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億票房引發的“慰安婦”後人要錢風波_風聞

作者|  施展萍

來源| 公眾號“穀雨實驗室”

當從天而降的金錢突然到來，會發生什麼？導演郭柯決定把賺的錢捐出去時，沒想到結果會是這樣，就像他一開始沒想到，一部關於“慰安婦”的紀錄片竟然會賺錢。越來越多要錢的電話湧進來了，那是一些“慰安婦”的後人。他們都覺得自己應該得到那筆錢，有人罵郭柯壞，説他不公平，還有人希望他“獻出一點愛”，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由。這不僅是一個關於金錢的故事，這還意味着更多的東西。

突然湧入的電話

導演郭柯的手機，每隔一段時間，電話就源源不斷地湧入，是來要錢的。他接電話的概率是十個接一個。他們想説什麼，他很清楚。他會怎麼回，他也很清楚：他不該再給錢了。最初，這些來要錢的電話，他是接的。後來，他發現他的道理説不清楚，那套在北京他所習慣的規則彷彿失效了。

電話來自一個共同的地方——山西陽泉盂縣，打電話的都是“慰安婦”的後人。有時候，電話會在凌晨五點突然打來。那是一個73歲的老人楊森。老人在牀上翻來覆去睡不着，他想起還沒要到這筆錢，越想越生氣，直起身子，窗外天還黑着。他拿起手機，電話撥過去。這次，郭柯接了。楊森心想，好了，他肯定是睡得迷迷糊糊，被我給炸醒了。

還有短信。永遠是長長的一條，一個屏幕承載不下。那是劉愛華髮來的：先是肯定郭導偉大，告訴他“只要人人獻出一點愛，社會就會變成温暖的人間”，暗示郭柯“我們也等待你的温暖”。

過幾天，催“小郭”回信息：“你是幹大事業的給個明確的答覆。”再過幾天，提醒“小郭”：“你的電影十分掙錢了，所以説我們盂縣這十幾位上法庭的老人你也應該考慮考慮。”

她留一頭短髮，戴一副眼鏡。説話時，她不由自主地湊近你，循循善誘，對脱口而出的話滿懷自信，緩慢而堅定。

郭柯沒想到事情會發展成這樣的局面，就像他沒想到那部片子的命運一樣：《二十二》最終上了院線，豆瓣評分：8.7。票房1.7億。一部關於“慰安婦”的紀錄片，經歷了許多坎坷，緩慢而艱難的誕生，最後取得這樣大的關注。郭柯承諾要把盈利捐出去。一開始，有筆錢給了22位出鏡的“慰安婦”——片子正是以她們命名。

在盂縣，第一筆錢是2017年臘月送來的。收到錢的是兩個“慰安婦”的家屬。郭柯把5萬塊錢分別送到他們手中，但小地方藏不住秘密。兩三天，事情就傳開了。西煙鎮上的人知道了，20公里外，羊泉村的人也知道了。

5萬塊錢像投入湖面的石子，驚擾了原本的平靜。如果不是這5萬塊錢，山西陽泉盂縣另外13個“慰安婦”的後人永遠不會知道郭柯是誰。——他們的親人沒有出現在這部片子裏，不屬於出鏡的22人。他們也沒人看過這部片子，如今有人提起它，説的是“那電視劇”。現在，他們知道了：一個導演因為“慰安婦”的紀錄片火了。

楊森高個，膚色是那種常年在地裏幹活曬成的黑，眼睛小小的，眼皮耷拉。年輕時，他是農民，現在他老了。他感到衰老正在全方面侵蝕他，他眼睛花了，聽覺下降，得用力説話，他才能聽見。

一想到這5萬塊錢，楊森就來氣，就要説郭柯不公平、不公正。別人告訴他，票房1.7億，錢被郭柯賺了。別人還告訴他，郭柯給了兩位“慰安婦”家屬5萬塊錢，他也是“慰安婦”的兒子，也該得到這筆錢。

兩個世界的規則在這裏碰到一起。他們不理解電影工業，但是他們知道家人苦難的命運。他們覺得這筆錢應該分賬：有人要來郭柯的電話，開始不厭其煩地撥打。很長一段時間，電話無人接聽，短信有去無回。

但那個凌晨，電話突然通了。仍然是一次無效的交談：郭柯對楊森説，沒有出鏡的，於情於理他都不需要給了。他們互不理解，談話不了了之。

楊森還是生氣。郭柯拍攝時，他母親已經去世了。他説，如果不是這樣，她一定會出鏡。再説了，他們13個人的媽媽跟別的“慰安婦”不一樣，她們千辛萬苦幾十次到日本去，站在法庭上，跟日本政府打官司。

如果不是這樣，楊森想，“慰安婦”這三個字不會在世界範圍內被認知，那郭柯就不會拍這部電影，更不會有那麼多人去看它。都是因為這些老人，郭柯才拍電影賺了錢。所以，他理所當然要跟他分這筆賬。

在這件事情裏，她們才是主角。

不屬於二十二的兩個家屬

知道郭柯給那兩家分別送來5萬塊錢，齊潤髮急了，他母親的葬禮出現在片頭。黃葉木也急了。她姥姥的葬禮出現在片尾。這兩個去世的老人不屬於22，是片頭和片尾多出來的兩個人。

黃葉木還記得第一次見到郭柯的場景。出殯那天來了不少人，有一桌菜是專門為他們準備的。黃葉木實在太忙，家裏又出了點意外——媽媽在姥姥墳頭摔了一跤，她得照看她。她只記得那些人拿着攝像機，好像在拍攝，但她不知道他們拍攝姥姥的葬禮幹什麼。

齊潤髮也記得郭柯，他們一共來了13個人。他知道他們在拍攝，但他想，拍拍也好，將來留個念想。57歲的男人了，頭髮灰白，一雙眼睛睜得大大的，細支煙一支接一支抽，手指運用自如。但一提到母親的葬禮，他立刻縮成柔軟的一團，眼眶瞬間紅了。

他説，沒有人告訴他，這次拍攝會被剪進片子，會拿到電影院裏去放映。他很生氣，他不想將母親的事公之於眾——這在他眼中始終是不光彩的事，雖然他知道，母親沒犯任何錯。但他不想母親的苦難被拿去賣錢。他諮詢了律師，想要維權。

郭柯不同意這個説法。最初，他的確沒告訴任何一家人這些素材會進院線。那時，他連拍攝經費都不夠，也不確定片子最終的命運。但在將片子送審前，他跟家屬們一一簽過授權協議。

郭柯很確定，協議就是跟齊潤髮籤的。郭柯猜想，大概時間太久，齊潤髮自己忘了這件事。

知道5萬塊錢的事，他們開始給郭柯打電話了。郭柯告訴他們，錢一定會給的，別人有多少，他們就有多少，只是時間問題——最開始，郭柯説那年八月十五會到盂縣來，可他沒來。他們又給他打電話，他説2019年1月來。

他終於來送錢了。齊潤髮和黃葉木記得，見面地點是陽泉北站附近的一家飯館。郭柯那邊來了四個人。碰面時是午飯飯點，但他們沒有一起吃飯，郭柯只在葬禮當天見過這兩家人，自覺“沒什麼聊的”，怕坐下來吃飯尷尬。

於是，雙方把將銀行卡號填好，簽好協議，當場用手機將錢轉過去，聊了幾句。不到半個小時，散了。

山西陽泉

黃葉木41歲了，在縣城一家銀行做保潔員。她清瘦、羞怯，不太擅長表達，對一些事情模凌兩可，很多細節從腦海中流失了，有時她費力地回憶，然後搖頭，眼神流露出憂傷和歉意。

也不是對姥姥的過往完全不好奇。結婚後，姥姥有時住到她這邊，她想起來，就試探性地問她。但姥姥對此閉口不談。她只知道，姥姥“屬於這類型的人”，但她是怎麼成為的、期間又經歷了什麼，她一無所知。

拿到錢了，齊潤髮從此不再揪着維權的事了。他把5萬塊錢當作對母親權益損害的賠償，放在卡里沒動。有時他懊惱地想，他寧願沒收這筆錢，這樣，他就能理直氣壯地去告郭柯。

他説，他熱愛他的母親。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上面還有兩個姐姐和三個哥哥。但母親最後的時間一直是跟他度過的。2008年，母親失去了視力。他看着她逐漸衰老，被病痛折磨，最後離開。

他對電影的感情很複雜。他不願意別人看到它，但自己忍不住一遍遍看。去年冬天，有三個多月，他負責看管電力工程隊的庫房。庫房300多平，堆滿了材料，他就住在角落十來平的小房間裏，旁邊還有一個小間用來做飯。

每天早上，他起來吃完飯就待着。實在找不着事幹時，他就掏出手機，打開電影，就看開頭那段，兩分鐘左右，他反覆看。看小屏幕裏，樹葉掉光了，屋頂覆蓋着薄薄的雪，前來送葬的人們穿着白色的喪服，説追悼詞的是張雙兵，一張口，空氣中就是一團白色水汽。

看着看着，他開始想媽媽，就要掉眼淚。有時，他走出小房間，一個人在300平的庫房裏來回走，用走路驅散腦子裏的想法。他不能老哭，因為他聽人家説，如果後人太掛念，逝去的人會無法安心離開。

更多的家屬

更多的家屬找過來了。盂縣有16名“慰安婦”的家屬建的羣，羣名叫“堅持到底”，意思是，去日本打官司要堅持到底——過去，這16個人擰成一股繩，是密不可分的整體：一起出國打官司，一起被報道，就連接受資助也是一起的。16人一人一份，從無例外。現在，他們當中有3個人的家庭拿到5萬。這麼一大筆錢，把16個人割開來了——

齊潤髮後來被羣主踢出羣，他説，那是因為別的事。但他無法理解那13個人的家屬為何找郭柯要錢——片子中沒有他們的母親。如果那13個人也得到5萬，他一定會再去找郭柯，問問他：為什麼他們的母親沒有上鏡，也能拿到這筆錢？那他是不是應該得到更多？

這些家屬有他們自己的道理，這些道理訴諸於每個家庭的苦難。劉愛華是其中願意表達的一個，她給郭柯發短信。她反覆重申，他們要的不是錢，是道理，是公平。

有很多方案，他們説，把那20萬平均分給16個人。或者，16個人每家一千，“咱們也不嫌少”。再或者，冬天到了，給每家老人買雙5塊錢的手套。

但沒出鏡的為什麼要拿這筆錢呢？這是個躲不開的問題，郭柯就是這樣回答的。如果這樣問，他們會反問，電影是不是以“慰安婦”為題材呢？是。他們又問，他們的母親是不是這個羣體的？是。

那為什麼不給我們錢？——這是個處處講究人情的地方，要顧及大多數人的利益。那麼多年下來，大家遵循它、信賴它，習以為常。現在，另一個世界的規則闖入，問題產生了：有的人拿到錢，有的人沒拿到錢，他們的心理開始失衡。

他們説，沒有他們的母親上法庭、打官司，爭取對證，討回公道，哪有這部片子，“為什麼郭柯以前不拍，我們沒有上法庭打官司之前，他不拍這電影？”他們認為，他們應該分錢。

羊泉村的李珍沒見過郭柯。她非常瘦小，表情憂愁，頭髮染黑過。她並不知道電影取名“二十二”，是因為它聚焦22位當時仍在世的“慰安婦”。她的丈夫走進來，穿一套深灰色工裝服，不説話時很友好，看上去脾氣不錯，但一開口，他擲地有聲地下結論：“郭柯比××人還壞！”

李珍看過郭柯的照片，那是張年輕的臉。丈夫提醒她，看人不能光看表面——郭柯賺了錢給別人花，不給受害者花，“他沒有受欺負，憑什麼掙那錢？”他坐在面前，雙手放在膝蓋上，振振有詞地控訴着。

憤怒是個信號，引發了接連的情緒：為了替“慰安婦”正名，他們的母親沒少折騰。那麼大年紀了，在農村被人指指點點，但她們堅持站出來，拖着病弱的身體去跟日本打官司。

紀錄片《二十二》劇照

那年，楊森的母親八十多歲了，在日本上電梯時一腳踩空，把腰摔傷了，回來在牀上躺了一個月。另一位家屬陪母親去日本，在飛機上胃出血，在日本下了飛機，是日本人帶她去看病的。對他們來説，那些都已成往事。今天，他們也懂得了，做正確的事情難免伴隨着痛苦。

痛苦增加了他們發言的力量，但也帶來長久的自憐與酸楚。“他要是不掙錢，我們也不會出現。”劉愛華説，以前來拍片的人多了，他們從沒要過錢，因為人家沒賺錢，可郭柯賺錢了。

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不是早就説了嗎，她説，吃水莫忘挖井人。她有很多道理要講：“前人栽樹後人乘涼”——郭柯是後人，那16位上過法庭的是前人。

夾在中間的人

張雙兵發現自己被夾在中間了。他也想要錢，他覺得自己出力很大——郭柯來拍攝“慰安婦”是他幫忙聯繫的。那年攝製組在盂縣前後待了20多天，一幫外地人，對當地情況不瞭解，語言溝通也有障礙，張雙兵領着他們，他跟人介紹：“這是小郭，要拍電影了，你們協助一下。”

去年年初，家屬第一次向張雙兵打聽5萬塊錢的事，他替郭柯否認了：5萬？怎麼可能。單獨只給兩位老人也不可能，要給就都給。再説了，郭柯真來盂縣，能不找他？

他覺得他們是朋友。直到齊潤髮拿到錢，一出飯館，給他打了電話——張雙兵曾是他的老師，他怎麼能不告訴他呢。他跟張雙兵説，郭柯來了，領到錢了。張雙兵有點賭氣，郭柯願意見他就見，不願意見就算了。

他65歲了。他的臉上，眼角、唇邊的皺紋比五官更讓人印象深刻，它們直白、深重，像海邊岩石上的溝壑——那是説話時常帶笑意的成果。但那種笑細微、複雜。有時是心緒紛紛但想維持體面，有時是對眼下的事情無解卻也別無他法。

30多年過去了，他做調查、寫書，陪同十幾位受害者去日本打官司，成了盂縣有關“慰安婦”的信息集散地。外地人到盂縣來慰問、採訪，都跟他打聽消息。

山西陽泉盂縣

第一次見到郭柯是5年前的冬天。那時天氣乾冷，上海師範大學的蘇智良來了，他們一直有聯繫，這次，他身邊跟着個年輕人，看上去憨厚、老實。他叫郭柯，是拍東西的。初次見面，郭柯給張雙兵遞了兩包包裝精美的茶葉。

他後來才知道，郭柯到盂縣送錢，沒打算見他。郭柯甚至囑咐家屬們，不要告訴任何人——他知道這裏人情關係複雜，過去曾有一次，他到一位老人家裏送錢，5000塊錢剛交到老人手上，老人看了看錢，掰了一半給他。這是個慣性動作，但讓郭柯心頭一顫。和錢有關的事，越少人知道越好。

但消息瞞不住，很快，那13位家屬也知道了，他們都來找張雙兵，在電話裏説，到家裏説，路上遇到説，還要抓着他接着説。有時説着説着，雙方就吵起來。他們一開始説，郭柯讓他們來找他。後來他們又説，拍攝都是他在聯繫，他有義務代表他們去找郭柯要錢。他們還懷疑，他也拿了錢。

張雙兵覺得，郭柯在挑撥離間。他給郭柯打電話，要他澄清這件事，別讓他在村裏沒法做人。

但他實際也想要錢——不是花在自己身上。這些年，他一直記錄“慰安婦”去日本法庭的情況，記錄她們參加各種國際大會的場景。他想，這是一份重要的研究資料，如果能有書號，正式出版就好了。

可沒有出版社願意出這樣的書，他必須自費。現在郭柯賺錢了，“有收益，我才提這個要求”——具體的時間他記不清了，但他記得那段日子電影票房蹭蹭往上漲，他跟郭柯説，你幫助我一下。他想要5萬，他想，5萬對1.7億根本不是個事。

郭柯告訴他，他把票房分成捐給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了，建議他申請經費。郭柯長期生活在北京，對於資金管理，有自己的一套規則，出書得走程序。

“不必要了，沒有這個（必要）”，他搖頭。這個年輕人真是一點不懂人情世故，他希望他給予他直接而温暖的回應，而不是把他推給毫無感情的第三方——在他們這兒，人與人就是這樣相處的。

他感到自己的勞動沒有被尊重。今年春節，又有兩位導演找他，説想拍攝“慰安婦”題材的電影。張雙兵把兩人打發走了，“我説你們看看郭柯對我的態度，你們能保證以後不罵我，不給我做這些麻煩事，就拍。如果你不敢保證，我再也不幹了。”他堅持認為，郭柯把他害慘了。

“他可能也覺得自己挺冤的。”我説。

“他不冤。他賺了這麼多錢，他起碼有錢，我有什麼？我什麼都沒撈着，但是讓他找來一堆麻煩。”

無辜的導演

郭柯沒料到事情會這樣發展。這片子前前後後，許多都超出這位青年導演的預想。拍攝期間，遇到資金困難，張歆藝出資100萬。票房也是：上映前三日，影片單日票房一漲再漲——300萬、1200萬、2500萬。最終，影片票房以1.7億收官。

他很早就公開表示，片子在扣除成本之外有盈利，他將全部捐出去。他的確這麼做了。最終，合計捐款1008.6萬餘元。接收方是上海師範大學教育發展基金會下屬的“慰安婦研究與援助”項目，也就是蘇智良的項目。

“慰安婦”倖存者韋紹蘭逝世 蘇智良(中)悼念

2018年春節前，他和蘇智良商量資助22位出鏡“慰安婦”的家屬。起初，他想給他們每人10萬，“我屬於社會人士，做法是特別社會的。”蘇智良勸他，要細水長流。他們到全國各地，為每個人送去5萬。

郭柯冷靜下來。他想，老人在農村花不了多少錢，在一些地方，金錢數額過大，只會招致麻煩。他向來不喜歡煽情或刻意描述故事中曲折、困難的部分——就像電影中流露出的強烈的個人風格：他將鏡頭聚焦於“慰安婦”的日常生活，而不是難以言説的過去。

直到那些電話進來了。最終的解決方案是——2019年5月5日，蘇智良派了四個人，帶着16份協議，到了盂縣縣城。協議裏承諾，基金會將向24位在1995年至2001年期間，向日本政府提出訴訟的原告發放2萬元慰問金，其中包括盂縣的16人。

16人的家屬被聚集到縣上，簽了協議，提交了身份信息和銀行卡號，等待着慰問金髮下來。

本來事情到這兒就該告一段落了。但7月初，有媒體向郭柯發來一份家屬聯合聲明。聲明中，家屬們要向他“討公道”，繼續要那5萬塊錢。

在他們心中，這2萬塊錢和那5萬塊錢不是一回事。協議上寫着：2萬塊錢的來源是愛心人士捐款。雖然這當中有郭柯捐贈的部分，但還是不一樣。捐款是捐款，票房分成是票房分成。

劉愛華説，郭柯是拿着他們母親的苦難去賺錢，這就不是愛心人士了。那3位收到5萬的，這次又拿到2萬，那他們就是7萬，“我們為什麼才2萬，所以是處事不公平。”

那4個人出鏡了，於情於理都該多拿點。“以前多些行，現在多些就不行。如果當初就來處理，坐下來討論，就行，現在就不行。一樣的事情就是一樣的待遇。”坐在角落的男人一直沒有説話，這下突然激動起來。總之，5萬是5萬，2萬是2萬，5萬和2萬沒關係。

現在，沒人承認自己是那份聲明的起草者。他們説，那是“有人”寫的。張雙兵説，他只是在中間修改了一下，聲明不是他寫的，他也説是“有人”寫的，“有人”發的。

他們想不明白，為什麼聲明發到網上，他們就成為網友們的謾罵對象。劉愛華要求我一定要寫上，“我們要求郭柯公開道歉”。“為什麼道歉？”“為網友們的辱罵道歉。”但網友説什麼與郭柯有什麼關係呢？

郭柯也想不明白，為什麼都有2萬塊錢了，家屬們還是不放過他：7月13日上午，他又接到盂縣一位家屬的電話，他好聲好氣地跟對方説，錢他已經捐出去了。他勸對方，踏踏實實把兩萬塊錢拿着，他能做的，是儘量保護他們，確保他們把錢都拿到手。

他知道網上的輿論偏向他。他生活在一線城市，又是導演，比他們掌握了更多的資源和話語權。他反思自己是不是考慮得不夠周全，“我從來沒有把他們當作敵人看待”。上午那通電話，他覺得對方好像聽進去了，但也不確定，説不定哪一天又來找他了。

紀錄片《二十二》導演郭柯

現在，他已經從這件事跳出去了，投入新片的準備——那將是一部與醫療有關的片子。郭柯17歲就退學，進了劇組，拍了這麼多年片子，什麼狀況都遇到過，誤解是不可避免的，這次事件不過是他從影生涯的一段小插曲。對他最大的影響是，以後去山西得偷偷去。

但還是有一些東西留下了。2018年3月2日，元宵節。在四五條長短信都沒收到回覆的情況下，劉愛華又給郭柯發了條很短的信息：“祝郭導元宵節快樂。”

這條郭柯回了：“謝謝，元宵節快樂。”

穀雨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