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考的“黃金時代”與“脱貧摘帽”_風聞

2017年3月，蘭考縣脱貧摘帽。2019年2月，《人民日報》發表關於“兩年回頭看”的文章，高度肯定了蘭考的成績。

在2014年，黨的羣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習近平總書記選擇蘭考作為自己的聯繫點。他説：

【“我們這一代人都深受焦裕祿精神的影響，是在焦裕祿事蹟教育下成長的。我後來無論是上山下鄉、上大學、參軍入伍，還是做領導工作，焦裕祿同志的形象一直在我心中。”】

他深情地吟誦了自己以前寫的一首詞《念奴嬌·追思焦裕祿》。

【“魂飛萬里，盼歸來……思君夜夜，肝膽長如洗。”】

那時，蘭考很多人心裏有個“蘭考之問”：為什麼守着焦裕祿精神這筆財富，幾十年了經濟仍比較落後，10萬人沒脱貧?為什麼蘭考集體上訪、越級上訪還那麼多，社會矛盾大事小事不斷?

就在這一年，蘭考縣委書記王新軍在黨的羣眾路線教育時發言説，“蘭考之問”問得好，焦書記去世50年了，蘭考沒有根本上改變面貌。現在再苦再窮，比焦書記那時候好多了，為什麼羣眾對我們不滿意？為什麼我們會在作風上脱離羣眾？説白了我們變了，變成“官”了。要看到脱離羣眾的危險性，從黨的事業高度去看存在的問題。

王新軍終於找到了問題的癥結所在。也就是説，問題就出在黨員幹部們的“官”氣上。只要我們共產黨的幹部能夠去掉“官”氣，廉潔奉公，以身作則，處處作羣眾的表率，吃苦在前，享受在後，一切問題就能迎刃而解！

蘭考的歷史上曾經有過一段“黃金時代”，可以説明這個問題。

2014年，有刊物發表了新華社高級記者陳健的文章《張欽禮一案的前前後後》，文中寫道：

【“張欽禮這一幫人六年（指1971年至1976年---引者注）中幹出的結果是：引黃淤灌出26萬畝沙荒鹽鹼地為良田;種植了56萬畝農桐間作地(區);建立了60個縣、社工廠，填補了蘭考歷史上沒有工業的空白。僅縣辦的16個工廠，年產值4000多萬元，税利760多萬元，糧食產量由1962年的6000萬斤增加到三億兩千多萬斤，人均800斤，家家有餘糧，是解放後歷史上的黃金時代。蘭考也由老缺糧縣，到1976年，已上繳給國家3000萬斤糧，100萬斤皮棉，80萬斤油料。就連當年來蘭考視察工作的商業部部長姚依林，看到蘭考在文革的混亂中，打出一片新天地，興奮不已。不知在什麼場合，不經意地對張欽禮説，大慶缺少副食，黑龍江省過年也只能給他們500頭生豬。張欽禮立即派當時的副書記楊捍東和四杆旗的支部書記給大慶送去1000頭生豬、60噸粉絲、120噸酒。張欽禮説，不能讓鐵人的大慶工人缺肉菜。” （見該刊第21頁）】

據《張欽禮一案的前前後後》，習近平總書記對張欽禮也有所瞭解。該文寫道：

【“習近平擔任副主席期間，在蘭考視察時曾問過張欽禮的情況。時間是2009年4月1日。他在一次座談會上問：‘當年和焦裕祿一起帶領幹部、羣眾除三害的的那位縣委領導是誰？’時任新聞幹事的劉俊生答：‘縣委副書記張欽禮。’習又問，‘這位同志還在嗎？’劉答：‘他去世了。’”（見該刊第16頁）】

蘭考的這段歷史可以告訴我們，在任何地方任何時候，只要有弘揚焦裕祿精神那樣的幹部，就可以帶領廣大人民羣眾開創新局面。

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到蘭考調研的報道引起了全國人民的關注。人民日報甘肅分社社長林治波發表了《蘭考為什麼還是那樣窮？》一文，文章結尾寫道：

【“一個地方的發展，受制於多方面的客觀條件，但人的主觀能動性，特別是幹部隊伍的精神狀態，對一個地方的發展同樣至關重要。一種精神的弘揚，有賴於一種氛圍的普及。通過羣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可給人以內心的觸動。筆者以為，解答‘蘭考之問’更根本的辦法，是樹立正確的用人導向：把那些背離焦裕祿精神的人拿下，讓願意弘揚焦裕祿精神的人上來。對於蘭考如此，對於全國亦復如此。”】

2019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指出：2019年尤為關鍵。今年工作做到位了，明年脱貧攻堅全面收官就能有一個更為堅實的基礎。各地區各部門務必一鼓作氣、頑強作戰，不獲全勝決不收兵。

確實，只要全國各地區各部門“讓願意弘揚焦裕祿精神的人上來”，我國的脱貧攻堅戰就一定會取得全面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