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富人的造反——邁克·洛夫格倫_風聞

原作：邁克·洛夫格倫

翻譯：@流亡美學53719

本文於2012年8月27日發表在《美國保守主義者》網站，作者為美國作家和前共和黨國會助理邁克·洛夫格倫。文章揭示了一種“不方便的真相”，即美國1%的精英階層佔有了半數以上的社會財富。文章預言極度的收入不公會導致所謂民粹主義的崛起，數年後他的話便得到了現實的應驗。

在1993年國會辯論北美自貿協定期間，本人有一次跟一名議員助理共進午餐，他的上司是共和黨內極少數反對所謂自由貿易政策的人士之一。席間這位同事説過的一句話讓我至今難忘：“這個國家的富有精英跟他們在倫敦、巴黎和紐約的同類擁有的共同點，要比跟自己的美國同胞多得多。”

那只是一個時期的開端，製造業外包、經濟金融化和收入懸殊化等現實才剛剛走進公眾的意識，因此他的説法在當時顯得有點標新立異。

冷戰結束後，有許多作家預言傳統民族國家的衰敗。一些人見到蘇聯的消亡，便預測領土國家將分解成不同種族、宗教和經濟成分的獨立小國。這種現象出現在巴爾幹半島、前捷克斯洛伐克和蘇丹。其他人則預測國家要被削弱，因為第四代戰爭的興起導致許多國家的軍隊無力適應，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窘境增加了該理論的可信度。關於全球化以及它將如何消除邊境的論著一直多如牛毛，可我沒想到從那時候起，也會發展出一套有關超級富豪和他們管理的公司要脱離民族國家的完善理論。

我講的脱離不是指物理上退出國家的領土，雖然不時會有這類事情發生。比方説埃裏克·普林斯吧，含着金湯匙出生，跟一筆更大的財富安利搭上了關係，當上僱傭兵公司黑水的老總後又發了一筆大財，然後在2011年把公司搬去了阿聯酋。我説的脱離是指撤進一塊飛地，一個內部的移居區，生活在裏面的富人切斷了跟本國平民的聯繫，對國家的福祉漠不關心，除了當成一個可以搜刮戰利品的地方。

本國的財閥現在過得像殖民地印度的英國人，待在一個地方當統治者，卻沒有歸屬感。一個人要是僱得起私人保安，公共安全就會變得無所謂；一個人要是擁有一架“灣流”飛機，就不太會去操心搖搖欲墜的公路大橋，腦子裏也不會浮現什麼公共交通的可行性方案；有了隨叫隨到的私人醫生和可以直飛梅奧醫院的包機，幹嘛還去管什麼聯邦醫療保險呢？

正是身處這個國家卻沒有歸屬感，賦予了美國當代超級富豪們心不在焉、一竅不通的特點。或許這一點解釋了米特·羅姆尼的“普通人”軼聞總是顯得有點牽強附會的原因。我和一位電台主持討論過這點，他講了一則羅伯特·魯賓的故事，就是那位當過高盛和花旗高管的前財長。魯賓當時正坐車穿過曼哈頓去參加一場活動，出席者都是像他那樣的達官貴人。半路上遇到了堵車，抵達活動現場時遲到了。他就向負責監管交通的市政府官員抱怨，那位官員問道：“在哪裏堵的車？”魯賓在曼哈頓住了大半輩子，那個地方橫豎有幾條大街屈指可數，可他居然答不上來。決定本國政治安排的超級富豪們顯然棲居在另一個更加精緻的維度裏。

某種程度上講，富人們向來都避開芸芸眾生的視線，他們幾百年來的習慣就是把自己的子女送進私立學校。不過現在這個習慣被財閥們對公共教育和教師的明顯憎惡加強了，就像邁克爾·布隆伯格表現的那樣。就公共教育“改革”在億萬富翁和他們的免税基金會中受歡迎的程度來講，有人懷疑它是一種手段，用來把每年超過5千億美元的聯邦政府、各州政府和本地教育撥款轉到私人專家手上，意思就是他們本人或者朋友那裏。哈里伯頓以前替美國陸軍後勤幹過的事，學校私有化主張者也會替公共教育再幹一遍。一個世紀前，我們從安德魯·卡內基那裏起碼得到一些令人流連忘返的公共圖書館，現今的財閥們則缺乏卡耐基那樣的位高任重感。

在戰爭年代，哪怕是哈佛人士或者紐約名流都明白軍用行囊的份量，現在的軍隊則是留給來自勞動階級的傻蛋，他的次級房貸正好被你削成若干份債務擔保證券，再賣給沒有主見的投資者，好讓你再去買第二輛賓利，或者湊足錢請羅德·斯圖爾特來你的生日派對舉行表演。超級富豪們缺乏高尚的情懷，常常對普通美國人表現出蔑視的態度。

黑石集團老總，對沖基金億萬富豪，請過羅德·斯圖爾特來參加自己五百萬美元生日派對的蘇世民，就相信下層人民沒有社會責任感。在談起低收入公民不交所得税時，他説：“你必須要有點奉獻精神。我沒説每個人該奉獻多少，但人人都應當參與這個體制。”

可是成千上萬不交聯邦所得税的美國人確實交了工資税。這些税是遞減的，而且一個骯髒小秘密是，最近幾十年來它們在聯邦收入中的佔比越來越大。1950年時工資和其它退休金繳費僅佔聯邦收入總額的10.9%，而到了2007年，也就是聯邦收入開始出現下降前的最後一個“正常”經濟年份，它們卻佔到了33.9%。相比之下，公司所得税在1950年佔聯邦收入的26.4%，而到了2007年這一比例下降至14.4%。所以説誰才真正具有奉獻精神呢？

儘管有許多人批評現任總統，尤其是他深化並擴大了小布什總統超越憲法的監控國家，在奧巴馬治下聯邦税務綜合負擔不增反減。刺激法案的赤字影響有接近一半是其中的減税條款造成的。工資税臨時下調以及其它多項減税條款構成了近三年半以來的其它減税措施。然而對於總統倡議從資本收益中獲得大量收入的億萬富豪們應該繳納和其他普通人同等税率的税收這一異端邪説，蘇世民是這樣評價奧巴馬的：“這是一場戰爭，簡直就像1939年希特勒侵略波蘭。”一位對沖基金億萬富豪以如此方式捍衞自己那與眾不同的税務特權，顯示了一種與現實脱節的超凡能力，他無論從心理還是肉體上講，都生活在另一個平行世界裏。

蘇世民得益於所謂的“附帶權益規則”這個漏洞，金融大鱷們一向以資本收益而非薪資的方式獲得補償，因此將他們的所得税率從35%一下子砸到了15%。但這不是“具有奉獻精神”先生的唯一辦法：6.2%的社會保險税和1.45%的聯邦醫療保險税也只適用於工資和薪金，而與資本收益分配無關。因此，蘇世民通過兩種方式來短斤缺兩：不僅他的所得税率低於最高邊際税率的一半，而且他還少交了社會保險税，而他的億萬富豪同行們如彼得·彼得森等人居然稱需要減税，不然不可持續。

這種奉獻精神的闕如也許解釋了羅姆尼扭扭捏捏，不肯公佈自己所得税申報表的原因。一位擁有2.64億美元淨資產的人開玩笑説自己“失業了”，説得他好像是揚斯頓的某個失業鈑金工。這話興許會有些道理，只要他真的在暗示自己的收益流不是一筆受制於工資扣款的薪資。他實際交的聯邦税率為14%，低於許多拿死工資的。

在發生了80年內最大的金融崩潰，美國的生活水準隨後出現長期急劇的下降後，在僅有兩個政黨獲准參與美國政治的情況下，是誰成了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正是米特·羅姆尼先生，那位號稱公司即人民之人。他的對手將是現任總統，後者要籌到高達10億美元的資金來競爭。這些戰利品有許多將來自同樣的那些公司、對沖基金經理、併購專家和槓桿收購行家，而總統照例還要譴責這種行為一番。

就在超級富豪脱離美國的同時，他們的雙手卻把它的控制機構攥得更緊。不過這件事在歷史上是如何演變的，對其他人意義何在，以及它有什麼可能的走向？

財富崇拜以及繼之而來富人作為一種知識階層的特殊身份，會出現在美國一點也不足奇怪，考慮到從不列顛羣島移植過來的那種奇特的新教教義。從英格蘭的清教主義開始，在財富的神聖化與美國的社會經濟人脈資源之間就存在着一種長期密切的聯繫。富人是一個分開的階級，因為他們是“上帝的選民”。

大部分現代美國人一説起本國財富崇拜的歷史根源，就會談到自由市場、堅毅的個人主義和霍雷肖·阿爾傑的神話之類的東西，而且完全用的是純粹世俗的語氣。不過，“財富即美德，貧窮即該隱的標記”這句格言最著名的吹鼓手是19世紀的羅素·赫爾曼·康威爾，一位精明的浸信會牧師，他修建了大概是第一座大到以後可以被稱為“巨型教堂”的禮拜堂。他在1890年寫下鼎鼎大名的《鑽石之田》，這本書讓他一躍成為有錢人。以下是他説過的話：

“我説你們一定要發財，發財是你們的本分……發了財的人也許是你在社區裏能找到的最誠實的人。讓我把話講清楚……100個美國有錢人當中有98個誠實可信。這就是他們有錢的原因，這就是可以把錢託付給他們的原因……我同情窮人，但是值得同情的窮人數量非常之少。同情一個上帝懲罰過其罪過的人……是在辦錯事……我們別忘了美國沒有一個窮人不是因為自己的缺點而變窮的。”

顯然康威爾比在《山上寶訓》中進行説教的那位傷感之人(注：指耶穌)心腸要硬得多。不過説起來有點難聽，他在內戰期間曾因擅離職守而被轟出了軍隊。對於康威爾，就像對於今天那些避税海外的億萬富豪，美元符號傾向於勝過“星條旗”。

財富、基督教道德和美國生活方式的三結合，在布魯斯·巴爾頓1925年出版的《無人識君》一書中達到了巔峯。巴爾頓是公理會牧師之子，當過廣告經理，他將耶穌描繪成一名成功的推銷員、文宣人員和現代商業的楷模。

但是這條奇特的美國教義在1929年大崩盤後遭遇沉重打擊，財富終止了與虔誠的等價關係。雖然國民記憶中的華爾街自殺人數有點誇張，但是華爾街大概最著名的投機者傑西·利弗莫爾開槍自殺了，他的幾位同行下場也如此。當時餘威尚在的老式羞恥感在當今的億萬富豪身上蕩然無存。許多精英敵視富蘭克林·羅斯福，紐約上演過一部著名的卡通，裏面的富貴名媛告訴她的同伴：“走吧，我們上跨力士噓羅斯福去。” 但大部分人腦瓜子機靈，煞費苦心地打賭，自己只需付出一小部分財富、權力和聲望，結果就會無傷大雅，尤其是腦子裏想到歐洲的議會制此刻正在崩潰。即便私酒大盜老約瑟夫·肯尼迪(注：美國前總統約翰·肯尼迪之父)也順從了新政。

於是富人可以發更多財的情況又持續了一代人的時間：二戰時遍地是黃金，看看亨利·約翰·凱薩便知。不過他們得繳納一種意外利潤税，而像凱薩那樣的大亨則修建了胡佛大壩和大批自由輪，而不是構思出一大堆加速最近那場經濟崩盤的綜合債務擔保證券。在1950年代，不少共和黨人施壓艾森豪威爾下調91%的最高邊際所得税率，但他以擔心赤字為由而加以拒絕。有鑑於本國如今15萬億美元的國債規模，艾克當時做得非常對。

通用汽車總裁和國防部長查理·威爾遜那句廣遭誤引和誤解的話一度是時代特色，這位“引擎查理”説，他相信“有益於國家的也有益於通用汽車，反之亦然。”他表達了，不管方式有多麼地笨拙，公司和公民是命運共同體的觀點。此等世界觀與縮減、離岸、無生產的利潤和金融化等現行體制背道而馳。時下盛行的米爾頓·弗裏德曼式經濟學教條堅稱，對社區負責的公司是不負責任的。可是1950年代國家設法保持住了GDP的快速增長，高於最近10多年來我們經歷的那種速度。

2008年崩盤是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危機，其後富人們不僅沒有心生謙卑，剋制一下自己的需求，反而費盡心思地打賭他們在政治上不可觸犯。華爾街的顯貴們憤怒拒絕了對高管薪酬的限制，就連那些曾獲納税人資金救助的銀行也不例外。而2008年崩盤後我在國會的所見所聞，證實了經濟學家西蒙·約翰遜説過的話：華爾街及控制它的幕後權貴已經攫取了華盛頓的決策機構。兩黨均臣服於我們祖輩會稱為“金錢權力”的東西，其中一個黨鬼鬼祟祟、口是心非地追逐金錢，另一個黨則把它當作美國方式的化身來盡情擁抱。兩年前《聯合公民訴聯邦選舉委員會案》的裁決無疑會激發一種類似於19世紀“奧馬哈綱領”式的民粹主義反應，當時人們高喊最高法院連同其它政治機構都被金錢腐蝕了。

“我們遇到的是一個正走在道德、政治和物質毀滅半道上的國家。腐敗支配了投票箱、州議會和國會，魔爪甚至伸進了法院。人民意志消沉……報章接受大筆資助或者封口費，公眾輿論被消聲，商業一蹶不振，房子覆滿了抵押，勞工窮困潦倒，而土地越來越集中到資本家手中。城市工人被拒絕給予組織起來自我保護的權利，輸入的貧窮勞工打壓了他們的工資……成千上萬人的辛苦所得被明目張膽地偷去給一小撮人堆金山，這簡直在人類歷史上聞所未聞，而這些財富的所有者則鄙視共和國並危害自由。從政府不公的同一個多產子宮裏孕育出兩大階級：流浪漢和百萬富翁。”

並非巧合的是，就在最高法院撤除政客們合法腐敗的最後一道防線時，美國的生活水準卻在以幾十年來最快的速度下降。根據美聯儲2012年6月的一份報告，家庭淨資產中位數在2007到10年期間驟跌了將近40%。這一數字不止在比照本國經濟的過去表現時出現了下降，而且相對於其他國家也出現了同樣的現象，與二戰後時期相距甚遠，當時美國的生活水準無論怎麼衡量，都排得上世界最高行列。貝塔斯曼基金會的一份研究總結道，以經濟平等、社會流動性和貧困預防為計算標準，美國在隸屬經合組織的31個工業發達國家中排名27。謝天謝地，我們仍然排在土耳其、智利和墨西哥的前面。

這就向那些自詡保守派的人士提出了一些惱人的問題，包括所有在意投票給共和黨的保守派人士。但是共和黨的意識形態把外包、全球化和收購頌揚為資本主義“創造性破壞”的輝煌成就。作為一名前共和黨議員的助理，本人親眼目睹共和黨的全球化兀鷲資本主義支持者，如格羅弗·諾奎斯特、迪克·阿米、菲爾·格拉姆和拉里·庫德洛之流，均把離岸和金融化讚美為純粹的益處。他們毫不猶豫地把任何減緩其社會影響的嘗試斥責為社會主義。但是他們的意識形態不過是一種顛倒的烏托邦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絕對論雙胞胎。如果成千上萬人的利益在實現他們意識形態的過程中遭受損害，那也是經濟科學規律的必然結果，這些規律絕不容許絲毫篡改，就像列寧認為自己版本的唯物主義規律不可更改、無法抗拒一樣。

如果一種道德上可接受的美國保守主義打算讓自己永遠擺脱這種倒轉的馬克思主義偽科學經濟理論，那麼它必須明白，秩序、傳統和穩定既與對“萬能美元”不加批判的崇拜，也與對財富需求的景仰沒有交集。保守派需要思索他們想要的世界究竟是什麼樣子：他們真的渴求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反烏托邦嗎？

那些弱肉強食的超級富豪和他們的政治侍女們，其目的就是敗壞和摧毀傳統的民族國家，把它的資源拍賣給自己。那些超級富豪旨在打造一種“收費亭”經濟，藉此本國越來越多的高速、橋樑、圖書館、公園和海灘落到私人寡頭手上，他們將從我們其餘人身上榨取一筆筆的通行費。難道這就是國父們當初的設想嗎？難道這就是他們認為的在人們中間創制政府的原因嗎？國家的命脈應當落到富人手上，類似於舊大陸上的王國屬於君主的私人財產嗎？

自古巴比倫大地上升起第一座金字形神塔之日起，所謂秩序、穩定和傳統的力量就憂懼來自底層的造反。從法國大革命後的埃德蒙·伯克和約瑟夫·德·邁斯特開始，整個類型的政治寫作，有些是古典自由派的，有些是保守派的，還有一些是反動派的，都提出了這個主題以供思考。奧特嘉·伊·加塞特最有名的著作標題為《羣眾的造反》，從中或多或少向我們揭示了這類作品的心理氛圍。

可是在一個全球化、後現代的美國，如果有關秩序、穩定和一個可容忍的治理框架來自何方，又是誰在威脅這些價值的全部設想都搞反了呢？如果克里斯托弗·拉施在《精英的造反》中才更接近真相，他在裏面寫道：“在我們這個時代，首要的威脅似乎來自那些位居社會等級的頂層者，而非民眾”呢？拉施堅稱，社會精英，他指的不僅是超級富豪們，還包括他們的經理級持股人和職業辯護人，正在通過他們那無孔不入的貪慾、唯我獨尊的文化價值觀以及公民責任感的淪喪，來破壞國家作為一個憲政共和國的承諾。

這些話拉施寫於1995年。在將近20年後的今天，超級富豪們已經達到了逃逸速度，掙脱了他們統治的這個社會對他們形成的引力束縛。他們已經脱離了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