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之行》 警鐘長鳴_風聞

2015年2月，由京滬五位年輕學者所著的《大道之行 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社會主義》，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後，引起讀者的廣泛關注和好評。作者們在實事求是地分析了改革開放後的成敗得失後，在多個方面敲響了對共產黨“執政為民”警鐘。特別醒目的是要重視“爛根”現象，警惕共產黨的“國民黨化”，等等。作者的許多論述相當尖鋭而又不失理性，引人深思，發人深省。例如：

【“改革開放以來，徹底務實主義的後果是黨的主體性迷失和正當性下降，在許多人眼裏社會主義逐步變成空洞的説辭、過時意識形態的殘蜕》”（第11頁）

“改革之後，一個失誤是建立市場經濟過程中，國家主動向市場分權，而一開始向社會分權就相對消極和被動。”

“當社會領域也開始按市場規律運行時，教育、醫療、住房開始被老百姓戲稱為‘新三座大山’。”（第146頁）。】

這樣的論述在書中還很多。但最為深刻的是關於意識形態形勢領域的分析。

《大道之行》當時是這樣寫的：

【“當前的中國正面臨着巨大的意識形態危機。文化機構被大規模地市場化，壟斷資本掌控各類新媒體，西方的人文社會科學體系被原封不動地傳經佈道，一些學者將‘為富人説話’作為理所當然的信條。”

“任由社會主義虛無化的荒草不斷地滋長，它很快就會覆蓋過整個共和國的大廈。到那時，資本完成了它最後的使命，就是對於人的大腦的控制，而社會主義政權統治的意識形態也就隨之瓦解了。”（第189頁）】

早在改革開放之初，以鄧小平為首的黨中央就非常重視黨的意識形態工作。1980年1月16日，鄧小平説：

【“我們衷心地希望，文藝界所有的同志，以及從事教育、新聞、理論工作和其他意識形態工作的同志，都經常地、自覺地以大局為重，為提高人民和青年的社會主義覺悟奮鬥不懈。”】

然而，由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人類歷史上沒有先例的，因此在意識形態上遇到的情況也是十分複雜的。歷史虛無主義趁機沉渣泛起，有時還蔓延得很快。有鑑於此，2010年7月，中共中央召開了全國黨史工作會議，用黨中央的名義召開黨史會議，是黨的歷史上的第一次。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家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央黨校校長習近平在會上強調，堅持實事求是研究和宣傳黨的歷史，要牢牢把握黨的歷史發展的主題和主線、主流和本質，旗幟鮮明地揭示和宣傳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領導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的歷史必然性，揭示和宣傳黨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領導人民所取得的偉大勝利和輝煌成就，堅決反對任何歪曲和醜化黨的歷史的錯誤傾向。

然而，在這種形勢下，仍然有極少數人，一意孤行。他們打着反思的幌子，把1976年以前的歷史解讀成彷彿只是一個政治運動接着一個政治運動，整了一批人又整一批人，沒有幹多少好事的歷史。為了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不惜造謠傳謠。其中，“‘文革’死了兩千萬”就是典型的例子。

一位擔任過中央報刊負責人的退休老幹部，2016年在著名網站發表文章。他在文中寫道：

【“1978年12月13日，葉劍英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説：‘文革期間，全國整了1億人，死了兩千萬人。’”】

但是，只要翻開《葉劍英選集》中的葉劍英的這個講話，根本就沒有“死了兩千萬”這六個字！而這個謠言的第一次出現，是在《交鋒一一當代中國三次思想解放實錄》（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一書中：

【“粉碎‘四人幫’以後，葉劍英在一次講話中沉痛地説：‘文化大革命’死了兩千萬人，整了一億人，浪費了八千億人民幣。”】

據該書的作者稱，此書在國內外都是暢銷書。因此，這種無中生有的“死了兩千萬人”的説法，至今還時常出現在媒體上。這位老幹部還寫道：

【“1980年鄧小平對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説：‘永遠也統計不了，因為死的原因各種各樣，中國又是那樣廣大，總之，人死了很多！’”】

鄧小平的這段話，在《鄧小平文選》《鄧小平年譜》和《鄧小平與外國首腦及記者會談錄》裏都查不到，只能説這又是一個“死了兩千萬人”的孿生兄弟。如果要説鄧小平談到過“文革”死人問題，有一段話是不能忘記的。他在20世紀80年代末説過：

【“現在要是中國亂起來，就決不只是‘文化大革命’那樣的問題。那時還有毛主席、周總理等老一輩領導人的威信，説是‘全面內戰’，到底不是大打，真正的內戰並沒有出現。現在就不同了，如果再亂，亂到黨不起作用了，國家權力不起作用了，這一派抓一部分軍隊，那一派抓一部分軍隊，就是個內戰的局面。一些所謂民主鬥士只要一拿到權力，他們之間就會打起來。一打內戰就是血流成河，還談何‘人權’？”】

那些無限誇大“文革”期間武鬥造成死傷人數的人，潛台詞無非是，整個抗戰中國軍民死者和傷者才三千萬！我們一個“文革”就死了兩千萬！他們接下來渲染的就是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三千萬”，再接下來就是土改殺了兩百萬地主……。這樣的歷史“真相”一度在我們的媒體上隨處可見！至於詆譭我們的開國領袖的程度，用《求是》雜誌刊載的文章的話説，是“世界上罕見的”！説白了，他們的“反思”“文革”和“批評”毛澤東的錯誤，實質上是要否定“黨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領導人民所取得的偉大勝利和輝煌成就”。

幾年前有份“以史為鑑”雜誌，發展到公然發表文章，稱官修黨史就是作宣傳的，不是歷史。稱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對毛澤東的評價不是大多數參與討論的人同意的。更有甚者，凡是十八大以後總書記講的，這家刊物都主動“挑刺”：總書記推薦《中國震撼》，該刊發文稱此書是反民主的；總書記説要發揚“楓橋經驗”，該刊就發文説“楓橋經驗”是搞階級鬥爭的極“左”產物；總書記説加強黨的領導，該刊就告訴你，《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從頭翻到尾，沒有關於共產黨領導的條款；總書記稱讚柳青的《創業史》，該刊就發表關於柳青晚年的懺悔的文章……。

現在回過頭來看，我們不能佩服《大道之行》的作者的眼光和膽量。一句“當前的中國正面臨着巨大的意識形態危機”，是警示，更是棒喝。

十九大以後，可以説黨在意識形態方面的主動權方面得到了加強，為完全扭轉“危機”，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大道之行》寫道：

【“中共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產生了毛澤東思想，毛澤東的著作因而成為中共黨員閲讀最多的經典文本。由於改革開放破除‘教條主義’的需要，中共強調‘時間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強調理論的‘可實證性’。而對理論本身的歷史延續性和統一性的關注有所降低，這當然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教條主義對創新的干擾。但如果對經典與新的實踐之間的關係不加解釋，不回答幹部羣眾提出的‘我們身在何處，從哪裏來，到哪裏去’這樣的問題意識形態與幹部的實踐之間‘兩張皮’的問題就會日益突出，幹部的政治標準也會趨於模糊，歷史虛無主義和機會主義就會流行起來。”（第93頁）】

因此，在談到新中國前三十年的歷史的時候，不能忘了那個年代的主流和本質和改革開放後的主流和本質上是一致的。著名黨史學家金衝及説得好，那時如果天天搞政治運動，那個年代的巨大成就又是怎樣來的？

金衝及的話確實説到了點子上。儘管多年來我們的意識形態基本上難看到對前三十年成就的宣傳，儘管多年來的反映前三十年的熱門文藝作品基本上都是描寫“苦難”的，但值得慶幸的是，《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還是堅持了正確的結論：

在1949年至1976年間，我們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取得了歷史性的巨大成就。在工業上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其中還特別提到了從1964年開始的三線建設、“使全世界為之震驚”的“兩彈一星”、還有着眼農業長遠發展的水利建設、農田基本建設和培養推廣良種，等等。從1953年到1976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5.9%，其中工業年均增長11.1%。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從1952年的119元增加到1976年的319元。人口增加了將近4億，但人均糧食由418市斤增加到615市斤。城鄉居民人均消費水平也翻了一番。教育方面，大學在校生從11.7萬發展到56.5萬，學齡兒童入學率達到90%以上。由於農村醫療衞生機構的普及，全國人口死亡率從1949年的千分之20下降到1976年的千分之7.25。人均壽命由1949年的35歲到1975年的63.8歲……，

【“這在當時被世界公認是一個奇蹟。”“我國各族人民意氣風發，投身於熱火朝天的社會主義建設，抒寫了無數改天換地的壯麗詩篇，展現了十分可貴的團結奮鬥的精神面貌。”】

《大道之行》，警鐘長鳴。全黨同志仍需努力，任重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