憤青來到新世紀? | 文化縱橫_風聞
文化纵横-《文化纵横》杂志官方账号-2019-08-14 10:42
《文化縱橫》2019年8月新刊現已上市,點擊文末“閲讀原文”即可訂閲。
✪ 顏峻
《文化縱橫》微信:whzh_21bcr
**【導讀】**這個夏天,在貿易爭端、香港變局等紛亂喧囂之外,《樂隊的夏天》卻為人們帶來了初味喚醒的感覺。事實上,一部改革開放史,也內嵌着一支重組、嫁接、突變的中國搖滾史。過去多年間,中國搖滾樂走向地下,卻又在商業與音樂性、主流價值觀與非主流亞文化之間搖擺糾結的狀態,多少也反映了社會變異的某個側面。如本文作者所言,搖滾真讓人激動,但在中國,它主要還是一種“想像”的激動。人們並不真瞭解搖滾,也不見得願意去了解,更遑論改變自己的審美、品位、習慣和生活態度。而這,就是中國搖滾仍保持罕見憤怒和原始衝動的一個主因。這個矛盾永遠不會被平衡,搖滾因此艱辛、危險,也因此充滿奇蹟。文章原載《讀書》2003年第1期,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諸君思考。
毛病都是慣出來的。
在八月中旬,雲南麗江的雪山音樂節上,從各地趕來的有錢階層用他們的方式表達了對“搖滾樂”的熱愛——在崔健出場之前,對所有其他樂隊起鬨。他們甚至依靠頭髮的長短來判斷樂隊的好壞,甚至根據主唱活蹦亂跳的程度來決定歡呼還是閉嘴,每一支好樂隊他們都起鬨,每一支做秀樂隊和停留在八十年代的古董樂隊他們都叫好。完事之後,他們還要對媒體抱怨,説搖滾樂跑得太快了,有點看不懂了,年輕樂隊太怪了,崔健以後一切都沒勁了。看在他們強勁的消費能力和堅挺的話語權力的分上,媒體也一起抱怨,説幹嘛弄那麼多地下樂隊,幹嘛不叫上“黑豹”、“零點”、臧天朔,嗯?除了陽光空氣水和糧食,我們還需要——朋友,朋友啊朋友……這多麼通俗、多麼煽情,幾十年如一日,十三億人民同唱一首歌,搖滾樂不就普及了嗎?
老牌搖滾樂隊“黑豹”與“唐朝”
事實上這些人已經很久沒有聽過搖滾樂了。他們只知道崔健,或者説他們只關心被媒體神化了的崔健,最多再算上青春期崇拜過的長頭髮吉他英雄。在他們看來,花錢就應該被伺候。而他們的確一直在被伺候,從弱智電視劇到弱智流行歌,什麼柿子軟就給他們吃什麼;現在搖滾樂突然從地下冒出來,他們當然不習慣。
搖滾樂屬於誰?“憤青”還是消費者?還是憤青消費者?這件事已經討論了很久。
憤青認為搖滾樂是一種憤青文化,是批判性的聲音,是青少年表達不滿的方式,也是他們創造不同於主流社會的自身文化的一種手段,歸根結底,它要麼音量過大,要麼就形式創新,通俗易懂不是它的使命。即使只有少數人分享搖滾樂的秘密快樂,也必須保證這快樂是純正的、獨立的、絕不妥協的。
大眾以及大眾派來的記者、唱片公司老闆和流行音樂同行則認為,憤青永遠只是少數,而音樂卻只有被多數人接受才算成功。推廣搖滾樂,讓更多的人消費搖滾樂,最終讓搖滾樂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反過來也讓豐厚的經濟利潤來培養更好的搖滾樂,這才是正道。而推廣搖滾樂的方式,當然是先弄幾個“唐朝”,哪怕他們十年都不出新專輯,只要保持神秘的高大的傳奇的形象;再弄幾個“零點”,哪怕他們其實是勤勉的流行樂隊,跟搖滾樂沒什麼關係;再弄幾個“瘦人”,只要他們會蹦,會煽動羣眾;再弄幾個“果味VC”,只要他們時尚,鼻子上架的是窄墨鏡;反正,實在不行還有崔健,那些並不喜歡搖滾樂的人至少會喜歡崔大哥,誰讓他有名呢?這推廣的重任就落在了老崔肩上……
西方搖滾樂早在七十年代就已經成為主流音樂,在八十年代已經極度商業化,以至於它內部不斷髮生裂變和離心,無數叛逆的新聲一再揭竿而起,在反對主流文化之前先反對了主流搖滾樂。曾經在九十年代風行一時的“另類”(alternative,選擇性的、存在於傳統或現存體制系統以外的)搖滾,如今已經瓦解了人們對傳統搖滾樂的定義,它已經在不斷的重組、嫁接、變異和突變中變成了無數可能性。條條大道通羅馬,反倒是一上台就甩頭髮劈叉的傳統搖滾樂不再搖滾了。
那麼誰是搖滾樂的主人?是創造它、推動它的人,還是消費它、買賣它的人?
如果事情都要靠人多勢眾來發言,那麼中國搖滾樂現在應該低頭認罪,停止憤怒和創新,回家練習“愛不愛我”才對;如果還讓人講道理,那麼搖滾樂屬於年輕人,而年輕人有他們自己的文化,即使這種文化在中國還很微弱,但畢竟在瘋狂生長。六十年代的美國嬉皮士,今天已經是爺爺、教授、老闆和偶像,新世紀的中國憤青,在垮掉一代、嬉皮文化、朋克文化、揹包族、左派、cyberpunk以及各種追求自由和獨立精神的反文化影響下,剛剛開始建立本土的青年亞文化。既然搖滾樂需要一個土壤,請看,這才是。
那些呼籲搖滾樂“健康向上、拯救人類心靈”的朋友,一定和搖滾樂沒有關係,因為搖滾樂的基礎,就是質疑健康文明的秩序化生活,它越健康,就越跟寫字樓和看守所裏的健康不同;它也沒法拯救全人類,它只解放自己。你喜歡搖滾樂嗎?那就解放你自己好了。
在全世界任何一個大城市,搖滾樂都已經分裂為不同的文化。只要有人多事,把朋克和重金屬放到一起演出,那麼打架就是很平常的事情。而同是金屬,説唱金屬就很少被重金屬主流所接納,因為他們的另一個名字是“新金屬”,是對經典的背叛,沒有華麗的吉他獨奏也沒有流暢的旋律更沒有豐富的古典和聲。那麼什麼是重金屬的主流呢?有人説了:Scorpions啊,Aerosmith啊,Metallica啊——又錯了,今天的重金屬,即便在我們這個發展中國家,也已經成了黑金屬、厄運金屬、歌特金屬、死亡金屬、撒旦金屬、殘忍金屬等等不吉利的金屬的天下。
當然中國依然是發展中國家,朋克還是可以和重金屬樂隊一起演出,因為他們都是苦孩子,都面臨同一個最大的問題——他們自身的文化太過脆弱,他們和他們身邊的人既沒有經濟能力也沒有發言權,連服飾和俚語都是最近才成熟起來的;而KTV、春節聯歡晚會、張藝謀、兩隻小蜜蜂和廣告裏的成功人士卻茁壯成長,年輕人要麼憤怒,要麼大學一畢業就放棄一切夢想,加入資本和官僚的機器。
選擇吧。
這樣的時候,搖滾樂自身的潮流變化着,不為外人所知,其實卻已經天翻地覆。
一九九七年以來,外省樂隊開始造音,外地樂手大量湧入北京,激進的形式和明確的反抗意識得到發揚,有人反對傳統形式,有人反對社會不公,有人反對北京貴族搖滾。成就不見得多高,但亂世出英雄,兩年以後就見了分曉。
一九九九年,摩登天空公司發表了“Bedhead第一擊”四張唱片,包括“NO”樂隊以前在香港發行的《走失的主人》、“蒼蠅”樂隊以前在台灣發行的《蒼蠅·1》、胡嗎個的另類民謠《人人都有小板凳,我的不帶入21世紀》、吉他手陳底裏的電子實驗《我快樂死了》。北京朋克經過三年的磨練,已經生根發芽並向其他大城市蔓延——他們迅速而歡快的節奏,他們短促而尖利的喊唱,他們簡單而熱情的憤怒,他們徹底跟主流決裂的頭髮和衣服。外省的朋克樂隊,卻多數跟朋克音樂沒有關係,他們實際上只是憤怒,只是迫切需要表達憤怒的手段,後來一旦成熟,就紛紛轉向了其他的音樂形式,只有南昌的“盤古”堅持“不搞音樂,只搞·革·命”,而廣州的王磊正在成為最露骨和刻骨的抒情高手。
二〇〇〇年,聚集在北京郊外的外地樂隊逐漸佔領了首都。除了底調和迷離的竇唯、毒辣和不恭的“誘導社”、越來越黑人化的崔健、正在成熟和研嗦之間掙扎的“爻釋·子曰”、温情而曖昧的電子樂隊“超級市場”,北京最好的搖滾(包括其他新音樂)樂隊中間,幾乎沒有本地土著。“舌頭”成為地下搖滾的旗幟和榜樣。一場説唱金屬的潮流席捲樹村、東北旺(外地樂手聚居的地方),重而富於爆發力的形式、批判性的歌詞在未來造就了“痛苦的信仰”這樣的憤青領袖——他們的代表作是《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北京興起鋭舞熱,DJ帶動了一小羣人的時尚。“蒼蠅”樂隊主唱豐江舟成為中國地下電子樂的先驅,他率領更多人投身於激進的電子樂創作。“清醒”、“新褲子”、“花兒”這樣的時尚樂隊,穿越了尖領襯衣和Lee Cooper牛仔褲的叢林,轟炸並勾引了低齡的大城市中產子弟,他們用搖滾樂的形式推廣娛樂文化,並被命名為“北京新聲”運動。
二〇〇一年,更多的搖滾樂隊發表專輯,京文公司旗下的“嚎叫”唱片成為國內第一大搖滾樂品牌,儘管封面設計大多難看得要死,錄音質量也不盡人意,但總算是靠數量和銷售手段,在各地的音像店裏滲透進去不多的搖滾樂唱片。“NO”樂隊主唱左小祖咒開始以個人名義發展,並在大陸、台灣同時發表新專輯《左小祖咒在地安門》,從瘋狂的噪音搖滾轉變為另類抒情歌手。前“鮑家街43號”樂隊主唱汪峯和前搖滾歌手鄭鈞也成功進入主流,前者越來越好聽,而後者恰好相反,但同樣受到歡迎,這充分説明了資本的厲害——大公司的原則就是,名利雙收並不斷滾動。隨着資訊突破封鎖、新青年長大成人,中國大陸幾乎出現了所有形式的當代音樂;“地下”概念逐漸清晰,它意味着一種自成天地的亞社會體系,和對主流價值觀的文化對峙。獨立廠牌蔚然成風,並通過有限的渠道傳播着這些奇怪的、小眾的、實驗的(當然也有搖滾的)自制唱片。
二〇〇二年,中國搖滾樂在商業和憤怒之間繼續尋找着平衡,有些人已經放棄了和大眾溝通的願望,但更多的人則在堅持作品純潔性的同時,調整着姿態——事實上,沒有一個樂隊因為雪山音樂節是政府主辦的、有流行歌星參加的、破壞環境的、拒絕了基層搖滾樂迷的活動而放棄參加的機會。
伍德斯托克音樂節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反主流文化運動的標誌性符號
自從聽説了伍德斯托克,中國搖滾樂迷就沒有停止對集體狂歡的嚮往,彷彿只有舉辦一次音樂節,才能證明我們有了對搖滾樂的共同享受和對自由快樂的共同追求;當然反過來,各種音樂節的失敗,也的確證明了中國搖滾樂的弱小。好大喜功的怪癖不僅僅體現在國家大戲院和上海環球金融中心,它同樣毀掉了大連樂舞節和昆明現代音樂節——一般人根本就沒聽説過這兩個活動,因為它們太失敗了。北京的“喜力節拍”倒是成功,不過主要是流行樂隊和當代爵士。
二〇〇二年,搖滾樂的音樂節終於被媒體盯上。先是五月的第三屆迷笛音樂節,然後是八月的“點亮長城”和雪山音樂節。迷笛音樂節在北京香山附近的迷笛音樂學校舉辦,免費,三天,五十一支樂隊,有六千到八千人次觀眾;“點亮長城”備受關注是因為操作成功,有大牌樂隊和著名DJ參加,又延續了長城鋭舞活動的傳統,但實際上只有不到四百人蔘加了這次持續二十四小時、票價二百到三百元的活動;至於沸沸揚揚的雪山音樂節,門票二百八十元,兩天,大約二十二支搖滾樂隊,外帶雪山風景和流行歌手獻演,據《三聯生活週刊》説,有不到一萬人次參加,大約二千人購票。
如果做一比較,可以看出其中奧妙——迷笛音樂節花了迷笛學校四萬元成本,賠了,但學校每年做這個音樂節都不是為了賺錢。“點亮長城”當然賺了,因為投資小、操作容易、票價高。只有雪山音樂節賠得很慘,不知道是誰預計了二到三萬人的門票,結果被現實扇了耳光,要不是崔健保證了樂隊和音響的質量,恐怕會被罵得更慘。考慮到和政府合作的因素,很多怪事,例如十三不靠的演出陣容和漏水的帳篷,就很容易想通了。
迷笛音樂節是中國搖滾音樂節的開端(圖源:新華網)
迷笛音樂節是成功的,因為它集中了北京乃至各地的搖滾樂迷,集中了熱愛體制外生活的文藝青年,也通過三天的聚會,讓這種文化得到鼓舞和傳播。雖然他們和他們的生活方式不被承認也不被報道,但他們繁殖的速度卻如此驚人,以至於已經遍佈全國,潛行於古怪的唱片店、書店和酒吧,通過網絡、獨立雜誌和各種活動聯成了一個小世界。他們也讓“迷笛2002”成為中國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音樂節。
“點亮長城”是成功的,因為它賺到了錢。在搖滾樂沒有演出市場的情況下,策劃人在老外和資深玩家那裏找到了利潤,這就和其他買賣一樣,想賺所有人的錢是不可能的,搖滾樂作為商業項目,也需要定位,需要穩準狠的銷售策略。如果樂隊有一定號召力、活動足夠娛樂性、宣傳做得專業、品質有所保障,那麼即使從小眾開始,搖滾樂和新音樂也並不是註定要窮下去的。
雪山音樂節也是成功的,因為它煽動了太多的媒體,讓公眾近十年來第一次面對關於搖滾樂的報道。它同樣強硬地把地下樂隊推上舞台,讓它們遭受多數人的冷漠和少數人的關注,並從此擴大影響。它尤其讓不同的觀眾站在同一個舞台下面,形成一個有中國特色的大雜燴場面,雖説沒有音樂節的集體氣氛,但卻在分化的人羣間建立了溝通的可能。崔健的固執,讓搖滾樂走出了自己的世界,和它的敵人一起競爭、分享冰雹和陽光。
搖滾樂當然是集體的事情,而音樂節,本該是同類人聚會狂歡、商人賺錢而樂隊揚名的大活動。像美國奧斯丁這樣的地方,每年有數千場演出,其中就包括“冷血動物”和“腦濁”參加過的春季音樂節,音樂已經成為這個城市的支柱產業。跟中國相比,在丹麥、荷蘭這樣的小國,一個音樂節有幾萬人參加是家常便飯。很多人以參加音樂節為生活方式,打工掙夠錢就背上帳篷周遊世界,在不同的音樂節之間浪遊。音樂節已經是當代青年文化的一個重要內容,我們沒有伍德斯托克的原因,其實只是因為我們根本還沒有青年文化。
“讓我們一起飛吧。”“舌頭”樂隊在雪山音樂節上如是説,意思是,你可以加入這個正在超越現實的行動,你可以暫時或永遠地拋棄枷鎖,你可以做一個你一直都想做的人,更重要的是,我們可以毫無理由地相互信任着,一起超越。
搖滾樂讓人們激動,這是真的,但在中國,它主要還是讓人們通過想像來激動。
人們並不真的瞭解搖滾樂,也不見得願意去了解——對別的事情也一樣,毛病都是慣出來的,我們已經適應了被謊言和垃圾食品所養殖的生活——人們願意閲讀搖滾樂報道和評論,也願意在網絡上參加中國搖滾向何處去的討論,但要改變自己的審美、品位、習慣和生活態度,那又談何容易。
而這,就是中國搖滾樂仍然保持了罕見的憤怒、原始的衝動的一個主要原因。等公眾不再葉公好龍,也開始把搖滾樂當作日常娛樂方式的時候,這種單純的情感,也就越來越稀有了。這個矛盾是永遠不會被平衡的,搖滾樂因此艱辛、危險,也因此充滿奇蹟。
讓我們走着瞧吧。
——新書推薦——
本文原載《讀書》2003年第1期**,標題為《憤青來到新世紀****》。**圖片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繫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

打賞不設上限, 支持文化重建
長按下方二維碼打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