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顧問與1925年省港大罷工_風聞

1925年6月19日，為了支援上海人民五卅反帝愛國運動，廣州和香港爆發了規模宏大的省港大罷工，此次罷工由共產黨人蘇兆徵、鄧中夏領導，歷時1年零4個月，是世界工運史上時間最長的一次大罷工，這次大罷工有效地打擊了英帝國主義在香港經濟的統治，並且讓廣州的金融得到了保障。

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 共產國際和蘇聯政府為了幫助中國革命, 先後派出了多批政治、軍事顧問來到中國, 他們中的大多數出於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 遠離祖國, 真心誠意地獻身於中國人民革命事業, 、給予中國革命以有益的幫助和指導, 但也不可否認其中某些人在某些重大決策中犯有嚴重失誤, 而給中國革命帶來損失。

省港罷工期間, 在當時的南方廣州革命政府和國民革命軍中, 已雲集了一批以鮑羅廷和加倫將軍為首的蘇聯政治、軍事顧問。他們從總體上來説, 對於省港罷工這一直接支持和幫助廣州革命政府和國民革命軍的羣眾革命運動持以熱情支持和歌頌的態度。

發生於1925—1926年的廣東和香港、長達16個月的省港大罷工是世界歷史上時間最長的一次罷工運動

鮑羅廷在1925年10月所撰寫的《和平的廣東與衰落的香港》一文, 即高度評價了罷工與廣州政府之間不可割裂的相互關係。他説, “ 站在廣州革命政府後面的, 還有許多工人、商人和農民。現在廣東有三萬罷工的工人, 他們在三個月前, 就開始與帝國主義奮鬥, 此次革命軍出發東江, 直接是打陳林反革命軍閥, 間接便是打英帝國主義。所以現在廣東三萬罷工工人與出發東江的革命軍, 猶如左右手一樣, 有很密切的關係。如果此次省港罷工失敗, 則此次東征亦難制勝反之, 若此次東征失敗, 則罷工必受摧殘而消滅, 如同現在汕頭—被敵軍佔據, 馬上就禁止罷工, 強迫工人去上工一樣。所以現在在廣州的工人必盡力幫助革命軍來打倒共同的敵人。”

省港罷工發生後, 英帝國主義一再叫囂要用武力進攻廣州, 而又終未敢動手。鮑羅廷在此文中分析其原因時指出, 除了英國本土的工人正在醖釀着全國總罷工的風暴而後顧不暇之外, 主要是“此次因上海五姍慘案使他們在中國的威信失落，在廣東方面不能用武力千涉, 因若用武力干涉廣東，恐激起全國更猛烈之運動抗議英國。” 接着他又寫道, “這幾天內, 我們看見革命的軍人，一隊又一隊往前敵去, 許多罷工工人幫助軍人輸送, 也一隊一隊往前敵去, 同時做宣傳的人,也都赴前敵宣傳去了。這次赴前敵, 就是要使香港政府的別一種方法—勾結陳林等擾亂東江—打個消滅。”

鮑羅廷對當時的形勢作了這樣的歸納“總結起來説，在廣東革命歷史上，從來沒有這樣的狀況，革命與反革命分化得如此清楚，各界人民如此的團結，擁護革命政府，以打倒一切反革命派。”

1925年11月7日, 在廣州各界歡宴蘇俄十月革命八週年的大會上, 鮑羅廷又高度讚揚了“幾個月來食不飽寢不安的幾萬罷工工友。他們的犧牲也不是為他們自己的利益，而是為爭民族之平等自由。”進而他又熱情鼓勵與會者説, “真正革命的同志聯合在一塊，同做革命的工作，還有一個必要的條件, 就是在乎自己能犧牲。”

早期就來到中國的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 在1930年回國後撰寫的一篇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章中, 且不論其各種看法是否正確,但他對省港罷工的論述還是較客觀公正的，文章説，當時“廣州有幾萬人連續罷工數月，反對英國和其他帝國主義者。罷工委員會是一股同廣州政府旗鼓相當的很大力量。廣州政府反對英帝國主義和內部封建買辦反革命勢力的一切措施，都要依靠共產黨廣東省委領導的罷工委員會。”

他又因此而認為，“由於這一事件，民族革命運動基地——廣州的作用較之從前極大地提高了。它的影響第一次遍及全中國，香港工人抵制性罷工成為這個時期的中國革命的主要動力。” 

蘇聯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著名學者卡爾圖諾娃, 在其所著述的《加倫在中國》一書中,多次提到當時的軍事總顧間加倫將軍, 在具體指導國民革命軍制訂戰略戰役方針的同時, “加倫積極參與解決工人運動和農會活動的一系列間題，例如他多次參加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研究省港大罷工間題的會議，提出切合適宜的建議”。關於上述這些情形, 在《加倫致朱培德將軍的蘇聯顧間馬採伊利克的書信摘抄》中, 軍事總顧問曾詳細記述了發動和組織鐵路工人罷工的計劃：

“為了舉行罷工, 在所有三條鐵路線上都成立了罷工委員會。機車正陸續調往我軍駐地。北線的機車大都已調往韶關, 只留下三部機車同廣州進行聯繫, 這三部機車也是隨時都能破壞的。現在, 工人們紛紛把機車零件帶回家去。廣九線上的機車調動不力,至今成效甚微。原因是措施不利。我已建議逐步將北線的機車全部開到韶關去, 把廣九線的機車全部開到平湖以南, 並就地建立必要的燃料基地。所有未及開走的機車都要由罷工工人把它弄得不能開動。罷工或於叛軍出動之日, 或於我方下令時開始。”

沙基慘案發生後, 在蘇聯顧問之間也展開了極為嚴肅而有意思的研討, 加倫是這樣寫的, 

“有人鄭重提出攻佔沙面和進攻香港的問題。少數人認為, 廣州公開向帝國主義宣戰, 有助於全國國民革命運動的更加高漲, 並可導致全國各地普遍與外國人公開進行車爭。在他們看來, 為達到此目的, 即使冒廣州淪陷的風險也在所不惜, 因為這次同帝國主義較量的結果, 必將促使中國進一步革命化, 所以丟了廣州也值得。英國若進攻廣州, 他們在進攻之前尚須調動兵力, 考慮調兵所須時間, 從英國進攻廣州, 到廣州進攻香港, 其間有一至兩個月的時間。

多數人不贊成這一觀點, 理由是廣州在同全國其他地區聯繫中斷同北方各省的聯繫均通過香港, 慘案發生的當天, 這種聯繫即被英國人切斷的情況下對英宣戰, 會造成孤軍作戰的局面, 也無助於其他省份國民革命運動的高漲, 其結果, 廣州將白白淪陷。不過, 如果沙基慘案能引起全國的反響, 能導致民族運動的高漲, 則多數人並不反對對英宣戰”。

幸虧大多數顧問並不贊成進攻香港。當然, 象這樣重大的問題必須經過共產國際的批准, 要不然中國革命的進程或許會是另一副樣子。

至於在廣東的其他蘇聯顧問, 大都對省港罷工是熱情支持和充分肯定的。切列潘諾夫在所著《中國國民革命軍》一書中, 是這樣評價這次罷工的意義, 

“華南的無產階級利用有利局勢奮起鬥爭。省港大罷工已經持續了又個月之久。到年初, 廣州政權的財政狀況得到了根本改善。兩年之前, 它的月收入僅為三十萬元, 現在已經增加到五百萬元。我們這些深入南方政治鬥爭中心的人都知道, 這功勞首先應歸於誰。決定性的作用屬於中國的無產者。”

​曾任黃埔軍校顧問的契列潘諾夫

1926年3月, 以蘇聯工農紅軍總政治部主任、蘇共中央執行委員布勃諾夫為首的一個委員會來到廣州, 他在考察了廣東的情況後, 對省港罷工及廣東的工人運動卻得出了令人沮喪的結論，

“罷工使工人階級與廣州政府結合, 但是罷工的時間拖得太久了, 目前, 罷工既有同盟歇業的性質, 也有以此為手段來封鎖香港和保護廣州經濟利益的性質。在當今形勢下, 曠日持久的罷工遲早會給中國共產黨在香港和廣州羣眾中的影響造成危害, 因為工人會產生一種他已履行了自己對國民政府應盡義務的心理。”

因此, 布勃諾夫主張結束罷工。至於“廣州和廣東的工會無任何顯著成績可言, 工作完全不得要領。工會的羣眾工作非常薄弱, 同羣眾的聯繫太差不瞭解羣眾的生活, 不善於體察羣眾的心理, 與羣眾搭不上鈎, 等等。對工商業的經濟鬥爭幾乎不去領導。” ① 叫人不可思議的是, 當時在省港罷工委員會領導下的生氣勃勃的廣州工人運動, 竟然在這位蘇聯“最著名的活動家之一”的顯要人物眼中是如此糟糕。也許, 這正如我們常説的, 叫做“ 下車伊始就哇啦哇啦” 。

共產國際出於對世界革命總體戰略考慮出發, 對中國工人階級反帝運動, 特別是對省港罷工的作用和意義是有一個逐步提高和深化的過程, 即便如此, 由於其遠在莫斯科遙控指導, 因此, 它所作出的一些決議和報告, 難免有空泛説教之處。英國共產黨代表的發言雖然要慷慨激昂一些, 可惜的是, 其本身在1925—1926年間英國大罷工中也未能發揮多大的領導作用。誠然, 我們還是應該感謝近三百萬英國工人階級的總罷工所給予英國的打擊, 從而聲援和牽制了敵人。至於共產國際的當時主要領導人, 對一年間中國的工人運動的迅猛高漲, 則始終是平心靜氣得很。與之相反, 那些深入中國革命鬥爭第一線的蘇聯顧問們所給予省港大罷工的充分肯定和熱忱幫助, 將永遠銘記在中國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