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文獻名邦”緣何下海從商_風聞

文：張繼州

一座身為媽祖文化發源地、潮汕人民祖籍地的閩東小城，卻因“莆田系”而背上了沉重的惡名。許多人第一次知道了這裏的醫療產業和高仿鞋產業，而福州人和閩南人或許想起了不知哪一代傳下來的“神仙難賺莆田錢”之類的調侃。

牆倒眾人推，一擁而上黑莆田的媒體甚多，挖掘黑歷史的亦有之。然而，當我們翻閲地方誌尋覓莆田為何重商、愛財，又為何喜歡抱團打拼形成“莆田系”的答案時，卻發現了一些和新聞裏迥異的事實及評價。

人文薈萃、科舉大興的宋明兩代

歷代的地方誌中有關風俗的篇章，是官員赴任後瞭解當地風土人情的最快捷來源。明初《八閩通志》是這樣記述興化府（今莆田市）的：“儒風非在常袞後。永不動干戈。文物之邦，有齊魯遺風。家貧子讀書，秀民特多，比屋業儒，詩書禮樂，為八閩之甲。產薄而用儉。科目得人之盛，天下鮮儷。”沒有一句差評，和現在被妖魔化的莆田彷彿雲泥之別。

相比其他府縣，如福州府“其俗儉嗇，喜訟好巫”、漳州府“悍強難治”、汀州府“剛愎好鬥”，《八閩通志》對莆田的評價不可謂不高。雖然這很可能是因為作者黃仲昭是莆田進士，不肯寫家鄉一句壞話，然而他關於莆田好讀書、科舉盛的記載，卻是相當客觀而有底氣的。

唐開元中，莆田已建立縣學，並誕生了黃璞等名儒。唐末五代戰亂頻仍，諸多世家大族避居閩中，落户福州、莆田兩地者尤多。逮至宋時，福建地方清平，安居樂業，莆田的世族有了財力作為後盾，便邁進科舉仕進之路。北宋一代，僅莆田、仙遊、興化三縣的興化軍（今莆田市）就出現了468名進士（含特奏名，下同），佔全福建錄進士總額的18%，僅次於福州和建州；南宋偏安一隅，福建成了大後方，科舉成就更加矚目，湧現了4544名進士，其中興化軍有588人，僅次於福州和泉州。興化軍是福建人口最少的州軍級行政單位，人口僅為福建總人口的5.2%（元豐年間），進士比例之高令人咋舌，以至於王安石都説“興化多進士”。

不過，當時的官場上，對於福建高官的口碑卻不好。司馬光針對福建開過兩次地圖炮，一次是罵政敵王安石“心術似福州”，第二次是上奏神宗時稱“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淳厚”？而被黑的王安石也常在室中寫“福建子”陰損呂惠卿，可見當時福建高官心術不端、勾連同鄉、結黨營私之弊，已經成為政壇的攻擊點。

莆田貢獻了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奸相之一，即“天資兇譎，舞智御人”的蔡京。經過《水滸傳》的廣而告之，他竟成為“媽祖”之後知名度最高的莆田人，無論是同族中政聲卓著的蔡襄，還是後世抗元盡節的狀元宰相陳文龍，都無法以盛譽令蔡京的名聲扭轉一二，真是“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

儘管出了個別名聲不好的大臣，莆田人也不會停下集體奔赴科場的腳步。終宋一代，興化軍共有1026名進士，其中有5名正奏狀元，8名特奏名狀元。“比屋業儒，號衣冠盛處”的莆田，被宋度宗譽為“文獻名邦”，朱熹也盛讚其“人物之盛”。莆田的許多世族都科名卓著，如宋代的方氏進士多達132人，白杜方氏“萬卷樓”藏書達五萬卷。今天潮汕、海南島的許多家族，都自稱始祖宋代自莆田遷出，其中或有攀附成分，這也是因為宋代莆田的文化地位很高，值得借來光耀自身。

福建宋代進士分佈圖

明代的莆田延續了宋代的科舉輝煌，出了2名狀元、4名探花，總計舉人1692名，僅次於福州，進士則位居福州和泉州之後，有533人；舉人、進士數各佔全省五分之一強。莆田縣進士數達1433人，位列全國18個千人進士縣。

但在宋明兩代極盛之後，莆田的科名在清代盛極而衰。興化府的舉人數和進士數僅在福建十府二直隸州中排到第5，甚至被閩西的落後山區汀州府超越；光緒的13科舉人中，福州府有1158人，興化府僅有73人；光緒年間福州府有206名進士，興化府僅有4名。這樣的強烈對比，不由得令人好奇，由明入清的莆田究竟發生了什麼？

倭亂、遷界之禍下的棄文從商

晚明何喬遠在《閩書》中記莆田風俗，好話也是説了不少，比如“其人好禮而修文，士相矜以名節”，“氣韻之所歔吹，布韋蓬藋莫不顧化。老生宿儒出而授經近縣，步趨坐立，造次不失。下至灑削賣漿之倫，未嘗敢岸幘科頭行衢道。貧家觴豆數行，秩秩有次。吾伊之聲，比屋而聞，通有韻之文，十人以三四”。在他的觀察中，莆田仍然是文風熾盛、知禮義榮辱的地方。

接下來，他指出很有意思的一點：“故其學書不成者，挾以遊四方，亦足糊其口。或以繪畫、命卜自壽江湖間。而行賈之人，金陵為盛。其工作蓋與扇行八郡。以其壤地偏小，或至鄙與陋，卒毋敢奸蘭，跳與四民之業。”明代商業進一步發展，原本只顧埋頭讀書的莆田，也不得不抬起頭來行商，或者以繪畫、算命出外謀生了。憑技能謀生，這點與今天並無太多不同。莆田人在外闖蕩者，經商之外，頗有一些仿古建築和神像繪畫的匠師在福州等地活動；莆田忠門人的木材生意，最初也是因為到外地做竹蒸籠而開始收購竹木的；經營滷麪等小吃店的更是數不勝數。

至於原因，何喬遠提到了“壤地偏小”，這與黃仲昭所言“產薄而用儉”遙相呼應。福建重商業、好移民的海洋性文化，與其八山一水半分田的地理環境、尖鋭的人地矛盾是息息相關的。在莆田這個僅有兩縣、面積僅4419平方公里（北京市轄區的四分之一多一點）的彈丸之地，這樣的矛盾尤為激烈。平原僅佔總面積的20.6%，山區虎患頻繁、土地瘠薄，不適合人居，南宋理學家林光朝就記載莆田“十室五六無田可耕”，更有颱風、地震等自然災害頻頻發生。在這種環境下，想要謀生，不能再靠種田，只能指望讀書改變命運。南宋莆田史學家鄭樵説“吾莆地狹人貧，惟以讀書為業”，進士方慚也説“閩人無植產，恃以為生者讀書一事耳”。

雖然成績優異，但科舉是少數人得意、一將功成萬骨枯的事，許多陪跑者享受不到讀書帶來的福利，而且沒有田產作為支撐，讀書也是難以為繼的。明中期以來蘇州府等地科第驟興，更使莆田科舉業帶來了威脅。與此同時，泉州港的後繼者漳州月港正享受着海外貿易帶來的豐厚利潤，“市鎮繁華甲一方，古稱月港小蘇杭”。看到鄰居發了大財，莆田也有點坐不住了，於是逐漸放棄天高皇帝遠的京師，轉身面對近在咫尺的海洋。

從北宋建立興化軍開始，僅有莆田、仙遊兩縣的彈丸之地，便成為一個獨立的行政區劃，由軍而路再到府，始終夾在省會福州和強勢的閩南文化圈之間，卻從未被鄰居同化，在語言、文化、建築、戲曲方面一支獨秀。這是因為莆田文化有着極強的內向凝聚力，以宗族、村社為一個個小單元，再組成一個個大單元，提攜親友鄉黨，抱團取暖，一呼百應，共同打拼。讀書赴考成風，經商也如一陣風起。今日的“莆田系”醫療、高仿鞋產業、仙遊紅木業，概莫能外。

重商是明中後期的時代浪潮，在全國都有影響，而對於莆田一地，有兩個大事件，給了莆田宗族社會沉重打擊，為棄文從商推波助瀾。

其一是在“嘉靖大倭寇”中，莆田受害極烈。自嘉靖二十二年至四十一年，20年間莆田被劫掠達15次，最後一次興化府城甚至淪陷長達兩月，總人口不到20萬的莆田有3萬人罹難，包括有進士17人，庠生356人。由於城內屍首相與枕藉，腥臭不可居，加之財物已經劫盡，倭寇聽聞戚繼光帶兵前來，退居平海，府城才解圍。新知府易道譚甚至因為積屍盈野而停留福清不敢赴任。

作為倭難中唯一被攻陷的府城，這場戰亂對莆田留下的創傷是極重的：“今遭寇患之際，歷八年與茲，死於鋒鏑者十之二三，被其擄掠者，十之四五，流離徙於他郡者，又不計其數。邇又各府疫病大作，城中尤甚。一坊數十家，而喪者五、六，一家數十人，而喪者七、八，甚至盡絕者。哭聲連門，死屍塞路。故孤城之外，千里為虛，田野長草葉，市鎮生荊棘……”至今莆田仍因為屠殺後正月初二收殮屍體、正月初五才過年的一段傳説，每年定正月初二為“探亡日”，絕不走親訪友，正月初五“做大歲”，慶祝新年。

其二是清初“遷界”對莆田沿海為害甚劇。因明鄭氏政權仍在閩粵沿海活動，清廷堅壁清野，將沿海十餘里的房屋係數毀壞，強迫人民遷入界內，使得鄭氏無法獲得所需要的人力物資。在這次殘酷的遷界行動中，莆田損失了四十餘萬畝良田：“燔其舍宅，夷其壇宇，荒其土地，棄數百里膏腴之地，蕩為甌脱”，“房屋盡毀，足跡如掃”。人民流離失所，加上水旱、虎患、土匪劫掠，倭難後方百年的休養生息毀於一旦。《莆變紀事》曾極道遷界之痛：“壬寅之秋，截界令下。沿海孑遺，逃亡流竄，遍野哀鴻，不可收拾。加之甲辰、乙巳，水旱為災，百役並至。界內之民，死於刀役，死於飢餓，死於徵輸，至有巷無居人、路無行跡者。而招安賊夥，又復加欺凌，土著殘黎，又無一聊生矣，吾鄉人民，真九死一生矣！”

明末清初的兩次大劫使莆田人口鋭減，對外貿易中斷，更使得世家大族與其依附的土地脱鈎。物質基礎匱乏，加上文教氛圍全然破壞，此時唯有投身工商業方能自救。就這樣，莆田完成了由“文獻名邦”到下海從商的轉變。精明的頭腦加上吃苦耐勞，科舉高手打起算盤來也是一把好手，只不過精明人到了生意場上免不了多點算計，也少不了一些貪婪，因而就給外人造成了“神仙難賺莆田錢”以及愛財如命的形象似。

莆田民俗“掛脰”，即將金銀首飾或鈔票掛在神像前，以表赤誠

清末民國的“莆田系”商人：信譽良好、急公好義

雖説福建耕地短缺尚不能自足，但卻盛產茶葉、竹木、甘蔗等經濟作物。“福船”載着它們遠航，在一個個落腳點興建會館和天后宮，北達遼東，西至雲貴，福建商人在清代已遍及全國。即便是科舉重鎮福州，也被重商習氣浸染。出身科舉世家、後官至刑部尚書的陳若霖，據傳也曾放棄童子試，計劃去蘇州販布，可見一斑。

莆商經銷的重點也是本地土產。據民國《莆田縣誌》載：“莆商號稱巨擘者，豆餅商居第一位，桂圓商居第二位，布商居第三位，京果商居第四位，輪棧商居第五位。”其中的桂圓乾是從古至今的莆田地方名產，清代即遠銷寧波、上海等地。涵江是清末福建四大名鎮之一，系商業興旺的天然良港，亦是著名僑鄉，民國時被譽為“小上海”。其中有四家桂圓商號，因創辦者均為黃姓，而被稱為“黃家門”，經營額佔涵江桂圓行總額的三分之二，形成了壟斷。因信譽極佳，資本雄厚，“黃家門”下鄉收購鮮桂圓可以賒欠一年以上，不需現金交付；且每年開盤時，優先唱價，每百斤開盤價都比其他商行高一元大洋，仍然受到顧客青睞。

不僅如此，“黃家門”的代表人物黃紀雲等，還成立了實為地方行政機構的“涵江商會”，應對官府、代收税捐、創辦實業、調解地方糾紛，甚至組織民軍對抗北洋軍閥。黃紀雲墓誌銘記其事略如下：“吾莆俗多械鬥，得以言排解，禍立見消。鄉都祈雨遭陷，為列狀上剖，誣乃得釋。民智之未開也，建崇實學校為合郡倡；旱年之告歉也，運鎮江船米拯莆民飢。他如鎮前陡門、三江石路、興安會館，以及萩蘆、延壽、達台、柯董諸橋樑，皆賴先生得集厥事。”儼然一太平紳士、慈善大家。

外地的莆商，在成為行業標杆的同時也投身公益事業。例如蔡友蘭在福州經營鞭炮行起家，後兼營汽車運輸業。蔡是商界人望，曾任福州海運公幫理事長、省市商會會長等職，同時民族氣節崇高，不顧自己戰時汽車被徵、生意虧損，嚴詞拒絕日方重金收買授職。1943年，福州鼠疫肆虐，蔡友蘭捐資1.6萬元自昆明購得500瓶鼠疫血清，無償供給各醫院，同時通過商會募得8000元，資助市醫師公會在南公園開辦“隔離醫院”。他還熱心助教，在福州興安（莆田）會館創立小學，並籌建莆田錦江中學；即便在福州淪陷、回到莆田避難時，仍不忘捐資籌建莆田中山中學。此外還捐贈了“雙杭救火會”一輛消防車。

同在福州的莆田鉅商還有開辦“廣芝林”藥行的徐建禧。廣芝林恪守“信用第一，質量至上；藥真價實，童叟無欺；選料精良，遵古炮製”的祖訓，藥真價實，服務周到，疫病流行期間通宵達旦服務，故廣受患者好評。徐建禧先義後利，1935年起任“雙杭救火會”理事長，救火會不僅承擔消防工作，還在災害時施藥、施粥、施棺，多行賑濟，故一貫以德高望重之人為首。福州第二次被日軍攻陷期間，徐建禧還率救火會“火兵”在南通鎮抗擊日軍，陣亡十餘人，愛國義舉受海內外一致讚譽。

由此可見，今天的醫療“莆田系”雖然在生意頭腦、團結一心方面繼承了昔日的莆田鉅商，但社會聲譽已有霄壤之別。

建於1933年的莆田涵江紅磚洋樓“東方二十五坎”，時為“涵江通美商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