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英政府統治下的香港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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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問題走到今天，有着一系列複雜的原因。

近段時間以來，香港的政治局勢愈發動盪，暴徒們衝擊警察局，破壞公共秩序，侮辱國旗國徽……他們的所作所為挑戰着每一箇中國人的底線，其行為之惡劣，已到了無法忍受的地步。

香港

官方媒體以罕見的強硬態度，譴責了製造暴亂的港獨分子及背後支持他們的外國勢力。可暴徒們仍然有恃無恐，打着“民主”的旗號公然踐踏法治。更為可怕的是，暴徒們的口號在香港似乎頗有影響力，這才有了佔領立法院等事件的接踵而起。這種思潮如何而起，又如何發展到今日之地步，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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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

1840年以後，英國為了打開中國市場，悍然發動了兩次鴉片戰爭，結果就是清政府的戰敗，並屈辱的接受了割地賠款的不平等條約。1842年清政府被迫割讓香港島給英國，1860年又被迫割讓九龍半島給英國。甲午中日戰爭失敗後，英國強迫清政府於1898年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強行租借新界地區，租期為99年。從此，香港告別了祖國母親，成為一個漂泊在外的遊子。

**英國佔領香港最初的目的不是為了殖民，而是為了商業貿易和經濟利益。**在鴉片戰爭後搶奪中國土地時，英國在更具有軍事戰略地位的舟山羣島和更具商業價值的香港之間選擇了後者。正因為此，加之英國人認識到香港與內地在種族和文化上融為一體，難以殖民，於是英國政府抱着“借來的地方”的臨時心態，對香港基本上採取“統而不治”的政策，讓英國人撈取更多的利益。

《南京條約》簽訂，香港島被割讓

這一時期香港處於一個港督的高度集權的時期，香港市民則完全被排除在政治權力之外。港督受制於英國的殖民地大臣，同時又代表英國對香港進行管治，擁有最高權力，集立法、行政大權於一身，兼任立法、行政兩局主席。立法局和行政局只是港督的諮詢機構，港督擁有緊急立法權和解散立法局、任命法官的權力，在港督與行政局議員意見不一致的情況下，港督可以否決行政局議員的意見。顯而易見，這段時期的港英政治具有強烈的專制主義色彩，可這樣的制度竟然能在香港維持100多年而沒有什麼大的變動，如同一塊“早期帝國政治的活化石”。

1925年的“五卅慘案”之後，爆發了歷時16個月的“省港大罷工”，導致1O萬罷工工人離開香港返回廣州，對香港的秩序造成了極大的衝擊。這使港英當局不得不承認沒有華人的合作難以維持殖民統治，於是1926年港英政府委任華商周壽臣為第一位華人議政局成員，由此開了華人進入行政局的先河。

省港大罷工

隨着香港經濟社會的發展，港英政制也進行過一些改革，比如1946年胎死腹中的“楊慕琦計劃”。不過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始終沒有實質上的政治改革，最多隻是在局部上進行了某些修補。

由這一時期港英政府的政治改革可以看出：只有不涉及港英政制基本架構的改革措施才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實施；凡是觸及港英政制基本架構的改革措施，無論它在當時有多大的爭論，造成了多大的影響，其結果都會被英國政府否定。可見，英國政府根本不願意對港英政制進行改革，其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維持原有的政治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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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城市

這種傳統港英政治能維持100多年之久，離不開當時的社會文化。香港是一個典型的移民城市，土著居民的數量很少。**近代以來，香港雖然被租借給英國，可絕大多數香港人從來都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並堅信着總有一天香港能夠迴歸祖國。**二戰以後，大量內地人口開始移居香港，使香港人口從抗戰期間的65萬猛增到160萬。這些初來乍到的移民生活開始十分艱難，只能靠從事艱苦的體力勞動維持生計。面對沉重的生活壓力，他們甘當順民，只知義務而不知權利，對港英政府既不抱奢望，也沒有太多要求。他們對政治的態度是淡漠的，缺乏參與意識，甚至被描述為“政治冷感”。似乎在香港這個“經濟城市”中，“追求個人財富”才是頭等大事。

香港迴歸

可隨着大陸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大地，對外開放的窗口打開了。僅在1978一1980年的3年內就有40萬大陸移民來到香港，合法及非法的各半，他們被統一稱作“新來港定居人士”，與70年代來港的舊移民相區別。

隨之而來的就是新舊間的第一次大規模衝突。在香港社會中已擁有相當話語權的舊移民們看到新移民的洶湧而入，憤怒的指責他們搶走了自己的住房和工作，影響了自己的生活。雙方間的唇槍舌劍為融合中的香港社會埋下了不和諧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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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的社會

進入20世紀80年代，香港迴歸問題提上了議事日程。1982年撒切爾夫人訪華，中英雙方針對香港迴歸問題展開了一系列談判。一開始，撒切爾夫人不同意把香港歸還中國，她希望“以主權換治權”的模式繼續在香港維持殖民統治。中國政府則堅決地拒絕了這一要求，並且多次表示，香港主權問題不容談判。最後，在中國政府的強硬態度面前，英國不得不既讓出主權，也讓出治權。

撒切爾夫人

在這場關係香港前途的談判中，以往一直都是關心經濟利益的香港人，似乎在一夜之間就變得對政治特別熱情，在報紙、廣播、電視等媒體中都體現着香港人對中英談判的關注。這並不難理解，政治問題同經濟利益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人們關心自己的利益，就必然會關心與自己利益密切相關的政治。

但是，在中英聯合聲明公佈後，港英政府卻大搞政治改革，開始用民選的方式選舉立法局議員。本來《聯合聲明》中只規定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由選舉產生，並沒有規定由普選產生。可在這種政治氛圍中，選舉就很容易被理解為“普選”，以至於“普選”概念幾乎在沒有爭議的情況下寫入了《基本法》中，由此導致後來香港政制發展問題的爭議。

英國口口聲聲説是要給港人民主，試圖在13年的過渡期內改變香港的政制，以便保留自己的影響，維護英國利益。他們的目的在於：培養地方精英的政治忠誠，實現幕後遙控；培養民眾的獨立公民意識，實現分而治之，讓“非殖民化”變成“再殖民化”。

可諷刺之處在於，在此前統治香港的100多年中，英國從來沒有考慮過給予香港以民主，而且對任何觸動港英政制的改革措施都加以拒絕。如今大限將至，也不忘給中國政府上點眼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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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歸

當歷史的車輪駛入20世紀90年代以後，香港的發展也進入了後過渡期。按照《中英聯合聲明》的規定，保持香港過渡期的平穩，是中英雙方的基本共識。但是，在這一時期，香港的政治舞台風雲變幻，出現了許多始料不及的新情況和新問題。在政治方面，港督彭定康進行了兩大改革。

彭定康

一是改變立法局的地位，目的是把立法局發展成為一個制衡政府的獨立組織，使其具備所謂代表市民所需的獨立性，擁有明確而獨立的管理自己事務的職權，能夠發展本身的委員會架構，能夠通過對港督的質詢、聽取港督對出訪和重要事務的彙報等方式監督港督，從而使香港的政制由行政主導向立法主導轉變；二是建立完善的三級架構，將區議會的全部議席實行直選，並擴大區議會的功能。通過擴大市政局和區議會的選舉，並強化區議會的管理職能，從而大大提升市政局和區議會的地位，從而構建一個完整的三級議會架構。如果這些措施都能實現，由此形成的新政制架構能夠被未來的特區政府接受的話，英國就可以通過由其支持的“民主派”控制三級議會，進而掌控香港政局，同時也會給未來特區政府的管治造成相當的困難。

1997年7月1日凌晨，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香港迴歸祖國的懷抱。迴歸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實行“一國兩制”，同時強調“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獨立性，保持香港原有的生活方式與政治制度50年不變，維護香港社會的繁榮與穩定。

香港特區政府成立以後，中國宣佈取消立法會“直通車”安排，立法局議員於1997年6月30日全部“下車”，直接否定了彭定康方案。在《基本法》指導下，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區的選舉辦法進行了新的設計：如通過選舉團選舉產生行政長官、立法會和區議會的議員，**在特區政府中實行主要官員“問責制”**等，使香港的民主政治不斷向前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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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源

香港的問題走到今天有着一系列複雜的原因。隨着時間的流逝，香港人口主體已變成當初那些移民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他們生在香港長在香港，不再有父輩那一代的過客心態，而是更加認同自己香港人的身份。在這樣的心理基礎上，香港市民便寄希望於政治參與來爭取和實現自己的利益。

而香港的教育體系從20世紀50年代以後便割斷了與內地的聯繫，逐漸形成了獨立的教育體系。對“祖國”“民族”的模糊化處理讓新生的一代對內地基本上不了解，更談不上認同，意識形態的隔閡、西方勢力的歪曲宣傳，讓年輕人們更加仇視與誤解大陸，並因此而鞏固了對香港的認同。等這一代人逐漸成為香港社會的主流，就會自然而然地把香港的事情和問題單獨加以考慮，在政治民主問題上，他們只考慮和要求香港的民主，簡單粗暴的將大陸形容為與“民主”相對立的“專制”，最終演變為假“民主”之名行暴亂之實。

香港夜景

而從經濟因素上看，上世紀香港經濟迅速發展，被譽為“亞洲四小龍”時，與內地的貧窮形成了鮮明對比。武俠小説、電影、粵語歌曲等文化產品成為香港人為之自豪的名片，多方融合匯聚成獨特的港式文化，塑造了香港人的文化認同。可隨着大陸的崛起，香港的產業不可避免的會受到大陸的擠壓，加上港府的政策不力，民生問題日益突出。那些鬱郁不得志的“廢青”們就把矛頭指向了大陸。

近些年來，一些所謂的“民主派”，屢屢發起以爭取民主為口號的社會運動。民主派中的許多組織和團體，都是在香港迴歸前那種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不僅成員結構複雜，而且有着複雜的社會背景與國際背景。他們都打着代表香港某一階層或某些羣體利益的旗號，提出一些與《基本法》相左的主張，並用行動表達他們的訴求。甚至把中央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的合理合法的管理措施，形容為粗暴干涉香港自治與民主。一些政黨以反中、反共、反特區政府為己任，逢中必反，或否定特區政府的議案，或提出脱離實際的議案以獲得所謂“民心”。這種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不惜綁架香港市民利益的鬧劇，理應受到切實維護香港利益的各方人士反對。

香港目前的亂象是一個多方面導致的結果，並不是某一個或某幾個人的推動，而是有着深刻的社會因素，這也是任何一個香港市民及大陸民眾所不願意看到的局面，從根本上損害了香港市民的利益。要讓香港回到正常的軌道上來，也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全港乃至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因此，在新的歷史境遇面前，全體香港市民也應該摒棄冷漠的旁觀者心態，認真審視自己乃至香港社會的未來發展，共同譜寫香港社會繁榮發展的新篇章。

參考文獻：

    1.香港民主發展歷程的回溯與展望,楊建兵、陳紹輝，《華南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5期

    2.港英政府時期香港民主探析,馮慶想、徐海波，《學理論》，2016年第10期    3.國家認同與文化政治——香港人的身份變遷與價值認同變遷，強世功，《文化縱橫》 2010年第6期

    4.非殖民地香港與英國對香港的殖民統治，李曙新，《青島大學師範學院學報》，1997年第4期

    5.移民與香港的發展，編輯部，《人口研究》，1997年第5期

    6.論戰後香港經濟與政治的變遷，張海林，《江蘇社會科學》，199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