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利率趨向於零，誰會得益？_風聞

1. 美國的減息

8月1日美聯儲宣佈減息25個基點，這是2008年12月以來的首次。

美國上一輪減息發生在2007年9月至2008年12月間。為了應對金融危機，美聯儲連續9次減息把利率降至0-0.25%區間，美國步入零利率時代。在零利率情況下，美國實行量化寬鬆政策，大量印鈔，通過購買國債或企業債券等方式，向市場注入超額資金，刺激消費和投資，推動經濟增長。

大量資金持續進入美國股市，美國道瓊斯指數從2007年的最高點14198點衝到2019年7月11日的27000點，道瓊斯歷史上的第一次。

美國牛市的財富效應帶動美國的消費，加上頁岩氣開發、特朗普減税政策的實行和其他因素美國經濟得以復甦並持續擴張。美聯儲逐步退出量化寬鬆政策，於2015年12月進入加息週期。經連續九次加息（2018年加息4次），美聯儲將利率區間上調至2.25%-2.5%之間，為應對下一次經濟蕭條留出減息空間。

從去年開始，認為美國經濟這一輪擴張接近尾聲的觀點不斷湧現。一系列國際和國內因素造成對美國經濟的擔憂：國際因素包括中美貿易戰，歐盟和日本經濟遲緩發展；國內因素包括共和黨在中期選舉中失去對眾議院的控制權，特朗普的國內政策將受到民主黨的掣肘，美國國際貿易的逆差和美國債務仍然快速增長。預計今年年底美國國債會突破23萬億美元，年利息6000億美元。

雖然當前美國經濟在西方國家中仍然一枝獨秀，就業仍在增長。但二季度GDP增長2.1%，已經從之前的3%有所回落。佔美國經濟12%的製造業發出了警報，美國7月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50.4，創2009年9月以來新低，其中出口訂單陷入萎縮區間。

對美國經濟的擔憂導致美國長期國債與短期國債收益率倒掛。一般而言期限越長的國債利率越高，美債長短期收益率倒掛意味着投資者對長線投資信心減弱、對未來經濟形勢不看好。在1998年到2008年之間，美國國債兩年期與十年期的利率出現倒掛之後的大約24個月內，就會發生經濟衰退。

中美貿易戰不確定性導致美國股市近來發生劇烈波動。股市對於特朗普2020大選有着重要意義，為保股市特朗普持續強烈地要求美聯儲減息。

基於美國經濟的確有下行的風險，美聯儲在8月1日將利率下調25個基點至2-2.25%。美聯儲強調此次減息是預防性減息，並不等於經濟已經下行。

美聯儲的觀望-試探性減息並沒有導致股市上漲，相反特朗普準備在9月1日對3000億中國對美出口產品加10%關税的決定和中國人民幣隨之的貶值推動了世界範圍的股市下跌。全球經濟的前景更加動盪不明。

美國前財政部部長薩默斯接受媒體採訪時稱，目前美國和全球經濟衰退的風險，處於最近十年以來的最高水平。目前美國對沖基金的悲觀情緒已經達到了最近兩年的最高水平。

2. 澳洲低利率，高房價和兩極分化

美國作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作為澳洲最重要盟國；美元作為世界通用貨幣，美國貨幣政策的變化必然極大的影響澳洲經濟。

首先美國的量化寬鬆政策推動澳洲儲備銀行降低利率，刺激貨幣發行。澳洲儲備銀行的利率從2011年的4.75%下降到當前的1%。但在勞動力成本，基礎設施，税收政策，勞資關係等多種條件制約的情況下，澳洲大量資金並未流向實體經濟，當前澳洲工商業投資和GDP之比是25年來最低的。實際上澳洲房地產市場是資金流向的主要方向之一，於此相對應的是澳洲銀行向居民提供的按揭貸款不斷上升，澳洲家庭債務和收入的比例從1991年的75%上漲到目前的200%。澳洲成為全球債務收入比最高的國家之一。 澳洲房價也是發達國家中少數急劇上升的國家之一。

澳洲房價不僅受到澳洲國內低利率政策的影響，也受到貨幣寬鬆條件下全球資本流動的影響。在全球化時代，美國和發達國家的貨幣寬鬆政策導致西方資本和技術不斷流入投資回報較高的新興市場；但另一方面，由於新興市場法治不健全，教育，醫療，環境，食品安全和社會管理的相對落後，新興市場的資本向發達國家返流也是一種常態。

澳洲就是新興市場資本向發達國家返流的主要目的地國家之一，其中尤為突出的是來自中國的資金。中國資金流向澳大利亞的主要方向是澳洲房地產市場。

房地產和房地產增值的財富效應帶來的消費增長成為支持澳洲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但是這種以房地產等金融產品膨脹為特質的發展模式並未導致全社會的共同富裕。

最近公佈的澳洲家庭，收入和勞動力動態調查報告（Household, ­Income and Labour Dynamics in Australia）指出，因為房產價值的不斷高漲，澳洲家庭的平均財富達到1百萬澳元。但進一步分析這個報告，實際情況是少數富有家庭財富的急劇增加平均了大量一般家庭的財富。與10年前相比，財產價值超過100萬澳元的澳洲家庭上漲了45％，其中“超過500萬澳元”的家庭激增81％。但另一方面家庭財富低於30萬澳元的澳洲家庭數量增長了11％。淨資產在30至100澳元之間的澳洲家庭縮減了10％，佔澳洲底部三分之一大約500萬個家庭的財富總和低於2009年。澳洲家庭財富的中位數是559,000澳元，澳洲中產階級的隊伍正在變薄。

2014年法國經濟家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的《21世紀資本論》，以百年曆史數據“證明”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導致的資產價格效應，讓社會中的收入和財富不平等擴大。通俗的説，世界各地的量化寬鬆政策導致貨幣超量發行，貨幣的大頭並未進入實體經濟領域，相反流向房市、股市等資本市場。富人擁有的財富和能量使他們更能支配市面上流通的貨幣，他們通過在房市和股市上的運作可以賺到更多的利潤，充分享受資產價格（房價和股票）迅速上升帶來的財富增長效應。

彭博社近日發佈全球範圍內最富有的25個家族資產總額達1.4萬億美元，比去年增加了2500億美元，上漲了24%，美國最富有的0.1%人口所擁有的財富是自1929年以來最多的。而世界各國中低收入居民並不能充分享受資產價格上升帶來的財富增長。大部分人的消費縮水，社會兩極分化，抑制了實際需求，弱化了實體經濟。

3. 零利率和經濟週期的末期

澳洲儲備銀行在6-7月間兩次減息，目前的儲備銀行現金利息進入1%的區間, 考慮到2%的通脹因素，實際利率已經為零或負值，一旦澳洲經濟進入衰退，儲備銀行將沒有降息的空間，只能實行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刺激經濟。

根據儲備銀行的分析，減息一個百分點，將推高房價30%。估計兩次減息將使房價回彈15%, 恢復過去兩年房價下跌的幅度。但減息和新的購房熱很可能進一步推高澳洲家庭債務，進而抵消對其他產品和服務的需求。近來澳洲汽車銷售和零售業數據並不理想，減息會不會推動澳洲工商企業增加投資也是疑問。

當今世界的確進入了百年未遇的大變局時代。全球最大的對沖基金，橋水基金創始人雷·達利奧Ray Dalio在對澳大利亞人報記者的採訪中説：“當代世界經濟形勢的特點是四大主要因素的匯合：第一，各國政府和中央銀行採取刺激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的能力有限; 第二，當前正處於一波經濟週期的末期; 第三，各國內部存在廣泛和尖鋭的政治和社會矛盾; 第四，中國作為崛起大國與美國作為守成大國之間的衝突加劇。世界的財富和發展機會從傳統工業地區轉移到研發和使用新技術的地區和企業，財富分配的變化促成了民粹主義高漲和社會的分化。”

在全球避險情緒下，各國發行的國債，價值12萬億美元，相當於40%全球債務以實質上的負利率出售（低於通貨膨脹率）。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國債被認為是良好的投資方向，截至2019年7月末，境外機構累計持有中國債券突破2萬億元，2017年9月末，外資持有中國國債首破萬億大關，不到兩年增加了一萬億元。各國央行對黃金的興趣大增，世界黃金協會報告稱各國中央銀行在4月至6月期間共購買了224噸黃金。

澳洲的存户不斷地取出他們的定期存款。瑞士最大的銀行瑞銀UBS近來宣佈，當存户的存款超過2百萬瑞士法郎後，瑞銀將把0.6%的存款費用提高到0.75% — 最低年費為5340澳元。存户向銀行存款還要交費！怪不得中國原央行行長周小川説世界經濟已經到了一個極端扭曲的時刻。

4. 澳洲如何維持生活水平的提高

最近公佈的澳洲家庭，收入和勞動力動態調查報告（Household, ­Income and Labour Dynamics in Australia）指出，2017年澳洲家庭中位數實際收入低於2007年。澳洲生產率和實際收入在1990年代平均提升 2.2%. 但2010年以後勞動生產率和實際收入的提升只有1.2%。根據 “牛津經濟學”的報告，英國，德國，美國和日本自2010年以來，人均經濟增長率均超過澳洲。

澳洲資方的代表，澳大利亞工商聯（Business Council Australia）的首席執行官簡妮芙.維斯凱特Jennifer Westacott在近來一篇文章説澳洲要維持生活質量不斷提高必須在以下6各方面取得突破：

第一，提升工商業投資；

第二，改善基礎設施；

第三，加強技術培訓，跟上世界技術發展潮流；

第四，破除官僚主義和束縛生產率提高的陳規陋習;

第五，改善能源供應；

第六，修改有利於企業發展和員工利益的勞動工資制度。

上述6個方面的確是澳洲經濟發展的關鍵，但上述6個方面不僅僅是企業層面上的事情，更是涉及到澳洲整個政治經濟的方方面面，例如税收，政府財政政策，勞動工資制度等等。

涉及到澳洲政治，問題就複雜了。近來澳洲媒體再三呼喚澳洲政治的黃金時段—1980到1990年代初的工黨霍克-基廷時代和1990年代的自由黨霍華德時代。澳洲許多重要改革如浮動匯率，降低關税，建立養老金制度，工資制度和勞資關係改革、消費税改革都在這個階段完成。但當今的澳洲政治能擔當如此重任嗎？希望莫里森政府能有所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