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慰安婦紀念日：臨終枕邊，她們仍在等那聲道歉_風聞

中國新聞網

　　人進大門呵呵笑，我進大門眼淚流

　　天上落雨路又滑，自己跌倒自己爬

　　自己憂愁自己解，自流眼淚自抹乾

　　——“慰安婦”題材紀錄片《三十二》片尾曲《九重山》。

　　中新網8月14日電（卞磊）二戰期間，日軍強徵“慰安婦”，在人類文明史上留下了恥辱的一筆；硝煙散去80多載，老病相催的倖存者們，仍未等來日本政府的道歉。

　　在8月14日第七個世界“慰安婦”紀念日之際，讓我們駐足聽一聽她們的故事，讓世人見證並記憶。

　　資料圖：2018年8月14日，民眾走進南京利濟巷慰安所舊址陳列館參觀，感受“無聲的控訴”。 中新社記者 泱波 攝　　“噩夢開始於此。”

　　“她有很樂觀的一種心境，愛美會唱山歌，她是瑤族人。”在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眼裏，廣西省荔浦縣的韋紹蘭是“慰安婦”制度中國受害者羣體中，讓他印象深刻的老人之一，“儘管經歷坎坷，但是非常達觀”。

　　在1944年冬天，24歲的韋紹蘭被日軍抓走，並被關在馬嶺鎮的“慰安所”。她在“慰安婦”題材紀錄片《三十二》中説，噩夢開始於此。之後，慰安婦成為了她另一個身份，一生最恥辱的身份。3個月後，飽受摧殘的她偷偷逃回家，卻發現自己已懷有身孕，之後就生下了兒子羅善學。

　　自此，苦難就成了兩個人的代名詞。因外人的偏見，兒子羅善學至今未婚。

　　資料圖：2019年5月5日，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公佈，日軍“慰安婦”制度受害者韋紹蘭於5月5日辭世，享年99歲。圖為韋紹蘭老人和他兒子。中新社記者 泱波 攝　　但是，老人總是用她燦爛的笑容感染着周圍的人。在蘇智良看來，韋紹蘭那句“這世界真好，吃野東西都要留出命來看”，感動了無數人，是最樸素、卻最有力量的語言。

　　2010年12月，韋紹蘭與兒子羅善學一起赴日控訴，母子二人相繼在東京、京都等參加了多場“受害者證言集合”活動。但自1995年中國原“慰安婦”對日索賠拉開序幕迄今，所有案件都以敗訴告終。

　　“我們經常捱打，受到威脅，被刀子割傷。”

　　被抓走的時候，家住朝鮮半島的李浩善才14歲。“就在大街上，一些男人抓起女孩子的胳膊，就拖進汽車裏”，李浩善回憶稱，然後她們就被送往“慰安所”，成了所謂的“慰安婦”。

　　“慰安婦”是日語中的特有名詞，在日語辭典中的解釋為“慰安戰地官兵的女性”。但顯然，這一帶有欺騙性的解釋，無法概括日軍對被佔區女性的醜惡罪行。

　　“我們經常捱打，受到威脅，被刀子割傷。”“很多女孩子都試圖自殺，她們在水中自溺或者上吊身亡。”李浩善稱，自己也曾想尋死，但最終退縮了。

　　被炸死、病死、難產死、過勞死、打死、自殺死……在“慰安所”隨戰事不斷轉移過程中，死亡的女性不計其數。有超三分之二的人，沒等到戰爭的結束就已殞命。

　　1945年日本投降，“慰安所”在一夜之間“消失”，所有人都懵了。“我不知道我該去哪裏。”李浩善説，自己不認識回朝鮮的路，也不想回去，因為會給家人帶來太大的恥辱。“我的臉上寫着我是慰安婦。我無顏面對我的母親。”

　　後來，李浩善和一名朝鮮族男子結了婚，在中國延吉市沉默地生活了幾十年。直到2000年，她在丈夫逝世後才回到了韓國，並生活在一個專門安置原“慰安婦”的“集體之家”中。在多方打聽下，她還找到了自己仍然在世的弟弟，並恢復了自己的身份。

　　故事至此，原本應該走向圓滿。但有一天，李浩善的弟弟突然音訊全無。就像她所擔心的那樣，弟弟不願再和她有任何聯繫，他為有一個當過“慰安婦”的姐姐感到莫大的恥辱。

　　“我不會死，我要永遠活着。”

　　2016年接受採訪時，簡（Jan Ruff-O‘Herne）已是一位幸福的曾祖母。但幾十年前，當她鼓足勇氣在東京講述自己的故事時，日本人都很震驚——這位荷蘭裔澳大利亞人竟也是“慰安婦”制度的受害者。

　　90多年前，簡在荷蘭東印度羣島（現為印度尼西亞）出生。1942年，日軍入侵島上後，她與其他9名女性被日軍強行帶走，日復一日的摧殘由此展開。“眼淚順着我的臉流下，”簡在回憶錄中稱，摧殘和折磨幾乎每天都在繼續。

　　在戰爭結束後，簡與一名英國人結婚，並一起遷往澳大利亞。但午夜夢迴，那段黑漆漆的日子帶來的恐懼，仍在“追趕”她。而她則揣着自己的秘密，小心翼翼地活了50多年。

　　資料圖：2018年8月14日，旅德的韓國和日本民間團體在柏林舉行集會，要求日本政府向“慰安婦”制度暴行受害者正式道歉，並作出賠償。中新社記者 彭大偉 攝　　二戰期間，受“慰安婦”制度毒害的女性數量，達20萬以上。但在戰爭結束後，這項議題卻始終無法像其他戰爭罪行那樣公開理性地討論。直到1991年，簡才看到了希望：時年67歲的韓國籍原“慰安婦”金學順首次揭發日軍殘暴的“慰安婦”制度，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和賠償。

　　不久後，簡也鼓起勇氣四處遊説，她稱“女性不應該在戰爭中被強姦，戰爭不應該讓強姦變得理所當然。”2015年12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向“慰安婦”致歉，並提供數百萬美元作為補償基金，但這些都僅限於韓國受害者。而簡和其他國家的人，依然沒有討回公道。

　　“他正在等待我們所有人死亡，但我不會死，我要永遠活着。”説這句話的時候，已過鮐背之年的簡表示，就算自己死了，家人們也會繼續“戰鬥”，決不讓這段黑暗的歷史，與最後一名受害者一起被埋葬。

　　資料圖：2017年8月14日，世界“慰安婦”紀念日，中國大陸最後一位起訴日本的“慰安婦”受害倖存者黃有良的葬禮，在其家鄉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縣英州鎮乙堆村舉行。中新社記者 尹海明 攝　　歷史親歷者們正在凋零……

　　“現在，包括教科書在內，寫‘慰安婦’這個歷史真相的越來越少。”蘇智良對中新網記者指出，但在1990年到2000年前後，“日本社會和新聞界都積極地調查、反思，推動賠償，推動日本政府認罪。書店裏關於‘慰安婦’真實情況的書非常多……”

　　蘇智良表示，中國的“慰安婦”受害者們現在平均年齡為94歲，差不多都接近人生的終點。“個別的老人到了這個年齡，已經一切都放下，她認為可以寬恕；但是大部分的老人認為，侵略者不承認，我不能寬恕……”

　　2019年8月14日是第七個世界“慰安婦”紀念日，如何紀念那些遭受苦難和恥辱的女性？（製圖：雷宇竺）

　　這些，都只是千千萬萬個“她們的故事”中冰山一角。如今，歷史親歷者們正在凋零，中國在世的“慰安婦”受害者僅剩約18人，韓國僅剩約20人。

　　“她們的歷史”不該被掩埋。只要人們能記住一個故事，受害者也許就不會恥於言説；只要人們能記住一個人，這些行將逝去的事實，或許就能被鐫刻成永久記憶的“墓誌銘”。（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