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給病人拍照，不想讓冷漠成為醫生的標籤_風聞

文章來源丨人物

三年來，江蘇南通市通州區中醫院心血管內科的姚帥拍攝了 400 多位患者及家屬，總計 1 萬餘張照片，裏面大都是些老人。他問腫瘤終末期患者什麼是死亡和希望，問小孩什麼是悲傷和幸福，問教徒什麼是信仰和人生。

一個老人就是一部歷史

姚帥是名醫生，但他喜歡問別人問題：你害怕死亡嗎？你一輩子最遺憾的事情是什麼？你怎麼度過人生最艱難的時候？

在江蘇南通市通州區中醫院的心血管內科，31歲的姚帥曾向自己的數百個病人提問，還把他們邀請到自己臨時搭建的攝影棚裏，拍下流淚的患者女兒，戴着軍帽、斜眼睥睨的老人，緊閉眼睛和嘴巴、像是在和誰賭氣的老頭，還有眯着眼笑、皺紋堆在一起的老太太。

姚帥很早就對攝影感興趣了。小時候，看到村盡頭處的一抹夕陽，他就會站住，看很久很久，想把這一幕印在腦海裏。下雨天，看着老婦人，拖着一輛裝滿磚頭的板車，身形瘦弱但有力量，他很想拍下來。直到後來，他買了相機，這些畫面才得以被一一記錄。他拍家人，拍頗具風味的土灶，清明節祭祖的儀式……

2016年，姚帥在查房的時候，同病人拉家常。聽到一個老人講起自己年輕時候挖運河的往事，「當時還鬧着饑荒，天寒地凍，泥巴都凍在了一塊，我們赤着腳，趟在水裏，下半身都凍麻木了，十幾二十年的挖，有的人死掉了，有的人落下殘疾，我們這些人年紀大了，很早就患有心衰、肺氣腫。」

這個老人的講述喚醒了姚帥遙遠的記憶。奶奶也同他提起過挖運河的經歷，那時候苦，沒有重型機械，全靠人。

姚帥受到觸動，為什麼不拍攝這些人呢？他想，每天事務性查房，不如去記錄下這些故事。「我從小就聽説過這麼一句話，一個老人就是一部歷史。我們心血管內科，接觸到的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六十歲到八十歲，大半輩子風風雨雨，見證了建國、改革開放，很多動盪的歲月，我挺好奇的。」

三年來，姚帥拍攝了 400 多位患者及家屬，總計 1 萬餘張照片，裏面大都是些老人。他問腫瘤終末期患者什麼是死亡和希望，問小孩什麼是悲傷和幸福，問教徒什麼是信仰和人生。

他將照片集結成《人在醫院》，很多故事都讓他深受觸動，一個肝癌晚期患者，當過輔警，始終戴着警帽，滿腔的英雄主義。還有一個儒雅的老者，以前在老上海做裁縫，給時任中蘇友好協會會長葉藝羣做過一件開司米的大衣，哥哥早年去了台灣，在長長的歲月裏，他們都無法見面。

「每一場對醫者而言司空見慣的病情轉變，對一個家庭來講都可能是一次內心的天翻地覆。」姚帥在開始拍攝患者後，更深地同他們建立起了共情：「我發現原本用牀號或病種簡單區分的患者，原來都是那麼獨特，每一個波瀾不驚的臉孔都可能經受過生活的驚濤駭浪。」

對死亡的困惑

2016年9月，姚帥開始拍攝《人在醫院》。白天下班以後，姚帥把拍攝對象請到主任辦公室，或者儲藏室，關上門，隔開走廊的喧囂，兩個人陷在安靜和沉思裏。

因為空間狹窄，他只能拍特寫。拍攝不過才3分鐘，但每次他都會用很長時間跟患者或家屬聊天。

他問面前的人，關於人生的遺憾、艱難、快樂和死亡，有人哭了，想起自己早逝的親人、犯過的錯，有人談起自己最喜歡放鷂子（板鷂風箏），自己有一個61聲的板鷂，由61個六角鷂組成，有2.4米高，要兩個人才能放起來，放鷂子時，聽到哨子聲，很開心。

攝影更像是談話的句點，他們更在意的是自己被傾聽。有人在拍完後感謝姚帥，之前從來沒有過交流這些的機會。「談話的時候，很多人會哭泣，因為他們沒有一個渠道去被人傾聽和發泄，無論怎樣一種文化水平，社會層次，其實每個人都是有精神的需求。」

被拍攝的患者，有些已經身患絕症，只有幾個月的生命。這也是姚帥思考的問題，因為職業和死亡接近，他總是在想到底要如何面對死亡，可是他不覺得自己做好了準備。

少年時期姚帥一直被死亡困擾着。上小學五年級時，有個傍晚，姚帥發覺接他回家的父親，拿着張單子，神情沮喪。一回到家，母親接過了檢查報告，哭了，她給姚帥的大舅打電話：「哥，現在該怎麼辦啊？」

父親得了「肝硬化」，那是姚帥第一次看到母親哭。在這之前的2年，他的祖父過世了，因為「肝癌」。姚帥並不知道「肝硬化」是什麼病，只是大人的恐慌成倍地籠罩在他身上，當天晚上，姚帥把自己從河裏釣的龍蝦，都放生了，他以為是自己釣了太多的龍蝦，遭了報應。從那往後，姚帥的內心充滿了恐懼，感覺父親隨時都可能死掉。

姚帥變得更加敏感。因為這場病，父親也變得更加沉默而壓抑，不怎麼顧家，母親時常生悶氣。有一天，雨傾盆而下，漫進了陽台，堵塞了下水管道，母親一句接一句抱怨，姚帥跑去疏通管道。家裏停電的時候，也是他一個人跑去鄰村的小店買蠟燭。這兩件事都發生在他小學的時候。

在成長期，思考死亡這件事沒有任何進展，但這種思考改變了姚帥的人生態度，上大學考完四級能畢業，他就不考六級了，畢業後他也不花心思謀求更好的單位。追求世俗意義上的成功，讓他覺得虛無。

2013年，姚帥做了醫生。他好奇病人和家屬怎麼去承受和麪對痛苦，甚至是即將到來的死亡。但他還是沒找到答案。大多數人都是默默地承受，沒有去思考人生為什麼是這樣，是不是應該就這樣。

姚帥記得，他拍攝的第一個病人是一位老師，肺癌晚期。他做了一輩子的化學老師，踐行着「教好書育成人」，但是他對女兒抱有很深的歉疚。因為施加了太大的壓力，女兒中考失利後，一蹶不振，得了精神分裂症。

如果再養孩子，是不是就不會一味要求他們拿第一了？是不是就能更關注她的情緒狀態和精神健康了？人生到底什麼最重要？要用什麼去衡量人生的價值？這些問題姚帥都沒開口去問，他答應老人送他照片作為留念。

不久之後老師就去世了，姚帥拿着這張沒能送出的照片參加了他的葬禮。

拍攝

除了那些善意、哭泣和愛，姚帥也會把這些人展露出來的懷疑、狡詐拍進照片裏。

姚帥問過一個為父母憂心的兒女：「你小時候媽媽怎麼對你好？」一説出這句話，對方就哭了。有的愛吹牛，姚帥就問他平時抽什麼牌子的煙，對方就開始誇耀自己抽過多好的煙，自己的朋友有多厲害。也有人覺得姚帥是騙子，「有的人本身就對世界，對他人帶着一種懷疑的態度，認為你別有企圖，你是騙子。」

有些患者並不願意面對自己的病情。一個病人家住三樓，他要靠妻子攙扶着才能上樓梯，只要聽到後頭有腳步聲，就催促妻子，怕鄰居看到。在拍攝時，妻子講起自己的愧疚，如果早點督促他改掉不好的生活習慣，恐怕就不會這樣了。

一個93歲的老人對姚帥回顧了自己的一生——沒做什麼了不起的事情，但做了一輩子的好人，他覺得做好人才能享福。13歲的時候，家裏窮的吃不上飯，他跑去上海的軟木塞廠做童工，機器比人還高，他拿磚頭墊腳，從天微亮工作到凌晨。後來他做食堂的管理員，手上拿着分給工人的糧票。管他的行政科科長問他要糧票，否則就要趕走他，他只好自己花錢買了糧票給科長，對方還嫌少。

姚帥拍過一個內心滿是憤怒的老爺子。戴着軍帽，一圈灰白鬍子，眼睛炯炯有神，很精幹的樣子。老爺子跟他講，自己在60年代受盡了冤屈，一輩子都毀掉了。當時在生產隊裏，大家分玉米，下鄉的女知青挑了很多好玉米要拿走，「這個玉米，普通的村民他們也要吃，你把好的挑走了，別人吃什麼呢？」老爺子當時年輕，人也正直，剛從部隊裏出來，做事不知道轉彎，在生產隊裏做臨時會計。

女知青叫了幾個男知青去打他，還誹謗他強姦了自己。當時流氓罪還會判死刑，還要開萬人批鬥大會。老爺子被關進監獄，出來後他一直上訪，好些年後才平反，但那時候他沒了工作，也沒了大好青春，後來他娶了一個有精神障礙的妻子。

給他拍攝完，姚帥專門從家裏拿了包煙給老爺子，他愛抽煙。「我很欣賞他，覺得他是很悲劇式的命運，很悲壯。花甲之年，他講述的時候一直很平靜，平靜地表達那份悲憤。」姚帥説。

那之後，過了半年，姚帥第二次見到了老人。人明顯萎靡下來，消瘦，蓬頭垢面，鬍子很久沒打理了，全白了，生活不能自理，大小便失禁，身上有惡臭，走路也艱難。

第三次見是在上急診夜班的時候。後半夜兩三點鐘，老人扶着牆，走得很緩慢，氣喘得厲害，渾身大汗淋漓。在診室裏，姚帥只覺得無能為力，他不知道要以什麼樣的態度對待老人，只想趕快看完病，甚至他都不敢直視老人眼睛，只例行詢問病人哪裏不舒服。

但老人認出他來了。「他説『我認識你，你就是那個姚醫生，我現在不舒服』，他（指老人）説話不會拖泥帶水，不會有祈求。」姚帥盡力給老人提供了更低廉有效的治療方案。

困境

姚帥和拍攝過的病人們到後來走得不算近，「我只想和他們建立一個相對疏遠的關係，因為在現在的醫療環境下很危險，醫生很多時候沒辦法，只能自保。」

這種困境始終貫穿在姚帥做醫生的職業生涯裏。就在採訪他的那天晚上，姚帥當時在醫院值班，一位80多歲的老太太，個子小小的，佝僂着背，在照顧自己重病的兒子時，突然腹痛，劇烈嘔吐不止。

姚帥趕過去，想診治，但和老人溝通很難，她不想花錢做檢查，旁邊也沒能拿主意的家人。「這個時候我作為一個醫生怎麼辦？我給她治，如果萬一出了事，到時候就是我的責任了，治了但是家人反咬一口，那費用誰出？如果不給她治，聽任她呻吟下去，我會受到良心的譴責。這就是很現實的問題。」

最後姚帥選擇了保守治療，打了一針止吐針，聯繫她的家人來醫院。

社會上頻繁出的醫療糾紛，以及對醫生的偏見，讓姚帥很沒安全感。有時候是幾個家屬對救治的態度不統一，醫生去救治了，還會引發經濟糾紛，醫生的熱情反而會成為一種過錯，被人詬病。有時候是家裏人不管不問，給老人做了檢查之後，家裏人又找來攻擊醫生是過度醫療。

有時候甚至不知道怎麼做醫生了。姚帥會很困惑，他嘗試去勸説病人做一些決定，告訴他可能存在的風險，哪些是必要的檢查，但是，「他會對你更加不信任，覺得你有過度醫療之嫌，有可能拿回扣，各種嫌疑。後來我就不怎麼多説話了。」

不過，越是顯現出職業冷漠的時候，姚帥越是警醒，他始終記得小時候的一樁事。那時候他還在讀高一，父親日漸瘦削，他內心敏感不安。一次假期結束返校，經過縣城，父親順路去復打乙肝疫苗。接診的醫生態度極其冷漠，他看着父親諮詢了一個問題，被醫生不耐煩地打發了。父親悻悻地離開，更加沉默，在路上問他：「是不是城裏人都這樣，看不起農村人？」

因為少年時被疾病的陰影籠罩，他體驗過無助的滋味。成為醫生後，姚帥一直希望自己能給病人帶去的是温暖和信心，和患者建立平等親密的關係。2013年9月，姚帥成為了一名醫生，走上臨牀崗位。「Too many people in need」，這是他在醫院實習第一個月寫下的一段話。

為了不讓冷漠成為這個最該温暖的職業的標籤，他總是以微笑和耐心對待病人，滿懷熱情，看完病查完房，空閒時間會自己跑去病房，並不是機械地問哪裏不舒服，而是同病人拉家常。臘月初八的時候，他還會帶來祖母熬的臘八粥，分給病房的老人吃。

拍攝《人在醫院》的項目，也從某種程度上改變了他，更準確地説，是迴歸到他剛做醫生的樣子，「冷漠的心一下子被揪了回來，就好像慢慢要睡過去的人，突然間拍了一下自己的臉，快快快，醒醒，不要這樣下去，不能這樣子。」

姚帥希望自己不要睡過去。「如果有人因為自己的痛苦，向我伸出手的時候，我肯定會去擁抱他。我希望別人能夠避免那份痛苦和無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