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心險惡！臨走前，英國人居然在香港埋下這麼多“雷”！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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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曾因殖民地遍佈世界各地而得名“日不落帝國”。在“日落”之後，它親手製造了不少黑暗。

|作者：田亮

英國和美國是盟友，在香港問題上也可以説是一致行動人。

2019年8月9日，英國外交大臣拉布就香港局勢與林鄭月娥通話。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迅速回應稱：今天的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早已不是英國的殖民地。英國對香港一無主權，二無治權，三無監督權。

此前，華春瑩也質問過英國政客：“在英國對香港進行殖民統治期間，香港市民有上街遊行的自由嗎？”外交部另一位發言人耿爽嚴正指出：“在英國對香港進行殖民統治期間，香港毫無民主可言，港人就連上街遊行的權利都沒有。恰恰是香港迴歸後，中國政府依照憲法和基本法，切實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保障香港居民依法享有前所未有的民主權利和自由。”

只要港督願意，他就是一個獨裁者

“學界一般認為，港英時期的香港，香港本地人‘有自由無民主’。”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張俊義告訴《環球人物》記者，香港總督掌握絕對權力，港督下設行政局和立法局，港督兼任兩局主席，掌握行政和立法大權。“行政局名義上是香港政府的決策機構，實際上只不過是一個諮詢機構，港督在需要的時候向行政局諮詢，在不需要或發生緊急情況的時候可以免去諮詢。行政局的議員全部由港督委任。”

立法局也是同樣情況。除了港督是當然主席以外，布政司、財政司和律政司是3名當然議員，其他議員全部為港督委任。立法局的主要職能是向港督提供有關立法的參考意見，並根據港督的要求通過法律，其實只是港督的一個橡皮圖章。英國學者邁樂文指出：“港督的法定權力達到這樣的程度：如果他願意行使自己的全部權力的話，他可以使自己成為一個小小的獨裁者。”由此可見，港督治下的香港，根本沒有選舉可言。

而且，立法局一向為英國人壟斷。直到1880年立法局裏才有了一個華人議員——伍廷芳。

伍廷芳(中)

但他在立法局內並沒有起什麼作用。港督軒尼詩説：“伍廷芳在立法局裏等於零。”直到1926年，行政局才出現了第一名華人議員。

港英當局還實行赤裸裸的種族歧視政策。“華人和歐洲人的居住地是有明確劃分的，好的地段都留給歐洲人，華人是不可能居住的。”張俊義説。港英當局的公園章程裏，第三條規定：“中國技工和勞工不準在公園內穿行。”第四條規定：“轎子和轎伕不得進入公園。”法院對英國人百般包庇，而對華人實行嚴刑峻法。1877年，香港按察司斯梅爾説：“在我來到本殖民地以後頭幾年中，香港一地判處死刑的人數等於全英格蘭死刑人數的一半。”

“但是，英國人掌握了香港的話語體系。他們編寫的香港史著作都是一個邏輯：香港發展得這麼好，完全是英國的功勞，完全不提任何鎮壓、歧視。這個‘傳統’延續到現在。前幾年，我和香港學者準備合作編寫一本香港歷史方面的書，我認為應該按照中國歷史的脈絡，在中國歷史的框架下寫香港史。結果這位香港學者的反應竟然是：‘這在香港行不通!’他還是一位比較親中的學者!結果事情就沒有辦成，可見英國人制造的那套話語體系至今還在深深捆綁着香港人。”張俊義説。

**末代港督彭定康，**對香港製度大改特改

1982年，英國在馬島戰爭中戰勝了阿根廷。這一年，盛氣凌人的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到北京開始了關於香港問題的會談。

1982年9月24日，鄧小平和撒切爾夫人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談。

一開始，她態度強硬，聲稱沒有英國人繼續統治香港，香港就會衰落，提出由英國人繼續管治香港。鄧小平回應説，在主權問題上沒有討論的餘地，任何一箇中國政府到了現在，到了1997年還不收回香港的話，就要下台，無法向中國人民交代，也無法向世界人民交代;説香港的繁榮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中國的四化建設“這個估計不正確”，中國建設的根基在大陸，“如果中國把四化建設能否實現放在香港是否繁榮上，那麼這個決策本身就是不正確的”。鄧小平還表示，如果在15年過渡時期內香港發生嚴重的波動，中國將被迫重新考慮收回香港的時間和方式。

撒切爾夫人的氣焰遭到嚴重打擊，離開人民大會堂東大門時，在台階上摔了著名的一跤。

1982年9月，撒切爾夫人與鄧小平會談結束後，在人民大會堂台階上跌倒。(視頻截圖)

英國人見主權問題沒得談，就變換了策略。紐約大學政治學教授熊玠撰文寫道，英國人在1985到1997年之間，對香港的制度任意地大改特改，尤其是在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任內(1992—1997年)。

熊玠舉了兩個例子。“第一個例子，香港的立法局，有史以來就不是民選的。由於它一直是由港督所指派，所以才叫‘局’，意即它是行政結構的一部分。但是在1995年，港英政府破天荒地產生了一個民選的‘立法會’。其目的，由今日回首觀之，就是英國人在臨走之前，要製造一個英文裏説的‘期望高漲、無法滿足的革命’。在2016年香港立法會驚爆宣誓鬧劇，部分新當選議員企圖塗改就職宣誓的誓詞。另外還有人趁機冒出支持香港‘獨立’的主張。凡此種種，俱是證明了英國人臨行前蓄意在香港製造‘期望高漲、無法滿足的革命’，的確見效了。”

2016年，香港立法會驚爆宣誓鬧劇，部分新當選議員企圖塗改就職宣誓的誓詞。

“第二個例子：有兩個在港英時代維持香港治安很關鍵的重要法規，被英國人在臨行前貿然取消了。一個是‘公安條例’，另一個是‘社團條例’。在‘公安條例’沒有取消的時期，如有人羣要上街示威遊行，非得先向香港警察申請並取得許可之執照不可。如警察不批准，遊行就是非法，警察立刻可以抓人。在‘公安條例’取消以後的香港，示威遊行的人羣，只需要在上街遊行的同時向警察通知一聲就夠了。所以，這就是為什麼1997年香港迴歸以後，動不動就有示威遊行發生。在以前的‘社團條例’之下，港督對於任何香港社團，只要他懷疑有裏通外國的情形，立刻可以宣佈這個社團為非法組織，並吊銷它的執照，其中包括接受國外的捐款。今日回頭來看，英國人將這兩個法律取消，其用心兇狠惡劣，實無以復加。”

港英時期另一個重要機構是高等法院和終審法院。它們沿襲了英國的傳統，屬於判例法系，法官的判決在司法過程中起決定作用。這與中國內地實行的大陸法系截然不同。法官的任免也沿襲了英國的終身制，一旦港督任命，除非死亡或主動退休，法官可以終身任職。在港英時期，任命的法官絕大多數為英國國籍。這一問題遺留至今。2016年產生的新一屆香港終審法院的常任和非常任大法官任命中，17名大法官中僅有兩人為中國香港籍，其餘均為外國國籍或雙重國籍。不少人認為，他們的判例具有強烈的傾向性。今年7月14日，暴徒杜啓華把一名警察的一截手指生生咬斷，結果兩天後，法官就以1萬元保釋金、不準涉足新城廣場為條件，同意了杜啓華的保釋請求。司法界對暴徒的輕判，對警務人員權利的漠視，也對暴行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環環上週剛寫過，做香港警察到底有多難，你根本想象不到……點這裏複習)

張俊義還提到一點：“英國在撤退前培育了一批信奉西方價值觀的公務員隊伍，特別是親英的高級公務員。被稱為‘亂港四人幫’之一的陳方安生就是一個典型(其他三人為黎智英、李柱銘、陳日君)。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香港一些人從心底裏認可西方價值觀，不認可中國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陳方安生正是彭定康一手提拔的，1993年11月，彭定康讓她接替霍德，成為首位華人布政司(迴歸後改稱政務司司長)。

香港迴歸中國之後，英國人還在時刻惦記這塊土地。英國學者羅思義告訴《環球人物》記者，英國政府罔顧香港迴歸的事實，頻頻對香港事務指手畫腳，挑釁中國政府。“就在2019年7月，時任英國外交大臣亨特發表聲明，完全歪曲了中國和英國之間的協議。將香港歸還給中國，從定義上説，是將主權移交給中國，因此香港的事務就是中國國內的事。相反，亨特試圖聲稱英國在香港保留了一些權利。英國外交部發言人也稱：‘我們是聯合聲明的共同簽署人;通過監測其執行情況，我們正在按照我們的承諾負責任地行事，而不是干涉……’”英國人口中的“監測”還“落實”到了書面上。1997年7月，英國政府開始發佈第一期《香港問題半年報告》。到2019年3月底，已經發布到第四十四期。

正如英國學者馬丁·雅克所説，香港的繁榮不是因為英國。“僅僅是因為它走運了。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很多原本只能香港做的事，北京、上海、深圳全部都能做了，香港不再具有唯一性，‘唯一通道’的紅利就消失了。”熊玠也説：“自1997年以來，中國內地每年GDP的增長率從來沒有低於過6%。為什麼香港經濟不能同步增長？其原因是‘一國兩制’的實施情況，太過強調‘兩制’，所以香港仍繼續它的‘自由’經濟體制，沒有內地的‘宏觀調控’。我們的結論是，香港實行的‘一國兩制’中‘一國’的成分不夠。這正是與‘港獨’人士的直覺相反的結論。”

**蒙巴頓方案，**讓繁華城市變成人間地獄

就在中國香港上演“港獨”鬧劇時，南亞次大陸也發生着不愉快的事。這也是英國殖民者埋下的“禍根”。

8月5日，印度政府宣佈廢除當前憲法第370條，取消憲法賦予印控克什米爾地區的自治地位。鄰國巴基斯坦的外交官侯賽因在《國民報》發表評論稱，莫迪政府的目的是鼓勵更多非克什米爾人進入該地區，改變印控克什米爾人口結構，從而加強印度政府對該地區的控制。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表社論稱，印度憲法第370條是折中安排，承認印控克什米爾地區與印度其他地方的歷史和文化差異。廢掉這項安排，將給該地區帶來動盪，引發暴力。

這兩條預測都得到了驗證。在印度，一則號召印度人去印控克什米爾購買土地的短信迅速走紅;在巴基斯坦，上百名示威者在巴控克什米爾地區高舉黑色旗幟，燒燬汽車輪胎，高呼“打倒印度”的口號。首都伊斯蘭堡與商業中心卡拉奇也連續兩日爆發大規模的反印示威。

2019年8月6日，印度宣佈取消印控克什米爾的自治地位後，孟加拉國穆斯林在首都達卡集會抗議。

印度和巴基斯坦在1947年8月15日以前，都是英屬印度殖民地。征服印度後，英國人一直利用印度社會存在的種姓、教派矛盾，極力挑撥離間各階層、各社會集團的關係，以強化自身作用，維護殖民統治。正如馬克思在《印度軍隊的起義》中寫道：“總合起來構成那個叫做印度的地理上的統一體的不同種族、部落、種姓、教派和國家彼此之間互相仇視——這種仇視一直是英國賴以維持其統治的基礎。”當時，印度社會存在三角矛盾：國大黨同英國人的矛盾、穆斯林聯盟同英國人的矛盾、國大黨同穆斯林聯盟之間的矛盾。

“二戰期間，為了調動印度巨大的人力物力資源投入反法西斯戰爭，英國政府曾許諾戰後把政權移交給獨立的印度政府。戰爭結束後，尼赫魯領導的國大黨要求實現印度的獨立和統一，以真納為代表的穆斯林聯盟則要求建立一個分離的穆斯林國家——巴基斯坦。”中國社科院世界歷史所研究員張順洪告訴《環球人物》記者。

與香港的情況一樣，英國在印度實行總督專制統治。1947年3月，蒙巴頓接任印度總督後，同印度各政黨領導人談判，深感局勢危急。5月底他回了一趟倫敦，6月2日又馬不停蹄地回到印度，第二天就發佈了《蒙巴頓方案》。據此方案，印度分為印度教徒為主體的印度斯坦和伊斯蘭教徒為主體的巴基斯坦兩個自治領，英國分別向兩者移交政權。國大黨和穆斯林聯盟都勉強接受了這個方案。1947年8月14日，巴基斯坦自治領成立;8月15日，印度自治領成立。

印巴分治後的幾年中，700多萬穆斯林背井離鄉，從印度遷往巴基斯坦;許多印度教徒也從巴基斯坦逃往印度。其間發生了大量摩擦和衝突。這加劇了兩大宗教之間的矛盾和仇恨。目睹了1947年印巴分治時流血衝突的法爾阿納皮萊教授對當時的情景描寫道：“旁遮普、西北邊省和信德經歷了人類文明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恐怖。人們有時被迫真正名副其實地吃自己親人的肉，喝自己親人的血。阿姆利則和德臘—伊斯邁耳汗的整個市區都被徹底夷平。1947年8月開始了恐怖世界。拉合爾變成了一座死城。從1947年8月12日起，這座居住着和平的居民，擁有20所高等學校和幾十所中、小學，擁有許多宮殿和公園，擁有工業企業和手工業者街區的印度最繁榮的城市，變成了名副其實的墓地和恐怖與死亡的世界。人們的活動和與外界的聯繫像魔術一般突然停止了。有一段時間，火車站變成了戰場，那裏的伊斯蘭教徒職員殺死了他們的印度教徒和錫克教徒夥伴，那裏的錫克教徒和印度教徒居民與想殺他們的伊斯蘭教徒流氓展開了搏鬥，那裏的俾路支團的士兵和多哥爾團的士兵互相射擊。”

《蒙巴頓方案》還授予各土邦自由選擇加入任何一個自治領的權利，如果土邦不願意加入任何自治領，可以保持與英國的舊關係，但得不到自治領的權利。“土邦”是對英國殖民時期南亞和東南亞部分地區保存的土著王公領地的稱呼。印度土邦面積佔全國的2/5，人口占全國的1/4。克什米爾就曾是印度第二大土邦，這裏穆斯林人口約佔77%，印度教徒約佔20%，其餘為錫克教徒、佛教徒等。按常理，這裏應該交給穆斯林管理，可英國人卻在1846年把克什米爾的統治權賣給了印度教徒王公古拉布·辛格。《蒙巴頓方案》出台後，王公哈利·辛格想獨立，巴基斯坦也與之簽訂了協議，可印度不同意，希望將克什米爾納入自己的版圖，還請聖雄甘地和蒙巴頓去遊説王公，但沒有成功。

1947年8月，克什米爾蓬奇地區爆發了穆斯林退伍軍人反抗克什米爾王公統治的起義，並於當年10月宣佈成立“自由克什米爾”政府，加入巴基斯坦。哈利·辛格向印度求援。印度把握這次絕佳時機，提出只有克什米爾歸併印度才考慮援助，哈利·辛格被迫同意。印度立即出兵克什米爾，幫助哈利·辛格鎮壓穆斯林，巴基斯坦則支持克什米爾的穆斯林力量，第一次印巴戰爭開始了。

1949年1月1日午夜，印巴遵照聯合國決議實現停火，並於7月在聯合國監督下根據雙方達成的《卡拉奇協定》劃定停火線。克什米爾被分為兩部分：印控地區和巴控地區。停火協議並沒有解決克什米爾的歸屬問題，停火線也違反克什米爾居民的意志，成為印巴對峙的前沿陣地。半個多世紀以來，雙方紛爭不斷。

對阿拉伯人和猶太人

做出相互矛盾的承諾

中東巴以地區同樣是世界知名的“火藥桶”，它的現狀也與英國有關。

2019年8月11日，以色列警方對耶路撒冷清真寺建築羣中的巴勒斯坦信徒採取行動。

“巴勒斯坦原是奧斯曼帝國的屬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出於戰略的需要和插足地中海東岸的考慮，曾對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分別做出了相互矛盾的承諾。”張順洪説，一方面為了策動阿拉伯人起來反抗奧斯曼帝國的統治，英國信誓旦旦地做出了支持阿拉伯人抗爭的保證;另一方面，英國又於1917年發表了《貝爾福宣言》，支持猶太復國運動，聲稱讚成在巴勒斯坦地區為猶太人建立一個民族家園。

同時，英國還與法國秘密訂立了旨在瓜分奧斯曼帝國領土的《賽克斯—皮科協定》。根據該協定，戰後巴勒斯坦將以“國際共管”的名義由英法共享。一戰後敍利亞等地成為法國委任統治地，而巴勒斯坦則成為英國的委任統治地。

早在公元135年，猶太人就被羅馬帝國逐出巴基斯坦地區，流落世界各地，隨後也開始了復國運動。起初，多數猶太人對復國沒有興趣，甚至反對。1897年第一次猶太復國主義大會只有代表197名，代表世界幾百個各種形式和性質的猶太小組;《貝爾福宣言》後，運動有所發展，登記會員85萬人;1948年以色列建國前夕，會員也不超過150萬，不到猶太人總數的1/10。至於復國地點，19世紀末的猶太復國運動領導人赫茨爾曾提出避開巴勒斯坦另立家園的計劃;直到20世紀初，也有很多猶太人認為在巴勒斯坦復國必然傷害當地人民的利益，於道義不合。但是，《貝爾福宣言》的出台，讓一批猶太人相信了英國人的説法，在一戰後移居英國的委任統治地巴勒斯坦。這時，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仍佔大多數。

“隨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日漸臨近，爭取阿拉伯人的支持對於英國來説，變得越來越重要。英國政府決定把建立猶太人民族家園的計劃擱置起來。限制猶太移民進入巴勒斯坦的數量，限制向猶太人出售和轉讓土地，這種政策加劇了猶太人的反英鬥爭。”張順洪説。英國很快受到來自美國的壓力，美國要求英國放鬆和改變所謂的“親阿拉伯反猶太人”政策。“美國統治集團十分看重猶太裔美國人的選票和錢袋，對他們的呼聲很敏感。羅斯福1944年競選時曾許諾，要幫助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國家，杜魯門則要求英國取消對猶太移民的限制，准許猶太難民立刻遷往巴勒斯坦。”

二戰後，英國曾設法通過談判解決阿拉伯人與猶太人的分歧，以便建立一個由其控制的巴勒斯坦聯邦。面對美國的壓力以及同阿拉伯人與猶太人的談判僵局，英國被迫於1947年4月將巴勒斯坦問題提交聯合國討論。在聯台國大會通過對巴勒斯坦實行分治的決議後，英國於1948年5月結束對這一地區的委任統治，緊接着就爆發了第一次中東戰爭。

至今，巴以衝突仍時時佔據國際新聞的重要位置。就在2019年8月10日，對於“四名武裝人員被以軍打死”一事，哈馬斯的一名發言人表示，這是“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民犯下的又一罪行”，以色列“要為觸怒巴勒斯坦人的後果負責”。

一條“綠線”把一個國家分兩半

在統治塞浦路斯期間，英國也推行分化手法，造成希臘族和土耳其族居民之間的矛盾。

塞浦路斯位於土耳其以南，希臘以東，是地中海上的島國，屬於歐洲。公元前1500年，希臘人便開始移民塞浦路斯島。1571年至1878年，塞浦路斯島被土耳其統治，後來淪為英國殖民地。島上的希土兩族分別把希臘和土耳其視為“母國”。塞浦路斯2017年人口為94.9萬，其中希臘族人口占72.8%，信東正教，土耳其族佔9.6%，信伊斯蘭教，外籍人佔17.6%。

20世紀50年代，塞島人民加入世界民族獨立運動的大潮，掀起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的高潮。希臘族提出，塞島擺脱英國統治後應與希臘合併，土耳其族則主張獨立後兩族分治。希臘和土耳其各支持一方。“此時英國故伎重演，大力挑撥希土兩族之間的矛盾，利用土族來抗衡希族，導致希土兩族爆發大規模武裝衝突。”張順洪説，“英國又把塞浦路斯問題國際化，使土耳其和希臘兩國加入塞浦路斯爭端中。”1959年，英國同塞浦路斯、希臘、土耳其簽訂《蘇黎世—倫敦協定》。

根據這一協定，英國保證塞浦路斯獨立，但作為條件，允許英國在島上設立軍事基地。一塊基地是位於塞島正南部的亞克羅提利，它與英國當時控制的蘇伊士運河直線相望;另一塊基地是位於塞島東南部的德凱利亞，與敍利亞、巴勒斯坦、以色列相望。1960年8月16日，塞浦路斯正式獨立，但這兩塊土地卻屬於英國。

“塞浦路斯獨立時，英國作出的安排過分強調了希土兩族的分權與分治，使塞浦路斯中央政府缺乏有效機制來維持國家的統一和安定，希土兩族在權力分配等問題上存在着尖鋭的矛盾。”張順洪説。塞浦路斯現行憲法於獨立當天公佈，規定總統由希臘族人擔任，土耳其族人任副總統，行政權屬總統和副總統，兩人對行政方面的重大決定均有最後否決權。這就為衝突埋下了種子。

1963年12月，一名希族警察開槍打死兩名土族人，成為一場流血衝突的導火索。希臘和土耳其兩國駐塞軍隊分別站在本族一邊加入戰鬥。1964年，聯合國向塞島派出維和部隊，以阻止希土兩族的衝突。然而希土兩族緊張關係並未緩和，聯合國不得不長期派駐維和部隊。1974年7月15日，希臘軍人政權在塞島發動軍事政變。5天后，土耳其以保護族人為由出兵干涉，攻佔了塞浦路斯北部40%的土地。後來，經聯合國調解，在全島中部劃出一條東西向的狹窄無人地帶，被稱為“綠線”。居住在南方的土耳其族北遷，居住在北方的希臘族南移，從此形成南北分裂的局面。連首都尼科西亞也被“綠線”分成兩半。

1983年11月15日，土耳其族宣佈成立“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國”。聯合國安理會指出，這一做法在法律上是無效的，要求土耳其族撤回獨立決定，呼籲各國不要承認塞浦路斯共和國以外的任何塞浦路斯國。接着，塞浦路斯希土兩族分別在“綠線”兩側舉行萬人集會,希臘族表示擁護安理會決議，而土耳其族提出抗議。直到現在，也僅有土耳其承認“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國”，塞浦路斯希土兩族的矛盾仍未解決。

2019年8月9日，塞浦路斯希臘族和土耳其族領導舉行會談，決定恢復統一談判，然後在9月與聯合國秘書長舉行共同會晤，規劃未來和談進程。但輿論認為，雙方此次啓動統一談判是為了緩解土耳其和塞浦路斯在天然氣勘探問題上的緊張關係，前景並不樂觀。

2019年8月9日，在塞浦路斯尼科西亞，塞浦路斯總統、希臘族領導人尼科斯·阿納斯塔夏季斯(右)與土耳其族領導人穆斯塔法·阿肯哲握手。

正如英國學者羅思義提出的觀點——“分而治之”是英國對待殖民地的傳統手段。現在，部分香港人對內地不分青紅皂白的歧視，“清楚地證實了英國在香港殖民時期使用的‘分而治之’政策的‘效果’”。

英國曾因殖民地遍佈世界各地而得名“日不落帝國”。在“日落”之後，它親手製造了不少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