要報警的話必須和男性警官報告，這真的太難了，非常困難。

我的情況也是一樣。我到了警局，想要報告發生的事，我不得不求接待處為我分配一名女性警官。我和這名女性警官聊了大約兩個小時，我抽泣，大哭，害怕得不行。但在談話結束的時候，這位女性警官説，非常抱歉，我是交通部門的，我沒辦法接手你的案件，請和更高層的男性調查人員講吧。

這裏的問題在於，不光是日本的女性警官人數少，並且職位較高的女性警官人數更少，這是日本存在的問題之一。我經歷的另外一件事是，在有些情況下，你必須要重現強姦經過。

這件事同樣發生在我身上。我必須躺在墊子上，然後兩三個男警官拿過來一個真人大小的人偶，放在我身上，他們要求我用人偶重現那場噩夢，重現強姦的過程，然後他們拿出相機拍照存證。這一切發生時，我記得自己不得不封閉所有的感受，因為這太恐怖了，太過戲劇化了。

我和其他倖存者聊到她們為什麼沒能報警的時候，她們説，因為我們不得不和男警官聊這件事，他們非但不懂，還會質疑你，而且你還必須回憶犯罪現場，回憶那絕對不想去回想的一幕幕；你可能還得重現這段經歷，從生理本能上就不想去碰觸的回憶。這些讓倖存者報告性侵犯難上加難。

你們可以看到，這是一份不同國家的性暴力、強姦案發生的件數的排名，這個排名只計算報告了的性侵犯的案件數量。你可能會認為，瑞典的案件數這麼高，肯定是個危險的國家。

但事實是，就像我之前説的，是因為在瑞典，更容易報告性侵犯案件，因為你會有六個月的時間去思考。另外他們計算性侵犯案件的方式不同，一次強姦就算一次。這也是他們報告性侵犯的案件數相對較多的原因之一。

這裏日本的數據是1.1%，排名第73。如果你看到這個數字，你不能這樣想：好吧，在日本這類案件不會發生。並不是這樣的。因為只有4%的受害者會選擇報告性侵犯案件，這就是為什麼這個數目如此之少。

有人説，強暴是被隱藏最深、報警最少的重大犯罪。（喬恩·克拉考爾《米蘇拉：一起動搖名牌大學生的性侵事件與司法制度》）這種犯罪如此重大，卻無人報警，因為報警真的太難了。不光是在日本，美國、英國，世界各地都是如此，包括在中國，我相信也是這樣。我們要做的，也是我認為我需要做的，是向世界講述我的故事，講出真相，講述發生的事。然而現實卻是，沒有人真的樂意去談論它。

在日本，如果有人報告強姦案，他們甚至從來不用“強姦”這個詞，他們用的詞是“侵犯”。如果受害的倖存者年紀比較小，他們會用いたずら，意思是被騙了。這些詞並沒有展示發生的全部事實，所以我認為，報告強姦案以便了解實情是需要邁出的第一步。

▲ Mary F. Calvert新聞攝影作品

2016年，我在“世界新聞攝影展”看到了這張照片。每年這個展覽都會設置排名，在世界範圍內選出最優秀的新聞攝影作品。我看見這張照片時，調查已經進行了一年半時間，也正是在這個時候，檢察官決定放棄我的案子。

我們已經蒐集了DNA作為證據，調取了監視器拍攝的內容，還找到了當晚的出租車司機，他也作證説我是被拖進賓館的。儘管如此，我的案子還是被擱置了，我完全對日本的司法體系喪失了信心。

我當時很害怕，因為在他們放棄我的案子之前，法院分明對那個男人下發了逮捕令。因為他住在美國，他們已經到了機場準備實施逮捕，然而警方高層卻當場叫停了逮捕。

我之前從來沒有聽説過這樣的先例，警方居然會阻止法院下達的命令。這種情況在嫌疑人逃往國外的時候可能會發生，但在那時，他們萬事俱備，證據在手。

我沒有相關證據，但很多人都懷疑當時是有權力介入。因為強姦我的那個人曾經為首相寫過兩部自傳，他是如此深入地涉足到政治權力的世界。總之，這個案子最終還是被叫停了。我不知道如何在日本社會繼續生存下去，他如今已經得知了我的所作所為。人們告訴我説，你沒法再在日本工作下去了。

我失去了向日本媒體講述事實的希望，但當我在“世界新聞報道攝影展”看到這幅照片時，我又重新燃起了信心。因為這張照片告訴我：強姦也是新聞。那時候人人都説：強姦何時何地都有，根本算不上新聞。但在這裏，強姦是新聞。

這張作品的作者是瑪麗·F·卡爾弗特，她長期追蹤報道了性暴力受害者及其家庭在性暴力發生之後的經歷——並非事情發生了，之後就結束了，而是你不得不在一系列連鎖反應中掙扎求生。所以她用鏡頭捕捉到了倖存者的這些瞬間，記錄下了這些故事。

▲ Mary F. Calvert

這是其中一個女孩日記中的一頁。她叫凱莉。照片上寫着：“要是真這麼容易就好了。”她在日記中畫下了這一幕：她的手腕被刀片割破，傷口開裂。她想停止這種疼痛。我感覺自己就和她一樣，已經準備好做這樣的事了。在經歷了這一切之後，我不知道該如何生存下去。

這張照片是凱莉的父親葛瑞。

▲ Mary F. Calvert新聞攝影作品

他是個單身父親，獨自撫養凱莉長大。凱莉去世後，他從未改變過她房間的樣子，就好像她從未離開那裏。我看到這張照片的時候想起了自己的父親，如果我真的這麼做了，受傷害的是我的家人。

正因為這兩張照片，讓我感受了新聞和真實的力量。不幸的是，凱莉已經不在人世，但正因為有了瑪麗的作品，我得以感知她的痛苦，瞭解她傳達的訊息，感受這位仍活在世間的父親的掙扎。

我於是意識到，好，如果我已決心赴死，那我會在死去之前竭盡所能，借新聞之口，講述自己的故事。假如沒人能談論這件事，那我就用自身的經歷做例子好了。我多希望我不必這麼做，因為作為一名記者，談論自己是多麼不符合新聞價值的事，但除此之外我別無他法。

從我看到這張照片起，我便下定決心，就由我來做這件事吧。於是2017年5月，我決定向公眾講述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我為什麼要談論這件事，以及我們多麼需要去改變我們的強姦法。

▲ 2017年5月29日，伊藤詩織在新聞發佈會上。Tsutomu Harigaya/攝。

幸運的是，幾個星期之後，日本修訂了強姦法。這個改變雖如此微小，於我們而言卻是巨大的進步。在修訂強姦法之前，強姦的最低刑期是3年，而盜竊罪的刑期還要5年。

正如我們看到的那樣，在過去110年間，盜竊罪比強姦罪的刑期還長。如今是兩者的刑期都變成了5年。這個改變真的很小，但至少是改變了。並且這同樣適用於男性受害者，之前男性受害者都不算在性侵受害者之列。這些就是我做出的改變。

同年，政府決定加大資金投入，支持在全國範圍內建立更多家性侵救助中心。我對這個結果還不是特別滿意，我們仍然任重道遠，但不管怎麼説，改變就是件好事。

另外在日本的司法體系中，有一項尤其困難。那就是要證明強姦這一事實，你必須證明有多少過錯在你，你在多大程度上是被迫屈服。但由於日本沒有“同意”的概念，根據瑞典的一項調查，70%的受害者在當下都會身體僵硬，因為他們想活命，所以沒法做出反抗的動作。

雖然調查結果如此，日本司法體系依然認為，受害者必須表現出強烈的反抗動作，才能表示反抗，才能證明強姦的發生。但事實並非如此。所以針對“同意”，我們仍需要作出改變。什麼是“同意”？“不可以”就是“不可以”（No means No），更重要的是，只有“可以”代表“可以”（Only yes means yes）。

最難改變的是哪個方面呢？我們已經談到了教育、社會救助、法律體系、調查過程，有太多需要我們去改變的方面了，但最難改變的就是人們的觀念，是我們怎麼看強姦這項犯罪行為。

我去報警的時候，調查人員和我説，這種事發生得太多了，我們沒辦法調查。“這種事發生得太多了，我們沒辦法調查”，聽到這種説法，我實在太震驚了。

在今天，我認為依然有很多值得去討論的事。去年3月，日本有個案子的裁決結果讓人心涼。有個19歲的女孩，從小被自己的父親強姦，時間長達數年。法官承認了發生的事，但因為她住在家裏，因為她在事發之後仍然每天去上學，法官就説，她還在正常生活，所以既然沒有反抗，就不能證明是強姦。

這都2019年了，當我們談論性侵時，我們究竟在談論什麼？我太震驚了。再説一次，我們需要教育，不光是教育孩子，還有那些手中握有權力的成年人。因為當這類犯罪發生時，權力常常被濫用。

我常用房子作比喻，因為這正是我的真實感受，是我得以解釋發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事的方式。想象我是一座房子，我的根基是性，每個人都有性，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社會性別，這就是我的根基。當我的根基受到侵犯，整座房子便開始搖晃。

自那件事發生之日起，我不知道怎麼如常過日子，我不再知道要怎麼沏咖啡，不再知道哪個抽屜裏放着我的化妝品，我只是終日坐在房間裏，無所事事。我忘記了所有，我已內心空空。

去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給了德尼·慕克維格先生與納迪亞·穆拉德女士，他們竭力阻止將性暴力用作戰爭和武裝衝突的武器。慕克維格博士説，強姦是世界上最廉價的武器。因為這類暴力會摧毀一個人，還會摧毀他們身邊的人，經年累月。

▲ 2018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Dr.Denis Mukwege 和 Ms.Nadia Murad

​

我在這裏想問這樣一個問題：作為個體，我們要如何終止性暴力？我們有太多值得去做的事了，但今天我們在這裏，共同探討性暴力。我希望你們瞭解性暴力是什麼，瞭解它帶去的痛苦，瞭解有諸多渠道可以終止，瞭解每個人都能盡一份力。我相信，只要人人都這樣去做，所產生的能量是無窮的。因為有一天可能會輪到你自己，可能是你的女兒、你的兒子、你真心相愛的人。

就像失去女兒的葛瑞一樣，我想以葛瑞的一番話作為演講的結尾。他説，強姦他女兒的施害者，在兩年前做過一模一樣的事。他相信如果法律體系能夠完美運作，如果那個案子得以伸張正義，凱莉或許還活着。

想想吧，我們當然可以只是聽聽而已，日後無視它，但請把它當做自己的事吧，因為我們永遠不知道它何時會發生在自己身上。我從未想過這件事會發生在我身上，它發生在我最信賴、認為最安全的日本，它沒有發生在秘魯的叢林中，沒有發生在哥倫比亞，沒有發生在非洲，它發生在日本，我自己的家鄉。懇請各位想一想。

我知道，我們有講述故事的能量，因為就像此刻，我站在這裏，談論發生的事，在你們面前説起如此艱難的話題。非常感謝你們能聽我講，非常感謝今天你們來到這裏。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