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大決戰】之廟算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中國歷史研究院”

作者：阿蒙

淮海戰役前全國形勢圖

1948年秋中國人解放軍六十萬軍隊，國民黨八十萬軍隊在長江以北的中原大地上為中國未來命運展開淮海大戰的同時，還有一條看不見硝煙的戰場雙方也正短兵相接，逐鹿中原！

中國共產黨人在艱苦的抗日戰爭中通過不斷地實踐破解了貨幣的密碼，創造性的發明領先世界的貨幣發行理論——將貨幣的發行與糧食、棉花、布匹等物資相結合。獨特的貨幣發行體系支持了抗日根據地的工農業建設，支持了各抗日根據地的財政開支，成功的**打破了日本侵略者企圖以偽幣廉價收購物資、以戰養戰的企圖。**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孤懸於敵後，各根據地人員、物資來往少，為適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游擊戰作戰方式，黨中央規定：各個根據地貨幣“互不流通”；財政上實行“統一領導、分散經營”。這個政策一方面提高了各抗日根據地發展經濟、獨立解決財政困難的積極性，有利於克服暫時的財政困難；一方面敵我拉鋸頻繁，敵佔我某塊根據地如奪取晉察冀邊幣不能拿到山東花；同時也增加了日寇偽造邊幣的難度，僅華中抗日根據地就有鹽阜、江準、準南、準北、準海等銀行發行的圖樣不一的貨幣。

國共內戰初期中共是守勢，黨中央沿用了抗戰時期的財政、貨幣政策。1947年下半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向國民黨軍隊反攻，大兵團跨區域作戰方式的產生引發了新的問題，華東野戰軍到冀魯豫解放區作戰帶來的“北海幣”如何使用？

解放區的財政工作，過去是在中央統一政策指導下，實行分區自理、各自為政、自給自足的辦法。長期的分散經營，滋長了分散主義和本位主義。1946年底中國人民解放軍粉碎了國民黨全面進攻，晉察冀、晉冀魯豫兩邊區與山東的渤海區、西北的河河東地區已基本連成一片。抗戰結束後解放區的一些幹部以為和平已經到來，對戰爭形勢估計不足。因此帶來盲目的要求提高待遇，靠增發貨幣解決財政開支導致貨幣超發；財政管理不嚴，貪污浪費嚴重；對國統區工業產品進入解放區不加理睬，放任奢侈品如洋煙、美國白糖、紡織品進入解放區；國民黨大量發行法幣套取根據地糧食等物資，而解放區對法幣在本區流動聽之任之；因此造成物價暴漲，晉冀魯豫區1946 年4 月開始價格大幅度上漲，其中糧價上漲1.5倍至2倍；一般物價也上漲了1至1.5倍，上漲勢頭不是階梯式的，是跳躍式的直線式的暴漲，連續暴漲20多天，雖然解放區公營貿易公司及時放出一批物資平抑了物價暴漲，但物價暴漲對解放區經濟造成極大的危害。

董必武參加華北財經會議

1947 年1 月，晉察冀中央局向中央建議召開華北財經會議，對過去出現的問題加以總結，以更好的解決當前出現的財政困難，同時解決“華北貨幣不統一”等問題。

中央接受了晉察冀中央局的建議，委任董必武為華北財經辦事處主任。董必武赴會途經晉察冀野戰軍司令部，面見中央工委劉少奇、朱德時談到發行統一貨幣時，劉少奇發表意見，“統一貨幣要認真研究主客觀條件，不要過早勉強統一。”⑴

當年4月在邯鄲召開華北財經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晉察冀、晉冀魯豫、山東、晉綏、陝甘寧五個解放區的財政經濟部門的負責人，會議交流了各個解放區的工作經驗，就反攻時期各解放區財政經濟工作如何統一、財政如何保證軍費開支和貨幣如何統—以支持野戰軍作戰的需要做了研究。會議出台了**《華北財政經濟會議決定》****，決議涵蓋了解放區財政、税收、金融等內容，貨幣方面規定了各解放區貨幣兑換比價**。在冀南與冀中，太嶽與呂梁接壤地區建立了雙方貨幣混合市場，冀鈔（晉冀魯豫解放區冀南銀行發行的貨幣）、邊幣（晉察冀邊區銀行發行的貨幣）的混合市場達十處，混合帶東西長48公里，南北長5公里左右，在混合市場內雙方貨幣羣眾均可使用兑換，並設有兑換所，按主要商品價格指數市場比價和供求情況確定比價，混合流通。解放區貨幣邁向統一走出的第一步。

毛澤東轉戰陝北

1947年7月23日毛澤東在小河會議上針對內戰開始後的戰爭形式做出，“敵人的把握放在我們不能長期堅持這一點上，我們的對策就是主力轉入外線，內部精簡節約。”⑵根據黨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我劉鄧、陳謝、陳粟三路大軍成品字形渡過黃河，“以主力打到外線去，將戰爭引向國民黨區域”，拉開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戰略反攻的序幕。

為解決大軍南下供給，華北財經辦事處於1947年11月25日對後勤補給，從軍火到糧食、軍裝做出了規定：“華北各解放區財政應以有餘補不足，爭取收支相對平衡，儘可能少依靠或不依靠發行來支持，同時必須支援南下三大兵團及西北，保證其必要的供給……晉冀魯豫原預算的結餘及降低供給標準後全部結餘，應供給陳粟兵團明年上半年所需（如邯鄲協議所定辦法）及供給劉鄧兵團炮及炮彈，炸藥，代印郵票等，供給陳謝兵團單衣，鞋子，軍工，通訊，醫藥等器材，連同幫助晉綏糧十萬石，解華北財辦糧十二萬石。以上共約三百萬石，爭取從財政上解決，不依靠或少依靠發行。”⑶儘量減少貨幣的發行量，避免因為超發貨幣帶來的通貨膨脹。

針對前期暴露出的問題，華北財辦做出精簡機構，清理村財政，減少財政支出的決定，“華東。a.山東境內（包括渤海區）脱離生產人員應即精簡到五十萬人，並同時充實前線。b.用建立制度，清理財產，整理財政，反對貪污浪費等辦法，明年做到全部收支平衡，並爭取有餘。”減少財政支出也是縮減貨幣發行數量。

儘量平衡各解放區發行貨幣數量，為發行統一貨幣做準備。“各解放區銀行發行貨幣數目，由華北財辦掌握，截到今年年底各區所發行總額及分配數與明年發行計劃，應即報告華北財辦，明年各月發行數目及用途須按月報告，如發行計劃需要變更時，事前須報告並經批准，以便調整各種貸幣比價及籌發中國人民銀行統一貨幣（各種具體問題明年金融會議討論）。”⑷

董必武向各區要了一筆錢，作為華北財辦的基金，各區在其預算中抽出百分之一來給華北財辦。晉察冀給華北財辦糧食三萬大石，山東解放區給鹽一千萬市斤，合糧食三萬大石，冀魯豫解放區給二千萬市斤糧食，合六萬大石多一點，西北也答應給華北財辦一部分糧食。⑸華北財辦為建立統一貨幣做準備。

明確財辦的職權，統一各解放區財政支出，“各解放區在土改時及土改後新政權機構未建成完整形式以前，為使財經工作有統一與有力的領導，各解放區應加強財經辦事處工作，財辦直接領導財政、糧税、經濟、生產、交通、金融、工商、供給、重工各部門，以統一事權，以保證戰爭供給與發展國民經濟。”將華北各個解放區的財經權統一於華北財經委員會。

大兵團的運動戰，作戰區域不固定，華中的部隊轉移到山東，華東的部隊轉移到冀魯豫。財政不統一就無法應付這樣的運動戰。1947年9月14日華野大軍，越津浦路，經過運河至冀魯豫七、三、二、五分區與北路匯合，部隊加上民工，物資供不應求，加以六次大“拉鋸”的戰爭形勢，物資奇缺，通貨膨脹，物價先自河北漲起來，部隊過河後，河南隨漲。此時國共雙方在河南“拉鋸”，人心不安，國民黨飛機晝夜轟炸，集貿市場無人去，華野到冀魯豫帶來北海幣，市場上出現兩種貨幣的混合流通，又無人管理。冀魯豫解放區將冀鈔和北海幣定為一點二比一，羣眾公認一比一（認為都是八路軍的票子）。市場物資緊缺，華野到冀魯豫地界作戰又帶來大量的北海幣，推高了物價。1947年7月23日小麥一斗1600（冀鈔），9月2日就漲至3100元（冀鈔）。也因此晉魯豫邊區下屬的冀南銀行在1947年3月16日發出公告，禁止“北海幣”在本區使用。禁止北海幣在冀魯豫使用妨礙瞭解放區之間的物資交流。

華東財辦的同志向華北財經主任董必武建議“發行統一貨幣”。董必武向中央轉達，並向中央詢問銀行用什麼名稱好。在陝北指揮全國作戰的毛澤東與周恩來、任弼時商量後，於10月8日覆電:“目前建立統一的銀行有點過早，進行準備工作是必要的，至於銀行名稱，可以用中國人民銀行。”⑹發行統一貨幣的意見暫時擱置。

“邯鄲會議”後，各解放區在華北財辦的指導下，無論是在財經工作還是貨幣工作方面，都做出了很大成績。例如晉察冀解放區財政透支從46年上半年的78%(累積數)到47年年底，減為70%(佔發行總額)；從每月來説，由47年八月的81%到十二月，減為59%；從數字上説雖然很大，但性質上是和往年不同，只是財政上的暫時借款，三月以後還要從徵收中償還的。47年度發行計劃財政赤字依靠發行的有1200-1600億（九月原計劃只有271億，因為後來增加5萬軍隊，依靠貨幣的部分也增加了），但這裏應該指出，其中有30萬大石的農貸和收買浮財（摺合邊幣也在1000億以上）也計算在財政支出裏了。這部分糧款的作用，是與消耗性的開支截然不同的，從其性質上説還是屬於經濟性的，財政上基本上擺脱了對發行的依賴**。截止47年12月底，晉察冀解放區公營公司掌握物資數佔發行總額的70%以上（其中有45%的民用必需品），銀行有佔發行總額7%的金銀，兩者合計將近80%**。⑺晉察冀邊區總行業務部部長尚明同志剖析抗戰勝利後到國民黨全面進攻這一階段解放區財經、貨幣所犯得錯誤時説：“從發行路線上説，1947年九月以後我們有基本的轉變，也是從財政發行到經濟發行的轉變。”

隨着人民解放軍戰場上不斷地勝利，**1947 年11 月石家莊解放，晉察冀邊區和晉冀魯豫邊區完全連成一片。解放區的擴大，新的問題產生了。**華北各解放區已經連成一片，各根據地原來各自發行的貨幣需要互相流通，但常常為了搶奪物資互相壓價，引起糾紛。解放區的貨幣有物資做保證，國民黨發行的法幣無任何保證，到了48年，各解放區幣值較法幣堅挺的多，有山東八路拿着“北海幣”（山東解放區發行的貨幣），冀魯豫八路拿着“冀鈔”競先去游擊區（敵我雙方都能到達地區）搶購物資，“一言不合”抄傢伙的也有。由於山東解放區經濟發達晉冀魯豫和晉察冀八路到山東搶購物資，糾紛不斷。冀魯豫解放區的商人到山東解放區採購商品，由於貨幣不統一，“冀鈔”和“北海幣”比價不固定，商人要承擔“匯率”上的損失，影響解放區內部物資交流。各解放區為了解決軍費，支援戰爭不得不增發貨幣，又引起物價不斷上漲。想要保持相互間穩定的兑換比例，必須使各解放區的物價能夠同幅度地上升。解放區財經人員又提出“統一財政”，“統一貨幣”。

黨中央轉戰陝北前第二位騎馬的是任弼時、前一週恩來

與黨中央一道轉戰陝北的任弼時同志代表黨中央致電華北財經委，實事求是的指出：“ 五大戰略區統一財政收支的條件尚未成熟。**過早實行統一，其困難將比各區獨立收支自編預算還要大得多。**因此，目前還只能實行由華北財辦統一政策領導，責成各戰略區獨自經營的方針，準備將來實行解放區財政經濟完全集中統一。”針對貨幣問題指出：“新開闢區與老區尚未聯接的地區，可擴大老區的貨幣流通範圍；離老區較遠的新創建的遊擊根據地，可建立銀行，發行紙幣。高級黨委和財經主管人，要切實掌握髮行數量，鞏固票幣信用，保障金融穩定；絕不能單靠發行來解決財政困難。”⑻早在第一次土地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就已經注意到貨幣超發的危害，在《關於蘇維埃經濟建設的決議》中指出，“蘇維埃政府對於紙幣的發行應該極為謹慎。紙幣的發行如超過市場所需要的定額之外，必然會使紙幣跌價，會使物價騰貴， 使工農生活惡化起來， 以致影響工農的聯合”。通貨膨脹影響最大的是城市的工人，工人主要靠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獲得生活必需品；農民由於佔有一部分生產資料，能解決吃飯問題，通貨膨脹對農民的影響相對較小。解放區超發貨幣，易引起工農對立，妨礙工農聯合起來推翻蔣介石的反動統治。**華北財經會議後，華北各解放區在自身嚴格預算、規範財經紀律、反對貪污浪費、擴大本幣流通市場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績。**各解放區團結互助、共同克服財政困難。但解放戰爭的形勢發展的很快，西北、華北、東北戰場捷報頻傳。華北財辦的職能已經不適應新的形式，必須有一個更高的部門領導全國解放區的財經、貨幣工作。

周恩來在西柏坡簽署作戰命令

48年4月23日，率領中共中央轉戰陝北的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到達河北省西柏坡村。周恩來在協助毛澤東指揮作戰的同時，還全權負責解放區的經濟工作和解放戰爭後勤供應工作。剛到西柏坡的周恩來，首先要解決的就是貨幣問題。聽到貨幣混亂的情況，和解放區財經工作人員建議發行統一貨幣的報告彙報後，説：“‘不能再搞聯合政府’(指各解放區聯合組成的華北財經辦事處)了，要搞統一政府。”⑼規定每天晚上十時到次晨一時、二時處理財經工作。指定中央財政經濟部秘書長薛暮橋和解放軍總後勤部部長楊立三每晚到他的辦公室去，在他指導下工作。

周恩來聽取薛暮橋的彙報後，指示中央財政經濟部及時掌握各地物價情況，用控制貨幣流通量的辦法，來保證各解放區的物價大體上按同樣大的幅度上升，以保持貨幣比價的基本上穩定。要中央財政經濟部每五天向他報告一次各解放區的物價變動情況。根據物價變動的情況來控制各解放區的貨幣發行數額。

對於戰爭時期靠發行貨幣解決財政問題，48年華北《金融貿易報告》指出：“我們必須掌握‘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基本方針。儘可能減少財政透支，使我們的發行要用於生產建設。但在這樣大規模的人民解放戰爭中，財政收支是很難做到完全平衡的，戰爭繼續下去，這種情況只能希望稍稍改善，決不能根本改變，而且還有更加困難的可能。所以我們只能要求減少財政透支，而不應當不顧戰爭的需要完全避免財政透支。”⑽首要任務是打倒國民黨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完成國家的統一。

取消華北財經辦事處成立中央財政經濟部，董必武任中央財政經濟部部長，準備建立中國人民銀行，準備統一發行貨幣。之所以用“準備”一詞，最根本原因是，“貨幣的統一不單純是一個技術問題，它與財政的統—密切關聯。如果財政不統一而首先統一貨幣，那麼某一地區其財政困難時候，如果增發貨幣則可能把一部分負擔轉嫁到其它地區人民的身上，引起鄰區間的許多糾紛。如果取消其貨幣的發行權，在戰時又不容易應付緊急需要。”⑾看到這段話有人會想到歐元，歐元區最大的問題就是財政不統一而追求貨幣的統一，由於歐元區各國經濟發展不均，勉強的統一貨幣為歐元分裂埋下了釘子。半個多世紀前中國共產黨人的文字竟“預言”了歐元危機的根源，滿滿的穿越感。

 發行統一貨幣，就要買鈔票紙，要印刷費，要運輸費。華北財辦在東北買紙和印刷用了一萬五千兩黃金，合當時西北農幣三百億以上。⑿無論從財力還是時間上都不具備快速發行統一貨幣的條件。同時天津、北京等大城市還沒有解放，國民黨手中掌握的工業要比解放區強得多，偽造解放區的貨幣破壞解放區金融的事也沒少幹，解放區有北海幣、冀鈔、西北農民幣等等，分散的各種不同的貨幣式樣也增加了國民黨偽造貨幣的難度。

發行人民幣前的準備工作

**嚴格規定各區發行貨幣數量。**中央財經部成立後，從1948年下半年起，根據財經統一方案的要求，在分區自理的基礎上，核定各區的負擔率和財政預算，經中央批准後，由各區按照核准的預算自收自支。同時對各區的貨幣發行規定了發行數額。北海幣為2000億元，其冀南幣為2500億元，西北人民幣為5000億元，⒀不得超過，以此保證各區財政供給和各區貨幣比值及物價的相對穩定。

**逐步統一解放區財政、貨幣。**1948 年5 月，晉察冀邊區與冀魯豫兩區合併為華北解放區，成立華北人民政府。兩區銀行，晉察冀邊區銀行和冀南銀行，合併設立華北銀行。合併後的華北解放區貨幣即按十與一之比價（邊幣10：1冀鈔，接近於統一流通前的自然比價）自由流通，逐漸整理，晉察冀邊區銀行停止發行邊幣。1948 年1 月，陝甘寧邊區與晉綏邊區合併為西北解放區，陝甘寧邊區銀行和晉西北農民銀行合併為西北農民銀行，陝甘寧邊區銀行不再發行貨幣。1948年，在華北財辦和中央財經部的統一領導下，由兩邊區政府和華北財經委員會對困難的地區進行了調劑。為了更好地支援西北區克服財政困難，華北區還將太嶽區所屬最富的19個縣劃歸西北區領導，每年可為西北區增加公糧收入1.5億斤，有力地支援了西北區克服財政困難。

西北、山東與華北解放區，因為財政尚未統一，貨幣統一流通尚有困難。在華北金融會議之後，1948年5月13日決定山東與冀魯豫解放區，在兩區在接壤地帶以北起馬廠，南至黃河北岸沿津浦線，建立混合流通地帶，並且在全線上進行匯兑與兑換工作，為貨幣混合流通地區。兩區貨幣在帶內自由地流通，兩方都不準拒絕對方貨幣行使。

兩區共出匯兑兑換基金二十五億，均以冀鈔計算，雙方各出一半，損益雙方平均分擔，其中最常用匯兑兑換基金十五億元，餘十億元為準備基金，用作週轉不靈時以及至期不易清償時支持兑換匯兑之用。華北銀行確定為河間、安國、辛集、石家莊、邯鄲、刑台、臨清、南宮、衡水，北海銀行確定為惠民、柴胡店匯兑點。

匯兑付款額，華北與北海指定各行處付款額均以三千萬元至五千萬元為最高額（冀鈔計算），同時至三千萬元時即行清算償還（石家莊付款最高額為一億元，但到七千萬元時即行清算），德州、滄州二處，向華北指定行處匯款總額兩地共計不得超過規定。

關於匯兑手續費的問題，規定：匯兑手續費最多不超過千分之五，在千分之五範圍內視匯兑具體情況收取。同時也規定了兩區的債務清償辦法，規定冀鈔和北海幣以1:1兑換。⒁此兑換額是根據雙方物價計算，山東方面由於經濟發達幣值較冀鈔高，山東方面吃了一些虧。建立解放區貨幣混合流通市場以逐步達到解放區貨幣統一的目的，為了加強各解放區聯繫，確定冀鈔與西北銀行農民幣比值為1：20。

為迎接後面更大的戰鬥，1948年7月21日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電：**“中央決定華北、華東兩區貨幣固定比值通用，為便於今後發展及目前晉中作戰、華北、晉綏、西北三區貨幣也應採取同樣辦法。這些地區貨幣通用的開始日期定為八月十五日。”**⒂

1948年7月19日，國民黨政府公佈《金圓券發行辦法》，強制施行幣制改革。四天後周恩來判斷：國民黨政府以“幣制改革”為名強制發行金元券一事，這將導致一次更大的通貨膨脹。同時指出：“這次蔣發行金圓券，是對人民的‘最大的欺騙，也是最大的掠奪’****，要在宣傳中給以‘最大揭露’。我們應把解放區的法幣拋出去，換成銀幣和物資。”⒃對國民黨發行金圓券的目的及未來之命運做出了成功的預斷，宛如未卜先知。共產黨人不是算命先生，周恩來做出成功的判斷是建立在掌握詳盡資料，運用唯物辯證法之上的。

“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千仞之山者。”黨中央根據戰爭的形勢發展制定逐步統一財政、貨幣的政策，是符合當時的軍事、政治、經濟形勢的。黨中央基於對經濟形勢全面的判斷，做出了正確的決定，為接下來國共貨幣大決戰指引了方向。**“未戰而廟算勝者勝”，在黨中央領導下，解放區貨幣也全面向國民黨法幣開始了反攻。**中國共產黨人的貨幣實行的是物資本位，抗戰結束世界頭號強國美國大量支援國民黨，解放區在物資上處於劣勢，如何能掌握更多的物資呢？敬請期待下期。

【註釋】

⑴⑶⑷⑸⑿《中共中央在西柏坡》，中央檔案館編，海天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263頁、259頁、260頁、269頁、269頁

⑵《毛澤東傳》第2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逄先知、金衝及主編，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828頁

⑹《中共共產黨領導下的金融發展簡史》，中國人民銀行編著，第96頁

⑺《前進中的金融事業（紀念中國人民銀行建行四十週年文集）》，中國金融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73-74頁

⑻《任弼時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章學新主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643頁

⑼⒂《周恩來傳》，上冊，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衝及主編，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802頁、724頁

⑽⑾《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7冊，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出版，284頁、285-286頁

⒀《中國財政通史革命根據地卷》，項懷誠主編，馮田夫、李煒光著，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6出版，第181頁

⒁《中國革命根據地貨幣》（下），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財政部科學研究所合編，文物出飯社，1986年版，第59頁

⒃《周恩來年譜一八九八——一九四九》，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8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