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台秘密接近與蔣介石“反攻大陸”的迷夢_風聞

文：沙青青

從羅馬打到台北的長途電話

1969年5月1日，清晨5點。尚在睡夢中的台灣“行政院”新聞局局長魏景蒙被一通從羅馬打來的國際長途電話吵醒。話筒裏傳出低沉的聲音，帶着濃重俄國口音卻又流利的英語提醒了魏景蒙來電者的真實身份。

“VL”、“王平”、“Joe Smith”等等，都是魏景蒙為來電者所取的代號。在歐美媒體圈子裏，這位神秘的來電者被稱為維克多•路易斯，一位擁有深厚蘇聯政治背景的俄裔記者。正是他在1968年10月底以《倫敦晚報》記者的身份造訪了台灣，開啓了莫斯科與台北之間秘密溝通的管道。

在電話中，路易斯提出想在羅馬申請赴台灣的“簽證”，有要事希望再次面商。此間茲事體大，魏景蒙不敢擅作主張，便要路易斯等他覆電。放下電話，魏景蒙馬上向當時台灣情報工作的實際負責人、時任“國防部長”蔣經國請示。上午8點05分，魏景蒙在“國防部”的辦公室又給路易斯打了電話，提出雙方可於5月20日在曼谷見面。

與蘇聯合作的原則和要點

此時，中蘇之間仍籠罩在“珍寶島事件”的戰雲之下，莫斯科似乎也急於跟台北進行合作。對蔣介石來説，“反攻大陸”已漸成虛無縹緲的口號，而與蘇聯的合作有可能是他最後的良機。1969年4月13日，蔣介石在日記定下與蘇聯合作的所謂“四條原則”：一、無條件的互惠互諒之下進行；二、彼此不牽涉內政；三、各黨派在我政府領導之下，接受我指揮與工作，在我政府統一命令下進行；四、蘇聯只對中央政府援助，不得援助其他黨派。

路易斯恰在此時再度主動聯絡台灣方面，自然也撩撥了蔣氏父子“反攻大陸”的企圖心。

5月4日，路易斯再度來電，稱其已前往維也納，要求與魏景蒙在那裏見面。魏景蒙答應可在5月12至14日赴維也納。6日上午10點半，魏景蒙與蔣經國會面商討行程安排。為避人耳目，蔣經國認為此次訪問的國家、地區越多越好。於是，決定魏景蒙於7日即動身出發，先前往香港、新加坡、吉隆坡、曼谷、羅馬後，再赴維也納。下午4點，蔣經國與魏景蒙共赴士林官邸向蔣介石請示。

相較於“小蔣”，“老蔣”更加慎重，又在魏景蒙行程表上增加了西班牙、比利時、荷蘭與丹麥。為慎重起見，還交待相關文件交路易斯讀後，必須即刻銷燬，且不攜帶任何中文原件。隨後，蔣介石向魏景蒙指示了五點雙方合作的基礎：

一、大陸毛政權仍存在已經害了甲乙雙方（甲：國民黨政權、乙：蘇聯）的基本利益，如再令其繼續發展，必成更惡劣的後果，此點即為甲乙雙方合作之基礎。

二、有關合作之辦法，首先應以雙方如何共同推翻毛政權，以及推翻後甲乙雙方應採取之政策為先決條件。

三、絕不能採取歷史上已經失敗並因此而造成甲乙雙方極大的禍患，即所謂國共合作之政策。

四、甲方為吸收毛政權內部各部門之反毛分子之政策，在政治上建立聯合聯線。

五、至於甲乙雙方之基本問題如邊疆、經濟、外交等，應作為今後商談之主要課題。

蔣介石的上述指示其來有自。兩天前即5月5日，台灣潛伏在西德的情報人員從法新社駐莫斯科記者處獲得消息，指稱莫斯科高層已有不少領導人與台北方面想法近似，且已提出了五個基本問題：雙方合作的基礎、合作的方式、蘇聯扶持建立所謂“新中共”與國民黨政權的關係，以及雙方合作可能存在的障礙。所以，蔣介石也是有的放矢，他預料到此次路易斯與魏景蒙在維也納的會面會涉及這些問題。

​魏景蒙（右）與蔣經國（左）私交深厚，以至於受託重任。與蘇聯秘密接觸的過程及細節，甚至連國民黨政權的“外交部”都幾乎一無所知。

魏景蒙與路易斯在維也納密晤

5月7日中午12點，魏景蒙正式啓程先赴香港。此次出行未對外發布新聞，要求魏景蒙在出行期間切不可與蔣經國方面進行任何聯繫。輾轉近一週後，魏景蒙終於在14日晚抵達維也納，住進了路易斯所在的同一家酒店。

路易斯投宿的酒店在維也納勞頓宮附近（Schloss Laudon）。勞頓宮是一座中世紀風格的古堡，得名自18世紀哈布斯堡王朝元帥勞頓(Ernst Gideon von Laudon),位於維也納西郊，周遭風景幽靜，遠離市區的喧囂。

晚餐時，魏景蒙在餐廳瞧見路易斯正與某人同桌，而在他身後又站了一人。晚上11點半，路易斯主動打了魏景蒙房間的電話，相約在酒店外馬路上散步談話。

首先，路易斯轉達了莫斯科對台灣方面“反攻大陸”的看法：“不論由台灣或任何中國之一部發生任何形式之爭執，蘇聯認為純為中國之內政，與蘇聯無關，如形成內戰時，蘇聯絕不支持毛澤東。”隨後，路易斯詢問魏景蒙是否有話需要他上呈克林姆林宮，魏景蒙便將蔣介石在其臨行前交待要點簡略述之。聽完後，路易斯重提軍火援助及情報交換事宜：由台方開列所需軍火的名單，日後國民黨軍隊登陸，蘇聯可在北方邊境起兵牽制；而情報交換工作應立即開始，例如大陸軍事部署、中共九大等信息。雙方約定明早續談。

15日早上，雙方在魏景蒙的房間會談。路易斯認為蔣介石所提五點原則過於空洞，“我們最好先提出如何解決毛為第一”，而魏景蒙回答“若不談政策，走到那裏算那裏是不妥的”。雙方另一個分歧在於此後高級官員會談的地點，路易斯主張放在莫斯科或中立地區，魏景蒙則堅持會談應在台灣舉行。最後雙方商定或可先派商務人士赴莫斯科。

當天下午，雙方又就譯文措辭問題進行討論，還約定了下次見面地點的暗號，例如：約翰（曼谷）、珍（羅馬）、安（塞浦路斯）、約瑟夫（台北）、克里斯（東京）等等。

是夜，雙方在酒店外散步。多年未與蘇聯方面打過交道，魏景蒙疑慮仍多，單刀直入詢問14日晚在酒店餐廳與路易斯一同出現的兩人究竟是什麼身份。路易斯回答：一位是不便公開身份的同僚，另一位則是保鏢。魏景蒙還是不太放心，讓路易斯催促莫斯科方面儘早正式答覆蔣介石提出的合作要點。

16日7點，魏景蒙將此次會談要旨以密碼編妥發出。9點，路易斯前來告別。魏景蒙也在兩小時後離開酒店，前往羅馬。通過此次接觸，魏景蒙認為情報交換工作應儘早開始，而商務代表可由東柏林或其他東歐國家進入蘇聯。與路易斯下次接觸的地點可還在維也納郊區，或者放在更偏僻的塞浦路斯，而高層會談應力爭在台灣舉行。

蔣介石擔心成為蘇聯的“玩物”

又經過將近7天的旅程，魏景蒙搭乘的飛機在5月24日下午4點半降落台北。顧不得一路辛勞，魏景蒙一出機場便直接趕往蔣經國的官邸，報告維也納之行的經過。蔣經國認為下次會面的地點在塞浦路斯較好，或許還會再派魏景蒙去。此外，蔣經國還讓魏景蒙告訴時任“外交部長”魏道明：路易斯沒有在維也納出現。換言之，蔣經國將此事視為最高機密，連“外交部長”都被矇在鼓裏。

在聽完報告後，蔣經國轉而向蔣介石彙報了情況。27日，在蔣經國的陪同下，蔣介石在中山樓召見魏景蒙來談。蔣介石決定等路易斯來電後，再定下次見面的時間和地點，並會考慮派人到莫斯科。不過，蔣介石始終擔心莫斯科方面並無合作誠意，只是將他的政權視為“玩物”。在蔣介石看來，蘇聯似乎只在意打倒毛澤東個人，卻無合作原則，不過是權宜之計。此外，蔣甚至還想起了滿清入關的前車之鑑，“恢復大陸領土主權問題，俄共如不能與我等先解決，或其陽為同意，而陰無誠意，則切不可與其合作”。

各方角力，諜影重重

與此同時，各界一直在關注蘇聯與台灣的接觸，各方揣測甚囂塵上。當時澳大利亞駐台北的“大使”甚至以為魏景蒙已去過蘇聯，曾在酒會上問他：“你的莫斯科之行滿意嗎？”日本新聞專員也對魏説：“現在都傳説你見過路易斯。”而美國中央情報局駐台灣的官員多次就此事試探魏景蒙。蔣介石曾對魏景蒙笑説，“大家對你此行猜測，是想當然爾。”

儘管蔣介石看上去不以為意，但台灣當局主政者卻始終心存不安：為什麼每次與路易斯的接觸都會在極短的時間內被外界察知？美國方面似乎也對此心知肚明。此間道理，或正是因為莫斯科在與台北進行溝通，其實也在嘗試與美國斡旋，甚至希望就中國問題達成共識。

“珍寶島事件”爆發後，蘇聯方面不僅加強與台北方面的聯繫，也開始透過各種管道跟美國接觸。1969年8月13日，蘇軍邊防部隊在中國新疆的鐵列克提地區伏擊瞭解放軍的巡邏隊，作為“珍寶島事件”後的“軍事報復”。是役，中方陣亡28人，傷40人，1人被俘。

美國中央情報局關於中蘇邊境衝突蘇聯政策的研判報告，文件生成時被列為“最高機密”

僅僅6天后，一位名為鮑里斯•達威德夫（Boris Davydov）的蘇聯駐越南使館的二等秘書與當時美國駐越南特別顧問威廉•斯特曼（William Stearma）在河內進行了一次秘密會談。雙方談論的並不是陷入泥潭的越南戰爭，而是劍拔弩張的中蘇關係。

鮑里斯•達威德夫的真實身份和維克多•路易斯一樣，均是克格勃的情報人員。達威德夫開門見山地詢問斯特曼：若蘇聯攻擊並摧毀中國的核設施，美國將作何反應。他希望斯特曼轉告美國政府：中蘇衝突有可能進一步加劇，因此中國的核設施對蘇聯遠東及中亞地區威脅巨大，有必要提前予以摧毀。

僅僅6天后，一位名為鮑里斯•達威德夫（Boris Davydov）的蘇聯駐越南使館的二等秘書與當時美國駐越南特別顧問威廉•斯特曼（William Stearma）在河內進行了一次秘密會談。雙方談論的並不是陷入泥潭的越南戰爭，而是劍拔弩張的中蘇關係。

鮑里斯•達威德夫的真實身份和維克多•路易斯一樣，均是克格勃的情報人員。達威德夫開門見山地詢問斯特曼：若蘇聯攻擊並摧毀中國的核設施，美國將作何反應。他希望斯特曼轉告美國政府：中蘇衝突有可能進一步加劇，因此中國的核設施對蘇聯遠東及中亞地區威脅巨大，有必要提前予以摧毀。

自尼克松入主白宮後，便熱衷於“秘密外交”與“情報工作”，在對蘇、對華政策上尤其如此。基於此，尼克松與基辛格自然會對蘇聯通過非正式管道傳來的敏感信息特別關注，況且這還牽扯到中國。

另一方面，蘇聯不僅試探美國的態度，就在“鐵列克提事件”發生的同一天，維克多•路易斯再次致電魏景蒙要求會面。於是乎，中國大陸及台灣、蘇聯、美國之間隱秘的政治角力在此時此刻走向了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