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是殺人犯，也是我們的父親” | 戰後日本的記憶重塑_風聞

來源|| 理想國imaginist

《悲情城市》

1945年8月15日，裕仁天皇通過廣播向日本國民宣佈，日本正式接受《波茨坦公告》，並向中、美、英、蘇等同盟國無條件投降。至此，二戰終於結束。

對於中國而言，這是一場漫長的戰爭，戰爭的創傷在74年之後仍未彌合。對於日本而言，戰敗對日本戰後的文化有着深刻、長久而複雜的影響，是國民集體生活中無法抹掉的一部分。戰爭記憶更是當前東亞地區爭端與摩擦不斷升級的根源所在。

正如8月15日是日本建構出的紀念日，官方紀念日也可以是8月14日（日本簽字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日期）或9月2日（簽訂投降書的日期），日本的戰爭記憶也是有選擇性的，被重新調整、生成。作為名譽掃地的失敗者，日本希望通過重塑戰爭記憶以從恥辱與罪責的重擔中恢復正常，彌合傷口，伸張正義，重新締造集體認同感與國民身份認同，並重建在世界中的道德地位。

而家庭是重構戰爭記憶的重要場域。橋本明子在《漫長的戰敗》中指出，家族內部流傳下來的私人記憶，會影響幾代人對於戰爭的道德評價，不管其表述是否明晰，都揹負着一種深重的情感內涵。

這種戰爭記憶的代際傳遞，可以在不少作家身上得到印證。比如今年早些時候，村上春樹在《文藝春秋》上刊文稱父親曾是侵華日軍，並可能曾在中國殺害戰俘，這份精神創傷，不僅糾纏着其父親的餘生，也被村上春樹本人所繼承。

然而，並非所有戰爭親歷者都如村上春樹父親一般會對家人講述戰爭經歷，也並非所有戰後一代都會像村上春樹一樣花五年時間調查父親是否曾參與南京大屠殺。相反，橋本明子指出，為了恢復創傷，重構家庭歷史，許多人會選擇性記憶，隱瞞或將罪責歸咎於他人。如家庭內部會拒絕討論戰爭，孩子會將父親想象成無辜受害者或者“好父親”的正面形象。

這種經過重新組織的敍事，有助於穩定日本個人和集體的身份認同——即使戰後一代代人本可以將視野放大。橋本明子認為，由於日本未能訓練戰後的國民去思考甚至想象如何用合法的手段來反對發動戰爭的軍事機器——在這樣一種結構性無助下，他們意識到，如果置身於父親曾生活的極權主義和軍權社會中，他們也不會有魄力做出拒絕服兵役、不聽從上級命令等不同舉動。由戰敗敍事構成的這種普遍無效感，部分構成了戰後一代狹窄、非政治的視野。

《0.5毫米》

1.

戰後日本家族記憶：被壓抑的代際對話

對日本的戰後一代而言，在後記憶中回憶那些士兵是一件複雜的事，因為那些人也是戰爭的施害者。根據國際法，日本軍隊犯有發動侵略戰爭的罪責，包括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暴行和無數野蠻行為。但是，雖然他們是殺人犯和掠奪者，他們也是我們的父親，愛我們，為了我們而戰鬥、被殺和犧牲。我們與他們的關係無法否認；個人家庭的邏輯和政治邏輯間的矛盾無法忽視，讓後記憶無所適從。“我的家人在戰爭中都幹了什麼？”“父親再卑鄙，也是父親。”“保護爺爺！”一方面想要維護親人，另一方面又渴望瞭解真正的家庭歷史，個人忠誠與歷史真相的困境，正是戰後一代人戰爭遺產中的核心問題。

**後記憶之所以對日本戰後而言非常複雜，還因為代際間的親近性和依賴性。**長久以來，家庭都是父權體系，具體到日本，更是與長子身份和由性別、年齡定義的權威關係有關。

因此，年齡層級和年齡準則在戰後的家庭關係中扮演着舉足輕重的角色。戰後日本繼續將孝順長輩作為美德，對批評家長的權威深惡痛絕。雖然家庭的法律架構已在 1947 年實現了民主化，然而家庭道德準則的變化相對緩慢。戰爭結束幾十年後，大多數戰時一代日本家庭的男性仍然擁有户主的權威，與早已結婚的子女和孫輩一起，數代人同堂而居。

這類跨代際家庭在經濟上也有很強的依賴性。當時的日本社會給老年人提供的養老金有限，而在以資歷為基礎的薪酬體制下，年輕人的薪水也十分有限。在這種社會環境中，平息家庭紛爭需要投入的感情，通常包括服從由年齡和性別定義的權威。

同時，家庭遺產是一項重要的身份來源，尤其是在一個宗教、哲學或者其他道德權威的來源似乎十分有限的世界中。那麼，1960 年和 1968 年這些年輕人的改革或許就如同其他社會改革運動一樣曇花一現，並且僅侷限在那代人的極小一部分之中：據社會學家小熊英二估算，只有 5% 的年輕人蔘加了 1968 年的抗議活動，而這些參與者中，後來幾乎沒有一個人從政。或許正是部分出於上述原因，日本戰後一代並沒有發展出自己的“新記憶資料”，而是大體上把從前一代那裏繼承的記憶當成了自己的家族歷史。

儘管戰後幾十年中，最顯著的變化之一是生活方式在迅速崛起的消費社會中出現的變化，但是政治價值觀的轉變卻沒有依從同樣的趨勢。這種代際親近性在很大程度上延續到了現在：每五個日本青少年中就有一個仍然在三代同堂的家庭中長大——在所有後工業化社會中，這個共同生活的比例是最高的。

代際親近性的歷史背景，在理解戰後日本的家族記憶上具有絕對的相關性，這證明了傳遞情感記憶的有效性。從那些聽着戰爭故事長大的成年人的證言中，我們可以發現一些重要的趨勢：（1）家族歷史中那些空白和模糊的地方，孩子通常會以父母的正面形象來填補 ；（2）他們通常傾向於把戰時的父母描述為無助的，因而大體上是無辜的；（3）戰爭經歷，如拋棄、背叛、恐懼、內疚和羞恥，對情緒的深遠影響仍然無法抹去。

《0.5毫米》截圖，戰時和戰後的部分人會強調這種無法拒絕服兵役的無助與無奈

“他是個好父親”

在探究戰後家庭應對黑歷史和製造戰後身份的策略時，德國心理學家哈拉爾德·韋爾策、薩賓·摩勒和卡洛琳·恰格瑙引入了家庭相簿的概念，借指人們為家庭成員構建的正面形象，以此來防止負面家族歷史被暴露。在這種保護性的動態關係之下，子女和孫輩在他們的書《爺爺不是納粹》中，用填補信息空白來撫平創口，強調了家庭成員在戰爭中遭受的苦難，以及他們的勇氣和品德。這種獨立於社會中官方戰爭敍事的典型特徵，同樣適用於對修復歷史極為重視的日本家庭。

不過，家庭相簿其實不盡相同。很多人以家庭成員的故事來校準自己想象出的戰爭故事；一些人雖然對父母的無助感到憎惡，但卻認同他們曾經面臨的艱難；其他人則覺得自己要編造父母遭受的壓力和傷痛。韋爾策和同事們提出了一個假設，那就是孫輩更容易將戰時一代“英雄化”，不過目前在這方面，針對日本孫輩一代的證據並不多。

在下面三個例子中，“嬰兒潮”一代的成年子女講述了他們在成長過程中聽到的那些有關父輩從軍生涯的故事，以及他們自己如何看待父輩的戰後生活。他們沒有免於聽到父輩的戰爭是一場可恥的事件，但這些子女依然聲稱對父輩的罪責並不十分了解。他們在談到父輩遭受的苦難時頗具防禦性，並指出他們的父親在戰後一直在努力過上正直的生活。

二十歲時……我才吃驚地發現日本軍隊在前線的所作所為。我記得父親曾經在中國東北地區待過，於是就去問母親。她告訴我，父親是這麼説的：“日本軍隊吹噓偉大的大和精神……但它的所作所為卻禽獸不如。他們在中國到處強姦婦女……”她説，他很生自己的氣，並且對於自己作為一名下等兵，無法阻止這一切而感到恥辱。我聽了之後，很慶幸我是他的孩子。（黑木弘子）

小時候，我從沒聽父親談起過戰爭。如果電視上在播戰爭影像資料之類的東西，母親會默默把電視關了。這類事情告訴我，戰爭一定在我父母正值壯年的人生中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我在 1951 年出生之後，父親發誓不再進行任何形式的殺戮。他戰前曾在縣裏的畜牧部工作，後來再也沒有回去。我母親也再沒有教書。只有一次，母親滿含熱淚地告訴我，父親對於他的營裏發生的背叛恨得咬牙切齒。父親再也不會像以前那樣靜靜地微笑了。（巖崎真理子）

我父親曾是皇家海軍的職業軍官，爺爺以前也是皇軍部隊的職業軍官。但是戰後，他們都遭到了整肅，經歷了一些苦難。父親不怎麼談論戰爭，但他似乎一度負責為鹿兒島（知覽町）的神風戰機導航。他是偵察機飛行員，但在鹿兒島灣被美軍打了下來……他摔碎了髖骨，但設法從沉沒的飛機裏逃了出來，然後被一艘漁船救起。我覺得他後來一直在努力（做個好人）。（佐久間洋一）

**創傷記憶在家庭中“默默傳遞”，需要子女以父輩樂觀、正面的形象來填補空白：**第一位女性弘子期望着，或許她父親從沒與“禽獸們”一起在中國強姦、擄掠和殺戮 ；第二位女性真理子希望，父親不再殺戮的決定讓他可以從痛苦的經歷中有所解脱；最後一位講述者洋一在戰爭結束六十年之後似乎仍不知曉父親和祖父曾經是“施害者”，哪怕兩人都受到了美國佔領軍的整肅。他父親在派遣（神風突擊隊）飛行員執行自殺任務方面該負多少責任，也沒有得到解答。代際間被壓抑的對話讓這位兒子希望，父親在某種程度上無辜多於有罪，或許通過在戰後努力過上正直的生活而獲得救贖。

這三個孩子都強調了各自父親的無助：是“一名下等兵”，對“營裏發生的背叛恨得咬牙切齒”，或者“被美軍打了下來”。這些證言中提到的脆弱和傷痛，恰好完全呼應了前一部分那些老兵的證言內容。

**“好父親”這個主題，不斷在很多子女的證言中出現，證明了家庭歷史的持續修復。**下面這兩位六十多歲的兒子，在寫到各自的父親時，將他們塑造為被戰爭的可怕經歷改變的好人。第一位講述者隆雄知道，臭名昭著的大屠殺發生時，他父親身在南京城，但是並不清楚父親參與犯罪的程度有多深。第二位講述者清志在成長期間，父親發誓要彌補自己在當兵時浪費的時間，因此盡職、努力地工作，他對此感到十分欽佩。然而他父親後來開始做噩夢、精神崩潰，被慘烈戰爭的記憶反覆困擾着，還開始毆打妻子。

我父親當時在南京是一名運輸員工。我聽説他是個好父親，但在聽聞並閲讀那些老兵的證言之後，瞭解到各種擄掠、放火、強姦、處決和生物實驗後，我不得不好奇他是否參與過……我對此心情有些矛盾。我們一定不能讓子女和孫輩再被送去打仗了。立場堅定 （反對戰爭）就是對我父親的紀念。（櫻澤隆雄）

我父親性格温和，以前從不喝酒，後來卻成了一個完全不同的人。家庭破碎了。我母親精痛苦，飽受折磨。我父親一直被戰爭囚禁着，並在幾年後去世。肯定還有很多像我父親一樣身體和心靈遭受了嚴重創傷的老兵。所有捲入戰爭的人都是受害者。（及川清志）

兒子們宣稱，他們對父親遭遇那些改變命運的暴力知之甚少，但是忍着沒有進一步詢問。從戰爭結束到兒子們發表證言的這六十年間，傷口並未平復，家庭相冊中的空白依然存在。不過，“好父親”的形象延續了那種人性化的理念，即這些父親是環境的受害者，是被迫參與戰爭的——換言之，他們是脆弱、無助的人，除了那麼做，別無選擇。

《盛夏的獵户座》截圖，電影對日本二戰時的武裝形象進行了重塑，由玉木宏飾演的軍艦艦長拒絕使用自殺性魚雷

“我們一定永遠不要再打仗”

戰爭記憶確實很難傳遞，但是，就算它們被壓抑下去，也並非真的“被遺忘了”；就算它們一直籠罩在沉默中，還是會在家庭中傳遞下去。戰爭記憶的默默傳遞是一種極其複雜的社會心理現象，它所圍繞的創傷經歷，在猶太人大屠殺的倖存者及其後代，還有德國的戰時一代及其後代身上，曾被細緻的研究。這類研究發現，對於那些受過創傷的人，沉默並不等於“失憶”，而是一種掩飾不幸的現象，這恰恰證明了處理艱難經歷需要大量的時間、精力、距離和自我意識，然後這些經歷才可能被傳遞。

老兵同樣不太願意透露任何可能暗示罪責或恥辱的信息，部分原因是為了保護家人，避免他們喪失純真，或者不想被認為是共犯。避免承認可能對親人造成傷害的信息在戰爭老兵中很普遍，不僅戰敗國的老兵如此，連戰勝者也一樣。

《大逃殺》

**但是，保持沉默需要兩個人才能完成——一個不説，一個不問。****沉默需要子女的合作，他們也有參與這種沉默遺產。**以色列心理學家丹·巴昂把不講的人和不聽的人之間的分歧貼切地描述為雙層的沉默牆、子女或許出於自保，會選擇一塊“遺忘的面紗”。“就彷彿在家人之間，還有朋友和鄰居之間，有一種心照不宣的協議，不談論，不直言，不明確任何聯繫，以便保護對方。畢竟，事無鉅細地追問和誠實地尋找答案，可能會讓很多人丟面子。”

子女之所以參與這個協約，是因為他們從父母身上察覺到——不是通過語言交流——這些記憶只有被降到最低，才能承受，於是這就在父母和子女間製造了一種相互間的保護。

日本的父親們從戰場上回來後，他們的子女同樣要竭力面對被壓抑的對話。在雙層牆的兩邊，很多問題依然沒有被觸及，最終也不會得到回答。**為了解答這些未作解答的問題，很多人走捷徑，繞過因果鏈，辯稱如果沒有戰爭，這一切苦難都不會發生，因此我們一定永遠不要再打仗。**簡言之，不能有下次。對戰爭的摒棄，以及戰後憲法的第九條，共同解決了把好父親送到壞局勢中這一問題。

下面三位成年子女的證言，繞過家庭沉默，將家庭秘密轉變成為反戰的決心。第一位女性恭子很希望父親談論在西伯利亞做戰俘的經歷時別那麼忌諱。不過，對於父親作為殖民官在日本佔領中國東北時扮演的角色，她的好奇心似乎就有些剋制了。他在戰爭經歷的早期很強力，到了後期則很無助，這二者之間的聯繫，被壓縮進了恭子對保持反戰立場的重要性做出的結論中。

我對父親的瞭解，僅限於他曾是（中國東北）造幣廠的一名官員……不得不去西伯利亞的建築工地工作。有一次，他從腳手架上摔下來，受了重傷……有些苦難甚至都沒法講出來。我們一定永遠不要再打仗。（大竹恭子）

第二份證言中的真由美也從來沒有聽到父親談過戰爭。她聲稱，關於父親的軍旅生涯是通過母親瞭解到的。她知道他身上遍佈槍傷，且清楚地記得全家出去玩時，他的騎馬技術讓她們大吃一驚，還有有人碰巧用中文問他什麼時，他能用中文回答。真由美曾好奇，當父親拒絕軍隊的撫卹金、拒絕唱軍歌時，這種反戰舉動到底意味着什麼。

我父親從來沒提過戰爭。對於那場戰場，他唯一教給我的東西就是大腿上的傷疤和內心詭異的陰暗面。現在我做了母親，也不希望兒子揹負我父親的精神負擔。我想讓我兒子知道那種負擔和陰暗意味着什麼。他應該會想見見他外公。（岸田真由美）

在第三份證言中，賢對父親在戰爭結束前戰死在呂宋島（菲律賓）感到很悲痛。1937 年，他父親首度被徵召入伍，但賢也在證言中特意提到，父親在中國並非作戰人員，而是在上海的軍需處擔任無軍銜的官員，因此沒有犯殺人罪。

第二次被徵兵時，他告訴我母親，這次他也許無法活着回來了……我不敢想象他當時是什麼感受。父親，你痛恨戰爭，厭惡軍隊。我一定會把你的日記傳給你的孫輩和重孫輩。我們絕不會讓幾百萬人白白犧牲。（熊川賢）

賢對父親的記憶完全來自母親及父親的日記，因而與他們的説法完全契合。他十分忠於那份擺在他面前的敍事，併發誓要把它傳遞給自己的孩子。反戰信息是父親留給他的“遺產”中相當重要的一方面，賢相信他是在完成一項父親無法繼續的使命。他將和平主義信息同父親的記憶結合在一起，成為一名後記憶的承載者。賢是在用他的後記憶製作一本家庭相簿。現在，這本相簿已經同家庭遺產和身份融為一體。

**日本再造了許多類似賢和真由美這種有關戰爭經歷的後記憶，其推動力是他們懷有“銘記歷史的責任”與堅定的反戰承諾。**很多戰後的子女都“記得”通過這種方式，銘記着父母在空襲、原子彈爆炸、忍飢挨餓、窮困潦倒的無助經歷。其他全國性的慘劇來了又走，有些要超過亞洲—太平洋戰爭對戰後一代的直接影響，但是“那場戰爭”和 1945 年，依然是權衡道德正直度的指示物和戰後道德認同的牢固支柱。

這條反戰信息已固定成為家庭相簿中被一致擁護的高尚教訓。它為一場可怕的事件提供了連貫性、完整性和解脱感，將記憶變成了一條意涵豐富的家族信條。

父母和祖父母的敍事一旦被整合到家庭遺產中，便很少再會被質疑歷史細節的準確性。戰後幾代人的後記憶代表的是一種對家庭團結的肯定和對遺產的道德承諾，而不是對歷史事實的忠實描繪。

無助感這個主題，在下面兩份證言中將再次出現，兩位屬於戰後第三和第四代人的女性描述了祖父和曾祖父傳給她們的道德遺產。第一位女性幸惠在祖父去世前聽他講過在菲律賓打仗的事，她舉例説明了戰敗後士兵逃亡時的困境，幾乎老兵自己的證言一模一樣；她的故事也反覆強調了他們在面臨死亡時的恐懼和無助。第二位女性寬子是個十幾歲的姑娘，她深情地回憶了自己的曾祖父，告訴我們，她聽曾祖母講過從中國東北迴國時的艱難旅程。雖然寬子不記得多少細節，但是她對當時的情緒，對曾祖母的眼淚和悔恨記憶猶新。

我爺爺處處都能見到死亡，對於自己的無能為力感到十分絕望。逃亡路上，他們吃光食物後，甚至還吃過弟兄們屍體上長出來的蛆……他們一定非常恐懼死亡，常常想起自己的人生、家人和朋友……戰爭就建立在所有這些悲傷和眼淚之上。我們必須剷除將人變成非人的戰爭……如果每個人都為和平祈禱，我覺得和平就有可能實現。（網野幸惠）

我總是很期待去看我曾祖母，她以前老跟我講她的戰時經歷。我並沒有注意聽……直到她死後，我才意識到這些故事有多珍貴……我想不起細節了，但清楚地記得她每年都會默默地流淚，説我們永遠不能再打仗。我要把她的話刻在心裏，幫助建立一個和平的社會。（松原寬子）

顯而易見，儘管這些女性缺乏一手瞭解，但對於家人的戰爭故事卻有着強烈的情感認同。要想更好地理解日本的草根和平主義，我們就要將家族記憶中這些缺乏批判和表達情感的維度考慮進去，包括它們如何有效地避免未來的一代代人認為自己也擁有傷害他人的潛力。

**幾十年來，家庭相簿讓很多人免受暴力影響，所以和平也成了這些將家庭相簿深藏在心底的人的個人身份。仔細分析一下證言中宣稱的無助感和對戰爭的厭惡便不難發現，“有勇氣不發動戰爭”已經成為一種默認的道德理念，但不是通過理性的哲學分析，而是個人的情緒化推理。**這種理念並不意味着要為前人的行為負責，而是指未來不會再發動一場可怕的戰爭。

“他就是個惡霸”

**很多成年子女的證言都聚焦在戰爭對他們個人生活和家人造成的破壞性影響上。**他們舉例介紹了在破碎的家庭中——缺席的父親、壓力重重的母親以及很多緊張、失常的關係——長大要面臨的種種問題。尤為有趣的是，有些人還公開了他們與父輩的深層衝突，這些父親的軍事獨裁價值觀，似乎對家庭關係很有破壞性。

在這些案例中，真相的交流在家中受阻並非因為尷尬的沉默，而是父親堅持要將自己的專制觀念強加到戰後一代的身上，但這些子女卻拒不接受。代際之間對彼此的憂懼顯而易見。在大多數情況下，子女覺得遠離無法適應和平年代的父親們所生活的那個世界，會更安全些。

具體來説，從戰場上退役下來的老兵死守着自己英雄化的形象，並將之視為軍事權威，而且很可能害怕戰敗後會失去這種權威，並感到威脅，所以他們會竭力在家中重塑自己的權力基地。這些人沒有像那些老兵一樣以無助、戰敗的士兵形象示人，而認為自己是在軍事層級體系中依然享有權力和特權的人。

對他們而言，參軍並不是什麼恥辱，雖然他們可能只會在相對安全的環境中才表達內心的炫耀。他們不認為自己是有道德問題的施害者，而是驍勇善戰的士兵。

日本社會學家高橋三郎曾舉例説明這些依舊沉浸於過往軍旅生涯的男人，他們之間的感受和獨特關係。為保持聯繫，他們建立了老兵關係組織（戰友會）。在 20 世紀六七十年代，隨着戰後生活逐漸穩定，這些人開始在這類組織中活躍起來。他們定期見面，悼念戰爭亡者，持續更新名錄，與死者的親友保持聯繫，還經常會出版新聞簡報以及與所在部隊有關的歷史記錄。

這類組織很有爭議，有相當數量的老兵有意迴避了它們，他們痛恨有關暴力的記憶，以及在軍隊中受到的欺侮。因此，老兵這個羣體絕不是鐵板一塊。

下面的證言中，三位嬰兒潮一代的女性分享了她們的記憶，在成長過程中，她們的父親很享受他們的戰爭事蹟和軍事榮耀。這些女兒公開批評了父親，認為他們缺乏從人道主義角度反思自身行為的能力，完全意識不到自己作為施害者的罪責。她們並不掩飾自己對戰時一代的厭惡。

第一位女性浩子，對於父親無法拋開的軍旅生活情結、總是在炫耀的事蹟，甚至是殺害平民的罪行，感到難以置信。她毫無保留地批評了父親。第二位女性敦子也毫不掩飾自己的反感，痛恨父親將她和“現在的年輕人”斥責為“軟弱無能的一代”，而原因僅僅是他們都沒有經歷過戰爭。第三位女性不願透露姓名，嚴厲批評了父親和家鄉那些助長他狂妄自大心態的人。

父親又在唱軍歌了。他心情好得不得了。我捂住了耳朵。一聽到那種獨特的節奏，我就心煩意亂。他老是炫耀自己的軍旅生涯……他説他沒打過仗，可還是在炫耀他所謂的英雄事蹟……有一次，他説起在菲律賓當地殺人時太過激動，我忍不住衝他大叫起來。（渡邊浩子）

所有的炫耀，那些老掉牙的戰爭説教——他們太噁心了……他們從來都沒有捫心自問過……還口口聲聲説我們要感謝他們為戰爭做出的犧牲。狂妄至極！要不是因為戰爭，也不會有這麼多人悲痛難過了；我們的通脹會低一些，社會福利會好一些，生活會幸福一些……説什麼戰爭事蹟，他們該多聊聊戰爭責任吧？（須田敦子）

我父親出身貧寒，所以在軍隊當了官之後，他肯定很喜歡那種耀武揚威的感覺吧。在我的成長過程中，沒有一天沒聽他講那些神氣活現的戰爭故事。他説他曾經砍過中國敵人的頭；他説他曾讓一隻狗吃掉一名囚犯……他興致勃勃地講，連一絲反省都沒有。他就是個惡霸，但我們那個土裏土氣的小鎮還很尊敬他，因為他當過軍官。（匿名）

日本社會學家福間良明發現，戰爭經歷的傳遞行為（繼承）有很多種方式，有些牽涉痛苦的自我批評，其他則是令人感覺美好的懷舊。在這種意義上，傳承戰爭記憶本身並不一定讓大家都感到悔恨，也有可能非但無法增加代際間的親密，反而會引發恨意，破壞關係（斷絕）。

前面的例子揭示出，隨着子女逐漸開始痛恨父母無力反思和反悔戰時的暴力行為，代際關係會產生斷裂。這類代際摩擦在 20 世紀六七十年代達到了高潮，尤其是在參與了反對越南戰爭的學生運動及和平運動的年輕人中間，他們從越南遭受的帝國主義侵略與亞洲遭受的日本侵略中，看到了類似之處。

最後，另一組為上述證言提供比較的案例，來自戰時重要領導人的成年子女為《文藝春秋》這類保守派月刊的紀念特刊撰寫的評論。這類有關公眾人物的私人故事傾向於淡化父輩的結構性權力地位，轉而描述一種“不失尊嚴的無助感”。語氣始終充滿同情和體恤，避免對在世的家人造成傷害：一位充滿愛意的父親，在一場他反對的戰爭中被殺（山本義正）；一位體貼周到的父親曾希望停止戰爭，而且總會哀悼那些死去的部下（今村和男）；一位可愛、瀟灑的父親不得不參加一場不可能獲勝的悲慘戰爭（西泰德）。

戰爭的主要內容是冷酷無情的暴力，實質上被隱藏於照在英雄父輩身上的聚光燈之後的陰影中。這些故事暗示軍事機構中有很多反對戰爭的好人，並將其有權有勢的領導人變成了一羣富有愛心的居家男人——符合戰後社會價值觀的英雄形象。

《秋刀魚之味》

2.

家庭歸屬感和結構性無助感

“世界並不會以‘構思精巧的故事’這一形式呈現自身。”就此而言，我們必須認識到，本文中的戰爭證言只是一面之詞，甚至與事實真相完全相反。

它們要傳達的是經過選擇的戰爭記憶，其組織編排的方式，對於敍述者而言，會產生意義和連貫性。它們也並非對現實的如實描述，而是經過重新組織的敍事，為的是讓我們的自我認知具有連貫性，引發情緒上的共鳴。

因此，我們很容易指責本文中節選的這些狹隘、自我的敍事帶有自利偏見，只記得家人的痛苦，卻忽略了戰爭中數億亞洲受害者遭受的苦難。然而，這些單方面的敍事，也可被認作足夠清晰的個人故事，在修復個人歷史的傷口時，有助於穩定個人和集體的身份認同，避免同外部世界產生危險的政治糾葛。

仔細分析本文中的證言會發現，對於戰後的一代代人而言，把視野放得更大些—這一點他們完全有能力做到——其危險之處在於一種深切的無效感或者無助感，而這種感受已經通過家人的戰爭故事被他們深藏在了心中。

像父母那樣，戰爭對他們來説也同樣是壓倒性的讓人感到害怕。他們倉皇地意識到，如果被置於同樣的環境中，置於父母曾經生活的極權主義和軍權主義社會中，坦率地講，他們也不會有魄力做出不同的舉動**。**因此，當人們感到自己無法做出任何改變時，無助感便會驅使他們假裝冷漠無情。

由戰敗敍事造成的這種普遍的無效感，部分構成了戰後一代人狹窄、非政治的視野。在他們身處的地方，只有部分信息被表達出來，目的是避免他們瞭解到那些讓人不舒服的內容。

但具體到他們身上，這些令人難以接受的內容並非指七十年前那場真正的戰爭，而是説，他們意識到如果面臨同樣的“殺或被殺”的困境，也不知道該拿自己怎麼辦。

當我們意識到戰後的和平主義未能訓練戰後的平民去思考——甚至是想象——用合法的手段來反對發動戰爭的軍事機器，比如出於良心而拒絕服從兵役、不服從上級的不合法命令、質疑過分使用武力，以及依據國際合約保護平民與士兵在戰時應享有的權利時，無效感的問題也説得通。

**戰敗後的社會沒有建立這類社會機制來規範軍事力量，而是給全社會開了一張避免構建軍事力量的藥方。**這張藥方將侵略和好戰非法化，剪掉了民眾的利爪，同時也剝奪了他們必要時起身反抗國家權力的合法手段。這樣的藥方在日本社會中確保了一種深層次的結構性權利剝奪。

結構性無助的重要性，通過比較日本和英國的戰爭證言能夠更清楚地看到，後者描述的是一種完全不同的自我效能。與日本相比，英國廣播公司（BBC）在 21 世紀初期向各行各業的人採集的證言，具有典型的堅忍特徵，繼續向前的決心和對勝利的樂觀。就連他們談到遭遇空襲時，也不會對苦難着墨過多，講起來既沒有大驚小怪，也不自我憐憫，而是團結一致地支持正在打仗的國家。同時，他們也沒有發誓要和平，或者宣稱永遠不會再打仗。很顯然，勝利者似乎沒有被戰爭帶來的權力剝奪感所拖累。

**最近幾十年的日本社會，新一代人的自我價值和自我效能都比前一代更低。**在今天的高中生羣體中，大部分人（84%）都覺得自己不夠好（白活在人間），嫌棄自己不夠聰明、可愛、有原則和自給自足，比例遠超美國、中國和韓國的同齡人。而且，對於做一個日本人意味着什麼，年輕一代的態度十分曖昧。據報告顯示，在很大程度上（47%）説不清是否愛自己的國家。這些戰後一代的日本年輕人成長於一個嚴重依賴權威服從和遵守規範的社會中，基本上沒有受到什麼激勵，也沒有多少餘地來超越他們被劃定的社會和家庭界限。

因此，**在這種社會秩序中，他們的自我實現變成了創造自己的模糊區，一種介於是否、黑白之間的道德模糊區，以此來應對從父母那裏承繼的社會問題。**這種現象，很像精神病學家野田正彰所謂的“無衝突”公民的形成，這類人怯於批評權威，結果甚至都失去了思考衝突的能力。

兒童和人類發育專家發現，將父親視為權威的子女，通常會對政治問題有更多的瞭解和興趣，而從不這麼看父親的子女那裏，則不會獲得多少政治態度，也不會發展出政治傾向，且更多會給出“不知道”這樣的回答。

因此，父母的指導在建立子女的政治性格上至關重要，對於道德性格的發展也會造成影響。同樣，在對子女的道德教導方面，比如教他們不説謊，日本和德國父母的參與度要低於美國和韓國。

真實性的道德權威度較低，在日本尤為明顯（水平大約只有德國的一半）。在這方面沒有接受過多少引導和指導的兒童，顯然處於不利地位，無法學會自信地長大，也不敢冒險超越家庭和國家留下的遺產。

2006 年，幾乎一半的日本人認為，有關戰爭責任的討論和行動遠遠不夠，並且覺得此類努力應該繼續下去。

在很多方面，跨代際的歷史修復工程放大了還未處理完的戰爭道德和政治責任。不過，也有很多值得注意的先鋒在努力衝破結構性無助感的怪圈。很多活動分子和志願者就在為亞洲戰爭的受害者——如慰安婦和被強迫勞工——竭力伸張正義。很多人在 NGO（非政府組織）擔任志願者，為中國和韓國原告的訴訟提供支持。此外，一些施害者的後代還主動替先人賠罪，並公開討論了他們所做的工作，比如倉橋綾子、牛島貞滿、駒井修。

隨着目擊者一代紛紛離世，關鍵人物的戰爭故事現在開始被後代重新講述，而他們會出於各自的需要，對戰爭敍事進行重塑和改造。而傳承記憶的任務轉手之後，戰爭敍事的形態、 規模和強度也發生了變化。這些民族創傷的新保管人或許會竭盡全力地審慎評判自己的歷史，避免自我免罪的傾向，通過這些努力，他們或許能獲得勇氣和安全感，來重新改變日本對歷史的曖昧態度。

《小小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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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長的戰敗》

橋本明子 著

戰爭中的殺人者，是英雄，魔鬼，抑或一個普通人？

士兵在一場不正義的戰爭中該擔負起怎樣的責任？

宣傳戰爭記憶的過程中，政府、傳媒、國家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個體沉默、後代沉默、媒體沉默，背後都有什麼樣的因由？

本書致力於探究日本戰敗創傷記憶的建構與形塑的過程，圍繞“記憶的敍述”，力圖揭示出日本戰敗後創傷記憶的生產和再生產。作者以比較的視角，綜合運用了訪談、教科書、影像分析在內的多種研究方法和模型，分析政治權力、媒體、個體敍述等在戰敗文化中各自扮演的角色，對日本在戰後數十年間處理創傷記憶的方式進行了深入而富有同情心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