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漢奸都沒有好下場？_風聞

為什麼漢奸都沒有好下場？

2019年8月15日文 | 關山遠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新華每日電訊”（ID：caodi_zhoukan)，原文首發於2017年7月7日，標題為《關山遠：漢奸！漢奸！漢奸！》。

1945年8月15日，日本電台播出了裕仁天皇親自宣讀的《終戰詔書》，宣佈無條件投降。

回首抗戰歷史，多少面孔應該被銘記？吶喊衝鋒的勇士，挺身而出的壯士，慷慨赴死的猛士，視死如歸的烈士……他們都是民族的英雄。

但有一類人的面孔，深藏曆史陰暗處，也不應該忘記，他們有一個共同的身份：漢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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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衞愛哭。1943年，在“滿洲國”的偽都長春，他大哭了一場。

這一年，他作為偽國民政府的首腦，到長春去慶祝“滿洲國”成立十週年，並與“康德皇帝”溥儀進行會面。當然，這是日本人導演的一出醜劇，兩個著名的傀儡，湊一起了。

汪精衞

**雖然是傀儡，卻也有一肚子小心思。**這兩人為了會見的禮儀，再三交涉，爭論不休：溥儀自居為“皇帝”，堅持以舊制禮儀相見，汪精衞想：那不成朝拜了嗎？不行，堅持一定要以兩國元首禮儀相見。最後在日本人的斡旋下，雙方商定採用西禮，同意汪精衞入宮和溥儀互相握手，互相致意。

但汪精衞被擺了一道。當他走進偽滿洲國皇宮，商定好的場景變了：溥儀立上方，讓汪精衞等人站在下方，站好後，邊上侍衞官高呼“一鞠躬”。

事已至此，汪精衞猝不及防，勉強行禮，三鞠躬畢而溥儀不答，汪精衞等禮畢，溥儀始與握手。可以想象，汪精衞當時恨不能練成鐵砂掌，把溥儀那隻瘦手捏個粉碎。

回到寓所，汪精衞痛哭不已——歷史就是這般弔詭，當年，汪精衞還是英俊少年時，曾試圖暗殺溥儀的父親載灃。事敗之後，他在獄中寫下絕命詩：“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一時全國稱頌。如今少年已變中年，英氣不復，情懷何在？他的曾經高傲的頭顱，如今卻不得不如此卑微地低下。人生如此，不哭哪行？但眼淚，又如何能洗刷掉他的失落與哀怨？

漢奸可悲之處就在於此，雖然一舉一動都如提線木偶般被操縱，卻仍然企圖在舞台上展現自己的演技，努力擠出滿臉油彩之下的表情。

抗戰時期，有良知的中國人，瞧不起漢奸，而漢奸，也互相瞧不起。漢奸之間的傾軋，無處不在。汪精衞與另一個傀儡政權首腦王克敏矛盾重重，竟然起源於王克敏投降日本更早，在汪精衞面前擺老資格，不把他放在眼裏。

他甚至還以“過來人”身份教訓汪精衞：“你應當向我請教，跟日本人處事，應虛與委蛇。”汪精衞那個恨啊，為此想方設法處處抬梁鴻志、壓王克敏，讓另一個大漢奸周佛海連聲嘆息：“處此殘局，尚如此勾心鬥角，中國人真無出息也!”

大漢奸如此，小漢奸也如此。上海淪陷後，日本人籠絡了一批流氓當漢奸，最有名的是常玉清，一字不識，無惡不作。淞滬抗戰期間，常玉清配合日軍，帶着一堆徒弟，隱藏在戰事激烈的閘北，負責燃放信號彈，供給日軍作為攻擊目標。

這種信號彈在夜間紅紅綠綠，直射天空，令國軍心理上受到很大的威脅，苦於這班小漢奸，東流西竄，不知從何查起，一時也真奈何他們不得。自然，他成了日本人的紅人。某一天，他唆使徒弟，在浴室裏用斧頭砍死了另一個漢奸餘大雄。

餘大雄精通日語，成為漢奸文人後，混得風生水起，常玉清生氣了，他是個文盲，感覺自己無法在日本人面前跟餘大雄競爭，利益嚴重受損，於是動了殺機。

流氓，也不喜歡有文****化的流氓。

**漢奸，**也無法容忍比自己能幹的漢奸。

2

**漢奸，形形色色。有三教九流，也有名門正派；有販夫走卒，也有高官大將；有一字不識的流氓，也有飽讀詩書的文人。**他們是意志薄弱又被慾望驅使的一類人。

抗戰爆發後的1937年8月間，蔣介石在南京中山陵主持一次機密會議，決定採用“以快制快”“制勝先機”的對策，搶在日軍行動之前，選擇長江下游江面最窄的江陰水域，在江中沉船，堵塞航道，再利用海軍艦艇和兩岸炮火將長江航路截斷。這樣就可以將長江中上游九江、武漢、宜昌一帶的70艘日軍艦船和日海軍陸戰隊圍而殲之。

高度機密，卻旋即泄露，翌日，在長江中上游沿線各港口及江面正在行駛或停泊的日軍船隻全部升火飛速駛向長江下游，衝過江陰要塞。而在重慶、武漢、南京一帶的日本僑民也都突然停止一切工作與活動，隨日船撤離。許多人甚至丟下了貴重的物品而不顧，有的連擺上桌的飯菜也沒來得及動筷子就匆匆上船而走……

事後查明，行政院主任秘書黃浚是泄密者，他被判處死刑，公開處決，同案犯是槍決，獨獨他被斬首，可見他的危害之烈與時人對他的憤恨之深。黃浚是當年一個著名的才子，4歲識字，7歲能詩，詩、詞、書法文章俱佳，可謂才名滿天下，梅蘭芳的拿手戲《天女散花》，就是由黃浚創作的。他當漢奸，是為了錢。

當年的上海名醫陳存仁著有一本《抗戰時代生活史》，寫的是上海淪陷後，作者目睹的真實場景：殘暴的日軍，無恥的漢奸，悲苦的民眾，反抗的勇士……

作者因為名醫的身份，與上海灘各色人馬都有些交往，包括一些漢奸，書中寫了大大小小的漢奸，從“名人”禇民誼、傅筱庵、李士羣到一些小漢奸，非常翔實，讓後人得窺當年的魍魎魑魅之面目。

他們為什麼要當漢奸？這是陳存仁在思考的問題。在書中，他記載了自己與一個淪為漢奸的老朋友的對話：

這個漢奸説：“只為了要吃飯，為了要活命，什麼事都要做一下。老朋友，請你不要取笑。”陳存仁説：“做這種事並不是單為吃飯活命，老實説，總有一個野心，想靠此發一筆大財，所以才肯落水。”

他説：“真是給你一語道破，但是時勢轉變，老兄也該跟着潮流走，逆流而行是走不通的。”陳説：“對!對!做這種事情的都是聰明分子，所謂識時務者為俊傑，這是你老兄的人生哲學。”

他聽了我這句話便説：“你的話是講得透了，但是歸根結底，一個人總想發財，所以才走上這條路。”我説：“一個人有了財，還要有勢，有了勢可以滿足一切慾念，現在歸附到這一個圈子裏，是最能倚財仗勢、作威作福的。”

陳存仁寫道：“這些對白雖很簡單，卻可以代表當時所有漢奸的心理。”

李士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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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奸石友三有句名言：“做過漢奸，孫子王八蛋再要做漢奸!”**這是漢奸的困境：正因為背叛了自己的民族，因此也得不到異族的信任，只是用一用的工具，不順手，就扔掉。

汪精衞做了抗戰期間最大的漢奸後，一到南京就組織自己的軍隊，他一直耿耿於懷沒有自己的軍隊，現在終於當老大了，得有自己的武裝。但他忘記了，是日本人讓他當這個“老大”的。

《抗戰時代生活史》記載道：汪偽政權的“和平救國軍”，用的是“拖尾巴的國旗”，國民政府舊旗之上，加上一條長三角形的黃帶，帶上附有“和平反共建國”六個字，“有一隊是南京偽府直接訓練的，就駐在南京太平門外，天天豎着這面有黃辮子的旗，耀武揚威。

一天，防守南京的日本軍人，把這批偽軍包圍起來，用機槍掃射，所有偽軍死得乾乾淨淨，於是又由偽府外交部去交涉。日本軍人推説是新到的日軍所為，他們的任務是肅清國民黨，所以見到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就開槍掃射。日軍且固執得很，説是以後再用這種旗幟，發生任何事情概不負責。”

**日本人喜歡漢奸，又隨時提防着漢奸，許多漢奸，都是做大之後，被日本人暗殺的。**比如七十六號魔頭李士羣，為日本人幹盡壞事，但因為飛揚跋扈，日本人擔心控制不住，就利用一次家宴的機會，將其毒殺。

李士羣死了之後，日軍擔心引起連鎖反應，粗暴地壓制輿論，捏造李的老婆葉吉卿與人通姦並謀殺親夫的事實，以此為藉口警告葉吉卿閉嘴。”汪精衞知道內情，卻哪敢説，甚至還向日本人表示：“傳聞日本憲兵隊岡村與李士羣之死有關，這是外界的謠言，我們沒有必要去理會它。”他只是在背後與心腹感嘆：“日本人竟會這樣不講信義的!”

此時説“信義”二字，何等可笑？

《抗戰時代生活史》有一個章節叫作“日人養豬，待肥而宰”，其中寫道：“日本人對一般漢奸的態度，起初是扶助他們，讓他們儘管撈，撈到了相當程度，他們便想出一個辦法，或是令其內訌，或是令其遭受攻擊，一旦時機成熟，日本人就用一個更毒的方法，將其逮捕或暗殺，漢奸們撈到的錢財，結果多數落到了日本人手中。”

**這本書上還寫了一個小漢奸的故事：**蔡釣徒，《社會夜報》主辦人，這張報紙總是信口開河，上海人叫它“野雞報”。蔡釣徒平素喜歡搞些敲詐，還敲詐過陳存仁，他的外號叫“殺頭的”。

上海淪陷後，他投靠了日本人，領到很大一筆津貼，成為日本人的宣傳工具。但是此人搞笑的是：用兩面手法，出兩個版本的報紙，在租界上見到的報紙是紅標題罵日本人，而另外印一批報紙同樣也用紅色標題，卻是大捧日軍，每天着人送往虹口邀功。

但有一次，他忘記給日本人送報紙了，日本人就到租界買了幾份，一看大標題，竟然是大罵日本人在某處姦淫擄掠，罵得有聲有色，日本當局大為震怒。翌日，蔡釣徒派人補送昨天的報紙，日本方面的人拿來一看，與他們買到的報紙，頭條新聞記載恰恰相反。

日本人當時不露聲色，引誘蔡釣徒到虹口，拳打腳踢，使其全身受傷，在他極度疲乏時，車拉到江灣體育路，叫他自己掘了一個極深的泥坑，令他站在坑中，由常玉清的徒弟，把泥土傾倒下去，埋了他的身子，等他斷氣之後，把他的頭割了下來……陳存仁嘆道：別人叫蔡釣徒為“殺頭的”，竟被言中。

4

“來了一百多鬼子，二百多偽軍……”這是電影《地道戰》裏的一句經典台詞。**據統計，整個八年抗戰，協助日軍作戰的偽軍人數高達210萬，超過侵華日軍數量。**而在此之前1931年“九一八”之後的局部抗戰中，漢奸也多如過江之鯽，難怪楊靖宇殉國前，一邊開槍一邊怒罵：怎麼到處都是漢奸!事實上，楊靖宇之犧牲，就是漢奸出賣造成的。

試想想，如果沒有漢奸，或者如果沒有那麼多漢奸，抗戰還會打得那麼艱難嗎？“七七”盧溝橋事變後，日方對中國軍隊的動態瞭如指掌，例如，中方下達佟麟閣、趙登禹突圍的命令尚未到達二人手中，卻已出現在日軍桌上，結果佟麟閣、趙登禹二位將軍遭伏擊殉國。出賣情報的，是時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潘毓桂，他參加了29軍軍事會議，然後泄露給日本人。

漢奸總有為自己辯解的理由，潘毓桂被逮捕後接受審判，振振有詞：與日軍合作，可免生靈塗炭，將華北變為沒有軍閥、政治開明的地方，為整個中國的開化建立楷模。讓29軍中的反日力量儘快失敗，以免“戰事蔓延、禍及生民”，“所謂賣國，實為愛國”。汪精衞也為自己的叛國行為辯解：乃是曲線救國，“目前能夠替國家保存一分元氣以為將來複興地步，多一分是一分。”

今天某些人熱衷於給漢奸“正名”“翻案”，或説，在力量對比懸殊的情況下，“暫時的低眉折腰也許不失為良策”；或説，從“人性”的角度來看，如果在做漢奸與死亡之間做選擇，當然做漢奸更符合“人性”。此等謬論，令人瞠目。

評價一個歷史人物，不能脱離當時的歷史背景，不能碎片化歷史，一個人在歷史關鍵時刻、巨大考驗之前如何選擇，最為重要。按照某些人的説法，選擇做漢奸，固然是尊重了自己的生命權，但是，卻是剝奪了更多同胞的生命權，因為，漢奸效力的，是侵略者。不能忘了，大歷史中的大是大非。

**汪精衞投敵後，是保存了國家元氣還是摧毀了國家元氣？**歷史真相是：國民黨第二號人物當了漢奸，極大動搖了抗日軍民的決心，一些投機政客和軍人望風投降，追隨汪精衞降日的國民黨中央委員多達20餘人，並由此構成了汪偽政權的班底。

汪日簽署了“基本關係密約”以及“汪日滿共同宣言”，參加談判的陶希聖事後披露説：日本提出的條件所包括的地域，從黑龍江到海南島，包含的事物，下至礦產，上至氣象，內至河道，外至領海，大陸上則由東南以至於西北，一切的一切“毫無遺漏地由日本持有或控制”。這是愛國，還是要把國家徹底毀滅？

1945年，抗戰勝利後，大同圖書公司出版了《漢奸醜史》；1999年，復旦大學又出版了一套《不應忘記的歷史》，分為《衞國血史》、《淪陷痛史》和《漢奸醜史》三種，編者寫道：揭露那些認賊作父、為虎作倀的大小漢奸敗類，在祖國、民族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卻為個人的蠅頭小利不惜賣國求榮、殘害同胞的無恥行徑。

是的，醜史，就是醜史。

張自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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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奸是歷史中的一個毒瘤，面目可憎，但我們不得不正視、研究、警惕。

我們還應記住這樣一位中國人：1940年5月16日下午4時左右，他“身中七彈”，戰死在棗宜會戰襄河東岸南瓜店，時年49歲，為“抗戰以來，以上將銜集團軍總司令職親臨前線，戰死沙場”的第一人。在此之前3年，盧溝橋事變後，29軍撤出北平，他在日本人的刺刀下當了市長，全國輿論都直指他為“華北頭號漢奸”，罵他是“張邦昌之後”。

後來他從北平脱身，再入行伍，與老部下見面時，只説了一句話：“今日回軍，就是要帶着大家去找死路，看將來為國家死在什麼地方!”此後每役抱求死之心，棗宜會戰，他作為集團軍的總司令，職責是運籌帷幄，指揮前線的將士戰鬥，而不是憑着血氣之勇衝鋒陷陣。但他還是渡河去了前線，渡河前給同僚的信裏説：“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他是張自忠。

歷史上有迫不及待當漢奸的敗類，也有像張自忠這樣以死來洗清“漢奸”污名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