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們仍在等待”：智利的公共住房體系中的時間博弈_風聞

編者按

    本文通過對智利聖地亞哥的一個民族誌研究，探討了在等待公共住房的城市貧窮人口的住房需求和政府的公共政策之間時間承擔的雙重功能。它既被政府運作為一種拖延和不履責的策略，通過種種政策的實踐而生產出一種新的時間政治；同時聖地亞哥的找房者並不是被動等待，他們通過多種做法，包括對任意拖延的集體性爭辯、積極談判和詆譭國家規定的臨時性等方式應對政府的拖延，因此等待並不僅僅是政府政策主導下的生產，而生髮出一種動態的等待政治和博弈過程。

這是社論前沿第S1372期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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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等待”已經成為智利城市周邊的貧困和工薪階層居民與國家互動的日常，從領取生活上的救濟到低收入住房的申請，他們的經歷、生活的意義和實踐在例行化的“等待”中被塑造。

    自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智利政府為改善住房問題為貧困家庭提供住房補貼來購買商品房，這一政策被譽為國家的成功，並越來越成為在全球南部推廣經濟適用房的供應模式，儘管這一政策被批評為服務人數的有限和加深了城市隔離。事實上，在現有的研究中，社會時間效應在智利的住房問題中被忽視，那些尋求低收入住房的人通常要等很長時間。亞非拉國家中大規模供應計劃的興起有望緩解長期以來的住房供應短缺，但與此同時政府對非正式住房的大規模清理使得城市貧困人羣除了排隊購買正式的國家補貼住房之外別無他法。而近年來基於國家政策的變化，對於公共住房補貼的減少和公共住房的存量下降，位於等待名單上的人越來越多，而等待似乎成為政府緩解住房問題壓力的手段和策略。

“等待”中的政治

   公共物品的稀缺性和有限性使得等待成為一種司空見慣的現象，社會不平等和公共物品不成比例的問題共同促成了等待的生產；然而，等待不僅僅是由於現有的不平等和制度的約束。布迪厄堅持認為在權力行使的作用中，等待是管理邊緣羣體的緊急國家戰略的一個組成部分，併產生明顯的社會政治效應，然而，學者們在等待的具體運作方式和具體效果上存在分歧。現有的研究中通常存在三種理解路徑：第一，在新自由主義緊縮的背景下，等待成為政府削減福利後的處理方案，強加的時間成本和等待中的不確定性鼓勵公民放棄期望轉而尋求私有化的替代方案滿足他們的需求。第二，等待被視為產生被動的、順從的、更容易由國家管理的主體的一種機制，而非限制公共供應的手段。從這個角度看，雖然等待取代了立即提供的可能但它並沒有減少國家為窮人提供幫助的責任。這種制度化的延遲產生了一種“時間支配”（temporal domination），塑造了公民對國家的期望，他們學會了“默默忍受，不再認為自己是一個擁有合法權利的公民，而是需要國家幫助的病人”。第三，等待是一種動態的政治建構過程，多重主體的權利、訴求和實踐過程通過策略化的運作賦予等待以強烈的政治意涵，公民並不是被動服從的個體或簡單地放棄權利而是運用種種策略挑戰政策的合理性，因此等待成為充滿爭議卻自我合理化的過程。

塑造等待的主體：智利住房體系的時間性轉變

   等待住房已經成為智利城市貧民經歷的一部分。1973年以前，隨着大量的農村和城市移民，智利的城市缺乏足夠的住房，貧困的城市居民居住在擁擠的公寓和不穩定的棚户中。到了20世紀50年代，政治精英階層將不斷增長的住房赤字視為一場迫在眉睫的社會危機，各國政府試圖通過創建公共住房來緩解這種狀況，然而住房的供應未能滿足日益增長的需求，成千上萬的智利人經過多年徒勞的等待，佔領城市土地建立了自己的家園和社區。因此，普遍的等待住房與有爭議的非正式做法聯繫在一起。上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初，認識到國家“自上而下”保障住房權利的能力有限，智利政府為這些住房提供了便利，為非正式定居點提供合法產權、基礎設施和服務。然而，1973年的政變突然結束了這些進程。在最初的幾年裏，在皮諾切特執政時期的新自由主義緊縮政策中，國家投資和公共投資大幅下降，與此同時，政權運用暴力手段清除非法的土地佔有，因為這被視為對私有財產和國家權力的威脅。

這一做法加深了智利的住房危機，越來越多的貧困家庭被迫住在親戚或朋友的人滿為患的房子裏。1979年，智利的住房部門出台了向低收入人羣提供需求補貼的政策用於家庭購買商品房。申請標準通過計算點數（類似於計分）的方式來確立申請的優先級，包括申請人的收入、家庭、等待的時間（時間越長分數越高）等，以此將等待操作為一種合理的制度方式。與此同時為了避免住房衝突，政府努力將大眾組織納入到國家的官僚體制中來，如政府要求“住房管理委員會”可以和政府部門共同協商補助、簽訂住房合同等事宜。

案例和方法

    本文的田野點位於聖地亞哥南部的拉平塔納區（La Pintana），一個人口為20萬的貧窮的外圍城市，它的合適性在於在一個最不可能產生動員的地方我們依舊看到了住房運動，該地區外圍大量廉價的土地使得大規模建設保障性住房成為可能，2012年，拉平塔納近90%的家庭都是保障性住房，20%的家庭繼續面臨過度擁擠，因此有35個住房委員會在積極尋求新的補貼。

    本文主要研究方法是田野調查法，基於18個月的參與觀察和58次深入的訪談；在2010年至2014年期間，對住房委員會進行了6次以上的實地訪問，參與了住房委員會大量日常的工作、會議和住房的項目，通過日常的工作和生活的傑出與委員會成員建立了深厚的關係。

忍受制度化的等待

    政府官員拒絕讓“住房委員會”參與到具體的住房分配的進程中來，甚至拒絕提供相關的信息，官員的策略通常是通過“拖延”（delaying）和“匆忙”（rushing）（即突然承諾立即解決，卻又因某些原因突然暫停）的方式塑造出不確定的等待過程。

    這些常規的國家實踐呈現出一種悖論，為什麼市政府一方面積極組織當地的找房者，以減輕過度擁擠的狀況，另一方面卻對他們聲稱要幫助的人任意拖延，他們聲稱雖然想幫助當地居民確保住房安全，但不想承擔區內新建低收入住房的費用。通過延遲當地的住房項目，他們能夠將社會保障性住房進一步推廣到城市的其他地方。這與智利的治理結構相關，聖地亞哥被劃分為34個自治市，每個自治市負責社會服務如醫療和教育，但僅提供有限的再分配資源，因此地方政府如何利用手中土地創造更高的價值成為政府的一種激勵機制，顯然保障性住房的建設並不在其中。

從集體性的訴求到個體性的策略

    當“住房委員會”的成員終於成功地住進保障房時，他們卻發現了房子嚴重的質量問題，當他們就質量問題對政府再次提出修補的要求時同樣面臨了漫長的等待，等待的過程越來越令人沮喪。這直接導致了集體行動的失效，一方面國家以建設新住房為由不斷拖延維修的時間，而非政府的不作為意願，這聽起來合理化了等待過程；另一方面一旦住房者擁有房子，這就使得他們謀求自我改善的能力大大提升。居民們越來越多地在個人努力改善的過程中尋找替代方案。許多居民承擔了週末的工作，在家裏出售現成的食物或舊衣服來獲取額外的收入，或者通過銀行貸款的方式來獲得維修的資金。

結論

智利的找房者參與了一個更有活力，也經常有爭議的“等待的政治”過程中。他們被納入國家治理的結構，同時缺乏可行的退出策略，政府任意而武斷的解決措施使得他們不得不面臨漫長的等待住房的過程。

等待會引發多種實踐，這些實踐可能會超出甚至超過預期。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例行化的等待以及產生的動員會增加成本和不確定性，並再次為那些國家的邊緣羣體貼上“國家病人”的污名標籤，同時等待也並不意味着一定會有結果。等待甚至成為政府運作的一種策略，去塑造出被治理的主體，但另一方城市貧困人口也並不屈服於等待，只有理解多樣的社會結構的情境和主體的行動才能更好地分析“時間支配”背後的涵義，在不同的語境中，它生產出新的支配模式和權力結構。

文獻來源：

Carter M. Koppelman（2018）“For Now, We Are in Waiting”: Negotiating Time in Chile’s Social Housing System，City & Community 17:2

doi: 10.1111/cico.12301

文獻整理：陳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