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轟炸日本到“人道遠征” 抗戰初期中國空軍的艱苦奮戰_風聞

日本積極發動侵華戰爭期間，曾在1937年8月14日淞滬會戰時派出18架攻擊機，欲轟炸杭州筧橋中央航空學校與安徽廣德機場，企圖將當時薄弱的中國空軍盡數扼殺。結果日軍反遭以高志航為首的優異飛行員擊敗，締造日機傷墜三架的光榮戰果，也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為了激勵民心，國民政府隨後於1939年下令將此空戰大捷日訂為“空軍節”。儘管中國空軍其後在面對日軍的龐然優勢下幾乎被消耗殆盡，最後不得不仰賴蘇聯與美國的志願隊助戰，但在如此艱困的過程裏，仍盡力展現抵抗意志與震懾日本，於是遂有了1938年5月19日的“人道遠征”計劃。

“人道遠征”乃派遣兩架轟炸機攜帶百萬份傳單，飛往日本“空襲”的構想。原本1936年底中國國防部參謀本部在《國防作戰計劃》裏，就有轟炸日本空軍基地與東京等大都市的提案，但中國空軍的戰機數量實在太少，能夠飛抵日本的轟炸機與護航的驅逐機都嚴重不足，因此難以實施這項大膽的戰術。畢竟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之際，中國空軍才剛脱離陸軍成為獨立軍種，飛行員才約500名左右，戰機更是少得可憐的314架，其中重型轟炸機12架、輕轟炸機90架、驅逐機113架，餘下則是教練機與對地攻擊機。但日軍光是海軍航空隊擁有的戰機就在1,220架以上，陸軍航空隊更有1,480架戰機！故要穿越密密麻麻的日本火網，無異是以小搏大，幾乎是不可能的自殺任務。

再説，自民國成立以後，長時間的軍閥混戰，導致國防建設長期滯後和財政收入鋭減，各地軍閥雖先後建立不少航空隊，但購買的飛機多屬內戰有餘、御外不足的落後機種，聘用的教官更是五花八門、什麼國籍都有，造成資源的極度分散。即便在國民政府於形式上統一中國後，對空軍的挹注依舊少得可憐，且航空教育方式仍延續“博採眾國”的風格，以觀孰優孰劣。例如空軍飛行員的培養搖籃，主要就分為美式訓練的杭州筧橋中央航校、與意大利顧問主持的洛陽分校（原洛陽航空學校）兩途，裝備、戰鬥思維、作戰方式都不相契合。但是意大利教官對洛陽分校的畢業生考核十分鬆散，根本沒法符合軍隊需要，造成中國資金與人才的雙重浪費，又貽誤了寶貴的抗戰時機。

在人才、資金、工業基礎都缺乏的困境中，中國沒法及時訓練與研製最尖端的空軍飛行員與戰機，甚至連修理受損戰機都嫌困難，因此又另外招募了外國飛行員與機械技工前來助戰。除了較廣為人知的蘇聯航空志願軍與美國飛虎隊之外，1937年至1938年間還存在過一個“外員隊”。該外員隊計有來自美國、英國、法國、荷蘭等國的七名飛行員和四名機械員，另外中國還選派一批本國與華僑飛行員交給美籍隊長舒米德（Vince Schmidt）訓練與領導，並讓他們使用空軍第十四隊的番號，但不需穿軍服，也沒授予軍階，只在名義上屬於中國軍隊編制。

不過雖然外員隊略有戰績，還曾參與轟炸當時處於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北松山機場，但舒米德在管理上實在太過鬆散，除了交付任務外居然任由飛行員自由進出基地，還曾因不滿酬金過低而抗命拒戰。接着又發生“隊員賴俾特潛逃，攜去機密圖書多件，飛行員葛朗亦不辭而別，均不無間諜嫌疑”的風波，甚至又出現往成都疏散時、兩名駕駛B-10馬丁重型轟炸機（Martin B-10）的洋員竟在落地後私自要求地勤加滿汽油讓其駛離的離譜事件。最後航空委員會認定“該隊自成立後，既無成績表現，亦乏作戰精神”，命徐煥升接管該隊。沒想到想駕駛馬丁機逃離的洋員吉本（Cabon，又譯契棒），發現無法得逞並被命令解散後，竟惱羞成怒拔出手槍朝徐煥升腳前射擊，結果當場遭到拘捕。至此之後，除了三名可堪留用的飛行員，其餘洋員一概被中國政府解聘。

由於中國的重型轟炸機已幾乎折損殆盡，蔣介石夢寐以求的“現最需用者為驅逐機200架與雙發重轟炸機100架”，又遲遲得不到蘇聯允諾出售，因此從外員隊手中取回的三架馬丁機，就成了當時中國能派往日本的少數轟炸機。原本徐煥升也有意用這珍貴的三機投彈轟炸日本，並積極加裝油箱和無線電，以及在漢口、南昌、衢州、寧波等處架設無線電台導引方向，但旋即發現馬丁機戰力不足，無力抵禦追擊的日機，且轟炸機僅有三架，實難收穫消滅敵方工業與軍事能力的戰略效果。因此最後航委會修改計劃，僅攜載傳單前去，“轟炸”地點也自日本長崎縣佐世保軍港與八幡市（今屬北九州市），改為九州島西北部的長崎市與福岡市，以節省航程和減少被攔截的風險。

蔣介石對這趟“人道遠征”的期望很大，他在日記裏寫道“空軍飛倭示威之宣傳，須早實施，使倭人民知所警惕。蓋倭人夜郎自大，自以為三島神洲，斷不被人侵入，此等迷夢，吾必促之覺醒也”。確實如此，彼時日本侵華軍已不斷推進深入，對中國的輕視有增無減，因此若能出其不意往日本本土上空灑下寫有“爾國侵略中國，罪惡深重。爾再不馴，則百萬傳單一變而為萬噸炸藥矣，爾其戒之”的警告傳單，將有極大機會震撼日人心理。而這項重任便由第14隊隊長徐煥升與副隊長佟彥博親自擔當，由他們分別駕駛兩架馬丁機，蘇光華、蔣紹禹、劉榮光等人則各自擔任副駕駛與通信員。就這樣，1938年5月19日的夜間，兩架馬丁機自漢口王家墩機場（位於今武漢市江漢區，現已改建為武漢中央商務區）秘密啓航，一路東奔日本而去。

“空襲”日本的計劃可説十分成功，儘管一度出現“雲太高不見月光，完全用盲目飛行”的惡劣態勢，但中國空軍仍成功飛抵日本並盤旋了近兩小時，且完全未遭到任何阻擊，所有傳單全數發下。航委會主任錢大鈞興奮地向蔣介石彙報成果稱“所經各處城市，未曾發現高射炮火光及敵機攔截”，機上的通信員陳光鬥也在2018年向中評社回憶道：“飛到日本沒有高射炮打我們，毫無抵抗。他們小看了我們，以為中國飛機飛不過來，根本就沒有什麼準備”。

中國以如此孱弱的空軍，竟能一路突破日本領空翱翔許久，暴露日本防空的漏洞，成為第一個“空襲”日本的國家，這不僅讓日本面上無光，歐美媒體也撰文奚落日本的空防竟如此虛弱，還大大振奮士氣低靡的中國軍民。當徐煥升等人凱旋而歸時，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孔祥熙、軍政部部長何應欽、錢大鈞等要員都在機場歡迎；5月22日，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王明、副書記周恩來等中共黨員也以第十八集團軍名義敬獻一面書有“德威並用，智勇雙全”的錦旗，可見當時這趟遠征對民心的激勵有多大。

平心而論，“人道遠征”並未摧毀日本任何軍事或工業力量，也未扭轉日本民眾支持侵略戰爭的狂熱心態，更沒阻止日軍前進的步伐，事後日本還警覺到防空建設不足而有所改進。但這種以傳單代替炸彈的轟炸計劃，卻凸顯一個缺乏現代化建設的落後國家、使盡全力抵抗挾有大量槍炮的帝國主義的不屈意志，縱使手頭上沒有可制衡敵方的武器、縱使可能得冒着有去無回的危險，也要展示絕不妥協的硬骨。這種不畏犧牲的民族血性，正是支撐中國度過艱苦的抗戰歲月，以及歷來各種侵略危難、凝聚國家團結的最大資產。即便到了相對和平穩定的今日，全體中國人也理應銘記這份烙印在歷史中的血淚。

多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