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真！英國殖民下的香港真的那麼好嗎？_風聞

文章來源丨中國歷史研究院

編者按

近代史是屈辱史，是血淚史，香港在鴉片戰爭中被英國殖民，香港同胞在殖民統治下飽受欺凌，同時期的大陸更是在列強割據、軍閥混戰、日軍侵略中生靈塗炭。我們撰寫此文希望更多的中國人認識到英國殖民統治下香港同胞的真實境遇，認識到只有中國人團結一心才能共創美好未來。

近期，在外部勢力干預下，香港亂象不斷，連續發生非法暴力事件，更有網絡電視台主持人放言：“我下輩子再投胎，我寧願做英國狗拉出來的那坨狗屎上面的那粒蒼蠅，都不肯做你支那人。”

英國殖民下的香港真的像一些人想象的那麼好嗎？

（一）政治方面：

英國自1841年佔領香港後，實行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由英女王任命的港督集行政、立法、軍事大權於一身，高居金字塔式權力結構的頂端，具有明顯的專制主義色彩。”作為港英政府建制裏的“民主功能”機構，行政局和立法局所提出的建議對港督不構成任何的法律制約。佔香港人口98%的華人長期不能享有平等的公民權和參政權。

1922年英國愛德華皇儲乘坐八抬大轎經過幹諾道中

香港的最高行政長官28任港督都是英國委派的，從來不會徵求港人意見。英國法律《殖民地規則（1977年）》第105條規定：“港督是向英女皇負責並代表英女皇的獨一無二的最高權威。”港督無須向港民負責，他集行政和立法大權於一身，實質上實行的是獨裁統治。

1906年明信片上的香港警察部隊，印度裔警察可以拿槍，華人警察不許拿槍

1843年英國委派第一任港督組成了行政局和立法局這兩個重要的政治機構，在37年間，立法局中沒有一個華人議員。直到1880年，第一個華人伍廷芳才被委任為非官守議員，實際上只是一個政治擺設。從1917年開始，立法局議員有14人，大多數是英國人擔任的“官守議員”，非官守議員全部由港督委任。

1949年，港督葛量洪提出：作為基本原則，英國屬地的重要政事應由英國人處理。香港大多數市民沒有英國國籍，他們無權過問。因此立法局提案可以由殖民地大臣直接審不必徵求港人意見。以英國國籍作此訂為立法局選舉人的必要條件，再次把華人排斥在政治管理和決策之外。

1967年港英政府鎮壓示威羣眾

早在1918年，英國就通過了第一部成文的議會選舉法即《國民參政法》，規定21歲以上的成年男子，具有一定的住所資格等條件，都有選舉權資格。1928年，英國通過的第二部《國民參政法》規定實行男女平等的選舉制。但直到1984年，香港立法局中只有官守議員和港督任命的非官守議員，沒有一個經選舉產生的議員。

參見：劉曼容，英國對香港“民主發展”政策的歷史演變，廣東社會科學2011年第2期；劉強，港英時期華人政治精英培養問題研究，廣東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4年5月；羅永祥、陳志輝，香港特別行政區施政架構［M］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2002年86—91。

（二）教育方面：

早在19世紀80年代，英國就實行小學義務教育，1918年頒佈的《教育法》把實施強制教育的年齡規定為14歲。1944年修改的《教育法》規定，凡由中央和地方當局出資的中小學一律實行免費教育。**但直到1971年，香港才實施免費小學教育，1978年，才推廣9年義務教育。**1971年，只受過小學教育的華人比例為49.6%，受過大學教育的人的比例僅為1.6%；1981年，受過大學教育的比例上升為2.7%，而在同時期，英國的大學生比例已達到15%。

1950年幫工馬鈴薯的女孩

曾於1878—1897年擔任香港視學官長達20年之久，對港英統治階層內幕瞭如指掌的歐德禮曾毫不掩飾地表示：“在這個時期（19世紀，引者注）幾乎沒有這種想法即振興中國人的社會使之達到歐洲人的水平。”而是出於利己動機企圖通過推行英語教育，學習英國地理、歷史等項措施，促使中國學生認同英國文化，成為“親英的傳教士”，甚至成為中國“未來官僚階級的一部分。”

1962年香港幼稚園

1878年，港督軒尼詩召開教育會議，定英文為官校的必修課程，中文為選修課程，並規定英文教學增至5小時，中文教學則由每日4小時減至2小時半，正式確定重英輕中的語文政策。自此以後，軒氏後繼者們無不奉行強化英語教育的方針，政府政策明顯地傾向扶植英文學校，接受英語教育的學生人數與日俱增。1912年香港大學正式成立，更標誌着香港英文教育已形成系統，達到高峯，成為香港語文教育的主流，而中文則被貶為“二等語文”，不予重視。

參見：張曉玲，香港人權回顧展望，中共中央黨校人權研究中心；操太聖，香港教育制度史研究(1840一1997)，華東師範大學學報，1997年第2期。

（三）醫療方面：

港英政府的醫官的主要職責就是為殖民政府官員和警察、士兵等提供醫療服務，而華人不在其關注之內。但是隨着香港經濟社會的發展和流行病的不斷爆發，人們對醫療衞生服務的需求也迅速增加，僅靠人數不多的殖民地醫官是遠遠不夠的。

1848年港英政府建立了第一家國立醫院。醫院的醫療衞生條件相當簡陋，病房和牀位明顯不足而且醫護人員也是非常緊缺。到19世紀末，政府醫院的病牀才僅有134張。根據醫院的入院記錄，當時佔總人口絕大多數的華人羣體的入院比率是相當低。1869年殖民政府報告統計，當年在國家醫院入院人數中，西方人與印度人為934名，而當時佔總人口95%以上的華人僅為223人。

1881年英國特派皇家工程師查維克（OsbertChadwick）在對香港進行周密的調查後更是大聲呼籲：“提供和採用合理的衞生措施，是政府的責任”，然而，港英政府總是藉口財政拮据，不願大量投資，穆萊醫生就曾經抱怨：“難以置信……在我和衞生委員會指出（排水溝渠）不衞生的狀況之後，它們依舊保持原貌，仍然是疾病和死亡的源頭”。

1894年香港爆發了前所未有的鼠疫大流行，導致2千人以上喪生，香港三分之一的人口逃離香港。

鼠疫時期街道

**直至19世紀60年代，港英政府才認可自己所應承擔的醫療保障責任，**相繼頒佈了兩個擴展醫療衞生服務的“十年計劃”，並且為港人提供平均分配的醫療衞生服務。但是，由於醫療服務供給水平低，遠不能滿足港人的醫療需求，且病房、門診過於擁擠，醫療水平持續下降，引起廣大港人尤其是公務人員的強烈不滿。

參見：彭海雄，1894年香港鼠疫研究；唐婕好，19世紀後期香港公共衞生改革；程私志，香港醫保體系與“中庸”管理模式，中國社會保障200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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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住房方面：

香港開埠不久，1843年英國殖民當局便將今日中西區一帶，即中環、金鐘和上環部分地區命名為維多利亞城。隨着填海工程的擴大，增加了土地面積，1857年又把港島行政區細化分為“四環九約”。**其中規定只許華人在璞鼎查街以西的地區發展，**此界限在1870年被華商衝破。

香港底層人民居住的船屋區

但1888年，港督德輔親自草擬《歐人住宅區保留法例》，規定威林頓街和堅道之間只准建西式洋房。1904年，香港立法局通過《山頂區保留條例》，將山頂區劃為清一色歐人住宅區。

20世紀60年代的寮屋

香港太平山景色優美，氣温清涼，從1867年到1930年，香港總督別墅就坐落在太平山頂。港英時期，太平山成為香港境內權勢的象徵。從1904年到1946年，港督政府在太平山一直執行《1904年山頂區保留條例》。

（PeakDistrictReservationOrdinance，1904），這項以人種為基礎的法律規定，除非得到港督的批准，太平山山頂區保留為非華人的居住地，禁止華人在山頂居住。

20世紀70年代山腳下的房屋

參見：張曉玲，香港人權回顧展望，中共中央黨校人權研究中心；劉曼容，英國對香港“民主發展”政策的歷史演變，廣東社會科學2011年第2期。

（五）就業方面：

香港華人長期不能享有平等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在殖民統治下，香港人民長期不能享有平等的經濟權利。英國學者霍普金斯在其主編的《工業發達的香港：政治、社會與經濟概論》一書談到，當時**“香港是個殘酷的社會，窮人在這個社會中幾乎得不到幫助。”**

1938年香港港灣裏乞討者們將一艘郵輪團團圍手持帶網兜長杆乞討

台灣學者王曾才等在80年代指出：英國政府並不重視香港福利，香港沒有最低工資和有薪產假。18歲以上男性沒有工作時限，沒有疾病補助，沒有健康醫療保險，沒有強制義務教育。

1946年裝卸貨物的苦力，這裏有很多未成年孩子

據1971年調查，17萬多工人的工作時間每週在65小時以上。其中，1萬多人每週工作達105小時。3千多年齡在10-14歲的兒童做工，約佔工人總數的6.9%，而非法被僱用的童工更是不計其數。

1974年，英國批准了《國際勞工組織公約》，但卻把36種條款列為不適合香港情況。

香港《鏡報》創刊董事長兼社長徐四民回憶稱：“當一個小信差，一箇中國人只有三、四十塊，但洋人就有一千塊，同工不同酬。”

在香港迴歸前，香港的工會組織和民間組織曾經為在港建立一個統一的養老保險制度而奮鬥多年，但都因為港英政府的反對而沒有能夠建立起來。在香港迴歸前夕，港英政府卻於1995年宣佈實施強制性公積金制度。

香港在1973年才開始使用社會保障這個名稱，在這以前也沒有社會保障制度，只有社會救濟制度。對老人的贍養及照顧都被認為是子女的義務和責任。

參見：張曉玲，香港人權回顧展望，中共中央黨校人權研究中心；中新社，訪前全國政協常委徐四民：香港愛國力量越來越強，2007年5月。

（六）人權方面：

在港英時代，香港雖然被譽為王冠上的明珠，但是英國從來只是把它當作殖民地，即使港人劃歸英籍，拿的也是二等公民的護照：BDTC（英國屬土公民護照），BNO（英國海外公民護照）。持有這類護照的人，不能享有英國國民的種種權利。

1958年英軍鎮壓示威者

在殖民主義的早期統治中，英國制定了歧視華人的法律。1843年，港英政府實施宵禁，以“盜賊橫行為由”限制華人夜間行走，強令華人夜晚行走時，必須“手持燈籠，以便識別”這一宵禁直到1897年才被廢除。另外還規定，華人不準與英人共用馬場看台及其他一些公共設施。

1865年香港跑馬地

魯迅先生曾在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三日《語絲》發表文章。“即如今天的香港《循環日報》上，有這樣兩條瑣事：第一條我們一目瞭然，知道中國人還在那裏被抽藤條。第二條是“搜身”的糾葛，在香港屢見不鮮。”

20世紀40年代英籍警察對華人搜身

參見：張曉玲，香港人權回顧展望，中共中央黨校人權研究中心；劉曼容，英國對香港“民主發展”政策的歷史演變，廣東社會科學2011年第2期；魯迅，《而已集》，略談香港。

近代史是屈辱史，是血淚史，香港在鴉片戰爭中被英國殖民，香港同胞在殖民統治下飽受欺凌，同時期的大陸更是在列強割據、軍閥混戰、日軍侵略中生靈塗炭。經過不懈努力，香港終於於1997年回到祖國的懷抱。但經過20多年的發展，一些“懷念港英時代”“港獨”聲音的出現實屬令人痛心。

當前，香港發展面臨各種各樣問題，青年一代對未來所表現出的迷茫和對過去港英時期的幻想我們都可以理解，但只要我們願意隨手翻一翻歷史資料、聽一聽身邊老一輩人的講述，就會知道英國殖民統治之下香港同胞究竟過得怎樣。

我們撰寫此文希望更多的中國人認識到英國殖民統治下香港同胞的真實境遇，認識到只有中國人團結一心才能共創美好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