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日本女記者被安倍晉三好友性侵後，花4年時間做了這件事…_風聞

來源：方圓

攝影：豆桑

受訪者伊藤詩織有着讓人過目難忘的美。據她説幼時曾有過做童模的經歷，只是後來沒發展成為明星，而是去做了記者。她還有另一個為人所知的身份——“2015年日本知名人士山口敬之強姦女記者事件”的當事人。

伊藤詩織此次來京，是為配合新書的出版做宣傳活動。《黑箱：日本之恥》是她根據自身經歷寫成的紀實作品，兩年前，此書的日文版在日出版，她成了日本盡人皆知的“第一名公開長相和姓名控訴性侵的女性”。（方圓公眾號：fangyuanmagazine）

在書籍翻譯成中文前，國內受眾大都通過一部BBC拍攝的紀錄片《日本之恥》瞭解到她的故事，紀錄片於2018年6月上映，藉着彼時全球範圍內反性侵運動的風浪，她的發聲成為日本反性侵運動的代表事件，並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日本刑法對於“強姦罪”的嚴懲。《紐約時報》贊其“打破了日本對性侵話題的沉默”。四年時間裏，她從一個性侵害事件的親歷者，成為此類事件的發聲人。

四年間，她通過忙碌工作進行着自我療愈，她説她剛從埃塞俄比亞回國不久，作為一名紀錄片導演，她正在拍攝非洲女性的割禮傳統，在非洲，割禮是一種強大的社會壓力，如果你想做好一個女人，就需要把陰蒂割掉。在性別議題上，伊藤詩織相信每個國家和地區雖有不同的問題，但本質都是一樣的，社會對女性固有一套要求，而改變這些觀念是件太難的事。（方圓公眾號：fangyuanmagazine）

為了探索自身的可能，伊藤詩織初中畢業後便不顧父母反對，一人跑去英國的高中留學，後來成為一名在紐約修讀新聞學的記者。她本可以一路昂揚，徜徉於前程，卻被那場暴行打落谷底。

那個男人以及“黑箱”

出版社供圖

性侵害事件中，受害者的美貌常常被當作過錯，遭人以詬病，伊藤詩織自然不會例外。揣測之人覺得，比起擁有權力和地位的加害方，她才是那個更應該為此事擔責的人。

但同伊藤詩織幾乎同時段在美國東海岸念過新聞系的《單讀》副主編劉寬十分清楚伊藤詩織當時的處境，“如果不是我更幸運一些，她所遭遇的一切都可能會發生在我的身上。我當然能明白那種在異國他鄉用非母語學習新聞的決心，也經歷過作為外國人在美國獲得一份新聞工作的限制。如果是我，我也一定會見那位德高望重且聲稱可以介紹實習的記者，且依照我的性格我還會喝更多酒，而之後再依照我的軟弱，我也許無法像她一樣承受那麼多”。（方圓公眾號：fangyuanmagazine）

四年前的伊藤詩織，正是因為如此才答應與山口敬之見面。當時的山口敬之是日本TBS電視台華盛頓分局局長，對伊藤詩織來説，他還是自己一直以來敬仰的新聞界前輩。然而就是這樣的人將她迷姦了。她在酒店醒來時，強暴正在發生，無論她如何哭喊咒罵，都不能停止山口對自己的侵害，她同時可悲地意識到，由於日語中缺乏明確表達“拒絕”“不同意”的詞彙，她的反覆哀求反而加劇着對方的興奮。

來到中國後，身邊的朋友教會她“滾”這個髒字，她意識到日語也需要這樣強有力的詞彙，就像英語裏的“fuck off”一樣,否則“哪怕是語言，我都覺得我們是被限制了”。

性暴力發生在了自己的身上，伊藤詩織才知道原來當一個這種犯罪事件裏的倖存者是多麼痛苦的事情。她先是經受了被強暴後幾天內的混亂和衝擊。那時的她，甚至不願承認自己是遭遇了強姦，對性暴力的認識還停留在，“所謂強姦，是突然遭到陌生人的性暴力攻擊”。

“假如連我自己都能做到行事如常，把經歷悉數忘記，那麼周遭的一切也會隨之恢復如初吧？”伊藤詩織這樣想，她給山口敬之發去郵件，沒有提及那晚之事，只是詢問他赴美簽證及工作的安排。誰知，卻不見對方回覆。

她這才意識到，也許從一開始就沒有所謂實習的機會，她只是被山口敬之視作為可以隨意處置的“玩意兒”。5天的掙扎過後，在好友支持下，伊藤詩織終於下定決心報警。

出版社供圖

然而警察的態度卻讓她感到“毛骨悚然”——**“這種事太常見了，不好辦吶”。****負責此案的警員一再向她強調：****事情發生在私密的室內，不會有第三方知情。****檢察官把這種情況稱作“黑箱”。**在密不透光“黑箱”裏收集證據，難度可想而知。

日本的現實是，即便是有當晚司機的證詞及酒店大廳門前的監控顯示伊藤詩織處於昏迷狀態，就算有罪的事實非常明確，但只要嫌疑人不認罪，也很難判他有罪。強迫性關係發生後，受害人還需要自證“是否自願”。（方圓公眾號：fangyuanmagazine）

“失去意識的狀態下，被拖進酒店房間的人，之後要如何向對方表示‘情願’呢？要是連這一點都必須受害人詳細加以證明，那我覺得法律本身太過荒謬”，伊藤詩織氣憤地説。

而即便是受害人沒有失去意識，，根據斯德哥爾摩強姦救助中心的一份調查顯示，**70%的強姦受害人在遭受性侵時，身體會無法動彈，無法表示拒絕，陷入一種解離狀態，英文稱“Tonic Immobility”(緊張性強直靜止)，即“假死”狀態。**可在日本，對強姦罪進行審判時，質詢的不是受害人心中是否有拒絕之意，而是“這種拒絕之意有沒有明確傳達給嫌疑人”。

山口敬之顯然已玩熟這套伎倆，他甚至在回覆給伊藤詩織郵件中，主動使用“準強姦”之類的專業詞彙，告知伊藤詩織必不會有絲毫勝算。所謂“準強姦”，是隻有藥物或酒精等原因導致受害人喪失意識的情形下，才適用的罪名。日本的“準強姦罪”形同虛設，山口敬之深諳此道。

除此之外，山口敬之的“自信”還源於他背後有着強大政治力量的支撐。“對方是有名望、有地位的人物，你今後恐怕沒法在新聞界立足啦，以往付出努力換來的人生也泡湯了”，負責此案的警官曾勸伊藤詩織放棄報案，但她並未止步。而之後發生的事情，“真如電視劇一般”。

此案因證據不足不予起訴

攝影：豆桑

2015年6月8日，警方根據蒐集充分的證據證詞申請了逮捕令，並獲得了法院的簽發許可。可是，就在計劃逮捕山口敬之的當天，行動被叫停。伊藤詩織事後知曉，叫停行動的，是當時日本警視廳最高層刑事部長中村格。更讓伊藤詩織難以置信的是，在逮捕行動被叫停的當天，負責這個案子的警員和檢察官全部被調離，她的案件交付給新的警官，並展開新一輪調查。一年後，警方宣佈此案因證據不足不予起訴。（方圓公眾號：fangyuanmagazine）

而這一年裏，山口敬之則一路逍遙直上。2016年5月30日，他從TBS社離職，一個月後，他為安倍首相撰寫的傳記《總理》出版。他開始作為時事評論家，頻繁亮相於各種電視節目。在得知不被起訴的消息後，山口敬之在節目中與嘉賓共飲香檳，慶祝“重生”。

如此情勢，讓伊藤詩織陷入前所未有的無力感。但即便如此，她也不希望這段經歷就這樣過去。“表達，是一個記者的職責。****沉默，是對犯罪的容忍”——於是便有了2017年5月29日的那場著名的記者見面會，孤注一擲的伊藤詩織以短髮亮相於媒體面前，現身指控山口敬之對自己的性侵，“黑箱”得以被揭示。她同時宣佈已向檢方審查機構提交複議申告書。

她的發聲帶來了改變。**2017年6月，110年不曾改動的日本刑法中有關強姦犯罪的部分也被修訂。****更改了兩項罪名，男性受到的性侵害也被承認，並增加起刑點。****在此之前，日本強姦罪的起刑點比盜竊罪還要低。**同年，支持性犯罪受害者全國性的基金會成立。

但隨即而來的攻擊也差點將她淹沒，“出風頭、搏出位、桃色陷阱、仙人跳、有政治企圖”之類的臆測和人身恐嚇接踵而至，她和家人的照片和信息被公開，她的住家遭竊聽和監視。有人甚至認為她揭了日本的短，叫囂着要取消她的護照。（方圓公眾號：fangyuanmagazine）

即便是立法及機構得到了改善，並不意味着人們願意去談論它，正如北京發佈會現場作家梁鴻所説，“雖然我們面對的是一個現代的社會，但每一個人都生活在傳統裏面”。

“我不願意做一個完美受害人”

那次發佈會上，身穿麻質襯衫，釦子沒有扣到下巴底下的伊藤詩織遭受到一些人的責難，更有人抨擊她沒有哭，“因為他們不相信一個日本人在經歷這樣的事情之後還能笑得出來”。

伊藤詩織説，她要打碎這套不知由何人構建的“受害者人設”，根本就沒有什麼“穿了容易被強姦的衣服”，更沒必要永帶憂傷之色。“羞辱我的人，無論我表現成什麼樣子，他們都可以找到攻擊我的點，因此我不願意做一個完美受害人”。

“我不是沒哭，我在回家路上哭過，在房間裏哭過，我只是不想在人前哭”。但在北京第一場發佈會上，談起朋友對她的支持，堅強的她卻淚如雨下。好友就坐在觀眾席上，舉起相機回應着她的感激。“事發後，是她讓我堅持工作，做我自己喜歡的事情。她啓發了我，這種日常工作才是我堅持下來的理由。我很幸運有這樣的好朋友”，伊藤詩織流着淚説。（方圓公眾號：fangyuanmagazine）

攝影：豆桑

她更忘不了一路上收穫到的支持。去年在韓國，一個韓國受害者志願組織的阿姨告訴她，“你做得很好，你做了最棒的事情，你從那個現場逃走了，你洗澡了，你活到了今天”。那個阿姨的話讓伊藤詩織抑制不住哭了出來，“我一直告訴自己，也告訴身邊的人‘這不是我的錯’，但是我一直沒有機會對自己説，‘我已經做到最好了’”。

她和山口敬之的案件還未結束。在向檢方的審查機構提交複議申告書後，2017年9月，檢察審查會對此案作出判定：本案不予起訴。今年4月，山口敬之對伊藤詩織進行反訴，要求伊藤詩織賠償1億3000萬日元，並在全國報紙和媒體上進行公開道歉。他表示，伊藤詩織將此案公之於眾及其後來參加各類活動的行為，嚴重影響了他的工作和生活，導致其名譽和經濟上的雙重損失。**7月8日，此案開庭。**目前案件仍在審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