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藏一道永恆的華人之光_風聞

文章來源丨三聯生活週刊

貝聿銘這個名字，似乎是一個超越了時代的存在。與之相聯繫的那些建築物——盧浮宮金字塔（1989）、香山飯店（1982）、蘇州博物館（2006）……都被時間證明了永恆性，甚至到2012年，還有一座摺紙狀的聖堂在日本美秀美術館落成。2019年5月16日，年逾百歲的貝聿銘逝世，但建築師之名，卻因為這些建築而永存。

某種意義上，建築與我們面對的一些最重要的問題息息相關——權力、榮耀、記憶、身份。一個建築師是如何通過建築來回應這些終極問題，並將它們帶到永恆的？而超越建築師身份之外，貝聿銘又是如何見證和參與這一個世紀的歷史的？

玻璃金字塔內部的旋轉樓梯給空間帶來了變化和動感

更讓人感興趣的，是貝聿銘對東西方文化的跨越。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們渴望從民族和國家的藩籬之中掙脱出來，去尋求一種更豐富、更包容的世界性視野。因此，如何跨越東方和西方之間的這道“玻璃門”，更成為人類命運的重要母題。

縱觀東西文化交流史，完成這種跨越的人寥若晨星。這其中，貝聿銘是一個難得的樣本——他從截然不同的文化土壤中汲取了精華，又遊刃有餘地在兩個世界裏穿越。前輩建築師柯布西耶式的圓形鏡框和後面那雙神采奕奕的眼睛、永遠上揚的嘴角、考究又不至於古板的西裝、風度翩翩又有分寸感的態度，都給人一種精妙的平衡感，以至於貝聿銘多年的合作伙伴亨利·考伯形容他為“文化意義上的男扮女裝者”。某種意義上，貝聿銘是東方和西方、藝術和商業、陰與陽、新與舊等多重矛盾的統一體。

身為一個華裔美國人，貝聿銘在他的建築王國裏跨文化的成就斐然。1964 年，貝聿銘擊敗名氣比他大得多的路易斯·康，被肯尼迪總統的遺孀傑奎琳選為肯尼迪圖書館的建築師，此後兩人成為至交。1978 年，幾乎是美國最重要的公共文化建築——國家美術館東館建成，貝聿銘以充滿激情的幾何結構有力駁斥了現代主義運動已經衰落的論調，1983 年更被加冕建築界的最高獎項——普利茲克獎。1980 年，法國總統密特朗出人意料地邀請貝聿銘主持盧浮宮擴建工程，他的身份也在一定程度上幫了忙——一方面，他可以帶來新世界的靈感和效率，卻不會給人招搖過市的美國人的印象；另一方面，他的中國血統彷彿給他注射了預防針，使他得以抵禦法國的排外主義。這個1989年建成的玻璃金字塔在爭議聲中成為巴黎最新的“紀念碑”，也給貝聿銘籠罩上一層無往不勝的光環。更具跨越意義的是，自1979年中美建交之後，貝聿銘就作為中美關係的橋樑性人物，被屢屢邀請重返中國設計標誌性建築，包括建成於1982 年的香山飯店、1989 年的香港中銀大廈、2001年的北京中銀大廈、2006年的蘇州博物館新館，還有2009年的中國駐美國大使館，在一定意義上完成了文化尋根和重建；而建成於1997年的日本美秀美術館、2008年的多哈伊斯蘭藝術博物館，則是在更大跨度上對人類文化精髓的探尋。

貝聿銘在法國拿破崙廣場建造的玻璃金字塔

香山飯店是貝聿銘探索中國現代建築語言的第一次實驗

蘇州博物館看起來更像是一座現代園林

貝聿銘對文化的跨越當然不只侷限在建築領域。正如尼采所説，“建築是一種權力的雄辯術”，儘管不願擔任政治角色，但貝聿銘在職業生涯中，卻屢次站在歷史事件的台前。最有戲劇性的一幕是1979年鄧小平訪美的破冰之旅中，在肯尼迪中心的一次招待晚會上，貝聿銘在其中兩幕間擔任了報幕員；美方還特意安排鄧小平在剛建好的美國國家美術館東館發表演講，該館的建築師正是貝聿銘。而在此之前的一年裏，鄧小平已經兩次邀請貝聿銘來剛剛改革開放的中國，希望他能在紫禁城周圍留下美國式的現代化印記，而他最終選擇在北京西北郊的香山建一座低層飯店，並影響了故宮周邊高度限制政策的出台。可以説，在貝聿銘身上並存着兩個世界，而他也同時被兩個世界所需要。

某種意義上，這出於歷史的偶然。如果將貝聿銘的一生分為三個階段，那麼，第一個階段是1917年到1935年，他在中國，而且是一個某種意義上無法再現的傳統中國：他出生於1917年的廣東，封建帝制剛剛分崩離析，中國正掙扎着要以還在襁褓中搖搖晃晃的現代制度取而代之。貝聿銘的父親——銀行家貝祖詒帶着全家從廣東到香港，再到上海，既是尋找避風港，也是佔領橋頭堡，要在這個東西方文化的對撞點上尋找一條現代中國路徑。相對於半西方城市的上海，相鄰的蘇州則是傳統的中國城市，中學時期的貝聿銘會在每年暑假去蘇州的祖父家，學習一整套儒家禮儀。這個階段直到1935年，貝聿銘去美國求學。兩年後，“七七事變”爆發，中國成為一個回不去的故鄉。第二個階段在美國，從他1935年去求學，到1978年以個人名義被邀請回國，正值美國現代主義建築最盛行的時期。他拜在現代主義建築奠基人之一的格羅皮烏斯門下，又在其漫長的職業生涯中始終如一地捍衞着現代主義，也藉此確立聲名。第三個階段從1979年中美建交、中國改革開放直至他逝世，貝聿銘遊走在中美之間、東方和西方之間，作為尋根者，也作為更廣泛意義上的文化跨越者。

貝聿銘在盧浮宮金字塔模型前

可以説，貝聿銘經歷了東西方兩種文化最好的時期，又恰好躲過了它們的災難期和衰退期，從兩個對立又互補的世界中汲取了精華：中國賦予他儒家的洞察力、根深蒂固的平衡感，以及紮根傳統的貴族特有的權威感；而另一方面，美國使他能夠從過去的歷史重荷中解放自己，成為現代主義流派的代言人。

在貝聿銘所見證的這個世紀之初，東方和西方曾爆發過相互交流和碰撞的“火柴熱”，這場文化的發酵延續至今，我們每個人都被捲入其中，不僅要擁抱文化和制度上那些激動人心的轉變和多元化，而且要面對傳統的世界觀和價值觀的空前裂變和崩塌。在這個過程中，要拋棄什麼，要堅守什麼？如何在全球化環境下建立一種既包容又自我的視野？對這些問題的思考，也是我們希望帶讀者去深入觀察貝聿銘的原因。

為了走近貝聿銘，我們在紐約的貝氏事務所拜訪了貝聿銘的兩個兒子——同樣是建築師的貝建中和貝禮中，聽他們講述了作為建築師和父親的貝聿銘；見到了貝聿銘的幾位前助手、項目參與者和傳記作者，還原了他的成名史、他最重要作品的出爐過程；去上海和蘇州尋訪了貝聿銘和貝氏家族的生活史，並實地探訪了貝聿銘晚年在中國的作品，還原了他對中國現代建築語言的思考和實踐；還詢問了包括法國前文化部部長雅克·朗在內的“大盧浮宮”項目參與者，解密了貝聿銘這一轉折性作品30 年來的爭議與和解。

貝聿銘的兒子貝建中（右）和貝禮中

讓我們以貝聿銘對自身跨越者身份的描述來進入這本傳記：“如果你對人類情感的歷史——那也正是建築史的本質——進行思考，你會注意到，最為碩果累累的想象力的發展，總是在兩種或兩種以上相互對立的思想或情感方式碰到一起時發生。這些思想或情感方式也許紮根於彼此非常對立的文化土壤中，但如果它們真的能碰到一起……那麼，一種出人意料的含義豐富的關係就會出現。由於我生命中的對立面逐漸獲得一種互補性，我在這些方面感覺到了發展。與此相比，這些年中我在設計建築方面取得的進步就不再那麼新穎、有用、令人振奮。這好比是播種和收割，季節和情緒的循環，光和洞察力的運動，你種下的東西什麼時候可以收穫，你永遠不會搞得很清楚，收穫也許是一次性的，也許是重複進行的。你也許會忘記你種下了某種東西——一種經歷、一種觀念、與某人的關係或一種哲學、一項傳統。然後，突然間它就開花了，而且是由截然不同的環境促成的。這樣的開花現象能穿破牆壁，甚至突破整個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