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剛資歷沒有李雲龍老，提副軍級比李雲龍早，為什麼也是少將_風聞

一個燕京大學沒有畢業的大學生，在經過了延安抗大的培訓之後，就直接去了八路軍主力部隊一二九師三八六旅獨立團當團長，這本身就是很少見的。在之後的晉升過程中，趙剛還彎道超車，先於老紅軍李雲龍被提升為副軍級幹部，也就是縱隊政治部主任，而這時候李雲龍才是正師級的師長。趙政委真不虧是人生贏家。

不過趙政委跟其他的三八式幹部其實不太一樣的地方在於，他是一二九抗日運動的組織者和領導者，這個級別是很不一樣的。這意味着，他在當時的華北地下黨中的級別已經不低了，不是一般的參加抗日運動的華北大學生。一二九抗日運動是1935年日本策動華北自治時發生的，北平、天津等地的地下黨組織和發動當地大學的學生進行了抗日活動，反對國民政府與日本綏靖，要求國軍抗日。這是土共第一次組織和領導學生運動，也是華北地區地下黨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組織和領導的規模最大的運動。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因為國共雙方對峙，加上黨內錯誤路線的問題，導致白區黨損失比較大，而武裝鬥爭的重點基本上在南方地區，北方的黨組織基本上處於地下黨狀態，除了鄂豫皖和陝甘寧之外，基本上沒有建立起比較大的革命根據地。所以，華北地下黨的工作主要就放在學生運動上，而南方各地的地下黨幹部，相對來説，去蘇區參加武裝鬥爭的機會要比北方地下黨多一些。

但自從1933年中央從上海撤離，到中央蘇區之後，這個情況就開始逐步變化，南方各地的地下黨的工作也不大好做了，受到白色恐怖的威脅比較大。到1934年長征開始，南方几個主要根據地的紅軍撤離，原來南方的根據地逐步退化成了游擊區，之後再逐步退化，乃至逐步被國軍佔領，成了國統區。在這個背景下，南方地下黨的工作也基本上轉入了沉寂，遠不如之前紅軍在的時候那麼活躍了。

而在紅軍長征到達陝北之後，尤其是三大主力在陝北會師之後，北方的鬥爭形勢就開始好轉了。尤其是在日本步步緊逼的態勢下，國民黨本來在北方的統治就比較薄弱，這時候就更加困難了，為華北地下黨的活躍提供了機會。一二九運動發生的時候，中央紅軍已經到達陝北，華北地下黨聲勢浩大的抗日運動一定程度上呼應和支持了中央紅軍“北上抗日”的主張。雖然各地軍閥採取了一些鎮壓措施，抓捕了一些人，但在抗戰開始後，大多數都被釋放了，參加了抗戰活動。比如從北平監獄釋放出來的六十一個人，後來大多數成為了黨的高級幹部。

抗戰開始後，北方局領導下的原來一二九運動的學生幹部和各級地下黨幹部，分批在延安抗大進行培訓之後，就被派往前線，充實和加強領導。因為八路軍上前線之後，部隊擴大得很快，幹部比較緊缺，尤其是政治素質比較好的政工幹部，這為華北地下黨幹部在八路軍內部的快速上升提供了很好的機會。類似趙剛這樣沒有參加過南方根據地工作的幹部，在抗戰時期處於快速上升通道之中，也就是後來所説的三八式幹部。比如薄一波、林楓、安子文等人，以及後來在1980年代擔任過比較高級的職務的鄧力羣、姚依林、谷牧、王任重、宋平等人，都是原來華北的地下黨幹部。

這些三八式幹部基本上集中在八路軍中，尤其是晉察冀和晉冀魯豫兩個軍區。因為根據地建設需要組織地方政府，而地方工作和軍隊工作不同，許多技術性的工作需要有文化的人，因此一些三八式幹部即使不在部隊裏工作，只是在地方政府參加類似財經之類的工作，隨着根據地的擴大，晉升也非常快。尤其是在華北軍區的轄區內，也就是山西、河北、北平、天津、察哈爾等地，三八式幹部幾乎成為政府工作的主力人員。而在1949年組建中央政府的時候，基本上是在華北解放區人民政府的基礎上組織起來的，所以很多原來北方地下黨的幹部都直接轉入了中央政府的工作。

在《亮劍》中，趙剛離開華野之後，是被抽調到了總政工作，仍然是在部隊工作，所以是有資格參加1955年的授銜的。雖然他們當時級別已經比較高了，但在授銜的時候因為需要考慮參加革命的早晚等原因，所以軍隊裏的三八式幹部相對來説軍銜多數與他們當時工作上的級別並不完全匹配。比如十五軍的政委谷景生將軍，就是典型的三八式幹部，十五軍軍長秦基偉被授予中將，而谷景生只是被授予了少將。不過，軍銜是一回事，實際工作是另一回事。總體來看，三八式幹部在這之後在實際工作職務上的晉升，仍然比資歷更老的紅軍幹部是要快的。

相比之下，在南方的地下黨後來的命運就要複雜得多。紅軍撤離之後，南方各省的游擊隊在抗戰開始後，一部分被抽調編組為新四軍，參加抗日，但除了個別地方存在游擊隊之外，大多數地方的地下黨基本上不掌握部隊了，在解放戰爭中也只能被動的等着解放軍打過來，他們參與接收。而在這些沒有部隊的地方，基本上是以南下幹部以及在華北選拔和培訓的幹部為主來接收的，那些原本在當地堅持鬥爭的地下黨在解放後反而被逐漸邊緣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