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齋》手稿本傳奇故事與價值_風聞

稍有版本常識的人都會知道，手稿本是作者創作的原貌，版本價值一般來説是最高的。能夠保留作者原作手稿，顯然是研究該書原貌的最可靠依據。很多世界名著的原稿本都成為一些博物館、圖書館的鎮館之寶，如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原稿等。

蒲松齡畫像

非常幸運，《聊齋志異》作者的手稿本還留在人間，可惜的是它只是“半壁江山”了。就這“半壁江山”，不僅歷經滄桑，劫後餘生，而且在其面世之後，有關人士眾説紛紜，莫衷一是，以至使該書的稿本問題撲朔迷離，疑團重重……

稿本的傳奇般發現

蒲松齡是山東淄川縣(今淄博市淄川區)人，但《聊齋志異》稿本的發現，卻是在遠隔千里之外的遼寧西豐，蒲松齡十世孫蒲文珊的手裏。故事的發生，還要從建國前夕，轟轟烈烈的東北土地改革運動説起。

從1947年開始，東北很多地方開展了土地改革運動。其主要目的，就是改變貧富關係，把地主的土地分給貧苦農民。農民積壓了多年的宿怨一下子噴發出來，他們不僅分了地主的土地，還掀起聲勢浩大的“收浮財”運動。大量地主家庭財物被收繳上來。

儘管蒲文珊當時在西豐縣中學當職員，是否被劃定為地主尚不清楚。本來他可以躲過這場“收浮財”運動的，但家裏的財物卻還是被農民收走不少。其中就包括那部舉世矚目的《聊齋志異》原稿本。

據蒲文珊的女兒蒲延章寫文章提供的信息，當時一個與蒲家有些恩怨的人帶人抄了蒲家，搶走了很多藏書和字畫。其中就包括珍貴的《聊齋志異》稿本。

《聊齋志異》稿本

當然，這些“浮財”不能馬上分掉，而是先交到農會，由上級統一處理。

一位普通的縣政府幹部，對《聊齋志異》稿本的發現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就是當時任西豐縣政府秘書的劉伯濤同志。身為縣政府秘書的劉伯濤，雖然只有高中學歷，但為人聰明勤奮，讀書很多，尤其對各種傳説故事，更是情有獨鍾。講起故事，也是生動感人。

1948年1月3日，當時西豐縣土改運動全面鋪開，劉伯濤作為西豐縣土改運動的負責人來到了元寶溝檢查工作。一天，在農會辦公室堆放的一堆正準備焚燒的舊書中，他無意中發現了兩冊破舊殘缺的《聊齋志異》線裝手稿本。劉伯濤徵得農會幹部的同意，將書帶回縣城。

燈下，劉伯濤仔細翻閲這飽經滄桑，蒼黃暗舊的稿本。憑他自己對古書的點滴了解，他看出了眼前這部稿本的與眾不同之處。

從紙張和墨色上看，顯然年代久遠。尤其引起他關注的是，抄本的內容中有改動的痕跡。而改動的字跡竟然與原文的字跡非常相似，不像出自後人之手。

蒲松齡《聊齋志異》手稿之《聊齋自志》

可劉伯濤僅僅是高中畢業，並沒有多少古籍文獻方面的知識。他只是憑自己接觸部分古籍的經驗，感覺這是一部古代人的抄寫稿。他雖然也大膽設想這會不會是作者的原稿本？但同時他又感到疑惑的是，如果是作者原稿，怎麼會跑到千里之外的西豐呢？

第二天，劉伯濤又和縣政府秘書張松本騎馬來到元寶溝，想進一步瞭解情況。他不厭其煩地問了好多參與搶浮財的農民，就連去老鄉家裏吃派飯的時候也總忘不了順便問問。可農民們也許是擔心自己闖了什麼禍，誰也不肯承認。

回到縣裏，劉伯濤還是不死心。於是，他請縣公安局協助查詢，看看西豐是否有蒲松齡的後人居住？回來的消息讓他大吃一驚：蒲松齡十世孫蒲文珊的老宅，正是在西豐縣元寶溝。

為了慎重起見，劉伯濤沒有馬上找蒲文珊，而是找了當地一些文化人開了個座談會。座談會的主題就是向大家瞭解是否認識蒲文珊，是否知道他收藏過其祖傳的《聊齋志異》稿本？結果大家的發言證實了這一點。

劉伯濤欣喜異常，很快把蒲文珊找來談話。當蒲文珊得知《聊齋志異》的稿本已經有了下落，心裏萬分激動。他熱情向劉伯濤介紹了自己家族保存稿本的情況。蒲文珊證實：《聊齋志異》稿本為祖上蒲松齡親筆所寫，自己是從父親蒲英灝手上繼承過來的。

豐子愷繪蒲松齡

除了證實稿本為蒲家後人所有外，蒲文珊還提供了一個重要信息：他所繼承的原稿為兩函四冊。而劉伯濤從元寶溝拿到的稿本只有兩冊。

這就是説，還有兩冊下落不明。

劉伯濤心急如焚，立即趕往元寶溝，希望在那堆雜物中找到另外兩冊。只見那些雜物雜書已經被裝入四個麻袋。劉伯濤反覆找了幾遍，幾乎把每一冊每一頁都翻遍了，還是沒有收穫。

劉伯濤還是不死心，他又找來那些有關的農民，問他們都誰接觸過這些雜書。終於，有一位農民提供了一條重要線索：有一位在這兒參加土改運動的女幹部好像曾經看過這些收繳上來的雜書。説她也拿了兩本這樣的書，天天晚上點燈看。

經過核實，劉伯濤得到那位女幹部的情況信息。她叫王慎之，曾在元寶溝擔任過土改工作人員，因為愛人在哈爾濱工作，後來已經跟隨丈夫調到哈爾濱工作了。

劉伯濤真可謂有心人。儘管王慎之已經調走，但劉並不死心。他馬上發函給黑龍江省政府，請求協助追回可能被王慎之帶走的另外兩冊《聊齋志異》稿本。

經過半年的輾轉，黑龍江政府終於找到了被王慎之帶走的另外兩冊《聊齋志異》稿本。至此，劉伯濤終於了卻了一件心願：蒲松齡後人蒲文珊保存的兩函四冊《聊齋志異》稿本，終於完整合一了。

清光緒間《聊齋圖説》圖冊

但這四冊稿本究竟是不是蒲松齡的原稿，劉伯濤心裏還是沒有底。而且，他知道自己沒有權力留下這部書稿，應該把它交到上級有關部門，請有關專家來鑑定和保管此書。

稿本的認定與善後處理

1951年春（一説為1948年底），上級有關部門得知《聊齋志異》稿本的下落後，指示西豐縣人民政府，通過遼東省文教廳將兩函四冊《聊齋志異》稿本送呈東北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處。經過專家鑑定，確認為出自蒲松齡本人之手，具有重要的文物價值。

1951年4月1日，東北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處致函遼東省西豐縣人民政府：

你縣蒲氏家藏《聊齋志異》原稿，已由遼東省文教廳轉來我處，經鑑定確係真跡。唯關於此項文物之獎勵辦法，須徵求你縣意見。如系土改中沒收地主之物，則不能適用獎勵辦法。若確係物主自願捐獻歸公者，本處可呈請政府予以物質及名譽之獎勵。

估計這封信給西豐縣及劉伯濤本人造成了不大不小的窘迫。其焦點就在於到底怎樣認定物主的性質？算“沒收地主之財”，還是算“物主自願捐獻歸公”？

陸儼少書聊齋

從稿本的渠道來源來看，像是前者，但蒲家的後人稱，蒲文珊早已多年在縣城生活工作，按政策卻又不能劃分為農村的成分。據相關人員回憶，當時劉伯濤為此事曾先後數次與時任東北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處處長王修文通信，協商和請示此事的相關情況和解決方案。

然而後人對這段歷史的回憶，還是出現了截然相反的説法。郭福生在《關於<聊齋志異>收稿發現與保存者情況的調查紀略》一文中，就把蒲文珊稱為地主“蒲聾子”，還説他當時受到過農民批鬥。所以，他也就理所當然地把稿本認定為“土改中沒收地主之物”了。

而蒲家後人卻強烈反對這個説法，並拿出蒲家得到政府獎勵的證據來反駁郭福生。蒲文珊的女兒蒲延章在《求實務實唯實，恢復歷史原貌》一文中稱，當年劉伯濤找其父親談話時，是動員他把稿本上交國家保存。

而蒲文珊對劉伯濤為人的學識和表現出來的政策水平非常讚賞，所以他慨然同意將稿本捐獻給國家。蒲文珊在《聊齋原稿》一文中寫道：

 現在我把這部先祖精血的遺筆，交我自己的國家，自己的政府，當作國家文化遺產精華來保管。這不僅是先祖蒲松齡的幸運，也是我的光榮。

蒲松齡書《聊齋詩興》

據説，當時的東北人民政府主席林楓對此事非常重視，他指示將此稿本交東北圖書館（現遼寧省圖書館）收藏，獎勵原稿呈獻者。

1951年5月20日，蒲文珊收到劉伯濤轉交的東北人民政府的專項獎金舊人民幣500萬元（摺合新人民幣500元）。對此，蒲文珊非常激動，他在給劉伯濤簽收的收條後邊附上一條短信説：

正當抗美援朝爭取和平的狂潮中，國家需款正急的時期，撥出這筆鉅款來獎勵我，來補助我的生活，實在是深可感激的。同時也可見到政府對藝術的愛好和國粹保管的熱心，無微不至，確是過去各時代所不及。並證明了共產黨是建設的，是注重實際的，不是破壞的，不是虛偽的。可惜我對革命的認識實在不夠。我今後要立志，對革命著作多讀多看多學習，要追隨我的兒女一起立在革命戰線上，為人民努力。

從這些材料來看，儘管《聊齋志異》手稿在土改運動中被農民作為“浮財”收繳上來，但最終還是被作為物主自願捐獻國家而收到國家的獎勵。而在這個事件整個發展過程中，劉伯濤的文化水平和政策水平顯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稿本的定稿與出關

《聊齋志異》王士禛評

那麼，這部流傳二百多年的稀世珍寶，是何時定稿，又是怎麼從山東淄博傳到了遼東西豐呢？

蒲松齡《聊齋志異》何時開始寫作？何時最後竣工？已經難以確定。但根據現存材料能大致作出推測。他的同鄉前輩文人高珩《聊齋志異序》作於康熙十一年（1672），這一年蒲松齡四十歲。這説明至少在此之前，《聊齋志異》已經基本定型結集。但這又不能説明《聊齋志異》此時已經完全定稿。

因為從稿本中某些故事記載的背景時間來看，最晚的有《夏雪》、《化男》兩篇，記有康熙四十六年（1707）的事情，這説明抄本定稿應該在此之後。

還有，從稿本的外觀上看，其中大部分內容都謄寫清楚，只有少數篇章、條目有修改。這應該是作者晚年最後的修訂稿本。這與蒲松齡的兒子蒲箬祭文中所説其父“暮年著《聊齋志異》”是吻合的。

手稿定稿後，由於家境貧寒，無力付梓，只好將其珍藏在家中。蒲松齡將其視為鎮家之寶。還為此立下家規：“餘生平惡筆，一切遺稿不許閲諸他人。”

話是這麼説，一些過從甚密的朋友求借，他還是不得不借。但卻恪守一條規矩，從來不把全稿借人。所以，朋友們借閲，一般也只能是部分借閲，而且還要“好借好還，再借不難”。

袁運甫繪蒲松齡書屋

在《聊齋志異》尚未定稿之前，就已經有好友聞訊借閲了。蒲松齡的同鄉，當時大文豪王士禛也許是該書較早的讀者。

淄川人王培荀《鄉園憶舊錄》就提到：“《誌異》未盡脱稿時，王漁洋先生士禎按篇索閲，每閲一篇寄還，按名再索。”

不僅如此，據説在手稿定稿之後，王士禛曾經出過500兩黃金的天價來購買蒲松齡的稿本，但蒲松齡堅持不賣。可見蒲松齡對其手稿是何等珍重。為此，他還為家族立下了規矩：“長支傳書，次支傳畫。”

所謂“傳書”，就是指《聊齋》手稿由長子繼承；“傳畫”的“畫”到底指的什麼，有兩種不同的説法。一是指根據《聊齋志異》內容描繪的《聊齋行樂圖》，二是指由江南畫師朱湘鱗所作的蒲松齡畫像。

目前還沒有確鑿的證據説明所謂“畫”到底指什麼，但以情理來推測，那幅朱湘鱗繪製的蒲松齡畫像的確是由蒲松齡的次子蒲篪收藏。這與“次支傳畫”之説剛好吻合。

這樣，《聊齋志異》手稿就由長子蒲箬一支世代傳存。為了使後人傳承代系清晰明確，蒲松齡還為子孫編制了譜系命名用字，共32世：“竹立一庭，上國人英，文章顯業，忠厚家聲，門多賢哲，代有公卿，慶延宗緒，萬葉長榮。”

蒲松齡書《洛神賦》

現在各種材料都一致提到：把《聊齋志異》手稿帶到東北瀋陽的是蒲松齡的七世孫蒲價人。但如果考慮到蒲家的家規和當時《聊齋志異》手稿的保存情況，蒲價人把手稿從山東帶到瀋陽這件事情還是有些蹊蹺。

其中有兩個疑團：

一是按很多材料的説法，蒲松齡為家族立下的規矩是“長支傳書，次支傳畫”。如果這裏的“畫”是指《聊齋行樂圖》的話，那麼蒲價人一人攜出稿本和行樂圖兩件傳家至寶是不合情理的。

二是很多材料都提到，在很長的時間內，蒲松齡的這些珍貴遺物一直珍藏於淄川城內的育英街蒲氏祠堂中，秘不示人。蒲價人憑什麼可以置全族利益於不顧，自己敢於把祖傳珍寶從祠堂中取出帶走呢？

一種説法是：清同治年間，山東遭遇大旱，蒲氏七世孫蒲價人攜帶家屬“闖關東”定居瀋陽，帶去了分到的傳家之寶《聊齋志異》、《聊齋雜記》原稿和六丈多長的巨畫《聊齋行樂圖》。

另外一種説法是：蒲價人因與家族發生爭執，一怒之下，便攜帶《聊齋志異》和雜著等幾種手稿遠走東北定居瀋陽。

路大荒舊藏蒲松齡《蓬萊宴》

近年有人搜尋各種文獻記載，發現了一些新情況。説明以上兩種説法儘管有些影子，但都不夠確切。確切的情況大致是這樣：

關於同治年間山東遭遇大旱。實際情況不是天災，而是人禍。同治二年（1863），淄川城內爆發了以劉德培為首的農民起義。一時，淄川縣城硝煙四起，人人自危。

處在這種情況下，蒲價人擔心《聊齋》手稿等祖傳珍寶在戰亂中發生不測，於是於同治九年（1870）從蒲家祠堂取出這些珍貴文物，攜往關東。

所謂和家族發生爭執，實際上並未發生。據楊海儒《蒲松齡生平著述考辨》一書考證，蒲價人離開山東闖關東，是由於蒲價人在家族中的特殊地位使他採取的一種迴避矛盾的方法。“因出嗣胞叔錦堂公過繼堂侄”，“恐妻子爭差，赴遼東矣！”

原來蒲價人的家族世系中，高祖秉彝生華、蕊二子。華生四子，分別是國權、國標、國樹、國楹，而蕊只有一子國相。國相後死於同治年間的農民起義，只剩下蒲蕊一人，孤苦伶仃。

蒲價人是國權的長子，而蒲價人的叔叔國標家境十分富足，可人到中年尚無一子。國標見價人厚道，就提出把價人過繼到自己門下，延其香火。然而國標與國權畢竟是親兄弟，況且價人生四子，是完全可以出嗣一人為其養老送終。

蒲價人當時考慮到怕日後妻兒爭奪財產，使家族關係不和睦，就背井離鄉遠走遼寧。這樣，《聊齋志異》手稿就在同治戰亂中隨蒲價人來到關外。

手稿為何只剩半部？

沈鵬書蒲松齡詩

蒲價人來到盛京（今瀋陽）後，舉目無親，無以為生。後來他發現瀋陽占卜業很興旺，蒲價人在家鄉讀過蒙學，粗通八卦占卜之道，便在瀋陽城裏擺了個卦攤，以此為生，養家餬口。沒想到很快成了瀋陽有名的術士。

接手《聊齋志異》手稿等遺物後，蒲價人很是珍愛，就做了兩件事情。

一是和一位叫劉滋桂的人一起，用他手中的《聊齋志異》手稿本與當時能夠看到的其他刻印本進行了文字比對後，把各種刻本中沒有收錄的篇目找出，用手稿本選編成《聊齋志異逸編》一書。

二是對就把這些遺物重新做了裝裱。裱後的《聊齋志異》手稿共四函八冊，《聊齋雜記》二冊。但因裝裱工技藝不佳，竟將手稿的天頭裁切過多，使書中三十一處作者手錄，還有王士禛的眉批，以及佚名校語等等，毀壞了很多。這些實在是無法彌補的損失，然而更為令人痛心的是《聊齋行樂圖》不幸流落他人之手。

據説這《聊齋行樂圖》絹本淡色，寬約二尺，長有五丈餘，繪有蒲松齡身穿公服、手捻銀鬚的坐像及他在齋園中即景小像，還有清代名流所題的詩、詞文句等，文物價值很高，因而受到一些貪心者的覬覦。

有人小恩小惠，誘騙蒲價人的一個兒子偷偷賣掉了這部《聊齋行樂圖》。蒲介人心痛不已，對手稿更加謹慎地保存。

臨終前，蒲價人把《聊齋志異》手稿傳給了蒲英灝。從此，《聊齋志異》手稿的傳奇故事主角就由蒲價人變成了蒲英灝。

抄本《聊齋文集》

蒲英灝（又名蒲步瀛），字仙洲，從小喜愛讀書，成年後為生計所迫投筆從戎，歷任清軍哨官、幫統。

光緒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時任鑲藍旗（漢八旗之一）統領的蒲英灝，隨左寶貴赴朝鮮作戰。回國後，供職於盛京將軍依克唐阿帳下，做文書工作。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這份飯碗竟然使他丟掉了祖傳寶物的一半。

相傳蒲英灝在做慕僚期間，認識了一個山東老鄉，五十來歲，名叫袁四，與蒲英灝一見如故。袁四開始來關東時也有些積蓄，可是後來吃喝嫖賭，把老婆都氣跑了，生活每況愈下。

與蒲英灝相識後，袁四時常來蒲家混吃混喝。蒲英灝出於老鄉之情，幾次勸他正兒八經做個小買賣，還給他提供了本錢。可這袁四浪蕩慣了，根本聽不進去，連蒲英灝給他做買賣的本錢也連抽帶喝揮霍了。

人家蒲英灝家有妻兒老小，加上他薪俸微薄，一家人也是辛苦操勞才能勉強度日。一來二去，他對袁四不免有些冷淡。沒有想到這袁四不但不知悔悟，反而怪蒲英灝不夠仁義，心裏忌恨，便找到在盛京將軍府上打雜的一個酒肉朋友訴苦。

酒過三巡，他竟然讓酒友向依克唐阿告發説蒲英灝家裏藏有祖上傳下來的《聊齋志異》手稿。當時蒲松齡的《聊齋志異》早已有了手抄本，所以一般的讀書人對《聊齋志異》並不陌生。

大約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秋，依克唐阿終於正式對蒲英灝提出要借閲《聊齋志異》的手稿。蒲英灝見依克唐阿滿有把握的神色和口氣，完全不像試探和敲詐的模樣。

當時也不知道他是怎樣知道手稿的，覺得遮掩不過，只好實話實説。可是他知道依克唐阿是個粗通文墨的武將，只是年歲大了，想以喜愛讀書來附庸風雅。蒲英灝做他的文書有三四年了，他是清楚這些的。

蒲松齡郵票

他擔心祖上手稿會給丟了，那樣他就成了蒲家的罪人。可是拒絕就可能使極愛面子的將軍下不了台，自己飯碗難保。無奈之下，蒲英灝只好按着妻子所説，先借給依克唐阿半部，等還了再借給另半部。

可是天有不測之風雲，當依克唐阿看用看完的半部手稿換回另外半部手稿之後，他手上的半部手稿竟然再也沒有回到蒲英灝的手中。

依克唐阿沒有如約交還手稿的原因，是客觀突發事件使然。那是光緒二十四年戊戌變法事件發生後，慈禧太后緊急調動兵力入京，加緊對維新變法人物的看管鎮壓。依克唐阿奉命進京，臨行匆忙，來不及歸還手稿。不想進京後依克唐阿突染急病，於光緒二十五年（1899）不治身亡。

等蒲價人聽到消息，打算與其家人聯繫索要手稿時候，又爆發了光緒二十六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的事件。八國聯軍在北京燒殺搶掠，無數珍寶財物被掠走。兵荒馬亂之中，依克唐阿借去的半部《聊齋志異》手稿就這樣石沉大海了。

就這樣，蒲價人祖傳的《聊齋志異》手稿只剩下了半壁江山。

遺失的半部《聊齋志異》手稿哪裏去了？

連環畫《蒲松齡》

自從依克唐阿手中的半部《聊齋志異》手稿本遺失後，這半部手稿的下落去向也就成了一個迷。各種説法紛湧而起。

很多人説，下半部手稿檔案在八國聯軍戰亂中被外國人搶去，流落國外。有人説，它可能流傳到德國了。偽滿康德八年(1941年)，當時的一家報紙《盛京時報》曾援引德國的一則消息：“《聊齋志異》部分原稿四十八卷現存柏林搏物館。”

後又有消息説在德國發現有蒲松齡題記和印鑑的手跡檔案。這個消息的真實性尚未得到證實。如果屬實，那麼説明那半部手稿雖然在世，但也已經散落了。

也有人傳言，説《聊齋志異》原稿四十六卷在前蘇聯保存。那麼這部分手稿是出自遺失的那半部手稿中，或是其他稿本、抄本，都不得而知。

筆者還在網上見過一種説法，説它可能落在王森然之手。

王森然繪《和平頌》

王森然（1895—1984），是著名的畫家和文藝理論家。原名王樾，號杏巖，河北定縣人。擅長美術教育、美學、美術史論、中國畫。1922年畢業於直隸(河北)高等師範，1930年國立京師大學國文研究館史學組研究生畢業。

曾任河北大學、北平蒙藏學院國文教授及京華藝術專科學校、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北京師範大學等校教授。1948年任北平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教授，1951年在中央美術學院任教及帶留學生，並在民族美術研究所從事美術史和美術理論研究。

1932年，《聊齋志異》下半部手稿被盛京駐防大使依克唐阿拿走後，依克唐阿奉調北京不久，在八國聯軍侵入北京的頭一年，即1899年去世，手稿被軍閥張宗昌購得，王森然在濟南執教時，適逢軍閥張宗昌遇刺身亡，張宗昌生前曾囑託他的管家，萬一出事，務必將他所存《聊齋志異》手稿交給一位可靠文化人。

這位管家這時想到與他同鄉的王森然是位教書的文化人，就在出事當晚，將此手稿攜出張宅交給王森然。王森然當即於第二天回北平，把手稿藏在平安里以西北興衚衕8號舊宅牆裏。這半部手稿王森然總想抽時間整理，但始終未得閒暇。

文革開始後，他家先後被抄過8次。最早於1966年8月的一天，管片民警王連生來王家報信説造反派要來抄家，叫王森然把最貴重的東西先交給他保存。

王森然

王森然家藏古畫、古籍不少，但他認為最珍貴的當屬這部手稿，於是將手稿交給這位民警，誰知道這位民警不識貨，反認為王森然欺騙他，當面將手稿摔在地上，叫街上收舊書報的雷師傅拿走。事後，王森然發現屋內地上尚留有一頁，便偷偷帶出託人裱了保存。

王森然生前一直為當初沒早日將此珍貴手稿檔案捐獻國家而後悔不已。由於當事人現已作古，僅憑一頁手稿，現在已無法證實真實性。如果這個説法屬實，那麼現在《聊齋志異》這半部手稿是否還在人間，半部原稿命運到底如何？還很難説。

雖説現在是謎霧重重，但文革至今，也就四十多年，從那時起，全國縣區均有檔案可查，活檔案更不少，認真查找一下，那下半部《聊齋志異》手稿檔案，失而復得還是有希望的。

但這個説法來源於網上，作者沒有提供具體的消息來源。它是否可信，尚有待證實。

蒲價人為何把半部《聊齋志異》手稿傳給蒲文珊？

依克唐阿墓

蒲價人當時沒有能夠及時追回依克唐阿借去的半部手稿，更主要的原因，是他自己公務在身，身不由己，甚至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了。

光緒二十六年（1900），義和團運動爆發了，波及全國很多地方。清政府急令各地彈壓。蒲英灝也奉命鎮守西豐縣大圍（今清源、吉林省遼源等地）。可是那時候義和團已發展壯大，並且佔領了京津一帶。

帝國主義列強卻責令清政府限期“剿滅”，清政府一時彈壓不了，對義和團又恨又怕，只得收斂嘴臉，假惺惺地稱義和團為義民，作為緩兵之計。但是對於同義和團來往的各層官吏卻嚴懲不貸。

蒲英灝因有過做慕僚的經歷，有看報紙的習慣。在大圍任職期間，仍訂有天津《國聞報》、北京《中外紀聞》等報，每天由人送來。沒有想到，這一習慣卻被得罪了的鄉宦惡紳誣指為通“拳匪”，上報西豐縣令。

那時鬧“拳匪”即義和團，清廷命官並不好當，每天擔驚受怕，稍有不測，就有可能丟官甚至掉腦袋，爭相以“剿匪”的功績保職保命，因此，西豐縣令對“私通拳匪”特別敏感，惟恐躲之不及，一聽説下屬有通匪之嫌，不問青紅皂白，上報朝廷，蒲英灝遂被解職罷官，解甲歸田，舉家暫時寓居西豐鎮。

徐邦達繪《聊齋》

按照蒲家的規矩，蒲英灝應該將手稿傳給長子，但為什麼卻傳給了小兒子蒲文珊呢？這其中還有一段故事：

蒲英灝有五個兒子，晚年時，一個兒子趁他外出時將僅存的半部《聊齋志異》手稿，偷偷賣給了商務印書局，蒲老先生氣得渾身哆嗦，他立即帶上書款，備些禮物，趕到商務印書局。

好話説盡，印書局總算鬆了口，最終以賠償損失為名索要了一筆錢了事。正是有了這樣一次經歷，蒲英灝老先生在選擇傳人時是煞費苦心，最終不惜違背誓約將手稿傳給了喜歡詩文書畫，為人聰穎正派的小兒子蒲文珊，叮囑再三，才閉了眼。

從此，《聊齋志異》手稿落到蒲家最後一位繼承者蒲文珊的手上。

蒲文珊保護手稿的坎坎坷坷

蒲文珊繼承手稿之後，也許並沒有想到，手稿這份祖上遺物給他帶來的不是幸福，而是無休止的災難。

1931年春，時任奉天省圖書館館長的袁金鎧，從西豐縣縣長馮廣民那裏得知蒲文珊藏有《聊齋志異》手稿一事，便通過馮找時任西豐縣圖書館館長蒲文珊，讓蒲文珊將所藏原稿轉讓給他。

蒲文珊稱這是祖先留下的東西，誰也不能給。袁金凱看索要不成，便提出要蒲文珊借給他選印。蒲文珊覺得選印祖上作品也是一件好事，就答應了。但為防不測，蒲文珊親自攜帶手稿到奉天見袁金鎧，商議選印事宜。

袁金鎧手跡

當時由袁金鎧活動運作，成立了包括當時吉林省省長王維宙在內的《聊齋志異》原稿審核委員會，蒲文珊任委員。儘管如此，蒲文珊還是再三囑咐要妥善保存好半部手稿，並將手稿暫存奉天銀行保管。然而，不久“九·一八”事變爆發，選印一事一度被擱置下來。

到了1935年夏，局面稍稍穩定後，選印一事再度提起。審核委員會邀請當時遵化人史錫華總司校勘選印，從手稿中選出作品二十四篇，其中十篇為各刻本中未收者，十四篇為帶有王士禛評語者。此項工程由東北各縣及西豐縣士紳出資，膠版影印，於同年九月出版。書出版後按照各地出資多少進行分配。

不過選印工作結束後，袁金鎧並沒有馬上交還手稿的意思。事隔五年後，經蒲文珊多次催要，終於將原稿要回。

然而，身為偽滿洲帝國的參議兼偽滿國立奉天圖書館館長的袁金鎧，心裏並沒有放下對手稿的渴望。他見偽滿帝國只是一個傀儡，實權全部掌握在日本人手裏，便向日本人表示知道《聊齋志異》手稿的下落，願意出力搞到手稿。

日本人對此垂涎已久，便指令袁金鎧出面，他們在後邊撐腰。於是，袁金鎧串通當時偽滿奉天中央銀行行長陳漱六（又名陳藝）向蒲文珊提出要購買手稿。與此同時，當時日本國駐滿洲國的領事官員也曾軟硬兼施，索要手稿。

張友憲繪聊齋人物

蒲文珊心裏清楚，如果答應他們的要求會給自己帶來許多利益，但傳統文化精神根深蒂固的他還是表示絕不出賣祖上寶物。

他在給袁金鎧的回信中説：“先祖遺墨，僅此稿倖存，雖有欲購者，但貧不賣書，古訓昭然，又何忍負先生保存之苦心也。……”向袁金鎧表明了自己決不出賣手稿的態度。

袁金鎧見到此信，也深為其正氣而感動，認為蒲價人的話“卓有見地，生人欽佩”。這樣，日本人和袁金鎧都沒有達到目的，但蒲文珊也不得不離開西豐縣圖書館到一家醫院打零工。

可袁金鎧並沒有死心。當溥儀成為日本人的傀儡，當上滿洲國皇帝后，袁金鎧居然出任了偽滿帝國尚書府大臣。當時，日本一家醫院失竊，蒲文珊所在醫院的華人職工被全部無理地投入監獄。

袁金鎧得知蒲文珊入獄的消息暗自高興，他給任西豐縣縣長的兒子袁慶澤去了封信，讓袁慶澤以他的名義到監獄中看望蒲文珊，委婉地提出他願出重金購買手稿的意思。

蒲文珊知道答應下來意味着什麼，雖然可以得到自由，可以得到金錢，但無顏面見列祖列宗。蒲文珊只是以手稿已經送回山東老家為由婉言回絕。

誰是《聊齋志異》手稿的繼承者？

民國間《聊齋志異》煙畫

從目前多數材料記載來看，蒲英灝把《聊齋志異》手稿傳給了小兒子蒲文珊。但也有人對此另有説法。

郭福生在《關於<聊齋志異>收稿發現與保存者情況的調查紀略》一文中，談到他在調查中瞭解到，蒲家後人關於哪一支是《聊齋志異》手稿的繼承人，還是有爭議的。對蒲文珊作為手稿繼承人之説提出質疑的是蒲英灝的四兒子蒲文嶼的三兒子蒲慶章，他提出自己的父親蒲慶章是《聊齋志異》手稿的真正傳人。

蒲慶章的理由主要有：

第一，蒲文嶼是蒲英灝的正夫人所生，蒲文珊為蒲英灝的妾所生。從封建家族正統觀念來説，作為妾的後人，蒲文珊是沒有繼承權的。

第二，當年土改時候之所以手稿在蒲文珊手裏，是因為手稿被蒲文珊借去後，蒲文嶼擔心自己成分高，怕因手稿受到農民揪鬥，所以沒有急着將手稿要回。

第三，蒲文珊一家獨佔國家頒發的《聊齋志異》手稿是不夠妥當的。

郭福生還提到蒲文珊的後人對此不以為然，提出以下幾個根據：

第一，祖父對父親（蒲文珊）十分偏愛，所以手稿當年傳給蒲文珊後，就一直保存在蒲文珊手中。從未有人對此提出異議，為何當時沒有提出此事？

第二，父親（蒲文珊）和四大爺（蒲文嶼）分家時，他們多分了土地房子，而手稿就歸我們家了。

《聊齋雜記》

第三，袁金鎧選印本的“弁言”中明確説明手稿從父親（蒲文珊）手中借出，就是明證。如果有問題，早該提出異議了。

第四，當年蒲文珊被翻走並上交的不止是《聊齋志異》手稿，還有《聊齋雜記》。這些四大爺一家從不提起。

然而作為郭文中提到的蒲文珊後人的蒲延章卻矢口否認郭的説法。蒲延章在《求實務實唯實，恢復歷史原貌》一文中説，她從未和任何人爭論誰是《聊齋》手稿的保存者，也從未見過所謂《記略》的記者。

她説：“我父蒲文珊從祖父手中接過原稿，他所接過來的是收藏原稿的重大責任和對宗族應盡的義務，從未把先祖遺墨視為己有，也未以保存者自居。”

這樣看來，有關誰是手稿繼承者的問題，目前只能是無頭案了。儘管這無關緊要，蒲家人自己也極力迴避這個問題。但郭福生既然作為調查記略方式寫出，哪怕只是道聽途説，恐怕也未必完全空穴來風。姑且存疑。

手稿本廬山真面目

半部手稿，幾世滄桑。這部流傳三百多年的手稿，其廬山真面目到底是什麼樣子？

從外觀上看，現存半部稿本《聊齋志異》系用竹紙抄寫，共四百頁，紙質已陳舊發脆。均為半葉九行 ，每行27至30字不等。

卷前有刑部侍郎高珩的《序》，還請淄川達官同鄉好友罷職歸田的翰林院檢討唐夢賚題《聊齋志異序》，但蒲氏總覺得高唐二人的序沒能完全表達他的心情，於是自己又作《聊齋自志》。

蔡超繪蒲松齡像

此序價值很高，一是因為作者講述自己的著作、經過、志趣等；二是因為最早用語體文寫成的序文。

稿本現存的小説237篇，是原手稿八卷的一、三、四、七卷。佚失是二、五、六、八卷。其中《豬婆龍》是重文。《五通》後《又》、《青蛙神》後《又》各分為二篇。《犬奸》、《牛同人》、《吳門畫工》等25篇為青柯本所佚刻。

其中206篇是蒲松齡的手跡，其餘31篇為他人代抄。他人代抄部分，經蒲氏改較多，自抄部分字跡清楚及少塗改。加之書中眉樣上及各篇正文後間有蒲氏手錄王士禛評語，更加説明了現成半部手稿系蒲氏清稿本。

尤其珍貴的是在卷前聊齋志自文後鈐有一枚松齡白文長方印，這是蒲氏手稿不可多得的佐證。

手稿本現存第一冊共91頁，其中有一頁標明65頁頁碼。還有第四冊共112頁，標明頁碼者有30、65、75頁。這説明，原手稿是每卷獨立編制頁碼的。否則不會出現兩個65頁。另外，全書沒有總目錄。各卷前有本卷目錄。

關於手稿本的卷次。手稿本除《考城隍》篇首行標有“聊齋志異一卷“外，其餘各冊各頁都沒有卷次，由於稿本的歷次重裝和古代以冊作卷的習慣提法，致使本書卷數很是混亂。

《考城隍》繡像

比如蒲立德在序中稱十六卷，蒲箬等“祭父文”和張元所作“墓表”均稱八卷。蒲箬、蒲立德等是他的子孫，並還共同生活過一段時期，他們對前輩寫作情況，應該是十分了解的，並且還目睹和長期保存了這一手稿，為什麼對原稿卷數的提法，如此莫衷一是？

有人認為，這隻能從稿子的原裝和改裝，以及我國古代以冊作卷的習慣提法去理解。因此，為尊重作者和原稿實際情況，本書稱“不分卷”是比較恰當的（參見駱偉《<聊齋志異>版本略述》）。

也有人認為，十六卷和八卷分別是指兩個手稿本。十六卷本在前，八卷本在後。其根據是，康熙三十六年（1697），濟南朱緗在給蒲松齡的信中説：“《誌異》七冊，前已送上，想蒙照入矣。尚有八冊，弟未經覽者。祈即付敝年伯（察）入。”

朱緗索要《聊齋志異》手稿，不僅僅是為了閲讀，而是為了抄寫。他在康熙四十一年給蒲松齡的信中又説：“《誌異》書有弟未經抄錄者，祈付去手。”康熙四十五年又一次致函蒲松齡説：“《誌異》並祈攜來，從前抄者，尚有魚魯之訛。欲更正也。”

可見，朱緗從蒲松齡那裏借來《聊齋》主要還是為了抄錄。但這裏透露出朱緗那個借閲本的信息：還完七冊，還有八冊未經閲覽。説明原書應該至少分裝十五冊。如果每冊為一卷，當時朱緗手中還保留一冊未還的話，那麼就正好和十六卷的數字吻合。

這應該就是蒲立德序中所説的“十六卷”手稿本（參見薛洪勣《<聊齋志異>的版本系列》，《明清小説研究》2002年第三期）。

關於八卷手稿本，蒲松齡的兒子蒲箬在《祭父文》上提到：“暮年著《聊齋志異》八卷，每卷各數萬言。”而該書原文總字數大約為四十萬字，如果平均每卷五萬字，八卷正好四十萬字。説明八卷本存在的確是事實。

蒲松齡故居

蒲箬在《柳泉公行述》中也明確説：“如《誌異》八卷，漁搜聞見，抒寫襟懷，積數年而成。”蒲松齡去世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而他的同鄉張元在《柳泉蒲先生墓表》中説：“所著文集四卷、詩集六卷、《聊齋志異》八卷。”

這篇墓表寫於雍正三年（1725）。這説明，八卷本的《聊齋志異》手稿不僅當時存在，而且還應該是作者最後的定稿。

但是到了雍正末年和乾隆初年，蒲松齡的長孫蒲立德在給本縣縣令唐秉彝的《呈覽撰著恩懇護惜》一文中説：“（《誌異》）原本漫漶，副錄差訛，當即校字魯魚，兼恐觸時忌諱，尚須校勘，另行繕寫。但生昏眊而耕硯，強讀祖父之書；拮据而授生徒，豈勝謄抄之力？謹先兩冊奉納，餘即陸續進呈。”

這封信透露出這樣的信息：縣令唐秉彝曾經向蒲立德借用《聊齋志異》手稿抄錄，並要蒲立德幫他一起抄錄。蒲立德在回信中婉言謝絕抄錄工作，卻向唐秉彝提供了家藏的《聊齋志異》手稿兩冊。

在這裏，蒲立德並沒有具體説明他提供給唐秉彝的手稿本是多少卷，但蒲立德在《聊齋志異跋》中説：“《誌異》十六卷，先大父柳泉先生著也。”應該可以理解為蒲立德手中的《聊齋志異》稿本就是十六卷。

可是接下來的問題又來了：在八卷本定稿明確之後，怎麼蒲立德手中又會出現十六卷本手稿呢？

連環畫《蒲松齡》

這有兩種可能：一是十六卷本和八卷本分別是兩個不同的手稿抄錄本，二是蒲立德手中的十六卷本系由八卷本拆分而成。筆者以為從情理上分析，後一種可能性不大。它既不合情理，又毫無證據。而前一種可能不僅在情理上是可能的，而且上述材料分別提供了相關證據。

目前流傳下來我們見到的手稿本應該是八卷本。這就是説，還有一種十六卷本的手稿本仍然湮滅在人間。如果有朝一日，它能重返人間，則是《聊齋志異》研究和中國文化史研究的一大盛事。

除了丟失的半部手稿四冊外，1951年春，接收《聊齋志異》手稿的遼東省文化處，將其上交到當時的東北人民政府文化部。

同年秋，東北文化部文物處將手稿交周福成老師傅重新託裱，宣紙加襯，做成“金鑲玉裝”，並用藍絹皮、綠包角重為裝訂。裝裱時由於重新加襯，手稿厚度增加近一倍，因此由原四冊改為八冊，用綠花錦套分裝兩函，移交東北圖書館（今遼寧圖書館）保存。

1952年，《聊齋志異》半部手稿曾送交中央文化部，擬由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並一度誤藏北京圖書館。手稿中唐夢齎序前及第五冊（改裝後的冊次）後鈐蓋的“北京圖書館藏”朱文小方印，即由來於此。

手稿本有什麼校勘價值？

文學古籍刊行社 1955年影印《聊齋志異》手稿本

多少人對它垂涎三尺，多少人為它擔驚受怕。這部《聊齋志異》手稿幾經滄桑，足見其為寰中寶物。可是它除了是蒲松齡的遺物，具有文物價值之外，它作為《聊齋志異》的現存最早版本，它到底有多大價值？它具有哪些其他各種版本的《聊齋志異》無法替代的作用？

首先就是校勘的作用。所謂校勘，是指古籍整理過程中的一道必要程序。古代文獻在傳抄過程中或多或少會出現文字與原文有出入的情況。為了解決這個矛盾，正規的古籍現代出版物一般都要由專家學者對其進行校勘。

校勘就是用該書的所有版本相互進行文字核對，從中選擇最接近作品原貌的文字來使用。比如同一本書裏邊同一個位置的文字，可能不同的版本中文字會出現歧異。那麼校勘者就要運用各種相關專業知識，確定哪一個才是最正確的。

在這個問題上，一般認為作者的手稿是最接近原貌的。所以，目前出版的各種《聊齋志異》校點整理本，所有的整理者都毫無例外地把這半部《聊齋志異》手稿本作為校勘工作依據的首選。

比如像經典的張友鶴先生《聊齋志異會校會評會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本，作者在後記中列舉了十四個使用依據版本之後説：“以上十四個本子，是這次會校、會注、會評中所分別應用到的。從文字校勘上説，手稿本價值最大。”

《全校會注集評聊齋志異》（修訂本）

近年新出的任篤行《全校會注集評聊齋志異》（2000年5月齊魯書社版）後記也這樣提到手稿本：“因此它（指手稿本）是當前最可信的本子，是評價抄、刻本優劣的最重要依據。”

值得提到的是，在乾隆三十一年（1766）趙起杲第一次刊刻《聊齋志異》的時候，經過餘集、鮑廷博的認真仔細刪改，原稿中那些有可能觸犯清王朝文字獄的內容大體上都被刪除殆盡。

如《張誠》篇中原稿一段話為“明季清兵入境，掠前母去，父遭兵燹”，刻本為迴避政治麻煩，改為“前母被兵掠去，父遭兵燹”。有的如《亂離》全篇描寫清兵慘無人道的屠殺行為，甚至被全篇刪除了。這樣一來，原稿本就成為今天人們瞭解作品原貌的珍貴依據了。

有一個很突出的例子，在著名的《促織》一篇的結尾，手稿本的文字和最早的青柯亭刻本出現很大的出入。如小説最後的“異史氏曰”中，手稿本有這樣一段文字：

異史氏曰：“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過此已忘；而奉行者即為定例。加之官貪吏虐，民日貼婦賣兒，更無休止。故天子一跬步，皆關民命，不可忽也。獨是……”

青柯亭刊本《原本聊齋志異》

然而這段文字在青柯亭本中卻被刪除了。

很顯然，這段文字因為涉及到對最高統治者的指責和諷喻，整理者擔心招來政治災禍而將其刪除了。但有沒有這段文字，的確涉及到對作者的思想鋒芒的鋭利程度的評價問題。因此，稿本的校勘學價值也就充分顯示出來了。

相反的例子還有，某些地方手稿本文字簡略，而後來的刻本卻詳細完美。比如還是《促織》一篇，當成名的兒子投井而死，夫婦兩人在安葬兒子之後，發現兒子半夜甦醒，兩人心情稍稍安慰。下面的文字手稿本是這樣：

但蟋蟀籠虛，顧之則氣斷聲吞，亦不敢復究兒……。

而青柯亭本卻是這樣：

但兒神氣痴木，奄奄思睡，成顧蟋蟀籠虛，則氣斷聲吞，亦不復以兒為念……。

相比之下，青柯亭本的文字完整，尤其是非常具體地交代出成名的兒子陷入昏境的形態。這樣的描寫對於理解作品的情節連貫，把握作品的思想主題，具有重要的價值。

可以看出，《聊齋志異》在後來的刊刻過程中，是經過後人潤飾和加工的。從而説明《聊齋志異》一書的藝術成就凝結着眾多無名者的貢獻和心血。

手稿本對《聊齋志異》分卷的作用

聊齋郵票

其次是瞭解原書的分卷情況。由於《聊齋志異》是文言短篇小説集，各篇相對獨立，所以在全書卷次的編排上有相對的自由度。

就稿本自身而言，就出現十六卷、八卷兩種形式。而後來的各種抄本、刻本、評註本等還出現六卷、十二卷、十八卷、二十四卷等各種卷帙，更是五花八門。於是，在處理該書的卷次安排問題上對手稿本依據的程度，就成為人們評價其合理與否的主要參照。

比如張友鶴先生的“三會本”是分為十二卷。其根據是，以現存四冊稿本與鑄雪齋抄本互校，可以發現稿本每一冊內容的排列次序在鑄雪齋抄本中基本上都完整保存下來。而鑄雪齋本的祖本——雍正時期的殿春亭抄本正是分為十二卷（見殿春亭主人跋）。

張友鶴先生由此斷定蒲松齡原書即為十二卷。然而這個分法受到強烈的質疑。章培恆先生在給張友鶴“三會本”作的新序中指出：“其較重要的不足之處，則在於誤認為鑄雪齋本的分卷編次與手稿本相同，故在編排上以鑄雪齋本為依據，打亂了稿本的原來次序。

而且，對兩本在分卷編次上的不同之處，在校勘記中不作任何説明，以致讀者若不將這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