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香港問題的十個判斷_風聞

撰文||明叔雜談 

來源||史境尋蹤

昨天早上六點多，睡不着，在手機上寫了《香港事件的終局》一文，沒想到一下子引起了大家如此強烈的共鳴，最後閲讀量在被刪除前定格在500多萬。

作為一個曾經的職業寫作者、思考者，在離開新華社五年後的今天，寫文章主要是為了表達和分享，也是為了練腦子。但多年的職業習慣，讓我身居江湖之遠，也總是對國家大事保持着一份關注。如果藉由我的文字，能夠傳遞更多的知識、理性，能夠構建更多的共識，也算是有一點點價值和意義了。

香港問題最近實在是太熱了，國內的輿論場，從最初的諱莫如深，到最近的大鳴大放，也經歷了一個轉折的過程。

香港迴歸22年，到今年矛盾總爆發，有着深刻、複雜的原因，但也讓中國有機會自上而下來認真關注這個問題。物極必反，在最混亂的局面中，也孕育着未來解決香港問題的新思路。

以下是我對香港問題的十點判斷，一家之言，僅供參考。

第一，過去一段時間，香港局勢較為混亂，最近這幾周，激進示威者讓局勢不斷升級，開始衝擊地鐵等公共交通系統，衝擊立法會、警局，甚至發展到“霸佔”機場。但香港從政治上來説，放在全中國依然是一個“孤島”，對中國的全局影響很小，但對香港本地的影響非常大。香港繼續亂下去，最後受害的一定是香港人自己，這不是一句套話。

第二，香港問題的本質是，香港人是不是認同自己是中國人？香港人是不是認同中國選擇的發展道路、生活方式和發展成就？香港人未來到底要怎麼處理與國家、與14億中國人之間的關係？這是涉及香港前途和命運的“靈魂三問”。我昨天曾引述BBC報道中的一個數據，在18-29歲的香港年輕人中，認為自己首先是中國人的比例僅為4.1%，這個數字是如此的觸目驚心。有朋友留言説這個數據的樣本量和科學性都有一定的問題。我同意，但無論如何，香港新一代年輕人對國家缺乏認同，對國家選擇的道路和取得的成就缺乏認同，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第三，激進示威者做了很多犯忌諱的事情，這讓中國絕大多數人不理解、不支持他們。過去幾年，各種關於香港激進分子仇視、敵視國家的報道不斷，從在體育賽事中噓國歌，到用言語和行動惡毒攻擊內地遊客，再到這一次侮辱國徽、國旗，噴塗“支那”這樣的民族羞辱性詞彙，都讓他們在全體中國人眼中成了一羣數典忘祖的“民族敗類”。他們與英美等外部勢力的勾勾搭搭，與支持台獨的民進黨眉來眼去，都是將自己推向多數中國人對立面的“昏招”。

第四，香港雖然號稱信息自由，但一些香港年輕人心智的閉塞，是非常可怕的，他們對於國家的隔閡感、疏離感、排斥感，將會釀成無可挽回的悲劇。在一些香港人眼裏，內地民眾被“洗腦”，但殊不知，他們才是被西方媒體和價值觀“洗腦”最嚴重的一羣人。中國的崛起，正在全世界範圍內引發一場關於現代化、關於社會制度和國家治理的大討論，很多舊有的理論範式被打破，香港的年輕人應該多看看曾經提出“歷史終結論”的弗朗西斯•福山的分析，看看中國的崛起，是如何改變這位當代政治思想家的認識的。市場原教旨主義和民主原教旨主義，是西方當代意識形態領域的兩大誤區，如果突破不了這兩個思想禁區，香港年輕人就很難理解中國的道路選擇和發展成績。當他們認為自己在做一件“歷史正確”的事情時，他們恰恰可能在與歷史的發展趨勢背道而馳。我因為工作原因，到過四五十個國家，市場原教旨主義和民主原教旨主義在很多國家帶來了災難性的影響。任何一個國家，穩定、發展、法治，是最大公約數，其他都不是。

第五，香港問題的根源，各方分析已經很多了，沒有去殖民化，是一個重要原因。但也能理解，當年為了讓香港順利迴歸，當時國力還不算強大，思想、理論影響力更是孱弱的國家，做了很多妥協和讓步。一國兩制既是一個偉大的創舉，也是一個臨時性的制度安排。如果思想、意識不能統一，只會帶來長期的對立和隔閡。

第六，香港在國家發展的歷史進程中，確實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國家的發展和崛起，也帶給了香港其他任何一個地方都無可比擬的優勢。從現實來説，內地為了確保香港的民生，確實做了很多的投入。香港食品90%依賴進口，其中新鮮豬肉、牛肉、蔬菜，幾乎全部來自內地。這本來是一種互利共贏的關係，但如果摻雜進敵視、辱罵、排斥，只會加劇內地民眾對香港的反感。北京人喝着我老家丹江口水庫的水，但北京不僅不會羞辱湖北十堰的人民，而且做了大量反哺水源地的項目。香港和內地，不需要彼此感恩戴德，但也不應該相互仇視，這是底線。

第七，香港迴歸後的問題，與弱勢政府有很大關係，主權交接前後的制度安排，讓特區政府處處受掣肘，左右為難，在涉及香港發展、民生的重大問題上舉步維艱。非常糟糕的是，迴歸以來，香港反對派動輒上街，屢屢以街頭政治打破正常的政府治理流程，這一次香港事件也是這種模式的延續。但香港反對派這一次可能做過了頭，在涉及一國兩制的原則性問題上，國家不會讓步。這次香港事件，從某種程度上來説，也是確立國家和香港互動原則的關鍵一戰。定不好規矩，立不起原則，只會後患無窮。

第八，香港的媒體和教育的現狀必須改變，任何自由都是有邊界的。鄧公當年説過，香港和內地，河水不犯井水，但井水也不能犯河水。香港媒體也好，教育也好，有追求自由的權利，但沒有摸黑、攻擊國家道路選擇的權利。

第九，香港的民生問題，是一個大問題，但也是最好解決的問題。解決了弱勢政府的問題，解決了香港與內地關係的問題，背靠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香港沒有理由發展不好。但無論香港經濟如何繁榮，如果不解決媒體和教育的問題，也解決不了與內地隔閡、衝突、認同的問題。

第十，香港問題的終局，沒有容易的選擇，但有比當年讓英國人將香港交還回中國更難嗎？更何況，今天，香港事件已經成為中國全體國民的國情教育課，民意總體是非常團結的。今天，難道不是認認真真徹底解決香港問題的一個開端嗎？讓香港穩定、繁榮，讓香港和內地之間少一些隔閡，多一些理解和認同，這是當前最重要的問題。對於香港的民眾來説，必須理解的一個基本事實是，國家離開了香港，會有損失，但香港如果離開了國家，在精英出走、產業外移的大背景下，很可能將輸得一無所有，這是所有人都不願意看到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