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風帆如何擊破特朗普瘋災？_風聞

提要：

一、本輪中美貿易磋商後，特朗普大秀“硬漢”形象，但實際上只是個外強中乾的“核桃人”。特朗普中斷了世界經濟的傳統路徑，改變了全球經濟生態，所以無論談判結果如何，中國經濟都不可能重回老路。

二、特朗普瘋災，看似跟個性有關，但其實並非偶發，三大動因使然：資本反對市場，民主反對自由，生態環境反對資本主義。

三、新時代的中國經濟面臨轉型，體現“高質量發展”的戰略佈局，理論政策界當克服五種思想迷誤：生態冷漠，產權崇拜，市場迷信，資本至上，產業歧視。

四、美國對華實行科技封鎖，會給我們帶來很大麻煩，但中國有條件予以克服，關鍵在於建立政府與市場聯動的新型舉國體制。

五、未來中國將更加開放，但外貿舞台將從“美國交集”轉向“美國補集”。

六、中國未來經濟前景，取決於如何修復國內價值鏈，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果的基礎上，可重點解決住房、醫療等生活成本問題，遏制人力成本上升的壓力，保持合理的經濟結構。

一、特朗普簡化了世界經濟棋局

中美第十二輪貿易磋商在上海結束。現在的情勢是：特朗普的個性與美國政策界的共識難以調和，使原本出現緩和跡象的美中貿易爭端反而激化。據華爾街日報報道，本月初，特朗普在聽取上海會談情況彙報後，決定對3000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徵關税，但滿座官員竟然只有納瓦羅（Navarro）表示支持。所以這篇報道乾脆以“特朗普的顧問們反對對華關税”為標題。這種矛盾充分顯示出特朗普的困境：他知道自己在競選連任中處於不利地位，他需要解決美國經濟面臨的問題，尤其是需要來自中國的訂單，以紓緩美國農民的不滿。這種動機無可厚非，但他卻再次錯誤地以“怒與火”的方式，試圖證明自己仍然是那個敢於在談判桌上拍桌打凳的強勢角色，以已被證明為無效的威脅手法來推動自己的政治目標。

特朗普畢竟是個政治素人。其實，他原本面臨着政治得分的絕佳機會：中方已經釋放出足夠的善意，他只需要通過軟化關税、禁運等“制裁”措施，對對方的和解姿態給予積極回應，即可從雙方關係的緩和中得到自己需要的東西。特朗普的問題在於他具有太強的奸商人格，信奉“贏家通吃”甚至“吃白食”、“吃獨食”的極度利己主義叢林法則，完全不懂得國家間關係建立在有“取”有“予”的互利互惠基礎之上。不僅政治哲學，他的政治技巧也來源於商戰謀略。他不恰當地運用了商場促銷技巧來左右中美貿易磋商：先大幅漲價，再小幅打折。他相信對方已經被美國市場的利益所綁架，所以毫無顧忌地開出極高要價，在貿易協定中塞入了美國對華戰略的諸多意圖。他的戰術很漂亮，確實體現了他一貫主張的“think big”。但不幸的是，他的對手早已見識過比美國商場更厲害的“雙十一”促銷技巧，在誘使他把全部底牌攤到桌面之後，冷冷地對他説：你瞧你又出老千了，居然有十張Joker（大王），這不行，咱們得換一副牌重新來過。

所以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特朗普會暴跳如雷。一方面，他真的生氣了，為的是對方看破了他的伎倆，竟然不買他的賬；另一方面，他力求通過這番怒火表演，向對方傳達“我很生氣，後果很嚴重”的信號，這樣他可以在萬一談判取得突破的時候，把功勞歸於他的“怒與火”。無論如何，他需要中國的錢，而且訂單和税收一樣也不能少。畢竟距離美國大選只有一年時間，他應該很清楚貿易戰對美國經濟的損害，也自然知道經濟政策的滯後效應，所以希望通過美聯儲火速放水和外國政府火速送炭，挽救自己已然下滑到鞋尖兒上的面子。

總之，他很着急。他的經濟官員們一邊倒地反對對華增税，無疑使他更為着急。因為這意味着他的政策不可持續，如果他競選連任失敗，“人一走，茶就涼”，他將成為美國曆史上最無能的總統。這是他的惡夢。

對於中國來説，特朗普的急切心理不完全是件壞事。好的方面是，談判越是拖延，特朗普就越可能放低身姿，放棄不現實的要價，停止在協議中推銷那一套“顏色革命”圖謀，並且着手削減那一系列“制裁”措施；壞的方面是，他可能會太急於求成，以己心度人腹，反而幻想對方更急於達成協議，於是加大施壓力度，使事態複雜化。但他可用於貿易戰的手段已經不多，繼續增税或許意味着雙邊貿易中止，實際上是把遊戲玩死，這不是一個聰明商人的正常思維。所以，中國對美貿易談判寧穩勿急、寧慢勿快，這樣能夠使特朗普意識到自己的處境比對方更為不利。

顯然，特朗普有能夠認識自身處境的理性。所以在8月13日中美經貿官員通話之後，他按照“先大漲價，再小打折”的套路，推遲（但不是取消）對部分中國商品加税。這是一個小讓步，但預示着他有能力作出更大讓步。我們沒有理由接受特朗普的漫天要價。理想的中美貿易戰結果應該是這樣的：雙方達成的協議，固然無法不讓特朗普一如既往地胡亂吹噓自己為美國大賺了一筆，但是雙邊協議實際給予他的東西絕不應該多於其前任們所得到的。只有這樣，才能讓他及其繼任者更加冷靜地處理中美關係，不再搞貿易戰之類得不償失的冒險。

況且，如果貿易協議過早達成，則有利於特朗普重振美國經濟，在政治上得分，甚至更加自為是，於是我們就不得不在2020年以後繼續跟這位任性的美國總統打交道。特朗普連任，對於全世界都是一個麻煩。然而，從長遠來看，特朗普是否連任並不重要，因為他在全世界颳起的瘋災，正在以其過度施展的影響力，強化全世界的審“美”疲勞；隨後的時代，將是美國影響力持續下降的時代。

在人類星系裏，美國正在被特朗普變成一個黑洞。中國航船，自當在趨於混亂的世界裏轉向安全的航線。

多年以後，我們將會意識到：特朗普在全球棋局中走出貿易戰這步棋，雖然十分莽撞，卻加快了整局棋的步調，逼迫各方進行一系列的兑子，實際上起到了簡化局面的效果。中國經歷了特朗普瘋災之後，很多人的“親美”“崇美”心結凋零了，一度流行的“在美國領導下的世界體系中生存發展”的期望消失了，於是原本迷亂的前景就突然清晰起來。現實出路只有一條：跨過貿易戰這道坎，然後走中國特色的全新道路。固然，國內還有人指望在度過特朗普瘋災後，我們仍然走回原來的老路。但其實已經沒有老路可走，特朗普瘋災已經使得這個世界面目全非，原本我們以為會亙古長存的道路已是冰封雪凝，不復可行。

多年來沿着自由主義軌道行進的世界經濟列車脱軌了。未來十年，美國總統無論是誰，都將在“反抗衰落”“遏制對手”的思路中掙扎，繼續給這個世界帶來麻煩，使得舊經濟秩序反覆陷入動盪。但美國終究無法挽回國內經濟的衰敗趨勢，最終將喪失支配世界體系的動機和實力。在特朗普瘋災之後的殘棋中，中國應該有新的路數，而這已經由中國領導人所闡發。從長遠來看，貿易戰只是過眼雲煙；無論其結果如何，中國都將果斷地轉換航道，跳出區區中美利益鏈，轉而着眼於事關人類生存大計，建立有異於亞當·斯密體系的經濟發展範式。

二、特朗普瘋災背後的蝴蝶翅膀

中國進入高質量發展的新時代，這是富於遠見的戰略佈局。我們固然將面臨諸多困難，卻也將由此而創造新的歷史傳奇。從未來的角度來看，特朗普和貿易戰都只是歷史舞台上的小品類節目；真正要緊的，是當前世界經濟棋局已經呈現出新的特點，這是特朗普瘋災的根源所在，也是塑造未來世界的動力所在。這些特點也對中國經濟發展構成了壓力，但也將推動中國製度創新，強有力地證明了“高質量發展”的歷史必然性。

首先，以資本為核心的發展模式難以克服其內在矛盾。兩百多年來，西方經濟學著作可謂汗牛充棟，但其核心卻只需用一句話來概括：資本必須通過連續的擴大再生產來實現保值增值。我們得讚美資本所藴含的巨大經濟動能，因為我們都曾身受其益。但是，資本又是一個人類創造的難以控制的怪物，有其自身的生存邏輯，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奴役了資本家，把他們變成高度順從於資本盈利率（而非市場均衡）的機器人。在過去的兩百多年，資本通過推動全世界的社會化大生產，使自己實現了天文單位級的增值，成為改造地球的最不可思議的隱形力量。在過去的三四十年，我們看到恣意任性的資本遊戲，而且相信它的前景無可限量的。然而，現在我們卻目瞪口呆地發現，它似乎碰到了擴張的邊界，這就是“產能過剩”。“產能過剩”的實質是資本佔有過多財富，表徵是資本泡沫沖決市場均衡、擴大再生產鏈條斷裂，結果是實體經濟停止擴張，資本失去活力。這個過程很像一顆恆星從紅巨星坍塌成白矮星，壯麗而又駭人。看來，我們必須回到這樣的政治經濟學教條：有組織的社會化大生產與無政府的資本運作，勢必引發經濟蕭條。本世紀頭十年資本的狂歡，演出了“虛擬經濟”的鬧劇，毀壞市場的自我調節機制，逼迫各國政府出手挽救資本，最終變成對資本的管制。無庸置疑，以資本為核心的發展模式顯然不可持續。而事情不止於此——

第二，政治民主壓縮了經濟自由主義的生存空間。“民主”與“自由”本是雙生子，但有趣的是，導致如今經濟自由主義衰亡的，正是政治民主主義。就此而言，“後工業社會”理論（包括“第三次浪潮”等預言）只看到經濟和技術這一方面，而忽視了國家的存在。自由主義經濟構架下資本的自由流動，使其可以在全球範圍內追求與人力資源（既是勞力，也是市場）的最優匹配，實現利潤最大化；但由於國家的存在，人力資源的流動卻被國界所限制。這樣，當資本在全球範圍內尋找最優人力資源時，進入“後工業社會”的國家將發現“產業升級”導致的製造業蕭條使得整整一個社會階層陷於困頓。而政治民主賦予這個階層的表達權，必然形成重新工業化的政治壓力。政府如果想要正面回應這種壓力，只能採取貿易保護主義手段，以抵銷人力等成本的劣勢。這正是眼下各發達國家共同面臨的困境，必然地導致自由主義體系的衰落。而美國更有“保衞霸權”的政治需求，更是要以消除全球自由競爭為目標，實現美國對全球經濟的絕對控制。“美國優先”的實質，是建立一個“美國黑洞”，形成吸附吞噬式的星系。這就意味着無論中美貿易戰以何種形式結束，中美貿易關係都不可能回到早先的軌道上，遏制與反遏制將是中美之間無法解決的矛盾。不過，這是題外話。我們還是回到正題上來——

第三，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已為天理所不容。過去兩百年來改變了這個地球的西方經濟學，本質上存在一個嚴重的缺陷：它不懂得也不在乎熱力學第二定理，相信自然環境具有無限承載力，因此在微觀會計核算中有意地屏蔽了外部性問題，而其利潤動力機制也通過轉嫁外部性而得以發揮效能。兩百多年來，西方資本主義體系在全球的擴張，不僅是出於控制經濟成本和擴張市場的動機，也是轉移外部性的需要。經過兩百多年的積累，原本不計入企業盈虧的經濟外部性已經無法隱形，正在直接或者間接進入政府和企業的成本，這對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來説是一場毀滅性的災難。特朗普在全球變暖問題上採取的極端立場，與其説是基於意識形態的偏執，不如説是絕望。他要保衞他所珍愛的資本主義制度，為此他不惜欺騙自己、壓制別人。因為限制碳排放及其遏制全球變暖的目標，實際上是要求對經濟進行計劃管理；而這對以追求無限私慾為動力的資本主義來説，是一份死亡通知書。所以圍繞環境保護的爭吵在實質上是意識形態分歧。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美國右翼政客把環保活動人士稱為“綠色共產黨”，多方予以打壓。但堅定的資本主義信念壓制不了不可逆轉的增熵趨勢，掩飾不了日益彰顯的生態危機。此時此刻，我們或許就在出奇的炎熱或者超常的暴雨中，惶惶不安地揣測大難是否即將臨頭。是佔有，還有生存？對於這個問題，傳統的西方經濟邏輯已經失效。

我們不妨將上述情勢稱為“三大反對”，即：資本反對市場，民主反對自由，生態環境反對資本主義。中國經濟轉型適逢其時。這必須感謝特朗普。是他發動貿易戰，將我們從一座着火的鐵屋子裏喚醒。他是一名優秀的叫牀員。如果他不喚醒我們，我們仍然將在做着一個暖洋洋的夢。中共自十八大以來，已經開始着手打破生態災難、觀念僵化的鐵屋子，但很多人卻仍然在新自由主義教條的懷抱裏酣睡。是特朗普打斷了新自由主義的手臂，讓我們摔在冷冰冰的地板上。在這個時候醒來，或許並不是好事，因為地球已經病得不輕，況且誰能説服那些資本主義死硬派放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以拯救處於災難邊緣的世界？但醒了總是好的，行動起來總強勝於坐以待斃。

三、中國航船需要走出亂磁區

中國未來的發展路徑面臨重構。中國領袖已經提出了富有先見之明的遠大圖景。但是，船大難調頭，在轉型過程中，思維和行動慣性是難以避免的，尤其是在美國市場的強大磁場中，我們的羅盤出現偏差。現在，特朗普乾淨利落地切斷了美國磁力線，倒有利於我們重新整理思路，重新定位我們的發展方向。

首先，消除生態冷漠。我們既不可能也無必要複製美國生活方式。它建立在巨大的物質消耗之上，以挖空自己的生存基礎為代價。一些美國人早已認識到這個殘酷的事實，而且可以預見，整個美國都將在地球宏觀環境的災變中，被迫向生態法則屈服。但物質消耗的退行，必然導致供需關係的災難性退化，引發無法控制的經濟災難。因此，儘早從佔有慾中覺醒，意味着擁有更大的主動性和更多的選擇權。中國夢雖然也講求物質的適度豐裕，但更注重精神世界的滿足，追求一種以幸福感而非佔有慾為中心的生活方式。我們在“兩山論”“鄉愁”等新理念中可以窺見這種趨勢。但實踐層面的轉型是困難的，因為擴大再生產追求銷量，銷量則取決於與物慾相匹配的購買力；而全球市場，特別是美國等高消費國家羣落，對很多中國廠商來説猶如鴉片酩酊，為之拼命生產，毫不顧及外部性。就此而言，特朗普是枚救星，他對中國商品採取不友好態度，雖然對一些中國企業來説是大麻煩，但對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卻是個乘機轉向的機會。

第二，走出產權崇拜。如果説我們已經不再爭論“姓社姓資”，那麼現在卻戴上了“姓公姓私”的思想桎梏。其中，“公”代表政府和國企，“私”代表市場和私企。直到現在，“攘公尊私”仍然佔據着話語優勢。例如最近有十部委發文要求“嚴控公立醫院數量，為社會辦醫留足發展空間”。從標題來看，這份文件顯然要求各地政府必須人為地製造醫療供給的不充分性，由此為“社會辦醫”創造機會。但作為人民的政府，必須首先保證醫療服務的充分供給，而不是優先考慮為資本預留投資機會；何況所謂“社會辦醫”必然追求利潤最大化，只能根據病人出價來決定服務質量，不可能保證醫療服務的公平和效率。可見，這是一個缺乏嚴謹性的文件，足以説明“姓公姓私”已經成為行政思維的緊箍咒，必須予以打破。全球實踐表明：私有絕不代表高效。在中國，相當一部分大中型私企寄生在官場生態之中，或靠獨佔自然資源而獲利，或靠虛假宣傳而暴富，不同程度存在財務混亂、誠信缺失、管理不良等問題，已經成為經濟社會的病灶。而特朗普的貿易戰則證明：市場的開放性是有條件有邊界的，政府是決定市場的終極力量，不必將私企的經營權利奉為神聖。在被特朗普攪局後顯露出來的世界真相面前，“一私就靈”的矇昧觀念應當接受理性的審視。

第三，破除市場迷信。特朗普也擊碎了我們“市場萬能”的幻覺。長期以來，我們對於市場的迷信已經超越理性的範疇，“市場”“民營”成了一對魔咒，代表着“政治正確”。但現在特朗普證明了政府享有對市場的絕對控制權。他不是為了控制而控制，而是為了讓國民看到自身利益跟政治體制緊密相關。這是特朗普的小小願望，卻是給我們的偉大教益：要通過政府對市場和企業的干涉行動，使民眾受益並認同政治體制。不要看低特朗普的這一教益，因為它絕非不言自明的，彌足我們珍惜。直到現在，國內很多人並沒有明白：只有當民眾感恩自己所處的政治和社會制度時，政府和社會才可能堅固穩定。回想幾年前，國內媒體一根筋地宣揚市場才是大家的恩主，政府本來就有提供社會福利的義務，不值得感激。在更早的時候，一些奢談改革的人士將民眾視為包袱，認為打破上千萬人的鐵飯碗方顯“魄力”。我們自可以呆在空中樓閣裏高談闊論，卻不知道地面的戰壕裏已然冷清寂寥：當人們被逐出“體制”之後，也就放棄了對“體制”的認同和忠誠。一個成功的政府必定是善於凝聚人心而非肢裂族羣的政府。要把民眾團結起來，既靠共同理想，也靠個人利益。北歐左翼政黨深諳此理，它們堅決維護社會福利制度，以此在殘酷的自由選舉中實現持久執政。

第四，正視資本本性。我們面臨的一個嚴峻問題是：資本成為經濟的王者，決定着社會利益分配格局。四十年來，昔日“人掙錢”的常態已經演變成為“錢榨人”的怪相：想當初，民眾通過勤勞和節儉，積累本錢，擴大生產，因此人是錢的主人；如今，幾乎所有人都必須通過借貸獲取發展甚至生存的本錢，因此錢主宰了人的命運。更為糟糕的是，是投機資本（而不是實業資本）在當今資本市場上扮演着最活躍的角色。顯然，資本迷失了基於擴大再生產的生存之道，以盈利數額而非國計民生為目標。這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根子所在。至於中國，“安邦事件”就是資本自我膨脹的實例，表明這個社會存在着資本失控的可能性。資本任性是官僚惰性的結果。官僚主義往往死守殘缺教條而無視現實問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觀無疑是矯治之道：資本必須恢復其工具本性。對於造成經濟動盪的“熱錢”，政府沒有義務為其保駕護航；相反，可設置門檻、可限制投向、可課以重税、可約束薪酬，迫使其剋制冒險衝動，引導其向實體經濟轉移。這不僅關乎金融安全，也決定着經濟發展質量。

第五，避免產業歧視。我們需要產業升級，但老鳥死了引新鳥的“騰籠”戰術是不夠嚴謹的。我們不該把高新技術產業與中低端產業的關係變成爭奪鳥籠的零和博弈。社會無論如何發展，客觀上都得有一個金字塔形的產業結構，以大批勉強維持運轉的中低端企業作為塔基，提供一般水準的產品和服務，為數量巨大但只有一般技能的勞動者提供就業機會。這也是特朗普給我們的教益。如前所述，貝爾的“後工業社會”、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直到“知識經濟”“虛擬經濟”諸理論，無疑都看到了社會發展的趨勢，然而產業升級並不代表人力資源同步升級、同步轉移，必然掏空實體經濟，惡化利益分配格局。特朗普試圖讓製造業迴歸，我們也必須留住製造業。值得注意的是，我國沿海地區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消失的血汗工廠，要麼是乾淨利落地倒閉，要麼是出走其他國家，並沒有像理論家預期的那樣，由內地“承接產業轉移”。原因是內地也與沿海一樣，同步喪失了人力資源成本優勢，這是我國產業升級必須妥善解決的問題，避免重蹈美國覆轍。

特朗普戰聲正酣，逼人驚醒。中國領導人早已謀定而動，指揮中國巨輪劈波斬浪。國內理論和政策界人士自當打消綿綿睡意，澄清心中渾沌，振作精神跟上去。

四、美國科技鐵幕方興已鏽

顯而易見，科技是中國未來發展的關鍵戰場。經過特朗普瘋災，中國人已經從“科技無國界”的美夢中醒來，正在竭力掙脱對美國的技術依賴。不過，明白是一回事，做起來是另一回事。從中興事件到華為事件，儘管國內輿論看到中國與日俱增的科學技術自持力，但我們卻低估了美國“制裁”體系的嚴密性。華為已經預料到芯片等核心部件會受到制裁，尚可提前備貨，但孰料美國竟然使得粘合膠、塑料乃至軟件等產品也一律斷供？長期以來，我們習慣了對四十多年前“封閉自守”的含淚痛訴，都以為那個時代是我們自己關起門來，頑固地拒絕外國先進技術和文化。但華為事件讓我們恍然明白“封閉自守”論的矇昧實質。在這樣的嚴密封鎖下，我們不能指望國內企業能夠在短期內實現突圍，被封鎖的中國企業將被迫選用不受美國法律約束的質量較次、價格較高、功能較弱的替代產品，這意味着消費生態的重建，對海外市場拓展是沉重打擊。

因此，達成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貿易協議是有益的，可解華為等尖端企業的燃眉之急。但即使短期內能夠使中美貿易關係恢復到常態（這顯然是不可能的），也必須繼續強力推進自主研發（進口替代）戰略，不需對美國作出自廢武功的承諾。因為當前的事實已經證明美國當局不會信守任何承諾，美國貨源將長期存在不穩定性，隨時會對中國實行封鎖。所以，我們得感謝特朗普。如果説過去幾十年我們對於自主技術尚屬三心二意，寄希望於“科技無國界”，以為有錢就能買到一切，那麼在特朗普鐵壁上碰鼻之後，卻已經形成了自力更生的強大共識，消除了對“不惜一切代價發展芯片”的疑慮和反對。現在，很多人都在反思多年來在集成電路工業方面的失誤，驅除“造不如買”的惰性，轉而致力於建立高科技領域的新型舉國體制，將更多資源投入到芯片產業中。

舉國體制意味着思想的統一、資源的集中和政策的傾斜，自然有很多事情得去做——

舉國體制必然要求有一個完整的發展戰略，雖然我們已經有了中國製造2025，但在特朗普技術制裁的大棒下，這個戰略規劃還得擴充延伸，形成一個全體系、長時期的高科技趕超規劃，其目標是覆蓋所有對被美國及其盟友所壟斷或控制的科技產品，對於那些可以從美國之外產地獲得的產品，雖然不必完全形成現實成產能，至少也得有技術儲備，隨時能夠應對美國擴大制裁力度。

制度與思想是相表裏的，最可怕的是表裏不一。並不是所有黨政官員都有清醒的產業發展觀。當年張汝京向大陸法院起訴台積電卻被駁回之類的可笑荒唐事件，説明我們的官員曾經系統性地昏聵到何種地步，此類昏庸型幹部恐怕不在少數，現在也未必絕跡於官場。

黨政職能部門自然必須在國家和地方產業政策框架內，全力服務境內芯片產業發展，除了鉅額資金支持、政府優先採購之外，還需要在政策法律方面予以傾斜。還得着手構建芯片產業發展的支持體系，以減少芯片產業的研發、生產、經營成本，例如建立公益性的共性技術研究機構、要素供需對接平台等，使相關廠商能夠及時獲得所需的信息和資源。

中國已經積累了可觀的資金、人才、技術、設備以及運用經驗，這是發展集成電路的重要基礎和條件，但還需要一個試錯和容錯的過程，方能使產品與市場充分融合。所以，政府除了通過採購提供初始市場之外，還有必要建立一批風險補償基金，以防止企業因技術創新失敗而解體。消化國外技術、引進國外人才自然是必需的，但應有完善的知識產權諮詢機制，以避免不必要的專利糾紛。

我們越是細想芯片產業發展的路徑，就會越發感覺問題太多。然而決策層和產業界已經開始行動，使得前景變得可以樂觀預期了。如果特朗普能夠看到中國的現實，肯定會吃驚於中國芯片產業的發展熱潮。隨着中國本土芯片企業的興起，中美間的技術差距可能會縮小到十年左右。幾年內，相當一部分芯片將完成進口替代，也有一部分產品會實現對美國的超越。自然，這樣的前景對於被“制裁”的中國企業來説仍然是“遠水”，還得做好過一陣苦日子和緊日子的準備。

歷史竟然如此巧合：剛好一個甲子之前，蘇聯中斷對新中國的技術援助，給中國留下若干半截子工程，考驗中國的自力更生能力。當然，中國度過了那道難關。現在，歷史顯然正在重演：經過這輪技術封鎖，美國將在幾年後發現自己試圖獨佔的高級技術已經被中國產品所替代和超越。技術封鎖是強國慣用的政治伎倆，但它的濫用反而會成為自焚之火。美國雖然可以逞快於一時，卻將因此永遠喪失中國的依賴性，這將是大國博弈的重大失策。就實質而言，美國貿易戰跟當年英國發起鴉片戰爭並無不同，理由都是貿易收支失衡。但特朗普不如巴麥尊，後者非但不封鎖使對方上癮的商品，反而要用條約來保障向對方傾銷鴉片，以此深化中國對英國的依賴，在制度上確保穩定的貿易順差。就成癮性而言，鴉片和芯片並無不同，但特朗普卻採取了禁運的辦法。他顯然沒有搞清中國共產黨的脾性，竟然不知道這個政黨素來的作風是你敢封鎖，我就要“爭氣”。兩彈一星是如此，集成電路也將如此。

五、走向“美國補集”的中國外貿

在特朗普瘋災中陷入困境的中國外貿企業，出路無非有三條：一是拓展新興出口市場，在“美國補集”（美國之外的人類世界）中尋找替代市場，主要是歐洲、非洲和南亞東南亞地區，已經有一定成效；二是產品技術升級，既要解決技術的進口替代，降低對美國廠商的依賴，同時又要有技術上的不可替代性，擁全球領先的產品，不僅擴大全球市場份額，也能逼迫美國市場拆牆開放；三是成本控制，壓低包括原料、資金和人力資源等要素價格，儘量抵銷美國關税壁壘的影響，同時遏制其他國家替代產品的競爭。這是短期內的情況。從長遠來看，未來中國經濟價值鏈必然轉向立足於內需和內供，外貿領域將出現一些顯著變化：

一是進出口對象多元化。在國家層面，外交將與外貿政策緊密結合，同時服務於國家的全球戰略。總體將延續過去幾年來較為均衡的對外關係思路，從加強“美國交集”（人類世界之中的美國）轉向加強“美國補集”，呈現中美交集和補集並存的特點。“美國補集”中，“一帶一路”是重要推手，沿線基礎設施建設和市場培育將相互促進。一種排除了金融霸權的國際結算機制逐步建立。在企業層面，則會在“美國補集”上做文章，不斷增強用供給塑造需求的能力，在世界市場上創造“有人即有中國貨”的存在感。

二是進出口地位合理化。未來中國的外貿戰略將更加務實，從強調“為了GDP的淨出口”轉變為“帶動內需的進出口”，不再追求巨大的貿易順差。利用中國廉價勞動力的純粹外銷型企業將持續減少，立足國內、兼顧海外的企業成為主流。外貿在GDP中的佔比下降到10%以內。由於對外國產品的需求下降，長期被視為國力象徵的外匯儲備也相應減少，其中美元資產的佔比顯著下降。

三是進出口生態持續優化。進出口將被納入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需要來考量，更加緊密地咬合於國內經濟。一方面，由於高技術零部件的進口替代策略取得進展，長產業鏈、高附加值產品成為出口商品主流，國內資源和要素配置向高科技工業轉移，帶動就業水平和國民收入上升；另一方面，受制於國內勞動力和土地資源不足以及環境政策，工業原料、初級工業品和基本農產品的進口將會增加。對外投資格局多元化，中國外貿的供求生態更為有利。

四是中美貿易關係純潔化。中國對美進出口依賴度將持續下降。儘管已經在全球建立安全的農產品供應鏈，但將保持向美國進口一定數量的農副產品；十年之內，中國高技術產品“進口替代”將取得重大進展，對美國技術依賴將明顯減輕，能夠有效防範美國進行科技訛詐的風險，但仍然會繼續進口相當數量的美國高技術產品，這些都主要是基於減少貿易爭端、保持正常合作關係的政治考慮。美國難以繼續將貿易戰作為遏制中國的手段。美國對華貿易摩擦仍將存在，反傾銷等常規貿易壁壘仍然會出現，但主要是出於國內政治穩定的緣故，而難以繼續充當維護霸權的戰略工具。

但中美衝突的可能性並未衰減，更未消失。事實上，在美國右翼勢力不斷擴張的形勢下，由於特朗普瘋災導致雙方貿易依賴度下降，美國慣用的“煽風點火”和“極限施壓”手法可能會挑起比貿易戰更為嚴峻的對峙。中美關係充滿太多變數，只是經貿問題將逐步淡出主戰場罷了。

六、修復國內價值鏈

金毛特朗普手持朴刀，從樹叢裏跳出來，向路人索取買路錢。這時，我們正要離開這條老路，轉到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去。特朗普無疑是在錯誤的地方開張了剪徑營生。但我們這條新的長征路，也絕非一路坦途。今後中國經濟的核心是“高質量發展”，要求我們必須改變舊的動力機制。過去相當長的一個時期，我們不善於協調“三駕馬車”，實際上三匹馬出力不均、相互牽制，好在可以用GDP來掩飾。今後高質量發展必然要求高水平的政府宏觀調控，形成消費、投資和出口相互協調、形成合力的局面，避免價值鏈變形斷裂。

中國決策者早已注意到價值鏈條不均衡的問題，通過減税降費、“放管服”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幫助企業壓減生產經營成本，成果是顯而易見的。下一步或許應該考慮人力資源成本問題，這是國內企業面臨的核心難題。人力資源成本的重要性，在於它對企業和政府來説是支出，是對效益做減法；對個人則是收入，是消費和儲蓄的來源，所以處於價值鏈的關鍵節點。大約十五年前，各地都開始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導致人力成本優勢迅速消失，大量原本勉強越過盈虧線的低端企業只能倒閉，地方最低工資標準並沒有變成現實收入，反而增加了政府社保賬户和維穩清單的包袱。同時，不少地方政府出台各種公務人員津補貼獎金政策，擠佔了基層財政的財力，使之在無法兼顧“吃飯”“建設”與“穩定”的需求。在當前減税降費的大環境下，地方財政的收支矛盾加劇，剛性的工資支出勢必進一步形成對其他公共開支的“擠出”，削弱基層公共服務能力。

工資標準的不斷提高，有政治因素，但在很大程度上是生活成本持續上漲的結果。生活成本上漲，並不完全是供需關係變化，畢竟國內產能普遍過剩，而且存在大量進口，理論上足以將生活成本保持在一個低水平上。拉動生活成本上升的真正原因，一是政策，主要是某些改革過於執着地盯住居民的錢袋子，片面追求“拉動消費”的政策效果，雖然如願掏空了居民的錢袋，但也榨乾了居民的消費能力；二是資本，相當一部分生活用品的漲價風潮，由投機性資本運作的結果，如前些年的“姜你軍”“蒜你狠”等事件。

資本拉動生活成本的最典型事例是住房。當年“住房改革”以“產業化”為方向，後來甚至成為“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之要務，着眼於多建多賣、只囤不住，完全誤置了住房的功能，導致住房不僅成為生活必需品，更成為投機資本炒作的主戰場。其後果是居民儲蓄大量流入房市，住房債務大量流入家庭。住房確實成了居民財產中絕對大頭，而這是以其他領域的消費被“擠出”為代價的。

“房住不炒”理念的提出正當其時。這是理順中國經濟動力機制的重要措施。然而，住房匯聚了太多的利益，不少地方政府之所以頻發“解除限購令”的錯誤信號，實在是由於對房市的依賴已經疾入骨髓，無論政府還是官員在其中都有重大利益。擠出投機資本，不可不急，也不可不慎。房產税不妨考慮以套數而非面積來確定超額累進税率，避免使當年苦苦追求“小康社會就是一家人有兩套房”理想的幹部羣眾成為苦主，引發社會不滿。當然，更為長遠的是轉變住房觀念，提倡“簡潔、實用、環保”而非貪大求洋的規劃風格，提倡“租買皆宜，限制多購”而非“居者有其屋”的供給政策，並按此理念重新設計住房供給體系，使緊湊實用、舒適節能、管理規範的公寓體系成為新的趨勢。

在居民消費中，醫藥支出可能是僅次於住房的大宗項目。前些年，政府放開藥品價格，導致藥價飛漲，醫藥行業成為暴利行業。前述“十部委”文件足以證明醫藥資本集團的影響力，也可見其中還有巨大利益空間。應防止形成政府-資本聯合體，以免公共服務體系被扭曲。其實，對於公共和準公共領域，最好的策略就是由公立機構儘量填充，同時准許私人資本進入，但後者只有靠質量和價格優勢（而非政府傾斜照顧）才能生存發展，這樣方可保證公共和準公共服務覆蓋面和質量水準。

目前，中國已經逼近高收入國家門檻，工資標準不妨穩定一個時期，以理順內部關係，解決深層次矛盾。如果能夠解決居民支出中住房、醫療等大宗開支佔比過高的問題，將居民生活成本維持在合理水平，政府和企業就不必擔心工資標準上漲的壓力，甚至可以向下調整工資標準，這樣自然能夠避開人力成本困境，重新獲得發展的動力。

全球政府面臨一場經濟調控思維和方法的革命。在美國擱置自由主義信條，竭力維持霸權的時代，各國行政當局都在加強對資本和市場的管控。這也是中國的機會，可以藉此將信息革命的成果與政府經濟調控相融合。當前，中國正在進入AI（人工智能）、BD（大數據）、5G時代，政府經濟管理部門不應置身於技術革命的浪潮之外。多年前，我們囿於傳統的信息技術手段，無法瞭解也難以分析私人企業運行內幕，只好以“遵循市場法則”為藉口，安於充當“守夜人”，對私有企業採取放任縱容的政策，寄希望於通過私有化而激發體現超凡市場直覺和管理水平的“企業家精神”，結果卻導致了私有企業的道德失範，湧現出大量以賺快錢為第一要務的資本家，卻鮮有以做實事為基本原則的企業家。在信息技術革命如火如荼的今天，“科斯定律”不復有意義，政府必須而且能夠有效管理和引導微觀經濟主體，可以基於互聯網，開發先進算法（人工智能），用大數據提升統計效能，形成強大的企業數據採集和分析能力，着眼於宏觀戰略目標，對各類企業的產品及原料、能源、財務、人力等因素進行研判，在全國甚至全球範圍內進行供需匹配，幫助企業科學高效決策，同時督促各種亂七八糟、烏煙瘴氣的家庭家族企業按照現代企業規範進行改革，推動目前整體水平處於中古時代的民營企業邁入二十一世紀，避免低劣的私企文化氾濫，成為阻斷高質量發展道路的亂石枯樹。

未來中國要實現價值鏈最優化匹配，國企應發揮支柱作用。國企首先要持續提供低合理的優質產品和服務，避免能源、原料、信息等領域價格過度波動。考核國企成敗，不能再以利潤論英雄，而在於是否發揮了政府調控手段的作用。電力、石油、電信等企業，無論公有私有，只要具有壟斷性質，都不應追求高利潤，必須提供質量優良、價格合理的產品和服務。以“甩包袱”為目標的國企改革自當杜絕，避免“包袱”們站到政府的對立面，成為政治“炸彈”。相反，政府有責任“排地雷”，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把那些從失敗私企流失的技術成果和業務骨幹整合到國有經濟的惠及區間來，減少損失。混合所有制自當破除“姓公姓私”魔咒，既要以“私”混“公”，也要以“公”混“私”。國有經濟不應該畫地為牢，而應該成為中國經濟中無處不在的催化劑、加油站；私有經濟也不能滿足於充當讓少數人撈夠財富後移居海外享福的工具，必須永久紮根國內、帶動後富。

構建高效的中國經濟價值鏈，還得處理好“大”與“小”、“虛”與“實”的問題。當前，重“虛”輕“實”、求“大”棄“小”的現象突出。網上商業活動熱鬧非凡，底層實體經營舉步惟艱；大型企業左右逢源，炙手可熱，小微企業卻命懸一線，進退惟谷；一線城市繁榮昌盛，恍如仙境，中小城市則冷清蕭條，舉步惟艱。擠出大城市資本泡沫，振興縣域實體經濟，應當成為高質量發展的當務之急。縣域小店小廠是地方的重要就業去向，對於當地的繁榮穩定至關重要，不應任其成為全國性電子商務的犧牲品。是時候考慮解決“重虛輕實”“貪大嫌小”問題的時候了，政府有理由從被巨型網商、跨省網商所壟斷的消費生態中拯救區域性小微經濟實體。可以探索建立縣域電商平台，專門為當地居民和商家提供近鄰消費服務，重塑網購生態圈，振興社區實體經濟。

特朗普改變了世界。這個改變是不可逆轉的。無論中美貿易爭端以何種方式解決，中國顯然都不可能回到原來的老路上。傳説拿破崙有個“中國睡獅”的譬喻，提醒歐洲人不要去驚醒那頭睡獅。其實很多中國人原本也不想醒來，畢竟“中美友好，互利共贏”的夢境很討人喜歡。但特朗普成功地驚醒了我們，逼迫我們走一條雖然艱鉅但卻光明的道路。中國航船正在向着新的航線轉舵揚帆。特朗普如果足夠長壽，將有機會能夠看到美國的衰敗；他也將會明白，“中國威脅”原本只是他及其隊友們的幻覺，但他們與這個幻覺搏鬥的結果，卻是逼迫中國加快了內涵式發展步伐，使中國崛起成為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