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死後，莫洛托夫為何鬥不過赫魯曉夫_風聞

文：劉怡

“舊王已死，新王萬歲！”（Le roi est mort, vive le roi!）

這句起源於15世紀的法國格言，同樣可以搬用到具有深厚個人獨裁土壤的蘇聯。1953年斯大林突然去世時，至少有6個人有條件扮演“新王”的角色；然而短短五年後，將黨政第一把交椅同時收入囊中的卻是那個不起眼的烏克蘭禿子。簇擁在舊王屍體旁的另五個人變成了“反黨分子”，他們的名字從公開出版物裏消失了。

工於言辭的外交部長莫洛托夫，最早提出“斯大林主義”這一概念的部長會議副主席卡岡諾維奇，從未打過勝仗卻晉階元帥的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在蘇共十九大上做政治報告的部長會議主席馬林科夫，永遠令人不寒而慄的內務部長貝利亞，這五個人構成了斯大林晚年的“國王班底”（All the King’s Men）。他們共同參與了舊王傳奇的締造，也被那位喜怒無常的偉人改造成某一類型的弄臣。當五位顧命大員戰戰兢兢地告別舊王時代、半推半就地參與到新王寶座的角逐中時，諷刺的情形出現了——他們已經習慣於做繞日而行的星辰，以至於當失去舊王的耳提面命時，居然陷入了類似失重的無所適從狀態。五位巨頭在一條沒有斯大林的斯大林體制周圍逡巡徘徊，赫魯曉夫則精明地施以手腕，將其逐一解決，結束了這個過渡時代。

除去被早早送入鬼門關的貝利亞外，“國王班底”中的另外四位人物全都活過了耄耋之年，然而既無人歌頌他們，也無人懷念他們。對這五位斯大林體制的“弗蘭肯斯坦”的回顧，有助於我們更清楚地審視這樣一些問題：赫魯曉夫接手的國家所處的是怎樣一種政治文化？斯大林時代給蘇聯留下了何種遺產？“國王班底”自身的悲喜劇，又是怎樣呈現和造就了蘇聯政權本身的命運？

1956年3月，蒙古人民共和國大呼拉爾（Great Khural，相當於我國的全國人大）在烏蘭巴托國家宮舉行全體會議，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成員尼古拉•伊格納托夫（Nikolay Ignatov）率蘇聯代表團蒞臨指導。大會開幕式上，伊格納托夫興高采烈地介紹了新成立的華沙條約組織和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做的報告，他着重提到，在前一年夏天的中央全會上，蘇共成功地粉碎了以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為首的“反黨集團”，並對莫洛托夫等人的“宗派主義和教條主義活動”進行了打擊。隨着講話的論調越來越激烈，主席台上的蒙古代表臉色開始變得難看，蒙古人民革命黨第一書記達希•丹巴（Dashiin Damba）不安地朝台下的人羣張望，他分明記得，“反黨集團頭目”莫洛托夫也在列席會議的名單裏，身份還是堂堂的蘇聯駐蒙古大使……

大使的座位上空無一人：戴着金絲眼鏡的莫洛托夫在開幕式前露了一下面，隨後悄無聲息地從側門溜出去了。這種不無勇敢的舉動與他在1953年之前的猥瑣懦弱形成了鮮明對比。我們不必高估莫洛托夫的道德“進步”，或許他終於意識到，斯大林的時代已經過去，有節制的抗議不會再打開通往古拉格的不歸路了。

從1930年到1953年，維亞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維奇•莫洛托夫（Vyacheslav Mikhailovich Molotov）一直是蘇聯的“二號首長”，並在不同時期統攬過農業、外交、經濟和運輸工作。儘管並無過人的才華，但憑藉傑出的文牘工作能力和豐富的辦公室政治經驗，他始終扮演着斯大林的頭號辦事員角色。然而，當莫洛托夫罔顧蘇聯在1950年代中期已然存在的政治和經濟矛盾，企圖繼續推行斯大林主義時，赫魯曉夫毅然將他拿下。“二號首長”只能在餘生懷念曾經的領袖和靈魂，三十年後寂然去世。

1955年，莫洛托夫（左一）、馬林科夫（左二）、布爾加寧（左三）、赫魯曉夫（右二）和別爾烏辛（右一）一起出現在歡迎西德總理阿登納（右三）的場合。

“永遠銘記斯大林的教導”

1953年3月2日凌晨，在莫斯科格拉諾夫斯基大街的政府公寓，尖利的電話鈴聲突然響起。莫洛托夫在半睡半醒中被告知，斯大林已陷入昏迷，貝利亞要他馬上趕到克里姆林宮，商討領袖去世後的權力分配。

當“二號首長”闖進俗稱“高地”的斯大林辦公室時，他發現貝利亞、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等人已經在座了。幾位“國王班底”就在彌留的舊王身邊完成了交易：馬林科夫將擔任部長會議主席（總理），莫洛托夫、貝利亞、卡岡諾維奇和布爾加寧是他的副手，莫洛托夫兼任外交部長；被斯大林撤銷的蘇共中央總書記一職將予以恢復，改稱“第一書記”，由莫斯科州委書記赫魯曉夫擔任。3月6日，任命正式公佈。

斯大林去世的消息傳出前，一度有人認為莫洛托夫將成為蘇聯的新領袖：他從1930年起就是俄國第二號人物，工作經驗豐富，在國際上也有一定影響力。但莫洛托夫對自己的缺點了然於心：大半生都在斯大林眼皮底下工作，幾乎從未任職於地方，缺乏可靠的政治班底；雖然經常發表講話和指示，但不過是重複斯大林的既定方針，羣眾是不會甘心為這樣一架“復讀機”出生入死的。因此，他滿足於繼續充當“二號首長”。在斯大林的追悼會上，莫洛托夫在馬林科夫之後第二個發言，頭一句就是：“我們都是列寧和斯大林的學生……”

莫洛托夫（1890—1986）

當然，莫洛托夫也會見風使舵。斯大林去世不過三個月，馬林科夫和貝利亞發生衝突，莫洛托夫自然站到了“一號首長”這邊：在1948年的“猶太復國主義集團間諜案”中，貝利亞把莫洛托夫的妻子波琳娜•熱姆任丘娜送進勞改營，他要報這一箭之仇。於是，貝利亞被撤銷了一切職務，在莫斯科衞戍區司令部槍斃。

但馬林科夫也沒能得意太久：他是斯大林在生前最後五年突擊提拔起來的，與莫洛托夫、布爾加寧等元老存在隔閡，加上馬氏在農業和重工業政策上出現了失誤，遭到其他幾位領導人的一致攻訐。於是，1955年2月，馬林科夫被解除了總理職務，由布爾加寧繼任；赫魯曉夫仍是黨的一把手，伏羅希洛夫是名義上的國家元首（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米高揚三人的職務不變，依然屬於國家核心領導層。

對莫洛托夫來説，地位沒有變化，工作更沒有變化。儘管他曾受到晚年斯大林的猜忌，妻子還被關進勞改營，但莫洛托夫並不打算給過去二十幾年裏的政治犯平反——“二號首長”自己就是政治清洗的執行者和既得利益者，假如要追究斯大林的錯誤，他本人的政治地位就將不保。何況過去五年間，已有三波高級領導人因為標新立異的政策遭到整肅（1950年的沃茲涅先斯基集團，1953年的貝利亞，1955年的馬林科夫），不做任何改變才是最保險的。在他的講話和文章裏，斯大林永遠是“慈父和領袖”，南斯拉夫的鐵托是“修正主義者加法西斯主義者”，西方領導人則是不知感恩的騙子——總之，“我們將把斯大林生前的教導永遠銘記在心”。

這種不思變通的主張，在更富實際的赫魯曉夫眼裏顯然是食古不化。赫氏正確地指出，斯大林晚年的政策給蘇聯的經濟和社會造成了巨大破壞，他在東歐和南斯拉夫問題上的政策則令蘇聯的外部環境急劇惡化：只有大刀闊斧的改革才能突破這種困境。

在中央委員會親信的支持下，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做了著名的“去斯大林化”報告，接着開始部署與南斯拉夫恢復關係。不難想象，莫洛托夫對此有多麼憤怒：他本能地感到，把矛頭對準斯大林，意味着像他這樣的“舊王”寵臣將被打入另冊；而且赫魯曉夫越來越多地藉助蘇共中央聯絡部來和中、南、波各國領導人接觸，把莫洛托夫掌管的外交部架空了。“二號首長”開始反擊，他在中央全會上對赫魯曉夫緩和蘇南關係的政策提出了質疑，赫氏的回應極其簡潔：1956年6月1日，莫洛托夫的外交部長之職被解除；次日，鐵托的專機降落在莫斯科。

一開始贏了，結果還是輸了

莫洛托夫素以“二號首長”著稱，但他在被赫魯曉夫邊緣化以後，卻一反常態地成為黨內反對派的頭號領袖。這個反對派組織的主要成員包括伏羅希洛夫、卡岡諾維奇、布爾加寧以及更早失勢的馬林科夫，他們都曾是斯大林的寵兒，也是改革的直接受害者。在莫洛托夫心目中，反對派比赫魯曉夫要得人心的多：1956年第比利斯（斯大林家鄉）的反二十大遊行中，有人打出了“讓莫洛托夫當總理”、“讓莫洛托夫當總書記”的標語；波蘭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中，南斯拉夫和中國領導人對赫魯曉夫的政策提出了批評；因為赫氏的行政改革被下放到地方的經濟官僚也支持老同志們，他們希望恢復過去的待遇。這些都是反對派可以利用的資源。

1957年4月22日是列寧誕辰87週年紀念日，這一天，莫洛托夫在《真理報》發表了題為“論列寧”的長文。作為現任中央主席團（相當於我國的政治局）唯一曾在列寧直接領導下工作過的元老，他以不容辯駁的口吻宣稱：“斯大林在解決如此重大和複雜的歷史課題時，出現個別錯誤——有時甚至是嚴重的錯誤——是在所難免的。”“黨在過去的政策總體上是一貫正確的，是忠於列寧主義旗幟的。”這是反攻開始的信號。

6月18日，在中央主席團會議上，反對派利用赫魯曉夫的兩位親信缺席的機會，對他步步進逼。從人數上看，元老集團佔據明顯優勢：到會的11名主席團成員中，有6人是鐵桿“反赫”派，國防部長朱可夫也暗示不會力挺赫魯曉夫。結果，主席團以7票對4票通過了要求赫魯曉夫辭職的決議，並計劃在會議閉幕前推舉莫洛托夫為第一書記。

然而，赫魯曉夫隨即證明他比老傢伙們更有政治鬥爭經驗。莫洛托夫等人認為勝券在握，警惕性大大放鬆，他們既沒有立即向全黨和全國通報赫魯曉夫下台的消息，也沒有逮捕後者，反而准許赫氏進行自我辯護和“檢討”。大難不死的赫魯曉夫馬上抓住了這根救命稻草：他一面在會上“誠懇”地反省錯誤，一面授意克格勃主席謝羅夫（Ivan Serov）把全體中央委員火速接到莫斯科，對主席團發動反擊。赫氏的檢討做了整整四天，在這四天裏，分散在各地的中委們乘坐軍用飛機，先後抵達位於莫斯科老城廣場4號的會場。

中央委員中的大多數人對高層鬥爭不感興趣，但他們對莫洛托夫其人再熟悉不過了。所有人都清楚，如果莫洛托夫集團得勢，他們一定會恢復斯大林時代的諸多恐怖政策，並對改革派進行另一輪清洗；即使只是為了保住腦袋，也不能讓這些人大權獨攬。

就這樣，形勢出現了驚人的逆轉——6月22日，全體中委一致要求舉行非常全會，並以集體投票方式推翻了18日的主席團決議。接下來一個星期裏，全會不僅通過了譴責莫洛托夫等人開展“反黨活動”的決議，還以壓倒性多數把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馬林科夫、謝皮洛夫四人開除出主席團和中央委員會。

在蘇共歷史上，中央全會撤銷主席團的決議，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

被遺忘的“老朋友”

莫洛托夫的政治生命行將就木。然而赫魯曉夫比起斯大林來還是有差別的，他沒有打發失勢的頭號“反黨分子”到盧比揚卡大樓（內務部所在地）報到，而是安排他去蒙古當了大使。除去在本文開頭遭遇的那種言語羞辱外，莫洛托夫在烏蘭巴托的生活大體是愜意的，隔壁的中國大使館不時有客人來訪，對這位“斯大林同志的好學生和親密戰友”畢恭畢敬。而在赫魯曉夫與鐵托再度決裂後，莫洛托夫甚至突發奇想，寫了一封信給南斯拉夫駐蘇使館，祝他們“五一”節愉快。

到了1960年，中蘇兩黨出現分歧。為了防止莫洛托夫和中國人走得太近，赫魯曉夫把他調到維也納，出任蘇聯駐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代表團團長。蘇共二十二大後，莫洛托夫和卡岡諾維奇、馬林科夫等人一起被開除黨籍，正式退休；至於斯大林時代命名的莫洛托夫市（原名彼爾姆）、莫洛托夫斯克城（原名北德文斯克）和“莫洛托夫”號巡洋艦，它們早在1957年就恢復了原來的名字。

1961年，莫洛托夫夫婦和女兒斯維特蘭娜（右一）在維也納搭乘地鐵，當時他已被貶為蘇聯駐國際原子能機構代表團的團長

1961年以後，莫洛托夫夫婦在莫斯科河畔的公寓又住了25年，然而再也無緣踏足曾經無比熟悉的“克里姆林高地”。儘管莫洛托夫已是碩果僅存的幾個老布爾什維克（Old Bolshevik，特指十月革命前入黨的蘇共老黨員）之一，但再也沒有人邀請他發表演講了，也沒有人建議他撰寫理論鉅著或紀念文章。

被開除黨籍後，莫洛托夫唯一一次公開演講是1970年在妻子的葬禮上。來自中國同志的問候因中蘇交惡已是音信杳然，只有阿爾巴尼亞的“明燈”霍查偶爾會在講話中提到他，稱他是一位“軟弱但值得欽佩”的人物。1960年代末，有人突然看到莫洛托夫出現在阿爾巴特大街的國立列寧圖書館（現俄羅斯國家圖書館），據説正在撰寫回憶錄，然而從未出版。現在市面上流傳的《莫洛托夫憶往：克里姆林宮政治內幕》（Molotov Remembers: Inside Kremlin Politics）一書是記者費利克斯•楚耶夫（Felix Chuev）根據1985年的採訪筆記整理而成的，後來在芝加哥出版。

​關於“二號首長”的最後一個故事來自詩人和藝術史學者阿納託利•亞科伯遜（Anatoly Yakobson）。1960年代的一天，他在阿爾巴特大街偶遇莫洛托夫，後者依然板着那張冷冰冰的臉，自顧自地走着。詩人跑到前總理跟前，高高興興地問：“您的老朋友馮•裏賓特洛普一向可好？”（裏賓特洛甫為納粹德國外長，1939年曾與莫洛托夫一起簽署蘇德條約，1945年在紐倫堡被處絞刑。）莫洛托夫沒有理會，在街角拐了個彎。他一直活到1986年，年滿96歲才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