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朋友動手是暴力，女朋友動手是情趣？ | KY特別報道：遭受家暴的男性_風聞

前幾天，KY編輯部內聊到一個問題：在異性戀的親密關係中，如果男生打女生，那肯定是家暴無誤；那麼，如果是反過來，女生打了她男朋友呢？算是家暴嗎？

有同學想到了之前熱度很高的“張雨綺刀砍袁巴元”事件。張雨綺在娛樂圈以“敢愛敢恨”著稱，一系列潑辣操作也曾讓她獲得“暴力御姐”的稱號。

她曾直言“年齡根本就不是決定一個男人成熟與否的關鍵，我覺得，男人其實從來沒有成熟過。”秉持着這樣的觀念，她對自己的歷任男友也從未手軟過。

和汪小菲熱戀，愛時旁若無人地卿卿我我，吵架翻臉時在公眾場合直接扇了汪小菲一巴掌。

與汪小菲分手後，風風火火戀上王全安，也曾高調地曬出8.688克拉的鴿蛋鑽戒，表達愛的宣言。但碰上吵架，張雨綺依然毫不示弱，開着路虎就衝上馬路直追王全安，還猛踹車門逼其下車。

然而在網友們看來，這都不是最狠的。張雨綺和第二任丈夫直接鬧到了警察局，袁巴元的狀告理由是他被張雨綺砍了！背上留下了兩道長達1釐米的傷痕！

但是，民警到現場後因“未發現有持刀情況”，便按照一般家庭糾紛處置了。

該事件在網上引起熱議後，一部分網友為張雨綺叫好，認為她“有氣就撒，剛到不行”，是新時代女強人的“標杆”；也有網友對此感到警惕，認為“如果張雨綺是男生，評論一定會一邊倒罵家暴吧”。

事實上，以張雨綺袁巴元這一事件為例，如果女方持刀傷人情節屬實，的確會構成對男性伴侶的家暴。這一點也給了我們警示：接受親密關係暴力的一方並不總是女性，男性也會成為受害者；

此外，親密關係暴力不止發生在異性戀伴侶中，它也會在性少數伴侶之間發生。

對於遭遇了親密關係暴力的男性和性少數人羣來説，求助更加羞於啓齒，援助渠道更加缺乏，能夠受到的社會支持也更少。今天這篇文章，我們就來談談那些在親密關係暴力事件中被大眾忽略的**“特殊受害者”**。 

無論是媒體的報道、機構的調查，還是政府和民間機構提供的援助渠道，資源都更多地集中在“親密關係暴力的受害者是女性，施害者是男性”這個設定裏。我們普遍認為，男性遭遇親密關係暴力的情況即使存在，也是罕見的，實則不然。

根據統計數據，有相當比例的男性曾在親密關係中遭受過暴力。美國疾控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2010年發佈的數據顯示，美國有28.5%的男性曾在親密關係中遭受過強姦、肢體暴力或者盯梢（女性為35.6%）。

另一份根據警察記錄整理的報告則顯示，在英格蘭和威爾士，2014-2015年，2.8%的男性（相當於50萬人）和6.5％的女性（相當於110萬）遭受過不同類型的親密關係暴力，這意味着****每三個受害者中，兩個是女性，一個是男性。

在中國，社會學教授風笑天（2010）在對第三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數據（N=22025）的研究分析中發現，24.9%的女性和22.8%的男性****都曾在婚姻中（至少一次）遭受過不同形式的暴力。

中國性教育工作者陳潔瑜對男性親密關係暴力受害者早有關注。她告訴KY，在2016年年中她在北京主導的調研中，**許多男性訪談者認為男性不會是親密關係暴力的受害者。**也沒有人舉出男性作為親密關係暴力受害者的例子，無論是關於自己的還是別人的。

陳潔瑜認為這可能反應了一種認識上的偏差，當然也可能是因為男性在訪談中不願意透露自己的受暴經歷。她説，**人們談論親密關係暴力時，往往會有這樣的預設：**親密關係暴力主要是肢體暴力或者婚內強姦，而其施暴者是男性，受害者是女性。

這個預設包含了兩個誤解。**a. 第一個誤解是“男性不會是肢體暴力或者關係內強姦的受害者”。**在人們的觀念中，女性的身體力量不如男性，在異形間的對抗中，男性總是會處於優勢，因此，他們不太會“被打”或者“被強姦”。

但男性被施以肢體暴力的案例並不鮮見。在風笑天的調查中，5.5%的女性在婚姻中（至少一次）遭受過肢體暴力，而這一比例在男性中為2.5%。 

過去四年裏，心理諮詢師王大為一直為中國白絲帶志願者網絡提供服務，這是一家反對性別暴力的公益組織，其特點是呼籲男性加入到反親密關係暴力工作中。王大為介紹説，他接到的男性遭受親密關係暴力的案例中，幾乎全都發生了激烈的肢體暴力，並持續了相當一段時間。

另一個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反親密關係暴力機構援助者表示，**女性常使用咬、掐等方式來施加暴力。**她援助的一名當事男子，因長期被妻子在身體看不見的部位掐出傷痕，連夏天也不得不穿長袖襯衫來掩飾。

**在一些案例中，肢體暴力是相互的。**一個50多歲的中年人曾向王大為求助，他和妻子婚後居住在妻子的孃家，長期遭到妻子和孃家人的羞辱和恥笑，之後發展為被妻子毆打。後來，他也會動手予以反擊，最後發展成為他和老婆長期的互相毆打。

**但當男性遭受暴力的情況出現時，當事人往往得不到相應的支持。**四年前，在遭到妻子的又一次毆打後，姚威（化名）鼓足勇氣走進派出所求助，然而警察的一句回應則讓他落荒而逃。 

“就感覺他憋着笑，還問我，‘你一個大老爺們，人高馬大的，怎麼可能被老婆打?” 當時覺得周圍所有人都瞅着我，笑話我。如果地上有一個洞，我立馬就能鑽進去。” 在此以後，姚威沒有對任何人講起自己的遭遇，直到離婚。“難道只有女人才有可能遭到親密關係暴力嗎？”這使得姚威困惑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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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潔瑜説，**b. 第二個誤解是“親密關係暴力只有肢體暴力這一種形式”。**其實，肢體暴力僅僅是親密關係暴力的一部分，親密關係中的暴力有經濟控制、情緒/精神虐待、身體虐待、性虐待、言語虐待五種形式，身體以外類型的受害男性，更加容易被忽視。

在風笑天（2010）的研究中，男性在婚姻中（至少一次）遭受非肢體暴力的比例為22.7%，遠高於他們遭受肢體暴力的比例（2.5%）。

但是，當一個男性遭遇非肢體暴力時，人們往往更不容易將他們當做受害者來看待。

在父權社會中，政治、經濟、法律、家庭等領域的權威位置都被默認保留給男性；**人們對“男性氣質”存在一定的想像與期待，男性是堅強、剛毅、支配、管理的角色；女性則被認為更感性、脆弱、處於從屬地位。**這種思維模式是二分法的、非此即彼的，比如陽剛與陰柔、理性與感性、主體與客體會分別被用來形容男性和女性。

這帶來的影響很多。例如，人們會更多地認為，男性不應該那麼容易受到情感傷害。陳潔瑜告訴KY，“因為刻板印象的支撐，很多時候，人們談及精神暴力相關問題時，會下意識地認為，感情創傷、情緒問題更容易出現在女性身上，而男性遭受到情感傷害，因為對方的冷暴力而感受到痛苦，則被認為是與‘男性氣質’不符合的表現。”

除此之外，在陳潔瑜看來，人們對性暴力的認知也普遍存在誤區。在一段親密關係中，男性往往被認為是性關係的主動方，但事實上，**人們忽視了女性對性的需求也可以主動的，也忽視了男性也會遭到強迫。**而一旦男性遭受性侵害後，人們往往也會施以嘲笑而非同情，比如發出“你是男人，明明佔便宜了”、“你是不是男人啊”諸如此類的嘲笑。

社會對男性的刻板印象不僅使男性更難得到外界的支持，它也同樣內化於男性的價值觀中，也使得他們成為一個更沉默的羣體。在過去四年的時間裏，王大為接到過近200名親密關係暴力的當事人求助，但在所有來求助的人中，女性佔90%，男性只佔10%。

王大為介紹，這些受害者都是在實際生活中遭遇了長期和持續的肢體暴力，實在無法忍受之後，才前往尋求幫助的。

“這個過程中我們不難發現，父權文化不但對女性進行壓迫，同樣給予了男性壓迫。”王大為説。當父權社會的結構實際上將男性禁錮在單一的性別角色中，男性也會在不知不覺中內化這樣的價值，極力去扮演好“合宜”的角色。

由於深受“男性氣質”所困，男性受害者格外羞於尋求幫助。王大為表示，**“相比於女性受害者，男性受害者更加孤獨。****”**女性受害者更有可能跟好朋友哭訴，尋求朋友的支持和幫助，但對於大多數男性來説，他們可以和朋友喝酒聊天，但永遠不會談論這些話題。

即便他們邁出求助的一步，也很難順暢地説出自己的遭遇和痛苦。

美國記者Philip W. Cook（2009）曾與親密關係中受到暴力的男性進行訪談，他發現，這些受害者往往會以幽默的語氣來描述自己所經歷的痛苦**，試圖讓自己和別人感受“這並不是一件太嚴重的事”，這種“幽默”被認為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方式。**

這與王大為的工作經歷非常符合。王大為説，**這樣的情況在男性受害者中非常普遍，男性受害者們往往並不會將自己的遭遇描述成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情。在過往的援助中，大多數女性受害者們打來電話的第一句話就是“我遭到家暴了”。而男性則大多則先是用隱晦的方式詢問：“如何解決婚姻中的矛盾”，“和老婆有了衝突怎麼辦”。**在之後的深入瞭解中，援助者才會發現，他們曾經遭受了不同類型的、嚴重的暴力對待。 

“因為畏懼輿論，他們會採用試探的方式來看自己是否會被理解、被支持、被保護，還是會被歧視。”王大為説，在遭受暴力時，他們往往同時要承受暴力和內心羞恥感的雙重打擊。

一位來自北方的男性受害者，曾在深夜致電王大為尋求幫助，在電話接通後，他欲言又止。這名男子生活在北方農村，經濟條件不好，花費很大代價才娶到老婆。然而，老婆對他日漸不滿，從言語暴力漸漸發展到出軌，甚至帶着情人對他進行了毆打。

在與王大為的三次交流中，這名受害者卻認為主要的問題在自己，他不斷重複着這樣自我貶損的話：**“**是我太無能了，老婆都管不住，被戴綠帽子，被瞧不起……”

在進行了一系列訪談後，陳潔瑜提出了疑問：“目前，男性受暴者的報告案例確實比女性少，但我們不知道，這是因為男性受害者更少，還是因為男性受害者更加沉默，或者是因為援助機構對男性受害者的求助不予以重視、干預不足？”

當我們和陳潔瑜聊到男性作為受到忽視的受害者羣體時，她還提出了人們對親密關係暴力的另一個認識誤區：

親密關係暴力被窄化為僅僅發生在異性戀關係之間，然而，它其實同樣發生在性少數羣體的親密關係中。

事實上，在我們採訪的過程中發現，這也是一個相當龐大的羣體。2015年，反家庭暴力立法民間倡導工作組****發佈的中國首份親密關係暴力的全國網絡調查報告《親密關係中的暴力調查報告》顯示，通過對（包括877名非異性戀者在內的）3334名對象的調查，同性戀與雙性戀的親密關係受暴比例分別為“68.3%”與“67.6％”，甚至略高於異性戀羣體的“62.7%”（備註: 此處“受暴”的定義是在過去一年內，至少遭受過一次包括身體、精神、語言、性、或經濟上的暴力）。

然而，性少數羣體作為一個本身在社會主流話語中本就未被承認的羣體，能夠獲得的幫助和支持非常少。

“站在街頭無處可回，誰會看我一眼？懷着對自己和戀人失望、又被社會拋棄的深深的無助感，這就是我看到的性少數親密關係暴力的受害人。”****彩虹暴力終結所的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員告訴我們。

“從肢體衝突到性暴力、經濟控制以及精神暴力都有涉及，**從涵蓋的暴力類型來看，性少數羣體與異性戀親密關係的暴力沒有大的差別。**而最大的不同則在於，性少數羣體在遭遇親密關係暴力後，無處依靠，甚至無人知曉。****這是別人看不到的受害羣體。”

**社會公權甚至否認他們的存在。**2015年年底，中國第一部《反家庭暴力法》通過表決，新聞發佈會上，發言人郭林茂在回答記者提問時公開表示，“在我國，還不曾發現同性戀之間的暴力事件，因此，新出台的《反家庭暴力法》中共同生活的人員不包括同性戀。”

在彩虹暴力終結所遠程陪護的一個案例中，當地的公安局“一面説打人是不對的，一面告誡受害人，但是你們也別搞同性戀了。****”這樣的公共事件與發聲，也讓性少數羣體對於社會支持系統有了本能的不信任感。

不僅是向傳統的支持系統求助可能會帶來二次傷害，在馬修眼裏，“就連很多身邊的朋友也會對我們另眼相待”。最初，在遭受男友多次冷暴力後，馬修試圖向朋友尋求幫助，直到有一次他發現，自己覺得“私密和丟人的事”被朋友當作笑話跟別人吐槽，他感到傷心。

“無論是gay圈的人還是異性戀朋友，大家喜歡把同性戀的事情傳的非常drama（戲劇化）。他們傾向於把同性親密關係這種身份代入八卦或是不好的東西。”

**一邊是社會支持渠道的缺乏，另一邊是羣體本身的不信任，暴力中的性少數羣體愈發面臨很少求助的境況。**官方的支持系統對性少數羣體的歧視和忽視，與性少數羣體對他們的不信任，在無聲地相互影響着。

較之肢體暴力，容易被忽視的精神暴力也更加頻繁地充斥在性少數羣體親密關係中，《親密關係中的暴力調查報告》（2015）顯示，在嚴重精神暴力方面，同性戀和雙性戀無論是施加還是遭遇的暴力都顯著高於異性戀者，雙性戀者遭遇嚴重精神暴力的比例（25.7%）甚至高於同性戀者（21.8%）和異性戀者（18.2%）。

報告研究者認為，這是由於性少數羣體經歷的心理暴力常常與針對“出櫃”（即暴露同性戀身份）的威脅和恐嚇相關。

在忍受了男友一年多的“冷暴力”之後，男同性戀者燕子終於與男友分隔兩地，燕子鼓起勇氣提出分手，卻遭到了對方的威脅，説要把燕子的個人信息和照片發佈到學校的貼吧，“讓大家看看，這個人是個同性戀”。

“我當時非常害怕，只能打電話請求他，從晚上十點一直到凌晨四點”，男友提出了很多過分的要求，最終，因為害怕出櫃，燕子選擇了順從。

回想自己被“出櫃威脅”的經歷，燕子開始反思性少數羣體裏的暴力，“因為我們是性少數羣體，受到暴力的那一方發聲會更加困難，甚至根本不敢發聲，所以，施暴的那一方就會變本加厲。”

**“出櫃威脅常常會將暴力升級，因為害怕被出櫃，暴力受害人往往會選擇忍受暴力，同時更難向外求助。往往在這個封閉的過程中，暴力開始急劇惡化。”彩虹暴力終結所協調人（coordinator）**李悦告訴我們，

“出櫃威脅，對遭受親密關係暴力的受害者來説，幾乎是個兩難的絕望境地，而這樣的兩難不僅是暴力發起人造成的，更是社會對同性羣體的歧視、社會體系的缺失與不接納造成的。****”

“一部分親密關係暴力受害者不被認真對待，這意味着，反對性別暴力工作是不全面的。同時，在社會實踐層面，這羣人將變得更加邊緣，他們沒辦法從受害者角色之中被解救出來。而這也將導致，性別刻板印象將繼續固化下去，”陳潔瑜表示。

我們呼籲官方、民間各類機構組織、大眾，在關懷異性戀伴侶中女性受害者的同時，關注男性和其他性別身份的受害者，關注性少數伴侶關係中的受害者。對一種對象的最嚴重的排擠，並不是在話語領域內去反對它，而是把它驅逐到話語的範疇之外，它不被談論，從而被人遺忘，這些他者，從此成為了行走在這個世間的憧憧鬼影。

而我們至少可以做的，是儘自己的努力，營造一種寬容的話語氛圍，允許他們存在。這是我們能夠為他們，同時也為我們自己所做的最少的事情。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