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愛護愛豆一樣愛國：新媒體與“粉絲民族主義”的誕生_風聞

像愛護愛豆一樣愛國：新媒體與“粉絲民族主義”的誕生

New Media and the Birth of Fandom Nationalism

作者丨劉海龍  來源丨白洞齋  

作 者：劉海龍，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新聞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新聞傳播研究所副所長

原文出處：《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京)2017年第20174期 第27-36頁

內容提要：本文以“帝吧出征”為例，從傳播學的角度探討了傳播技術對民族主義的影響。研究發現，新媒體技術不僅改變了民族主義運動的表達方式、組織動員方式、實施方式，而且還消融了政治運動、追星、遊戲、個人身份建構等行為的邊界，使得民族主義以“粉絲民族主義”的新面貌出現。反過來，新一代網絡民族主義者也在時間、空間和語言三個方面成功地馴化了新媒體，使之成為民族主義的一部分。對此類現象不宜做簡單否定，應該看到新媒體技術、商業文化與民族主義之間的複雜關係，從文化的視角去觀察新一代民族主義者對新媒體的馴化。

關 鍵 詞：民族主義/粉絲民族主義/帝吧出征/新媒體/網絡亞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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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吧出征，寸草不生；腦殘不死，聖戰不止”①，如果説2016年1月20日的“帝吧出征”Facebook讓大眾媒體和許多不熟悉網絡亞文化的觀者感到新奇的話，那麼其後的帝吧出征正在變成一種主流的日常儀式。

　　 所謂“帝吧”(D8)，最初是百度貼吧中的中國足球前鋒李毅的球迷社區，但是在2005年中國足球表現不佳，李毅發表爭議言論及行為引發批評後(李毅曾自誇“我的護球像亨利”，被網民諷刺為“亨利大帝”“李毅大帝”，“帝吧”之名由此而來)，變成了一個網民惡搞李毅及中國足球、發泄不滿情緒的空間，並逐漸由體育社區演化為中國用户數量最多的網友俱樂部(關注用户2600多萬，發帖9.4億多)，形成了獨特的戲謔與反諷亞文化。

　　 2016年12月31日晚上9點30分，為了聲援魏明仁，帝吧再次出征Facebook，在魏明仁、蔡英文、三立新聞、蘋果日報、自由時報、台灣陸軍總部的主頁集中留言。②起因是台灣南投縣人魏明仁號召台灣民眾於2017年元旦在彰化縣參加升五星紅旗和中國共產黨黨旗升旗典禮。

　　 2017年1月20日下午，因為日本APA酒店拒絕撤回之前被微博曝光的在酒店房間擺放的否認南京大屠殺等歷史事實的右翼書籍，@Jiuers青年(前帝吧出征組織)在微博發佈“出征”倡議書，目標是日本APA酒店、該酒店的CEO元谷外志雄為宣傳右翼思想開辦的學校聖勝兵塾，以及部分日本右翼分子(百田尚樹、石平太郎等)的Facebook主頁。不同的是，此次的行動標籤不再是“出征”之類的戰爭概念，而是更加主流而嚴肅的“中國青年為歷史發聲”，還吸引了台灣網民加入。

　　 **帝吧有十多年的“爆吧”傳統，但是基本限於百度貼吧的內鬥，帝吧“走向海外”始於2016年初。**針對台灣演員周子瑜的“台獨言論”爭議升級，再加之民進黨蔡英文在總統大選中獲勝，進一步引起了帝吧用户的憤怒，1月20日他們號召網民遠征Facebook，在蔡英文以及三立新聞、蘋果日報、自由時報等主頁下留言洗版。**這一當時引起廣泛關注的網絡運動建立了一種新的民族主義運動的模式。**隨後在反對英國維珍航空種族歧視事件、抵制“台獨藝人戴立忍”事件、抗議“趙薇背後的資本控制網絡輿論”事件，再到上面提到的2017年初的兩次事件中，“帝吧出征”模式一再重複，已經成為一種固定的民族主義運動劇目。

　　 針對2016年的帝吧出征，學者們展開了比較深入的討論，從行動者的邏輯、使用的符號、情感動員方式、組織方式等各方面均做了富有啓發的探討。③本文打算在這些討論及其他相關研究④的基礎之上，從傳播研究的角度對新媒體技術與民族主義的關係進行理論闡釋。主要討論以下兩個問題：一是新媒體技術條件下民族主義本身發生了什麼變化；二是新媒體技術在這一變化過程中起到何種影響。

　　 本文認為，以社交媒體為代表的新媒體技術，消解並重組了新一代民族主義者的行為情境，使得過去不相關的思維和行為邏輯被打通，既改變了民族主義表達中使用的象徵符號與表現形式，也為新一代民族主義運動的動員、組織和實施提供了平台，更重要的是，它還促進了民族主義本身的變化與轉型。在從基於大眾媒體的民族主義到基於新媒體的民族主義的變化過程中，參與者成功地將新媒體馴化為建構民族身份的中介，同時他們的行為也被新媒體改變。結果新媒體不僅沒有消除族羣之間的差異與誤解，反而催生了一種獨特的像愛護愛豆(idol)一樣愛國的“粉絲民族主義”(fandom nationalism)現象。

▌一、傳播技術與民族主義

▍ 1.民族主義與網絡民族主義

　　 首先需要説明，在日常話語中我們會區分好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和壞的民族主義(沙文主義)，然而本文使用“民族主義”時，把它視為中性的學術概念，儘管這個概念在某些場合也會被污名化。

　　**民族主義是一個內涵模糊的概念，其主張眾多，但基本目標有三個：民族自治、民族統一和民族認同，最重要的核心觀念是(民族的)真實性、連續性、尊嚴、天命、友誼(“愛”)和祖國。**⑤按照傳統的民族主義理論，民族主義的核心問題是政治統治權力的合法性問題。其基本主張就是政治和民族單位應是一致的，即“一個民族一個國家”。⑥但是隨着第三波殖民地民族主義運動⑦告一段落之後，民族自治的問題雖然並未消失，但卻不再是唯一的焦點。**民族主義的核心議題不僅包括國土和政治問題，還包括民族身份與文化問題。⑧“遙遠”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常常在遠離傳統政治的文化領域或商業消費中被喚醒，併成為官方民族主義政治背後那個真正起作用的民族主義幽靈。**因此相比於國家層面的民族主義運動，本文更關注自下而上的草根民族主義運動，以及其中個體的文化體驗如何與宏大的政治勾連的問題。

　　 中國有着五千年悠久歷史，關於華夷身份之辨古已有之，在面臨外族入侵時形成了獨特的“中華民族”的概念。一些歷史學家認為，中國傳統的漢族意識並不是西方意義上的民族意識。⑨雖然這些象徵、神話、記憶、價值、傳統等民族主義思想資源仍然存在，但是和其他現代民族主義一樣，它們已經被重新加以建構與詮釋，服務於現有政治目標。⑩所以本研究所談的民族主義，主要還是中國近代以來在西方的入侵過程中逐漸建立的現代民族主義。

　　 近代以來，西方列強在兩個方面激發了中國的民族意識：一是通過侵略使中國內部在反對外部力量的同時加強了團結；二是將現代民族國家的觀念引入中國，西方的民族國家獨立為中國的民族主義樹立了榜樣。再加之傳統的排滿浪潮被革命黨再次利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產生了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族)主義。不論是孫中山為代表的國民黨的宣傳，還是其後中國共產黨的反帝反封建的宣傳，以國家獨立為訴求的民族主義一直是近現代中國革命的主要訴求之一。(11)

　　 **中國共產黨從創立之初就具有鮮明的民族主義色彩，在某些時候，其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甚至超過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為了維護國家的獨立與統一，中國甚至和蘇聯、越南這樣的同樣奉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國家發生過軍事衝突。

　　 1949年之後，在承認國際主義的口號之下，中國共產黨在對內對外宣傳中依然並未放棄民族主義的訴求。**當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發生衝突時，民族主義成為政權正當性的主要依據。**尤其是在1989年東歐劇變之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處於低谷，民族主義便成為團結中國民眾的最重要思想資源，以至於有研究者認為中國的民族主義是黨派精英為了維持自己的政權正當性刻意宣傳、培植的產物。(12)

　　 然而這一精英主導論忽略了中國民族主義情感的民間傳統。由於傳統文化和教育的影響，在官方民族主義、精英民族主義之外，中國的草根民族主義一直作為執拗的低音存在。**儘管草根民族主義表面上經常與官方民族主義步調一致，但前者並不是後者的影子，有時可能還會與國家外交政策產生分歧。**另外，從政治經濟的角度來看，這一看法也忽視了90年代以來媒體市場化背景下，媒體生產者為了盈利而有意煽動的民族主義情緒。(13)

　　 本研究所討論的網絡民族主義，主要是民間的草根民族主義。據考證，“網絡民族主義”一詞在中文世界裏最早出現在2003年。(14)但是**作為一種政治現象，網絡民族主義早在20世紀90年代末互聯網進入中國時就已經出現。**1999年北約轟炸中國駐南聯盟使館引發的抗議活動中，首次出現在強國論壇的前身“抗議北約暴行”論壇裏。在其後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中，中國的網絡社區曾掀起過一波接一波的網絡民族主義浪潮。閔大洪觀察到，90年代到21世紀初的中國網絡世界裏，對國內事務持批判現實主義立場，對海外事務則呈現民族主義立場。(15)鄭永年從國際關係的角度解釋中國網絡民族主義的發生，認為它與中國的崛起與國際秩序的重組有關。(16)

▍ 2.傳播技術與民族主義

　　 用史密斯的觀點來看，民族主義既不是原生的，也不是由權力憑空發明的，而是取決於我們如何從文化歷史傳統中選擇特定資源，重新加以詮釋。(17)也就是説，關於民族主義的話語建構了民族的想象。從這個意義上説，傳播學視角在民族主義概念中便具有了舉足輕重的位置。此外，傳播技術作為一個技術/文化複合體，對民族主義話語構型本身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然而在既有的對民族主義的研究中，傳播技術是經常被忽略的因素之一。最早將傳播技術與民族主義聯繫在一起的是麥克盧漢。在《理解媒介》的“印刷術——民族主義的建築師”一章中他認為印刷物既易於擴散，同時其同一性與可重複性又易造成整齊劃一的性質，地方口語成為大眾媒介，使不同的地區逐漸實現同質化，最後導致血親家族被經過訓練的個體組成的羣體代替。(18)

　　 在民族主義的理論家之中，最看重傳播技術的莫過於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他在《想象的共同體》中，援引印刷文化史學者愛森斯坦的研究，提出**印刷技術是促進某一羣體超越面對面共同體的想象，形成對於陌生羣體的共同體想象的關鍵因素。**因為新型印刷機大量生產報紙、小説，圍繞着特定方言，人們喚起或挪用集體記憶，用複數的(如“我們中國人”)名詞，建構起羣體身份的想象。

　　 然而，僅有印刷技術還不夠，現代印刷機還必須輔之以資本主義的經營方式，當印刷品本身成為有利可圖的商品，才能大量地複製和擴散承載民族想象的現代印刷品。他還以中國為例，説明儘管中國很早以前就具備了大量印刷的技術，但是由於缺乏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推動，最終沒能形成他所説的**“印刷資本主義”**，並沒早於歐洲形成現代的民族主義。(19)當然，這個解釋可能稍嫌簡單，中國的早期印刷業也未必沒有形成一定的市場規模。(20)甚至在中國語境下，印刷文化可能並不是形成中國的“想象共同體”最重要的因素。杜贊奇認為安德森忽略了口頭文化和神話的影響。(21)但是值得重視的是，安德森沒有將傳播技術看作孤立的因素，而是將它看作與生產關係一同發揮作用的因素。不過，作為一個強調文化因素的學者，他在這裏不恰當地將技術與生產的關係割裂，沒有意識到技術作為技術/文化複合體，本身就是生產關係。印刷機成為一種社會需求的時候，印刷機才能影響社會；同樣，當印刷品被賦予一定功能與意義之後，大量印刷才能成為現實的生產方式。

　　 這暴露了在已有的民族主義理論對傳播技術的論述中，有一個共同的缺陷，要麼認為傳播技術單向地決定或規定了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與實踐，要麼認為技術僅僅是擴散民族主義的工具。這些看法均低估了傳播技術與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及實踐的複雜關係。**我們只有馴化傳播技術，賦予它特定的意義之後，作為一種技術/文化的複合體的傳播技術才能進入我們的日常生活。使用者賦予媒介的意義影響了媒介，限制了它能力的展開。反過來，當作為一種文化形態的技術參與我們的文化建構和日常互動之後，它就中介了我們的感知與經驗，甚至中介我們的行為。**這種從文化的視角理解媒介與社會關係的相互“馴化”説對於理解傳播技術與民族主義的關係也提供了一個具有啓發性的視角。(22)

　　 在進一步討論這個問題之前，需要先對新媒體環境下中國當下民族主義的外在特徵的變化作一簡單描述。首先，當下的網絡民族主義與吳旭21世紀初所描述的網絡民族主義有一個明顯的不同，早期網絡民族主義的議題基本來自現實政治事件或大眾媒體，而新網絡民族主義運動常常起源於網絡自下而上的議題設置**。**像“帝吧出征”的導火索周子瑜事件、APA酒店右翼歷史書事件都肇始於微博，並在網絡空間中發酵。互聯網去中心的草根化的表達，為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具象化提供了大量象徵資源。這種自下而上的自我動員讓民族主義變得平易近人，更容易與日常生活、自我身份勾連在一起。

　　 這個問題在新媒體時代具有普遍性，並不為民族主義所獨有，相比之下，新媒體環境中民族主義的表達符號與組織動員兩個方面則更值得關注。

▌二、新媒體與民族主義的表達

▍ 1.新媒體與帝吧表達風格的形成

　　 按照麥克盧漢的“媒介即訊息”的説法，媒介最終會改變我們的感覺和表達方式。圍繞特定媒介技術所形成的媒介域或話語網絡會深刻地塑造着社會的表達結構。(23)而薩匹爾—沃爾夫假説則認為，語言反過來又會塑造我們對世界的感知與思維方式。經過二十幾年的發展，中國的互聯網不僅貢獻了大量新詞，而且各個網絡亞文化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語言表達方式與世界觀。在數次帝吧出征中，不僅有傳統帝吧的反諷、戲謔、父權的表達方式，更引人注意的是其語言表達方式出現了多樣化的跡象，一改傳統的激烈語言，總體上變得更加文明與柔和。

　　 中國近代以來屈辱歷史的集體記憶，導致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中的情感以怨恨、憤怒、仇恨為主要基調，其語態也比較強烈甚至激烈。進入網絡時代之後，20與21世紀之交的網絡民族主義運動中仍然延續了這種情感與表達，從《中國可以説不》(1996)開始到反抗北約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聯盟大使館(1999)，網絡民族主義表達方式以強硬與憤怒為主。(24)但是在2016年初以來的“帝吧出征”中，表達方式與符號卻有了明顯的變化，既不同於傳統的民族主義表達，也與之前貼吧爆吧時所使用的表達方式不同。

　　**首先，****那種以怨懟為底色的沉重情感已經被更為輕靈的反諷、戲仿、戲謔所替代。**在針對“不明真相的同胞”的交流中，甚至“愛”的主題佔據了主導。據統計，出征者在蔡英文Facebook主頁上重複十次以上的模板中，91％均為“愛”之話語。(25)

　　 **其次，在使用的符號上，拼貼製造的誇張、惡搞、多義的“表情包”取代了單一的政治口號。**雖然符號中也不乏“八榮八恥”之類的政治口號，但是這種共產黨內的道德口號用在這裏已經帶有了戲謔的意味而離本義甚遠。有的研究者使用了道金斯提出的“米姆”概念來指稱這種易於複製，具有多義性、參與性的網絡視覺符號。(26)**這些異於日常表達規則的符號本身如此具有傳染性，以至於被攻擊的媒體的編輯，也逐漸學會了以同樣的反諷自嘲的表情包進行回應。**不過，由於在這些回應中直接挪用了帝吧出征者的表情包而未清除圖像上水印，又引發了出征者新一輪的調侃。

　　 表達方式的變化，是由多種因素造成的結果，與進入到21世紀之後兩岸關係的整體趨向好轉、青年之間的現實與文化交流密切有一定聯繫，甚至可以説與90後、00後與其前輩之間的代際文化差異也不無關係。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傳播技術本身的變化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甚至於90後、00後與之前羣體的代際差異本身也受到傳播技術的影響。

　　 帝吧文化的形成與網絡技術的出現有着密切關係。**百度貼吧這樣一個以自建話題為特色的互聯網商業產品，自我演化出複雜的社會羣體分類體系，早已經突破了具體而單純的話題分類，將威廉斯所説的社會感覺結構納入其中(27)，形成情感共同體。過去無法建立聯繫的人被集中在了一起，城市的底層青年或對現狀不滿的青年，他們把他人用來嘲笑自己的“屌絲”作為標籤加諸自身，並且通過自我貶低和反諷自娛自樂。如果沒有網絡，在現有的權力體系中，他們註定會被大眾媒體與主流社會遺忘。但是通過貼吧這樣一個開放體系，他們聚集在一起，通過獨特的惡搞、反諷、自黑及憤世嫉俗的氣質，將自己與其他羣體區隔開來。**例如“帝吧”的名稱就是通過對國足運動員李毅的自我吹噓的戲謔而來。“李毅大帝吧”這個名稱充滿了反諷的氣息，本來應該是否定、厭惡的情感，反而反轉成了貌似認真的膜拜，有人專門依照司馬遷《史記》的寫法寫了《李毅大帝本紀》，形成一種獨特的“高級黑”風格。這種表達風格的諷刺對象逐漸從中國足球，轉向了社會公共事件和身邊的個人經歷，並且為了逃避網絡審查，隱晦地將這種表達方式與反主流文化聯繫在一起。

　　 這些用户還以“屌絲”為核心詞，提出了一系列與之相關的合成詞，如“矮醜窮”“矮矬窮”“土肥圓”“女屌絲”“高富帥”“白富美”“黑木耳”“粉木耳”等等，或者為一些原本就在網絡空間具有一定流傳度的詞語如“女神”“喜當爹”“逆襲”賦予新的含義，從而編織出一套獨特的符號體系，進而運用這些符號創作出一種風格粗鄙的“內涵文”，以此承載這個亞文化羣體對於社會的集體想象和價值觀念。這個羣體的成員將“給高富帥跪了”“給跪求別説”“嚇尿了”“跪舔”等短語作為口頭禪，以一種自我降格、主動認輸、自動繳械的“精神失敗法”，表達和應對中國當下社會文化存在的一種結構性矛盾——中產階級意識形態詢喚與階層分化乃至階層固化的社會現實之間的尖鋭矛盾。(28)

　　 在帝吧成員所推崇的“內涵文”(如《我曾經是個網管》)中，常常自居為失敗的社會底層，對自己的處境既無可奈何且自嘲，但對於成功者的不擇手段或缺乏良知又極為厭惡鄙視，充滿因悲情所產生的底層道德優越感。正因為這樣的自我定位，他們對於高高在上的明星及其盲目追隨者們採取敵視態度。因此他們一直扮演着“反粉絲”(29)的角色，頻頻嚮明星的貼吧發起爆吧行動。

　　 儘管帝吧吧主幾經更換，口號也從“毅絲不掛”變成現在的“眾人皆帝”，逐漸加入正能量，但是其標榜的“原創精神、惡搞主義”的表達風格基本還是保持了下來。**底層的自卑與反叛混合而成為一種獨特的表達風格，這樣的風格經過各種運動擴散，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的網絡文化。**這種混合了戲謔、戲仿、反諷、自嘲、憤世嫉俗、刻意鄙俗、善惡分明、父權、民粹等特徵的表達方式也體現在了帝吧出征的符號中。

▍ 2.流動的多義性與遊戲性

　　 2016年初的“帝吧出征”的令人意外之處是在人們熟悉的帝吧戲謔反諷的表達風格之外，又滲入了積極、温情的元素。其中出現了許多大陸的風景名勝與地方特色美食，以此來“感化”主張“台獨”的台灣網民。

　　 許多論者將這些改變歸因於被稱之為“小粉紅”的90後迷妹的加入。(30)但是如果放到特定的語境下來看，這些表面上看似温和的風景與美食，其實也包含着帝吧的戲謔元素。前幾年，一些台灣藝人曾經在綜藝節目中指責大陸城市環境差，公廁衞生條件讓人難以忍受，甚至還認為大陸吃不起茶葉蛋。這些言論都曾在大陸網民中引發過集體憤怒。在此語境下，這些展示城市高速發展與食品豐富的圖片其實包含着反諷的意味。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正因為帝吧的這種半真半假的高級黑加自嘲的表達，使意義具有流動的多義性與曖昧性，很難將其錨定在一處**。比如旁觀者認為是征伐，但參與者認為這不過是互相逗趣的遊戲**(31)；有研究者認為這些統一製作的表情含有強烈的父權主義色彩，但女性使用者卻認為她們是在調侃和自我賦權。(32)同樣的，風景與美食除了具有反諷意義外，也具有傳統民族主義表達的保守色彩。民族主義的研究者們早就注意到風景與國家認同之間的關係，表徵領土的風景並不是純粹客觀的自然景觀，而是滲透着特定羣體的選擇與意義建構，並充當政治身份認同的中介物。(33)

　　 除了流動的多義性之外，新的網絡民族主義表達還具有強烈的傳播遊戲(commmunication play)特徵。傳播遊戲是心理學家史蒂芬斯提出的“傳播遊戲理論”的核心概念，他認為除了功利目的的傳播(即作為工作的傳播)外，還存在着一種為傳播而傳播的超功利的、追求自我愉悦與提升的傳播(即作為遊戲的傳播)。在後一種傳播中，傳遞信息本身已經不是主要目的，更重要的是傳播主體的快樂與自由。(34)在這一傳播遊戲中，除了研究者已經提出的在出徵者內部建構身份同一性的作用外(35)，其對外傳播與交往功能也值得關注。許多出徵者用了**“調戲”**這個詞，如果剝離其中的男權色彩，這本身就是一種傳播遊戲——至少在參與者看來是如此。知乎ID為“馬前卒”的用户評論説：

　　 具體到遠征事件本身，從雙方發言看，大陸網民把意識形態融入娛樂段子的能力明顯更勝一籌。這説明港澳、海外華人網民和大陸中文網民相對隔絕，反而大大降低了自己的文化創作能力和嚴肅話題討論深度。從中文互聯網結構發展的角度説，他們才是被“牆”掉的一方。(36)

　　 在以帝吧為代表的大陸網民眼中，**遊戲性的表達能力本身是一種製造優越感的文化資本，這種表達的精髓在於隨手拈來的幽默，不着痕跡的反諷，通過“鬥圖”“碾壓”對方，表現智商。這是一場純粹的語言(包括圖像)遊戲。****從現實主義的角度來看，這不過是一場精神勝利，但在當局者看來，這種傳播還具有“對話”的功能。**從台灣媒體的網絡編輯的表現來看，他們開始漸漸適應大陸青年這種表達方式，意識到這是一個傳播遊戲，學會忽視其中的意識形態，並且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一位參與者認為“大家不過是假裝來打架”“帶的都是麪包而不是磚頭”：

　　 交流最可怕的不是內容的對錯與否，而是連交流的慾望都沒有了。就好像一對戀人吵架，如果連罵的心都沒了，這段感情就真沒了。我並不指望這種做法可以喚醒多少“台獨”青年，或者説能讓統戰前進多少，甚至改變國家形象，但是有一點，就是像我們剛才討論的一樣，整個罵戰，鬥圖到最後都變成了互相討論美食和美景的時候。就説明，只要有交流的意願，總比兩個人都不説話強。fb大戰的目的不在於説服任何一方，而是讓雙方都知道，對方不是隻能看標籤的敵人，而是活生生的人。(37)

　　 當然，**至於這種一廂情願的“對話”是否能達到促進交流的預期效果，還要從接受者的角度加以考察。**可以注意到，2016年初，出征者所使用的圖像中的文字或表達的語言，均為簡體字，就像他們認為對岸網民看不懂自己的“火星文”並不是傳播者的問題而是接受者的問題一樣，並未從接受者的角度考慮效果。網絡民族主義表達中戲謔表象下的話語霸權與符號暴力傾向值得我們注意。

▌三、通過新媒體的動員、組織及實施

　　 互聯網的研究者Rheingold很早就注意到通過網絡技術，傳統的烏合之眾之間可以通過新的方式，建立起有效的合作機制。(38)舍基也提出了“無組織的組織”概念，提出在一定的規則與獎懲機制的作用下，互聯網上看似缺乏聯繫的用户也可以建立起嚴密的組織，實現特定目標。(39)在數次帝吧出征中，可以看到類似的機制在發揮作用。這些出征者是通過貼吧、微博、QQ羣或其他社交媒體臨時招募而來，通過QQ羣分工協作。比如2016年初的出征就分成兩個總羣及一個前線部隊，每個總羣下又設有6路縱隊，責任分別包括情報工作(收集“台獨”言論和圖片)、宣傳和組織工作(發帖招人)、武器裝備工作(製作圖片和言論)、對外交流工作(時差黨加外語翻譯)、戰場清理工作(Facebook舉報、贊)、粵語組。他們還制定了出征紀律：使用文明用語，不發侮辱性圖片、領導人圖片、黃圖，只反“台獨”不反台灣人民。

　　 儘管組織嚴密，但是這樣的結構僅僅存在較短的時間，攻擊結束之後便解散，這種動員、組織、實施均在網上通過一系列傳播行為完成，片刻之間瓦解的“快閃”式行動超越了傳統民族主義的組織動員方式。當然，這種方式在以網絡為媒介的社會運動中並不鮮見，引人注意的是帝吧出征參加者的行動模式及其訓練並不是通過傳統政治運動完成的，而是在充滿商業氣息的粉絲團與網絡遊戲中形成的。

　　 許多研究者發現，2016年“帝吧出征”的成員中加入了一支新生力量，她們被許多觀察家稱之以“小粉紅”(40)，意思是指年紀較小的愛國粉絲羣體或“迷妹”，其中女性佔據相當高的比例。她們多為90後，平時不太關心政治，卻十分關注娛樂圈動態和網絡文學，喜歡明星偶像，自發性地參與到網絡民族主義運動中。(41)如果説以往的民族主義被普遍視為是強硬的男性現象(male phenomenon)(42)，那麼帝吧出征則彰顯出了一些女性氣質。

　　 初步的研究發現，這一印象可能屬實。因為不僅“帝吧出征”的表達風格與之前的爆吧行動相比有了明顯的軟化，而且其行為邏輯與組織方式也具有粉絲團的特徵。首先，粉絲們不僅被動地消費明星的作品，還會把偶像作為內在現實與外在現實之間的“過渡客體”，積極地參與偶像的建構(43)，把偶像的生活與工作看成是自己的事業，維護他們的利益，替沒有拿到好角色或在生活中受委屈的明星出頭，與其他明星和粉絲展開口水戰。其次，由於經常和其他粉絲羣體發生網絡戰爭，同時為了向其他粉絲羣體炫耀自己的偶像更受歡迎，粉絲羣體內部便逐漸建立了嚴密的組織與分工，組織表演、接機、慶生、拉票等活動。這些特徵在“帝吧出征”中都表現得比較明顯。****(44)

　　 由於粉絲羣體經常跨國和跨地區活動，他們會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與當地粉絲羣體發生齟齬。而且“愛國”本身也常常成為明星及其粉絲用來打擊競爭對手的武器。大陸明星的粉絲常常指責其他地區明星辱華，從而抬高自己偶像的地位。這導致“小粉紅”們在日常的商業消費過程中將國家、民族與自我身份認同融為一體。

　　 從“國家面前無偶像”到“祖國才是大本命”，看似只是在相同邏輯鏈上往前多走了一小步，但正是這一小步，使得當年“六九聖戰”中的對壘雙方，站在了同一面旗幟之下，擁有了同一個“愛豆”。而彼時無法表述、無法自辯的韓星粉絲們，也得以借用這一策略，堂堂正正地將祖國奉為一切具體愛豆之上的“至高愛豆”。(45)

　　 除了粉絲羣體的行為邏輯對網絡民族主義運動組織動員的影響外，網絡遊戲的影響也不可低估。和跨國追星一樣，網絡遊戲，尤其是跨國網絡遊戲，是比較容易產生民族主義身份認同的地方。因為在這裏更容易因為語言和文化差異，感覺到國家的邊界，進而在遊戲的競爭與威脅中，尋求地緣羣體的庇護，產生民族身份認同。(46)

　　 管理部門關於國外網絡遊戲的審批制度也會間接製造類似的民族身份體驗。由於《網絡出版服務管理規定》中有關於不適合在網絡出版物中出現的內容的規定，新遊戲要經過審批方能引進，因此其上線時間常常會晚於其他國家，甚至會被無限延期。這導致**某些遊戲的骨灰級玩家常常到其他地區的服務器上參與遊戲，經常被當地玩家嘲諷和排斥，體會到“寄人籬下”的屈辱感。這使得網絡遊戲的玩家們在遠離政治的商業遊戲世界中，反而體會到比現實中更實在的民族身份。**例如，2010年因為《魔獸爭霸》遊戲的審批過程漫長導致中國遊戲遲遲不能上線，百度魔獸吧製作了一個當年轟動一時的《看你妹之網癮戰爭》的視頻。在其結尾處有一段悲情的獨白：

　　 在這一年裏，我和其他熱愛這個遊戲的人一樣，為水災，為地震而痛心哭泣，為載人航天，為奧運會而加油喝彩，我們打心眼裏，就不想我們在任何一個方面落後於這個世界上的任何一個民族；而這一年裏，卻因為你們這些人，我們遲遲不能與地球上其它國家的玩家一起，一決高下，為了真心喜愛的遊戲，我們委曲求全，我們被迫離開，我們冒着被封號的危險去美服歐服，他們罵我們是金幣農民，我們頂着上萬的延時去台服，他們説我們是大陸蝗蟲，這些何其貶低的稱謂，我們都在默默地承受，我們憑什麼就不能擁有每小時4毛錢的廉價娛樂？(47)

　　 與粉絲羣體相比，網絡遊戲玩家也十分擅長於羣體的動員與組織。(48)對於他們來説，羣體的動員、組織與日常遊戲中組團參與沒有太大區別，他們在平時的遊戲中經過不斷地演練，已經對這樣的行動方式輕車熟路。所以才可以出現一系列帝吧出征中表現出的高度組織性與紀律性。

　　 總之，**在網絡粉絲團與網絡遊戲玩家的日常體驗中，遙遠的國家會變得具體而切近，網絡商業消費讓個人與國家融為一體，網絡一代將國家內攝到自我之中，建構了民族主義的主體。**同時這些日常網絡消費行動也為他們參與網絡民族主義運動提供了各種資源與技能。這些都反映在一系列帝吧出征的思維與行為邏輯之中。

▌四、新媒體與粉絲民族主義的誕生

▍ 1.邊界消融與馴化

　　 以上已經在現象層面初步描述了近年來在新媒體的影響之下中國民族主義的新變化。應該如何理解這些新變化，它們説明了什麼？為什麼會發生這些變化，媒介技術在其中起到什麼作用？這些是我們最後試圖總結的問題。

　　 中國的網絡民族主義(cyber nationalism)產生於20世紀90年代中期，它是隨着中國接入互聯網後逐漸出現的現象。最初，網絡只是現實中國際關係和民族主義的映像或者工具，在“網絡”與“民族主義”之間，網絡只是民族主義的配角。在一本較早地系統梳理中國網絡民族主義的專著中，現實的政治事件基本主導了網絡民族主義發展的線索，這展現了早期網絡民族主義的邏輯。(49)但是**隨着真正的網絡一代，90後登上歷史舞台後，“網絡”不再甘於作配角，開始改變“民族主義”。**其實這一進程早在2000年後80後登上民族主義運動的舞台就初見端倪，歐逸文在他的《野心時代》對於2008年前後青年網民中出現的民族主義的描述中已經敏感地看到了這一變化。(50)在王洪喆等人的研究中，代際差異而不是現實的政治事件成為劃分中國網絡民族主義的重要標準。他們按照70後、80後、90後總結網絡民族主義的特徵。如果説60後、70後的行動者(1998-2005)主要是關注現實的國際關係問題，具有現實批判特點的話，那麼從80後的“知情者”與“玩家”行動者(2008-2010)開始，民族主義開始在遠離政治的消費領域自然生長，具有了自下而上的草根特徵。而90後成為行動主體時(2010至今)，全球化的商業文化消費不但沒有消弭地區身份認同，反而強化了民族感情與身份認同，他們把追星與網絡遊戲的表達方式、行為方式和組織方式引入網絡民族主義運動中，改變了整個運動的面貌。

　　 以代際差異取代現實政治事件來考察中國的網絡民族主義更具有啓發性，然而對於理解網絡民族主義而言，代際差異只是一個方便的標籤，是結果而不是原因，是被解釋變量而不是解釋變量。代際差異是眾多複雜因素的產物，60後到90後的幾代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之後的高速發展與社會變遷，不可避免地被烙上了強烈的時代印記。除了眾多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因素外，本文認為傳播技術也起着不可忽視的作用。

　　 按照傳播學者約書亞·梅洛維茨的觀點，傳播技術是形構情境的空間機制。他以電視為例，認為電子媒介的最大影響在於摧毀了印刷媒介長期以來製造的社會空間感。**印刷媒介對於世界的再現必須經過語言的中介，它在識字者與不識字者、具有某種閲讀興趣和不具有某種閲讀興趣者之間製造了社會情境的區隔，這導致兒童與成人、男性與女性、精英與大眾、白人與黑人對於現實的想象被媒介空間塑造。**這種對於空間的想象構成了個體行動的社會情境，於是按照戈夫曼的擬劇理論，使用不同媒體的羣體在行為模式上便會產生差異。電視的出現，打破了印刷媒體建構的空間感，導致原有行為情境邊界的融合，不同羣體的行為因而發生變化(如兒童的成人化)，甚至引發社會變革(如人權運動與女性主義運動)。(51)

　　 梅洛維茨討論的媒介主要限於電視。然而從更長時段來看，電視與印刷媒體都是大眾媒體，所不同的只是消費門檻的高低。而網絡的出現則不僅打破了大眾媒體所營造的空間感，而且將信息獲取、娛樂、商品消費、教育學習、社會交往、組織管理、政治動員等過去由不同的社會機制完成的功能都整合到了一個平台上。**如果説60後、70後還只是將網絡整合進已有生活方式的話，那麼作為網絡原住民的80後、90後的生活方式則完全由網絡塑造。**他們的學習、社交、遊戲、新聞獲取、消費、情感交流等諸多功能都通過網絡完成。**如果對於他們的前輩來説政治是現實的、嚴肅的話，在他們看來，政治與追星、遊戲等娛樂活動就是一回事。遊戲與追星中會遭遇民族身份的問題，反過來政治問題也可以通過遊戲與粉絲羣體的表達、行為方式加以解決。**最終，粉絲團的行為邏輯與網絡遊戲的行為邏輯自然而然地與民族主義的邏輯在一個屏幕上被勾連和整合在一起，構成梅洛維茨所説的“中間領域”的行為。

　　 如前面所説，傳播技術與民族主義之間的關係不是簡單地影響與被影響的關係，而是一種雙向的馴化。媒介既不是民族主義的工具，也沒有簡單地決定了民族主義的形態。**使用者們把網絡看成是日常生活展開的空間，是他們想象這個世界和與這個世界發生關係的界面，就像空氣和水一樣理所當然。因此，網絡中介或建構了新一代的網絡用户的民族想象。**反過來，使用者對新媒體的意義賦予，也影響了媒介本身。作為一個具有烏托邦氣質、超越地理空間和文化、去中心的平等的傳播機制，網絡卻在帝吧出征中意想不到地扮演了相反的角色，它成為培育民族主義的沃土。**青少年網絡用户在網絡空間的行動中體會到民族意識，又通過網絡行動進一步確認民族身份。民族主義和網絡構成了相互依賴的關係。**新一代網絡民族主義者對網絡新技術的成功馴化體現在空間、時間和語言三個維度上。

　　 在空間維度上，“帝吧出征”的小粉紅之中不少人第一次翻牆，他們違規越過象徵國家網絡空間主權邊界的防火牆，進入到陌生的異域——Facebook。他們抱怨Facebook用不習慣，或用户體驗不如國內網站。在帝吧出征的軼事裏，可以看到一個引用率頗高的段子：本應攻擊“三立新聞”的出征成員誤入“三立娛樂星聞”的Facebook主頁，在熱心的小編指路下方找到三立新聞。(52)就像安德森和Calhoun所觀察到的那樣，19世紀以來地圖在建構民族想象的過程中曾經起到過重要作用。與日常經驗迥異的上帝視角、被精確勾畫的國家邊界、象徵不同國家的色塊，這些“科學”發明讓民族的觀念得以建立或強化。(53)“帝吧出征”中的青年跨越網絡空間，第一次被“引導”到陌生的“綠營”臉書主頁，留下自己的痕跡。這種異域空間的體驗甚至歷險反過來深化了參與者的民族意識。

　　 “帝吧出征”之所以被隱喻為“出征”，視覺效果體現在集中於某個時間的洗版，甚至造成服務器不堪重負。與此同時，參加者利用剛剛興起的網絡直播平台，直播整個出征過程，將其進一步具像化。這種被具像的共時的集體行動喚起了集羣(crowd)中特有的身體聚集的記憶。QQ羣和貼吧的行動前動員、同一時間的集體留言建立起了安德森所説的對於陌生人的“共同體的想象”。有研究者把它視為柯林斯筆下令集體興奮的“儀式互動鏈”，通過參與，激發了更深的情感體驗。(54)正因為如此，不少參與者事後回憶，正是這次出征，讓他們變得更加愛國了。(55)

　　 語言的同一與差異是形成共同體想象的重要線索，翻牆到台灣媒體及領導人臉書主頁的小粉紅們使用統一的表情包與帝吧特有的惡搞語言，讓對方一頭霧水。這種自我表演強化了作為亞文化羣體的身份認同。對方反應的笨拙和不合乎大陸網絡表達規則，又成為出征者嘲笑的目標。這讓行動者產生“打擊成功”的幻覺，預言得以自我實現。

　　 然而這種帶有霸權色彩的語言優越感強化了族羣之間的差異，造成區隔與對立。這其實與民族統一的目標並不一致(比如周子瑜道歉視頻是激發了更多的憤怒對立還是共識及轉變呢)。這説明基於個人身份政治的粉絲民族主義與官方的民族主義政治之間仍然存在張力，未必會成為後者的附屬物。簡單地把二者劃上等號會忽略了它們之間的思維與行為邏輯的差異。

▍ 2.粉絲民族主義的誕生

　　 質言之，對於以90後為主體的網絡民族主義者來説，網絡技術與民族主義這兩件過去不相關的事物在個人主體建構的過程中合二為一。這改變了網絡民族主義的基本特徵，我們可以將這種新型的網絡民族主義命名為**“粉絲民族主義”(fandom nationalism)。簡單表述，就是“像愛護愛豆(idol)一樣愛國”**。與之前的民族主義者不同的是，這些以小粉紅為主體的民族主義者將追星的方式平移到了國家那裏。他們認為自己擁有國家，他們投入情感，自認為有責任讓國家在與其他國家的競爭中，成為最優秀的那個，在國家遭受不公正對待時，會主動向競爭對手宣戰。他們平視、參與而不是仰視崇拜，將國家個人化。從心理學上來看，這一點與他們對偶像的心理完全相同，他們將國家建構為自己內在現實與外在現實之間的一個“過渡客體”，實現與外部的交流、自己身份的建構。“在‘民族主義小粉紅’眼裏，國家只不過是另一個偶像——‘祖國才是大本命’。愛國，也許就是愛諸多愛豆偶像之中，更為大義凜然的那一個。而國家，則必須像一個偉大的偶像一樣，和同樣強大的對方偶像對壘，敵人越強，對壘越激烈，越證明自己選擇偶像的正確”(56)。

　　 綜合上面的分析，粉絲民族主義具有以下幾個特徵：(1)以web 2.0技術，尤其是社交媒體為組織動員與行動平台。(2)參與主體為平時遠離政治的青少年網民，包括一些被稱為“小粉紅”的女性粉絲羣體。(3)表達方式帶有極強的網絡亞文化風格，其情感不是傳統民族主義表達中常見的仇恨與憤怒，而是反諷、憤世嫉俗甚至正向感情。(4)對國家的情感帶有粉絲對偶像的特徵，像愛護愛豆一樣愛國。(5)以網絡遊戲和粉絲羣的動員和組織方式進行聯合行動。(6)不是消極地接受精英的宣傳，而是積極參與****對國家意義的建構與生產，將自己的想象投射到國家上。(7)具有青年亞文化特有的反叛性，目的是為了獲得特有的身份及社會承認。“愛國”被行動者想象成與主流的功利主義和犬儒主義文化相對的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行為。(8)在全球文化的影響之下，網絡民族主義的參與者並不全是思維狹窄的民族主義者，相當一部分是對西方文化有一定了解的、學歷較高的青少年，有一些還是在西方學習的留學生。

▌五、餘論：作為服從的反抗

　　 在討論完粉絲民族主義及其與傳播技術的關係之後，自然會涉及如何理解和評價的問題。雖然這不是本文要解決的主要問題，但是仍有一定討論價值，這裏暫且拋出幾個問題，有待後來者進一步討論。

　　 首先，對於粉絲民族主義的主體不宜做“腦殘”“憤青”“被洗腦”等簡單判斷，必須將其行為意義放到社會語境與脈絡中加以理解。青年的特徵是反抗，但是當反抗本身成為主流時，服從反而變成反抗。(57)愛國是一種主流價值觀，但是當社會的功利主義和犬儒主義佔據上風，解構了官方宣傳中所提倡的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當自由主義、個體主義超越集體主義成為社會主流時，素樸的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卻具有了反叛性。在否定之否定的邏輯下，這種為了獲得獨立身份的青年亞文化，反而表現為服膺國家權威。

　　 正因為如此，愛國或許並不一定是小粉紅們真正的目標，獲得承認也許才是這些行為的深層指向。誠如楊國斌所指出的那樣，帝吧出征與其説是跨文化的出征，不如説是一種自我表演。(58)就像紐約時報廣場的國家形象廣告一樣，這種跨文化傳播的真正觀眾是參與者自己。他們在這場狂歡儀式加表達遊戲中，通過獨特的表達，成功地創造了自我身份，建立起了匿名的愛國青年共同體的想象。正如追星一樣，重要的不是偶像本人，而是通過這個過渡地帶的幻像(illusion)，完成自我的探索與試驗，實現內在與外在世界的對接。(59)

　　 粉絲民族主義的主體平均年齡不大，但這並不一定意味着他們缺乏理性或缺乏思考。相反，他們的文化水平並不低，視野也不狹隘，對於政治、商業消費文化和男性霸權本身都有着較為深刻的認識，甚至有一些就是在海外的留學生(“時差黨”)。周永明曾經基於對鐵血軍事論壇的軍迷分析，提出了**“知情的民族主義”(informed nationalism)的概念。(60)在小粉紅羣體中，我們也可以觀察到類似的情況。他們有較高的媒介素養，知道如何製造熱點，同時對帝吧出征的傳播效果有着清醒地認識，雖然熱情參與，但並不認為出征本身真能夠對現實有什麼改變，甚至對他們自己聲稱的宣傳、教育作用也不樂觀。(61)一位人類學學者曾經在帝吧出征後，將帝吧對女性粉絲羣體使用父權式的表達方式(如將祖國稱為父親，台獨分子稱為兒子)表示了遺憾，但是很快一位晉江文學論壇(“小粉紅”概念的誕生地)的網民糾正了她的説法，認為她們不是屈從父權，只不過是通過調侃來瓦解父權，其目的是自我增權(empowerment)。(62)儘管這一解釋是否合理還有待討論，但至少説明“小粉紅”們在權力問題上是十分自覺的**。

　　 第三個值得討論的是全球消費文化的影響。前面的分析中曾提到，遠離政治的商業粉絲文化、跨國網絡遊戲，乃至於個人商品消費的體驗不僅沒有弱化國界，反而會喚起參與者的民族意識。儘管消費者對於明星背後的資本操控、媒體的商業運作有着較為清醒的認識，然而不能忽略的是這種感性的民族主義體驗可能帶來政治民粹主義，把嚴肅政治的規則與消費邏輯混為一談。

　　 最後是一個頗具爭議的問題：該如何評價粉絲民族主義？2016年“帝吧出征”之後，這一違反國家網絡管制的自發運動給官方評價出了一個難題，不過官方媒體的反應以正面肯定為主，迴避了這場“遠征”違規的一面，低調地對這場運動中青少年的愛國熱情給予了肯定。民間對這場運動的評價則出現分化，折射出中國當前政治意識形態碎片化的現狀。這裏並不打算做一個是非判斷，而是試圖突破簡單的思維方式，希望從傳播研究的角度展開這個問題被忽略的複雜層面。

　　 2016年12月24日，網絡上播出了一段龍應台10月7日在香港大學所做的《一首歌，一個時代》的講座視頻。演講互動中，當龍應台問起對觀眾影響最大的一首歌時，香港浸會大學副校長周偉立回答説是《我的祖國》。龍應台邀請周偉立教授演唱時，全場觀眾由弱變強合唱起了全曲。在香港與大陸的文化與政治衝突的背景下，這段視頻挑戰了很多“常識”，其中之一就是民族主義未必只是國家政治範疇，它也可能是個體或羣體的日常記憶。這首曲調抒情優美、歌詞充滿山水意境的仿民歌通篇幾乎沒有提到國家與政治，但是放在《上甘嶺》所表現的艱苦坑道戰語境中，又具有強烈的政治意藴。前面討論過風景與身份認同的聯繫，即使是抽離這個語境，“大河”與如畫的風景本身也隱喻國家與主權。**正因為文化產品與政治的這種若即若離的曖昧關係，它才具有了從政治一直延伸到個體記憶的多義性。**因此簡單地用一個邏輯來解讀它，必然是偏頗的。

　　 粉絲民族主義也具有相似的特徵。**當國家作為一個主觀世界與現實世界之間的“過渡客體”出現時，它就和明星一樣，具有了多義性與臨時性。**它可以是一場愛國的政治行動、盲目的政治征伐，也可以是一場傳播遊戲和粉絲行動。**網絡民族主義者不僅是民族意義的消費者，而且積極參與對民族主義的再生產。他們不再只接受精英對民族的闡釋，而是自下而上地進行多元的民族意義建構。**這使他們擺脱了官方意義的束縛，建構與想象了一個理想的“中國”形象(開放、強大、獨立、和平、寬容等)，並將對自我的期待投射於其上。**雖然這種建構有幻覺(illusion)的一面，但是從積極的方面來看，這種關於民族的話語中藴含的積極因素，給重構現實中國及中國形象提供了想象的空間。**當然，前提是這種再詮釋是開放的而不是封閉的，是多樣的而不是單一的，是對其他身份的補充而不是壓制。

　　 粉絲總會長大，終有一天會把人生的中心從充滿幻覺的“過渡客體”轉向現實世界。所以與其對不穩定的當下做出簡單判斷，不如去探討粉絲民族主義將來會給粉絲們留下什麼記憶，如何將這樣一種記憶轉化為更積極的面對現實的態度。

　　 註釋：

　　 ①其實在2017年帝吧出征FB之前，作為“反粉絲”存在的帝吧已經有過很多年出征其他明星貼吧進行“爆吧”的傳統，這兩句口號第一次為人所知應該來自2010年帝吧發起的聯合出擊Super Junior吧的“69聖戰”。

　　 ②這種行為也被稱之為“洗版”。洗版和爆吧都是通過短時間內集中發帖，干擾原網站發表內容的手段，最早起源於網絡聊天室，是網絡上各亞文化網絡社羣之間相互攻擊的手段之一。

　　 ③見《國際新聞界》，2016年第11期“帝吧出征與網絡民族主義”專題。

　　 ④香港的端傳媒在這一問題上發表了一組質量頗高的思想評論，見https://theinitium.com的“小粉紅學”專題。

　　 ⑤(17)[英]安東尼·史密斯：《民族主義：理論，意識形態，歷史》，葉江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年版，第10頁，第29-34頁、81-89頁。

　　 ⑥[英]厄內斯特·蓋爾納：《民族與民族主義》，韓紅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頁。[英]埃裏·凱杜裏：《民族主義》，張明明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版，第1頁。

　　 ⑦[英]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吳叡人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3年版，第134-158頁。

　　 ⑧Craig Calhoun.Nationalism.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7.

　　 ⑨Lucian W.Pye.How China’s Nationalism was Shangaied.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29(Jan.),1993.

　　 ⑩參見[英]安東尼.史密斯：《民族主義：理論，意識形態，歷史》，葉江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年版；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羣認同》，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11)參見[澳]費約翰：《喚醒中國：國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與階級》，李恭忠等譯，三聯書店生活·讀書·新知2004年版。

　　 (12)Zhao Suisheng.Chinese Nationalism and Its International Orientations.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115(1),2000.

　　 (13)黃煜、李金銓：《90年代中國大陸民族主義的媒體建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003年第50期。

　　 (14)李慕瑾：《網絡民族主義掀開中國民族主義新篇章》，《國際先驅導報》，2003年9月23日。

　　 (15)閔大洪：《對中國網絡民族主義的觀察、分析——以中日、中韓關係為對象》，《中國網絡傳播研究》，2009年刊。

　　 (16)Zheng Yongnian.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18)[加]馬歇爾·麥克盧漢：《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何道寬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

　　 (19)[英]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吳叡人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3年版，第34-56頁。

　　 (20)[美]周紹明：《書籍的社會史：中華帝國晚期的書籍與士人文化》，何朝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39-73頁。

　　 (21)[美]杜贊奇：《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王憲明譯，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41-42頁。

　　 (22)[英]羅傑·西爾弗斯通：《電視與日常生活》，陶慶梅，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英]戴維·莫利：《傳媒、科技與現代性》，郭大為等譯，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潘忠黨：《“玩轉我的iPhone，搞掂我的世界!”——探討新傳媒技術應用中的“中介化”和“馴化”》，《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4期。

　　 (23)參見[法]雷吉斯·德佈雷：《普通媒介學教程》，陳衞星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Friedrich A.Kittler,Discourse Networks,1800/1900,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24)(49)Xu Wu.Chinese Cyber Nationalism:Evolution,Characteristics,and Implications.New York:Lexington Books,2007.

　　 (25)(35)(55)王喆：《“今晚我們都是帝吧人”：作為情感化遊戲的網絡民族主義》，《國際新聞界》，2016年第11期

　　 (26)[美]利莫·士弗曼：《米姆》，餘渭深等譯，重慶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郭小安、楊紹婷：《網絡民族主義運動中的米姆式傳播與共意動員》，《國際新聞界》，2016年第11期。當然，這種統一製作的不需再加工表情包是否可以等於士弗曼所説的“米姆”還值得討論。

　　 (27)參見[英]雷蒙德·威廉斯：《馬克思主義與文學》，王爾勃、周莉譯，河南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28)林品：《李毅吧的興起：“帝吧亞文化”及其逆襲》，澎湃新聞，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23625。

　　 (29)反粉絲是由對某個藝人極度討厭的人組成的羣體，用各種手段攻擊藝人及其粉絲，可看作粉絲的對立面。

　　 (30)(44)(47)王洪喆、李思閩、吳靖：《從“迷妹”到“小粉紅”：新媒介商業文化環境下的國族身份生產和動員機制研究》，《國際新聞界》，2016年第11期。

　　 (31)(37)(61)Fengshangyue：《親自參加兩岸Facebook“表情包大戰”是一種什麼樣的體驗？》，品玩，http://www.pingwest.com/fighting-with-fun。

　　 (32)(56)(62)嚴薔：《愛國小粉紅、粉絲戰爭，與天朝主義賽博格》，端傳媒，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722-opinion-yanqiang-pink-cyborg/。

　　 (33)[英]安東尼·史密斯：《民族主義：理論，意識形態，歷史》，葉江譯，上海世紀集團2006年版，第32頁。[英]温迪·J.達比：《風景與認同：英國民族與階級地理》，張箭飛、趙紅英譯，譯林出版社2011年版。

　　 (34)William Stephenson,The Play Theory of Mass Communca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7.劉海龍：《傳播遊戲理論再思考》，《新聞學論集》(第20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36)馬前卒：《如何評價李毅吧2016年1月20日“出征”Facebook？》，知乎，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9663757。

　　 (38)Howard Rheingold.Smart Mobs:The Next Social Revolution.Perseus Publishing,2003.

　　 (39)參見[美]克萊·舍基《人人時代：無組織的組織的力量》，胡泳、沈滿琳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40)據嚴薔觀察，這個概念最早起源於晉江文學論壇中的“網友留言區”。見嚴薔：《愛國小粉紅、粉絲戰爭，與天朝主義賽博格》，端傳媒，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722-opinion-yanqiang-pink-cyborg/。

　　 (41)中國社科院2016年底發表的《社會藍皮書：2017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中將“小粉紅”定義為“網絡愛國青年”，這顯然擴大了其範圍。然而在人口統計的操作定義中，該研究又把小粉紅定義為“凝聚在一批共青團系統官方微博周圍”的微博使用者，這顯然又誤解甚至縮小了其範圍。

　　 (42)Umut .Theories of Nationalism:A Critical Introduction.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10,p.175.

　　 (43)Cornel Sandvoss.Fans:The Mirror of Consumption.Oxford:Polity Press.2005.

　　 (45)安帛：《中國“限韓令”何以奏效？粉絲文化重塑愛國主義》，端傳媒，http://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817-opinion-anbo-kore-ansta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