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調一致”的狂熱_風聞
观察者网用户_240527-2019-08-18 10:18
“據估計,70%的人會抱着手機或iPad刷資訊入睡。”衞報專欄作家伯克曼説。
源源不斷的信息攝入、互動,讓我們感到自己正在參與乃至改變很多重要的事件。
但慢慢地又會發現,雖然投入了那麼多時間和精力在社交媒體上討論,但事情卻往往朝着極端化的方向演進。
對這一點,谷歌工程師出身的威爾·戈寧有切身體會,他曾藉助Facebook掀起了一場“網絡行動”,參與推翻了埃及原來的總統,結果卻是:
“當你想打破什麼時,社交媒體很有用;可當你想用它來重新建設些什麼**,它就****失靈了。”**
01
威爾·戈寧的反思
威爾·戈寧是個埃及人,他是“阿拉伯之春”的策動者之一。
那場革命爆發半年前,一個名叫賽義德的年輕人在被警方調查時死亡。警方説賽義德是吸毒而死,但隨後,賽義德被警方虐打的照片在Facebook上流傳開來,引發了眾怒。
戈寧就創建了一個**“我們都是賽義德”**的Facebook主頁,3天就吸引了10萬名關注者。2011年初,他在主頁上呼籲:“我們上 街抗議吧。”靠着不斷被轉發,有100萬埃及人看到了這條呼籲。
正是這次遊行拉開了序幕,18天后,統治埃及長達30年之久的總統穆巴拉克被趕下了台。
埃及的街頭遊行
革命勝利了,戈寧站在Ted的演講台上説:“如果你想要解放社會,你只需要互聯網就夠了……在使用社交媒體前,我不敢和其他人聊政治,是社交媒體讓我明白,不是隻有我對現狀感到憤怒,原來我並不孤獨。”
僅過了4年,戈寧又回到了這個講台。而這一次,他説:“我錯了。這個讓人民團結起來推翻獨裁者的工具,也把我們國家撕得支離破碎。”
這場被西方學者稱為“社交媒體革命”的運動,沒有給埃及帶來民主。軍隊把民選總統趕下了台,埃及經濟被重創,人們過得比革命前更艱難。
抗議的埃及人打出標語:“誰害怕推特?”
戈寧反思,社交媒體的特點是沒有領袖、人人都是領袖,但這也讓這場運動逐漸變成了“暴徒的狂歡”。社交媒體幫助傳播錯誤的消息、謠言和仇恨言論,環境完全被毒害了,**網絡世界變成了戰場。**那些(在社交媒體上)嗓門最大的人,霸佔了為國家未來做規劃的權利,但其實他們根本不夠格。結果革命被這樣被稀裏糊塗地引向了一條死衚衕。”
**戈寧把當下社交媒體的算法****稱作“暴徒算法”。**他説:“社交媒體給大眾賦了權,但在權威被消解之後,精英們也沒法做到使大家把有害的渣滓篩出去了。”
02
最有傳播力的是謠言
戈寧和其他研究者發現,如今的社交媒體,最有傳播力的內容往往是謠言和煽動性的極端言論。
皮尤研究中心曾對美國國會議員的Facebook帖子做過分析,他們發現,那些情緒憤怒、言辭粗魯、直接攻擊敵對黨****的“暴躁帖”,能比其他言論多出50%的贊以及多一倍的留言。在發現了這個現象後,政客們發的“暴躁帖”比以前多了2倍。
“請用贊餵養我”
為什麼會這樣呢?
原因之一是人類有追求刺激的天性。麻省理工的一項研究發現,總體來説,瞎編出來的謠言確實要比事實更刺激,而且它們傳遞的情緒單一、鮮明、非常好識別,更容易吸引讀者。
互聯網創業者Sahan Kodagi則提出,謠言、極端言論盛行是因為人們都有追求社會認同的心理。他説,**在如今信息過載的時代,人們已經沒有能力去仔細分辨每一條信息的真假。**所以,人們普遍傾向於做出最安全的選擇:“大家信什麼,我就跟着信什麼。”
那要如何判斷別人在信什麼呢?Kodagi説,關注量、點贊數都是人們判斷可信度的標準。
而如前所述,那些極端化表達的大V 最容易凸顯出來,帶起節奏,這樣就形成了惡性的循環。
03
迴音室讓人越來越偏激
弗朗西斯·福山在《身份政治》中寫道,在互聯網世界裏,人們更加關注自己的身份:種族、宗教、階層、職業、年齡、興趣等。這些“身份”決定了每個人的立場,也決定了每個人可能會依附於某個小的意識形態,成為網絡上橫衝直撞的力量。
戈寧説:“社交媒體讓我們形成了自己的迴音室,我們只和觀點相同的人溝通。”這一現象導致的後果之一也是:我們都變得越來越偏激了。
調查發現,在社交媒體出現之後,美國人的政治立場開始加速兩極分化,中間派顯著減少。在醫保、移民、種族、LGBTQ等問題上,人們變得越來越激進。
社交媒體出現後,美國人在政治觀點上的分歧顯著增大。
南加州大學的科齊內茨教授分析了這個過程是如何展開的。
他研究發現,人們在使用社交媒體時,通常為自己打造一個可以放心表達意見的虛擬社區。他們要麼加入一個已經存在的組織(例如論壇、討論小組),要麼關注一羣志同道合的朋友,讓他們的動態填滿自己的首頁。
“社區”成員是彼此的觀眾,互相叫好、鼓勵是默認的義務。有時,社區還會創造自己的語言形式。只有社區裏的“自己人”能看懂彼此的發言。
科齊內茨説,社區成員通過這種方式”互相影響**“,以加強對小組的歸屬感。他們會逐漸形成統一的價值判斷。對某件事、某個人,要麼大家都喜歡,要麼大家都討厭。如果出現了反對的聲音,他會被取關或者踢出羣組。**
在很多社區內,大家不喜歡唱反調,只喜歡點贊
“步調一致”的狂熱,會讓人把複雜的事簡單化。
例如,成員們可能都在工作方面非常焦慮,害怕失業等等。他們面對的問題原本五花八門,有人是和上司關係不好,有人是才不配位。但社區裏如果有人用誇張的聲調,説失業問題都要怪外來移民,慢慢地,社區裏的人就都把焦點放在這上了。
久而久之,偏激的思想也就在頭腦裏紮下根。
科齊內茨還發現,社區成員間存在某種攀比心理。大家都想讓自己的發言得到最熱烈的反饋,都追求一鳴驚人。嗓門越比越大,也就離真相和理想漸行漸遠。
可被編輯的“真相”、各自願意相信的“真相”
04
越來越少的對話
戈寧認為,互聯網公司在設計社交產品時,就沒打算讓它們成為理想的意見討論場:
“如今的社交媒體被設計得更利於傳播更不是參與,利於張貼而不是討論,利於淺薄的觀點而不是深度的討論。”
陷在社交網絡裏的生活裏
戈寧把矛頭指向了以“轉評贊”為主導的獎勵機制,:
“當我們評價博主們時,我們不是看他們説了什麼內容,而是看他們有多少粉絲、能得到多少贊。廣告也是基於這些數據來分發的。這讓人們陷入了一場永無止境的人氣競賽。”
在”人氣競賽“的邏輯中,人們沒興趣參與嚴肅討論,那樣回報太低。自説自話,大聲廣播自己的意見成了更‘聰明’的做法。
而且,社交媒體簡短、快速閲讀的特性,也不利於深入的討論。
“社交媒體對篇幅有限制,想聊清楚一個話題本來就是不可能的,人們只能跳過舉證,直接給出結論,這怪不了用户。但是,這確實很容易誤導那些靠社交媒體看新聞的人。”
弗吉尼亞聯邦大學教授David Golumbia認為,因為沒有嚴肅討論,社交媒體已經傷害了民主:“社交媒體直接對準人們感性的那一面展開攻勢,它製造了一個幻象,讓人們覺得自己是個人物了,滿足了自己的虛榮心。但這是以犧牲理性的那一面為代價的。而民主政治恰恰是基於這些理性的對話、規劃和互動之上的。”
在社交媒體上容易覺得只有自己的意見是重要的。
近年來,世界各地都出現了民粹化政客的走紅,部分原因就在於他們越是極端、張狂,越是容易獲得關注。
他們善於把握公眾的情緒,普遍在網絡上擁有眾多粉絲,一天推送多條內容;採取反建制的姿態,樹立敵人,煽動輿論,操弄民意……
兩天前,《柳葉刀·兒童與青少年健康》發表了一項最新研究。研究發現,頻繁使用社交媒體會影響青少年,尤其是年輕女性的心理健康——除了容易帶來失眠等困擾,很重要的一點是,社交媒體讓青少年捲入了網絡暴力之中。
研究還顯示,社交媒體促發了一種新的心理疾病:“錯失恐懼症”。
患有這種心理的人,總擔心自己沒能與他人一同經歷有趣的事情:當他們在社交媒體上刷到朋友去吃了大餐,或去聽了一場演唱會,都可能會感到非常不適。
而它的後果,就是讓人們更加沉溺於社交媒體中。
在不刷手機的時候,他們會不停地在想:“這會兒別人在幹什麼呢?我錯過了什麼呢?”
這讓他們不管刷不刷手機,焦慮感都一刻不停。
更多的人,還沒有這麼極端,他們“痛恨自己依賴網絡,要比抽煙的人痛恨自己對香煙的依賴來得更強烈。”學者伯克曼説。
但讓人難過的是:即便明知花這麼多時間在社交媒體上純屬浪費,但人們已經停不下來了。
網絡新聞追求聳人聽聞,真正有價值的內容被有意無意地忽略,每一個有公眾分歧的話題都迅速演變成心理劇……
要跳出這個惡性循環,伯克曼建議:人們應適當減少對於政治和新聞的關注,去過更有意義的生活,主動去保護生活的某些部分不被時事淹沒。
“真正的生活,
不應該發生在你的手機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