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調一致”的狂熱_風聞

“據估計，70%的人會抱着手機或iPad刷資訊入睡。”衞報專欄作家伯克曼説。

源源不斷的信息攝入、互動，讓我們感到自己正在參與乃至改變很多重要的事件。

但慢慢地又會發現，雖然投入了那麼多時間和精力在社交媒體上討論，但事情卻往往朝着極端化的方向演進。

對這一點，谷歌工程師出身的威爾·戈寧有切身體會，他曾藉助Facebook掀起了一場“網絡行動”，參與推翻了埃及原來的總統，結果卻是：

“當你想打破什麼時，社交媒體很有用；可當你想用它來重新建設些什麼**，它就****失靈了。”**

01

威爾·戈寧的反思

威爾·戈寧是個埃及人，他是“阿拉伯之春”的策動者之一。

那場革命爆發半年前，一個名叫賽義德的年輕人在被警方調查時死亡。警方説賽義德是吸毒而死，但隨後，賽義德被警方虐打的照片在Facebook上流傳開來，引發了眾怒。

戈寧就創建了一個**“我們都是賽義德”**的Facebook主頁，3天就吸引了10萬名關注者。2011年初，他在主頁上呼籲：“我們上 街抗議吧。”靠着不斷被轉發，有100萬埃及人看到了這條呼籲。

正是這次遊行拉開了序幕，18天后，統治埃及長達30年之久的總統穆巴拉克被趕下了台。

埃及的街頭遊行

革命勝利了，戈寧站在Ted的演講台上説：“如果你想要解放社會，你只需要互聯網就夠了……在使用社交媒體前，我不敢和其他人聊政治，是社交媒體讓我明白，不是隻有我對現狀感到憤怒，原來我並不孤獨。”

僅過了4年，戈寧又回到了這個講台。而這一次，他説：“我錯了。這個讓人民團結起來推翻獨裁者的工具，也把我們國家撕得支離破碎。”

這場被西方學者稱為“社交媒體革命”的運動，沒有給埃及帶來民主。軍隊把民選總統趕下了台，埃及經濟被重創，人們過得比革命前更艱難。

抗議的埃及人打出標語：“誰害怕推特？”

戈寧反思，社交媒體的特點是沒有領袖、人人都是領袖，但這也讓這場運動逐漸變成了“暴徒的狂歡”。社交媒體幫助傳播錯誤的消息、謠言和仇恨言論，環境完全被毒害了，**網絡世界變成了戰場。**那些（在社交媒體上）嗓門最大的人，霸佔了為國家未來做規劃的權利，但其實他們根本不夠格。結果革命被這樣被稀裏糊塗地引向了一條死衚衕。”

**戈寧把當下社交媒體的算法****稱作“暴徒算法”。**他説：“社交媒體給大眾賦了權，但在權威被消解之後，精英們也沒法做到使大家把有害的渣滓篩出去了。”

02

最有傳播力的是謠言

戈寧和其他研究者發現，如今的社交媒體，最有傳播力的內容往往是謠言和煽動性的極端言論。

皮尤研究中心曾對美國國會議員的Facebook帖子做過分析，他們發現，那些情緒憤怒、言辭粗魯、直接攻擊敵對黨****的“暴躁帖”，能比其他言論多出50%的贊以及多一倍的留言。在發現了這個現象後，政客們發的“暴躁帖”比以前多了2倍。

“請用贊餵養我”

為什麼會這樣呢？

原因之一是人類有追求刺激的天性。麻省理工的一項研究發現，總體來説，瞎編出來的謠言確實要比事實更刺激，而且它們傳遞的情緒單一、鮮明、非常好識別，更容易吸引讀者。

互聯網創業者Sahan Kodagi則提出，謠言、極端言論盛行是因為人們都有追求社會認同的心理。他説，**在如今信息過載的時代，人們已經沒有能力去仔細分辨每一條信息的真假。**所以，人們普遍傾向於做出最安全的選擇：“大家信什麼，我就跟着信什麼。”

那要如何判斷別人在信什麼呢？Kodagi説，關注量、點贊數都是人們判斷可信度的標準。

而如前所述，那些極端化表達的大V 最容易凸顯出來，帶起節奏，這樣就形成了惡性的循環。

03

迴音室讓人越來越偏激

弗朗西斯·福山在《身份政治》中寫道，在互聯網世界裏，人們更加關注自己的身份：種族、宗教、階層、職業、年齡、興趣等。這些“身份”決定了每個人的立場，也決定了每個人可能會依附於某個小的意識形態，成為網絡上橫衝直撞的力量。

戈寧説：“社交媒體讓我們形成了自己的迴音室，我們只和觀點相同的人溝通。”這一現象導致的後果之一也是：我們都變得越來越偏激了。

調查發現，在社交媒體出現之後，美國人的政治立場開始加速兩極分化，中間派顯著減少。在醫保、移民、種族、LGBTQ等問題上，人們變得越來越激進。

社交媒體出現後，美國人在政治觀點上的分歧顯著增大。

南加州大學的科齊內茨教授分析了這個過程是如何展開的。

他研究發現，人們在使用社交媒體時，通常為自己打造一個可以放心表達意見的虛擬社區。他們要麼加入一個已經存在的組織（例如論壇、討論小組），要麼關注一羣志同道合的朋友，讓他們的動態填滿自己的首頁。

“社區”成員是彼此的觀眾，互相叫好、鼓勵是默認的義務。有時，社區還會創造自己的語言形式。只有社區裏的“自己人”能看懂彼此的發言。

科齊內茨説，社區成員通過這種方式”互相影響**“，以加強對小組的歸屬感。他們會逐漸形成統一的價值判斷。對某件事、某個人，要麼大家都喜歡，要麼大家都討厭。如果出現了反對的聲音，他會被取關或者踢出羣組。**

在很多社區內，大家不喜歡唱反調，只喜歡點贊

“步調一致”的狂熱，會讓人把複雜的事簡單化。

例如，成員們可能都在工作方面非常焦慮，害怕失業等等。他們面對的問題原本五花八門，有人是和上司關係不好，有人是才不配位。但社區裏如果有人用誇張的聲調，説失業問題都要怪外來移民，慢慢地，社區裏的人就都把焦點放在這上了。

久而久之，偏激的思想也就在頭腦裏紮下根。

科齊內茨還發現，社區成員間存在某種攀比心理。大家都想讓自己的發言得到最熱烈的反饋，都追求一鳴驚人。嗓門越比越大，也就離真相和理想漸行漸遠。

可被編輯的“真相”、各自願意相信的“真相”

04

越來越少的對話

戈寧認為，互聯網公司在設計社交產品時，就沒打算讓它們成為理想的意見討論場：

“如今的社交媒體被設計得更利於傳播更不是參與，利於張貼而不是討論，利於淺薄的觀點而不是深度的討論。”

陷在社交網絡裏的生活裏

戈寧把矛頭指向了以“轉評贊”為主導的獎勵機制，：

“當我們評價博主們時，我們不是看他們説了什麼內容，而是看他們有多少粉絲、能得到多少贊。廣告也是基於這些數據來分發的。這讓人們陷入了一場永無止境的人氣競賽。”

在”人氣競賽“的邏輯中，人們沒興趣參與嚴肅討論，那樣回報太低。自説自話，大聲廣播自己的意見成了更‘聰明’的做法。

而且，社交媒體簡短、快速閲讀的特性，也不利於深入的討論。

“社交媒體對篇幅有限制，想聊清楚一個話題本來就是不可能的，人們只能跳過舉證，直接給出結論，這怪不了用户。但是，這確實很容易誤導那些靠社交媒體看新聞的人。”

弗吉尼亞聯邦大學教授David Golumbia認為，因為沒有嚴肅討論，社交媒體已經傷害了民主：“社交媒體直接對準人們感性的那一面展開攻勢，它製造了一個幻象，讓人們覺得自己是個人物了，滿足了自己的虛榮心。但這是以犧牲理性的那一面為代價的。而民主政治恰恰是基於這些理性的對話、規劃和互動之上的。”

在社交媒體上容易覺得只有自己的意見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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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世界各地都出現了民粹化政客的走紅，部分原因就在於他們越是極端、張狂，越是容易獲得關注。

他們善於把握公眾的情緒，普遍在網絡上擁有眾多粉絲，一天推送多條內容；採取反建制的姿態，樹立敵人，煽動輿論，操弄民意……

兩天前，《柳葉刀·兒童與青少年健康》發表了一項最新研究。研究發現，頻繁使用社交媒體會影響青少年，尤其是年輕女性的心理健康——除了容易帶來失眠等困擾，很重要的一點是，社交媒體讓青少年捲入了網絡暴力之中。

研究還顯示，社交媒體促發了一種新的心理疾病：“錯失恐懼症”。

患有這種心理的人，總擔心自己沒能與他人一同經歷有趣的事情：當他們在社交媒體上刷到朋友去吃了大餐，或去聽了一場演唱會，都可能會感到非常不適。

而它的後果，就是讓人們更加沉溺於社交媒體中。

在不刷手機的時候，他們會不停地在想：“這會兒別人在幹什麼呢？我錯過了什麼呢？”

這讓他們不管刷不刷手機，焦慮感都一刻不停。

更多的人，還沒有這麼極端，他們“痛恨自己依賴網絡，要比抽煙的人痛恨自己對香煙的依賴來得更強烈。”學者伯克曼説。

但讓人難過的是：即便明知花這麼多時間在社交媒體上純屬浪費，但人們已經停不下來了。

網絡新聞追求聳人聽聞，真正有價值的內容被有意無意地忽略，每一個有公眾分歧的話題都迅速演變成心理劇……

要跳出這個惡性循環，伯克曼建議：人們應適當減少對於政治和新聞的關注，去過更有意義的生活，主動去保護生活的某些部分不被時事淹沒。

“真正的生活，

不應該發生在你的手機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