憤青來到新世紀？ | 文化縱橫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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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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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這個夏天，在貿易爭端、香港變局等紛亂喧囂之外，《樂隊的夏天》卻為人們帶來了初味喚醒的感覺。事實上，一部改革開放史，也內嵌着一支重組、嫁接、突變的中國搖滾史。過去多年間，中國搖滾樂走向地下，卻又在商業與音樂性、主流價值觀與非主流亞文化之間搖擺糾結的狀態，多少也反映了社會變異的某個側面。如本文作者所言，搖滾真讓人激動，但在中國，它主要還是一種“想像”的激動。人們並不真瞭解搖滾，也不見得願意去了解，更遑論改變自己的審美、品位、習慣和生活態度。而這，就是中國搖滾仍保持罕見憤怒和原始衝動的一個主因。這個矛盾永遠不會被平衡，搖滾因此艱辛、危險，也因此充滿奇蹟。文章原載《讀書》2003年第1期，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諸君思考。

毛病都是慣出來的。

在八月中旬，雲南麗江的雪山音樂節上，從各地趕來的有錢階層用他們的方式表達了對“搖滾樂”的熱愛——在崔健出場之前，對所有其他樂隊起鬨。他們甚至依靠頭髮的長短來判斷樂隊的好壞，甚至根據主唱活蹦亂跳的程度來決定歡呼還是閉嘴，每一支好樂隊他們都起鬨，每一支做秀樂隊和停留在八十年代的古董樂隊他們都叫好。完事之後，他們還要對媒體抱怨，説搖滾樂跑得太快了，有點看不懂了，年輕樂隊太怪了，崔健以後一切都沒勁了。看在他們強勁的消費能力和堅挺的話語權力的分上，媒體也一起抱怨，説幹嘛弄那麼多地下樂隊，幹嘛不叫上“黑豹”、“零點”、臧天朔，嗯？除了陽光空氣水和糧食，我們還需要——朋友，朋友啊朋友……這多麼通俗、多麼煽情，幾十年如一日，十三億人民同唱一首歌，搖滾樂不就普及了嗎？

老牌搖滾樂隊“黑豹”與“唐朝”

事實上這些人已經很久沒有聽過搖滾樂了。他們只知道崔健，或者説他們只關心被媒體神化了的崔健，最多再算上青春期崇拜過的長頭髮吉他英雄。在他們看來，花錢就應該被伺候。而他們的確一直在被伺候，從弱智電視劇到弱智流行歌，什麼柿子軟就給他們吃什麼；現在搖滾樂突然從地下冒出來，他們當然不習慣。

搖滾樂屬於誰？“憤青”還是消費者？還是憤青消費者？這件事已經討論了很久。

憤青認為搖滾樂是一種憤青文化，是批判性的聲音，是青少年表達不滿的方式，也是他們創造不同於主流社會的自身文化的一種手段，歸根結底，它要麼音量過大，要麼就形式創新，通俗易懂不是它的使命。即使只有少數人分享搖滾樂的秘密快樂，也必須保證這快樂是純正的、獨立的、絕不妥協的。

大眾以及大眾派來的記者、唱片公司老闆和流行音樂同行則認為，憤青永遠只是少數，而音樂卻只有被多數人接受才算成功。推廣搖滾樂，讓更多的人消費搖滾樂，最終讓搖滾樂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反過來也讓豐厚的經濟利潤來培養更好的搖滾樂，這才是正道。而推廣搖滾樂的方式，當然是先弄幾個“唐朝”，哪怕他們十年都不出新專輯，只要保持神秘的高大的傳奇的形象；再弄幾個“零點”，哪怕他們其實是勤勉的流行樂隊，跟搖滾樂沒什麼關係；再弄幾個“瘦人”，只要他們會蹦，會煽動羣眾；再弄幾個“果味VC”，只要他們時尚，鼻子上架的是窄墨鏡；反正，實在不行還有崔健，那些並不喜歡搖滾樂的人至少會喜歡崔大哥，誰讓他有名呢？這推廣的重任就落在了老崔肩上……

西方搖滾樂早在七十年代就已經成為主流音樂，在八十年代已經極度商業化，以至於它內部不斷髮生裂變和離心，無數叛逆的新聲一再揭竿而起，在反對主流文化之前先反對了主流搖滾樂。曾經在九十年代風行一時的“另類”（alternative，選擇性的、存在於傳統或現存體制系統以外的）搖滾，如今已經瓦解了人們對傳統搖滾樂的定義，它已經在不斷的重組、嫁接、變異和突變中變成了無數可能性。條條大道通羅馬，反倒是一上台就甩頭髮劈叉的傳統搖滾樂不再搖滾了。

那麼誰是搖滾樂的主人？是創造它、推動它的人，還是消費它、買賣它的人？

如果事情都要靠人多勢眾來發言，那麼中國搖滾樂現在應該低頭認罪，停止憤怒和創新，回家練習“愛不愛我”才對；如果還讓人講道理，那麼搖滾樂屬於年輕人，而年輕人有他們自己的文化，即使這種文化在中國還很微弱，但畢竟在瘋狂生長。六十年代的美國嬉皮士，今天已經是爺爺、教授、老闆和偶像，新世紀的中國憤青，在垮掉一代、嬉皮文化、朋克文化、揹包族、左派、cyberpunk以及各種追求自由和獨立精神的反文化影響下，剛剛開始建立本土的青年亞文化。既然搖滾樂需要一個土壤，請看，這才是。

那些呼籲搖滾樂“健康向上、拯救人類心靈”的朋友，一定和搖滾樂沒有關係，因為搖滾樂的基礎，就是質疑健康文明的秩序化生活，它越健康，就越跟寫字樓和看守所裏的健康不同；它也沒法拯救全人類，它只解放自己。你喜歡搖滾樂嗎？那就解放你自己好了。

在全世界任何一個大城市，搖滾樂都已經分裂為不同的文化。只要有人多事，把朋克和重金屬放到一起演出，那麼打架就是很平常的事情。而同是金屬，説唱金屬就很少被重金屬主流所接納，因為他們的另一個名字是“新金屬”，是對經典的背叛，沒有華麗的吉他獨奏也沒有流暢的旋律更沒有豐富的古典和聲。那麼什麼是重金屬的主流呢？有人説了：Scorpions啊，Aerosmith啊，Metallica啊——又錯了，今天的重金屬，即便在我們這個發展中國家，也已經成了黑金屬、厄運金屬、歌特金屬、死亡金屬、撒旦金屬、殘忍金屬等等不吉利的金屬的天下。

當然中國依然是發展中國家，朋克還是可以和重金屬樂隊一起演出，因為他們都是苦孩子，都面臨同一個最大的問題——他們自身的文化太過脆弱，他們和他們身邊的人既沒有經濟能力也沒有發言權，連服飾和俚語都是最近才成熟起來的；而KTV、春節聯歡晚會、張藝謀、兩隻小蜜蜂和廣告裏的成功人士卻茁壯成長，年輕人要麼憤怒，要麼大學一畢業就放棄一切夢想，加入資本和官僚的機器。

選擇吧。

這樣的時候，搖滾樂自身的潮流變化着，不為外人所知，其實卻已經天翻地覆。

一九九七年以來，外省樂隊開始造音，外地樂手大量湧入北京，激進的形式和明確的反抗意識得到發揚，有人反對傳統形式，有人反對社會不公，有人反對北京貴族搖滾。成就不見得多高，但亂世出英雄，兩年以後就見了分曉。

一九九九年，摩登天空公司發表了“Bedhead第一擊”四張唱片，包括“NO”樂隊以前在香港發行的《走失的主人》、“蒼蠅”樂隊以前在台灣發行的《蒼蠅·1》、胡嗎個的另類民謠《人人都有小板凳，我的不帶入21世紀》、吉他手陳底裏的電子實驗《我快樂死了》。北京朋克經過三年的磨練，已經生根發芽並向其他大城市蔓延——他們迅速而歡快的節奏，他們短促而尖利的喊唱，他們簡單而熱情的憤怒，他們徹底跟主流決裂的頭髮和衣服。外省的朋克樂隊，卻多數跟朋克音樂沒有關係，他們實際上只是憤怒，只是迫切需要表達憤怒的手段，後來一旦成熟，就紛紛轉向了其他的音樂形式，只有南昌的“盤古”堅持“不搞音樂，只搞·革·命”，而廣州的王磊正在成為最露骨和刻骨的抒情高手。

二〇〇〇年，聚集在北京郊外的外地樂隊逐漸佔領了首都。除了底調和迷離的竇唯、毒辣和不恭的“誘導社”、越來越黑人化的崔健、正在成熟和研嗦之間掙扎的“爻釋·子曰”、温情而曖昧的電子樂隊“超級市場”，北京最好的搖滾（包括其他新音樂）樂隊中間，幾乎沒有本地土著。“舌頭”成為地下搖滾的旗幟和榜樣。一場説唱金屬的潮流席捲樹村、東北旺（外地樂手聚居的地方），重而富於爆發力的形式、批判性的歌詞在未來造就了“痛苦的信仰”這樣的憤青領袖——他們的代表作是《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北京興起鋭舞熱，DJ帶動了一小羣人的時尚。“蒼蠅”樂隊主唱豐江舟成為中國地下電子樂的先驅，他率領更多人投身於激進的電子樂創作。“清醒”、“新褲子”、“花兒”這樣的時尚樂隊，穿越了尖領襯衣和Lee Cooper牛仔褲的叢林，轟炸並勾引了低齡的大城市中產子弟，他們用搖滾樂的形式推廣娛樂文化，並被命名為“北京新聲”運動。

二〇〇一年，更多的搖滾樂隊發表專輯，京文公司旗下的“嚎叫”唱片成為國內第一大搖滾樂品牌，儘管封面設計大多難看得要死，錄音質量也不盡人意，但總算是靠數量和銷售手段，在各地的音像店裏滲透進去不多的搖滾樂唱片。“NO”樂隊主唱左小祖咒開始以個人名義發展，並在大陸、台灣同時發表新專輯《左小祖咒在地安門》，從瘋狂的噪音搖滾轉變為另類抒情歌手。前“鮑家街43號”樂隊主唱汪峯和前搖滾歌手鄭鈞也成功進入主流，前者越來越好聽，而後者恰好相反，但同樣受到歡迎，這充分説明了資本的厲害——大公司的原則就是，名利雙收並不斷滾動。隨着資訊突破封鎖、新青年長大成人，中國大陸幾乎出現了所有形式的當代音樂；“地下”概念逐漸清晰，它意味着一種自成天地的亞社會體系，和對主流價值觀的文化對峙。獨立廠牌蔚然成風，並通過有限的渠道傳播着這些奇怪的、小眾的、實驗的（當然也有搖滾的）自制唱片。

二〇〇二年，中國搖滾樂在商業和憤怒之間繼續尋找着平衡，有些人已經放棄了和大眾溝通的願望，但更多的人則在堅持作品純潔性的同時，調整着姿態——事實上，沒有一個樂隊因為雪山音樂節是政府主辦的、有流行歌星參加的、破壞環境的、拒絕了基層搖滾樂迷的活動而放棄參加的機會。

伍德斯托克音樂節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反主流文化運動的標誌性符號

自從聽説了伍德斯托克，中國搖滾樂迷就沒有停止對集體狂歡的嚮往，彷彿只有舉辦一次音樂節，才能證明我們有了對搖滾樂的共同享受和對自由快樂的共同追求；當然反過來，各種音樂節的失敗，也的確證明了中國搖滾樂的弱小。好大喜功的怪癖不僅僅體現在國家大戲院和上海環球金融中心，它同樣毀掉了大連樂舞節和昆明現代音樂節——一般人根本就沒聽説過這兩個活動，因為它們太失敗了。北京的“喜力節拍”倒是成功，不過主要是流行樂隊和當代爵士。

二〇〇二年，搖滾樂的音樂節終於被媒體盯上。先是五月的第三屆迷笛音樂節，然後是八月的“點亮長城”和雪山音樂節。迷笛音樂節在北京香山附近的迷笛音樂學校舉辦，免費，三天，五十一支樂隊，有六千到八千人次觀眾；“點亮長城”備受關注是因為操作成功，有大牌樂隊和著名DJ參加，又延續了長城鋭舞活動的傳統，但實際上只有不到四百人蔘加了這次持續二十四小時、票價二百到三百元的活動；至於沸沸揚揚的雪山音樂節，門票二百八十元，兩天，大約二十二支搖滾樂隊，外帶雪山風景和流行歌手獻演，據《三聯生活週刊》説，有不到一萬人次參加，大約二千人購票。

如果做一比較，可以看出其中奧妙——迷笛音樂節花了迷笛學校四萬元成本，賠了，但學校每年做這個音樂節都不是為了賺錢。“點亮長城”當然賺了，因為投資小、操作容易、票價高。只有雪山音樂節賠得很慘，不知道是誰預計了二到三萬人的門票，結果被現實扇了耳光，要不是崔健保證了樂隊和音響的質量，恐怕會被罵得更慘。考慮到和政府合作的因素，很多怪事，例如十三不靠的演出陣容和漏水的帳篷，就很容易想通了。

迷笛音樂節是中國搖滾音樂節的開端（圖源：新華網）

迷笛音樂節是成功的，因為它集中了北京乃至各地的搖滾樂迷，集中了熱愛體制外生活的文藝青年，也通過三天的聚會，讓這種文化得到鼓舞和傳播。雖然他們和他們的生活方式不被承認也不被報道，但他們繁殖的速度卻如此驚人，以至於已經遍佈全國，潛行於古怪的唱片店、書店和酒吧，通過網絡、獨立雜誌和各種活動聯成了一個小世界。他們也讓“迷笛2002”成為中國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音樂節。

“點亮長城”是成功的，因為它賺到了錢。在搖滾樂沒有演出市場的情況下，策劃人在老外和資深玩家那裏找到了利潤，這就和其他買賣一樣，想賺所有人的錢是不可能的，搖滾樂作為商業項目，也需要定位，需要穩準狠的銷售策略。如果樂隊有一定號召力、活動足夠娛樂性、宣傳做得專業、品質有所保障，那麼即使從小眾開始，搖滾樂和新音樂也並不是註定要窮下去的。

雪山音樂節也是成功的，因為它煽動了太多的媒體，讓公眾近十年來第一次面對關於搖滾樂的報道。它同樣強硬地把地下樂隊推上舞台，讓它們遭受多數人的冷漠和少數人的關注，並從此擴大影響。它尤其讓不同的觀眾站在同一個舞台下面，形成一個有中國特色的大雜燴場面，雖説沒有音樂節的集體氣氛，但卻在分化的人羣間建立了溝通的可能。崔健的固執，讓搖滾樂走出了自己的世界，和它的敵人一起競爭、分享冰雹和陽光。

搖滾樂當然是集體的事情，而音樂節，本該是同類人聚會狂歡、商人賺錢而樂隊揚名的大活動。像美國奧斯丁這樣的地方，每年有數千場演出，其中就包括“冷血動物”和“腦濁”參加過的春季音樂節，音樂已經成為這個城市的支柱產業。跟中國相比，在丹麥、荷蘭這樣的小國，一個音樂節有幾萬人參加是家常便飯。很多人以參加音樂節為生活方式，打工掙夠錢就背上帳篷周遊世界，在不同的音樂節之間浪遊。音樂節已經是當代青年文化的一個重要內容，我們沒有伍德斯托克的原因，其實只是因為我們根本還沒有青年文化。

“讓我們一起飛吧。”“舌頭”樂隊在雪山音樂節上如是説，意思是，你可以加入這個正在超越現實的行動，你可以暫時或永遠地拋棄枷鎖，你可以做一個你一直都想做的人，更重要的是，我們可以毫無理由地相互信任着，一起超越。

搖滾樂讓人們激動，這是真的，但在中國，它主要還是讓人們通過想像來激動。

人們並不真的瞭解搖滾樂，也不見得願意去了解——對別的事情也一樣，毛病都是慣出來的，我們已經適應了被謊言和垃圾食品所養殖的生活——人們願意閲讀搖滾樂報道和評論，也願意在網絡上參加中國搖滾向何處去的討論，但要改變自己的審美、品位、習慣和生活態度，那又談何容易。

而這，就是中國搖滾樂仍然保持了罕見的憤怒、原始的衝動的一個主要原因。等公眾不再葉公好龍，也開始把搖滾樂當作日常娛樂方式的時候，這種單純的情感，也就越來越稀有了。這個矛盾是永遠不會被平衡的，搖滾樂因此艱辛、危險，也因此充滿奇蹟。

讓我們走着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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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載《讀書》2003年第1期**，標題為《憤青來到新世紀****》。**圖片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繫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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