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大嘴”李國慶遇見“大炮”羅永浩_風聞

在商界戰場的刀光劍影中，企業領袖們性格各異，剛毅、柔韌、桀驁、謙遜、奔放、持重……鮮活的人物形象與曲折離奇的商業故事交織，繪出一幕又一幕的中國商業圖卷。

穿透表面的光鮮與企業的肌理，窺見一個又一個商業人物的內在，《一點財經》試圖為紛繁的商業尋找原點。

作者/  薄冬梅

編輯 /  劉   煜

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羅曼羅蘭與他的《約翰·克里斯多夫》幾乎成為文藝青年的必備。在這個“文青”還沒有貶義的時代，有兩位青年可能都曾手不釋卷地對其進行閲讀。

出生於1960年代的李國慶，和出生於1970年代的羅永浩，此後不斷在各自的商業裏留名的兩個人，在這裏找到了宿命般的交點。

兩個人身上有太多的不同，一個在教育發達的北京一路順風順水地進入最高學府，畢業後仕途坦蕩，轉而經商後也早早揚名；一個在東北落後的城鎮上，接受着被自己鄙夷的教育，高中輟學，此後在社會上渾渾噩噩至而立，才在北京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

同時，兩人身上也有太多的相同。如約翰·克里斯多夫對主流社會的追尋到反叛一樣，兩人先後躋身所謂的主流社會，卻最終從這種主流中反叛而出。

李國慶、羅永浩人生經歷對比圖（點擊可放大）

最終，類似的思想底藴，類似的潮頭湧動，讓他們在商業浮沉後，仍然以自己的底色示人，嬉笑怒罵皆隨性也好，他人皆醉我獨醒也好，最終他們在媒體和公眾間扮演着“大嘴”、“大炮”的角色。

與其説微博真相了他們，不如説是他們終於真相了自己。

01

北京

2001年春節過後，寒冷的北京迎來了一個憋着勁的青年人。前一年，他在北京一個荒涼的地方接受了新東方一個月的住宿班，在郊區一個農民的回遷樓裏完成了考試學習備課，後來給俞敏洪寫了萬字的求職信，在新東方試講了兩次。這次春節後的試講是他最後的機會。

這次，他當然取得了成功，在北京，他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此後在新東方的五年，他一直是一流講師，之後當網紅、創業兩不誤。他，就是羅永浩。

這份工作可以説改變了他的人生。在此之前，他過的都是“非典型人生”。小學、初中時，不斷地與老師和學校發生各種各樣的衝突；高中輟學後沒有外出工作，反而在家讀書；別人上大學和畢業工作時，他在做着零工與不那麼體面的工作。

而在另一面，他學生時代被叫家長時所看的閒書是《羅馬帝國消亡史》，成績不好的他在當地刊物上發表了幾份作品，有了一點文人的資本。

到了2000年、2001年，1972年出生于吉林省和龍縣龍門公社出生的他，已近而立。在孝敬父母、結婚等現實問題面前，一直反叛的他不得不走向現實，找到自己的謀生之道。

當然，他似乎也沒有完全向現實妥協。在後來的個人自傳中，對於自己來新東方的原因，他除了提到“百萬年薪”的誘惑，還強調了新東方“理想主義的光環”對自己的吸引。

如姜文“站着把錢掙了”的宣言一樣，遊走在商業與理想主義之間，幾乎成為他此後生涯的所有註解。而那個年代的北京，正是商業與理想兼具的時候。

這一年，“2001北京互聯網發展論壇”召開，會上搜狐趙朝陽、聯想楊元慶等“大佬”發言，發言中時刻充斥着時代的氣息與使命感。當時，這裏在孵化着一個又一個的未來商業巨擘，而在創業之初，所有人無不懷揣着樸素的理想與慾望。

一個在北京生於斯長於斯的人，正在互聯網的創業海洋裏前行。與跟老師“擰巴”的羅永浩不同，他從小就是“別人家的孩子”，並最終考入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畢業後進入有“中南海翰林院”之稱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和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

與羅永浩一樣的是，他身上同樣有“反叛”的影子。這個年少時喜歡讀《約翰·克里斯多夫》的青年，曾在北大求學期間當選學生會副主席，代表學生挑着學校的各種毛病，甚至敢於跟總務處長叫板。

在政府部門工作後幾年後，他於1993年全職下海，放棄了這份在別人看來仕途坦蕩的工作。他就是後來與妻子俞渝聯合創辦噹噹網的李國慶。

後來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李國慶坦承自己“下海”的兩個原因之一正是與性格有關，政府機關的升遷需要熬資歷，但他“內心不安分，熬不住”。幸運的是，“那時候到處是機會”，在出過書，開過出租車公司後，他在亞馬遜看到了網上書店的機會。

2001年，在羅永浩於北京新東方開始展露光芒時，身在互聯網的他不得不第一次面對網絡泡沫破滅與資本寒潮。那時的當當也陷入了這場漩渦，高管相繼離職，但最終它挺過來了。

2003年，噹噹網銷售規模破8000萬，李國慶再次展現了自己的“不安分”：他要求股東將增值收入獎勵給創業者，在被拒絕後，他甚至向員工發了辭職信。最後在俞渝強大的資本運作能力下，噹噹再次有驚無險。

此後，李國慶與他的當當一路乘風破浪：2004年拒絕亞馬遜收購，開拓網上百貨銷售，2005年的末尾被評為“中國互聯網產業調查B2C網上購物第一名”。此時的當當與李國慶一時風頭無兩。

這一段時間的羅永浩，也在享受着網絡所帶來的便利。2003年，因“老羅語錄”大火於互聯網，羅永浩成為了中國的第一批“網紅”之一。

02

微博

2006年，是中國互聯網發展的標誌一年。

從1996年起步，在歷經十年的發展後，中國互聯網滲透率首次在這一年突破10%；在這一年，中國互聯網在應用層面走入快車道，網絡廣告等多個關鍵領域的市場滲透率突破5%這一臨界點。“中國互聯網走出市場培育階段，開始強勢起飛，突破了”，當時有媒體這樣寫道。

2006年7月，噹噹網宣佈完成2700萬美元融資。有人猜測，這是噹噹在為上市做準備。此前，李國慶説，噹噹已實現正向現金流，按營收計算已成為中國最大的（未上市）電子商務運營商。

此前曾享受互聯網紅利的羅永浩，在這一年決定離開自己於北京的第一站新東方，創辦牛博網，一個互聯網博客網站。

伴隨互聯網的發展，中國社會輿論的重心也在發生偏移：博客成為輿論的主陣地之一，當年新浪的滲透率達到了32.86%。

此時博客，乃至後來的微博，為受文學與搖滾薰陶、熱於表達與自我的人，提供了向外展示的機會。羅永浩、李國慶以此獲得了創業者、企業家之外的另一重身份。

2011年，又是一個特殊的年份，在這一年，兩人均實現了企業家之外的身份蜕變。當年一月，李國慶以一場與“大摩女”的罵戰，開始了自己在微博時代的嬉笑怒罵，而就在1個月前，噹噹網登陸紐交所，李國慶開通新浪微博。

這次得到廣泛關注的罵戰，圍繞的還是創業者與資本，一個李國慶之前就曾發表意見的議題：“噹噹網上市了，老股東們很爽，價值漲了10 多倍。投資銀行也將個人高升。美國人實際，你罵他們是孫子，只要賺了大錢還舔你屁股。”

後來，指責百度干預排名結果，指責馬雲縱容淘寶賣假貨，他像一個壓抑已久的人在網絡上終得解放。“我不是為財富活着”，李國慶曾在噹噹網上市後説道，獲得財富自由的他希望在這裏得到更多自由。

“鳳姐和楊二車納姆等很原生態，聰明，道德底線也沒問題，只是挑戰了我們傳統的審美視角，更挑戰了上流社會的思維定勢，有些觀點，我也不認同。可如果他們是男的，還會招來那麼多反感嗎？太男權主義了。”

他在這個言論陣地上相當自我，社會、文化、商業、私人等等話題無一不説，甚至當當都受益於他的這種自由。在他離開噹噹後，俞渝在公開信中透露，將強化公關以及與外界的溝通能力，之前李國慶在的時候這方面沒重視起來，他就相當於是噹噹的牌面。

一面是自我個性的張揚，一面是商業上的利益主張，在李國慶身上，這兩個看似矛盾的雙方得到了融合。以商立言，以言利商，在這個快口快心、言語肆意的標籤下，他是一個再聰明不過的人。

高中輟學，從新東方、牛博網再到錘子手機的羅永浩，無疑也是一個聰明人。自走紅網絡，成為中國第一代網紅後，他將自己塑造成了一個有着鮮明標籤的商業體。

2009年，在牛博網關閉後，他曾連續以“我的奮鬥”、“一個理想主義者的創業故事”等為題演講、出書。2011年、2012年，砸西門子冰箱，舉報方舟子詐捐，炮轟鏈家，一連串事件，為他迎來了來自更主流社會的更大關注。

羅永浩“一個理想主義者的創業故事”演講現場

在忙碌於出現在公眾面前的同時，2012年5月，他正式創辦錘子科技，在一個月後，《一個理想主義者的創業故事》有了第三版。在後續的創業中，羅永浩、錘子、理想主義，三者被牢牢捆綁在一起。

03

理想

2010年，噹噹上市時，李國慶被媒體評為“2010年個私經濟十大人物之一”，同這一評選一齊登上報道的還有他的鋒芒畢露與攻擊性。

2011年時，一位用户感嘆，“一年前我關注了五十位企業家，可是一年之後，許多人我不再關注了，現在我只關注了薛蠻子，史玉柱，黃健翔，李國慶，羅永浩。我無意識的選擇，最終發現我關注的人都是特立獨行，思想極端，敢於承擔巨大風險的人。”

在公眾眼中，以李國慶、羅永浩為代表，他們不是典型的企業家。在成熟穩重大於天的商業環境下，李國慶、羅永浩身上似乎都有掩飾不住的鋭氣，甚至在有些人看來這是不成熟的表現。

兩人曾在2013年雙雙入圍年度最不靠譜CEO榜單，當然最後“冠軍”由堅持做錘子的羅永浩摘得。

2013年年度最不靠譜CEO榜單候選名單（部分）

當然，他們自己也已經有所自覺。“我又激動了，這樣也不好，企業家怎麼可以激動呢？企業家是不可以激動的。”羅永浩曾在直播中回覆網友有關“打臉”的提問時感慨道。

被自己的太太評價為“二”，乃至後來被貼上“二”標籤的李國慶，對此也有着自己的解讀：“在公眾場合，我以前偏低調，人微言輕，説話別人也不重視你。上市是一個里程碑，可以站出來説話了，別人也不會認為你譁眾取寵。”

有人曾將李國慶、劉強東、周鴻禕等“非典型企業家”歸類為一種人格，即“孤獨誠懇”。這是美國前總統小布什出版的自傳《抉擇時刻》中提出的一種人格，雖然與主流價值觀不一樣，但他們堅決地在做自己認為對的事情，因此造成作為個人的“自己”與作為政客、企業家的“自己”有相當大一部分的重合。

無論是李國慶展現自己對男女關係，對996等熱門話題的關注，還是羅永浩近來對周杰倫粉絲打榜的看法，他們的這些言論都來自自己作為個體自由的表達。

而兩者這兩種訴求表達，有一種非常相似的基點。一個年代有一個年代的影子。李國慶與羅永浩，一個60後，一個70後，在他們個人被塑造的少年、青年時期，中國正在發生着劇烈的變革。

那是文學與搖滾的時代，羅曼·羅蘭與崔健，成為他們的共同記憶。大三時，時任北大學生會會長的李國慶，在崔健被封殺時邀請他去北大表演；日後羅永浩在微博上説，“我當年是崔健的腦殘粉”。

這個年代，在很多人身上都印下了烙印，而隨着成熟與成長，這樣的烙印可能已經被磨滅，而在李國慶與羅永浩身上，這樣的烙印還有着相當大的殘留。

“我覺得我青春期就沒過完”，李國慶曾坦言道，並認為自己“叛逆至今”。80年代也成為他最喜歡的年代，“有激情”、“有理想”成為他對那個年代的形容詞。

上幼兒園就被老師描述成“思想特別複雜”的羅永浩，在那個年代與教育、與社會對抗，最終雖然在家人、社會的壓力下開始走上一般人都會走的立身之路，但曾每年都在宣講理想主義的他，顯然也是一個“不太成熟”的人。

同時，那也是經濟快速發展的時代，改革與開放的環境，以及世界第三次技術革命在中國的落地，讓那個時代散發着無窮的想象與機遇。李國慶趕上了互聯網的第一波浪潮，羅永浩趕上了互聯網輿論中心轉移的第一波浪潮，以及中國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崛起。

這是他們立足商業的關鍵，也是他們有所轉變的開始。如李國慶所説，“沒有戰爭的年代，讓商場滿足自己的英雄夢想”。

在商業與社會的薰陶中，他們不得不快速“成長”。在某次直播時，羅永浩曾承認，自己的個人烙印在一開始給了錘子的早期發展提供了巨大的幫助，並在中期帶來一些困惑，甚至災難，因為他“沒有心理上做好轉型，（沒有）做一個企業家的心理準備”。隨着越來越“妥協”，越來越“成熟”，他認為那些困惑都陸續得到了解決。

但現實顯然不是簡單的線性發展，而存在極限與往返。他們的成長，伴隨的除了“成熟”，還有“陣痛”乃至“跌跤”。

今年，幾年前就開始在噹噹邊緣化的李國慶終於宣佈離開噹噹，並在離開之際與噹噹、俞渝之間上演了一番愛恨離愁，之後投身火熱的區塊鏈以及還有理想色彩的讀書項目；全身心投入錘子的羅永浩，在歷經融資、裁員等傳聞與風波後，不得不面臨外界的嘲諷——與其做手機，還不如去講相聲。

“一個一個企業家本來很橫，可是為了市場妥協了，這也是大家願意看的。”曾玩轉輿論的老羅清晰公眾的點。

而現在的成功也好，失敗也罷，都是理想與現實的碰撞。早在一開始，他們身上在傳達激情與夢想之時，就同步藴藏着毀滅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