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大筆桿子”施芝鴻的鼓與呼_風聞

文章來源丨新京報

施芝鴻曾先後參與中共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文件，以及中共十五屆六中全會、十六屆四中全會、十七屆四中、六中全會和十八屆三中、四中、六中全會文件起草工作。

近日，新京報記者從人民出版社獲悉，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施芝鴻的新書《改革潮頭鼓呼集》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

據人民出版社政治編輯一部主任、本書策劃編輯張振明對“政事兒”介紹，該書彙集了40年來施芝鴻以個人名義撰寫的同改革開放有關的各類體裁文章約200篇，絕大部分是沒有公開發表過的調研報告、演講報告、工作研究文章、理論學習文章等，時間跨度比較長、涵蓋領域相當廣。

其中，不僅涉及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的科技下鄉、城市房改、蛋奶供應等問題，也包括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研究與思考。按寫作和發表時間，全書分為“20世紀80年代”“20世紀90年代”“進入21世紀以來”“黨的十八大以來”四個時期。

“該書從一個重要側面對我國改革開放作了回顧，具有很高的理論與現實意義。”張振明説。

1951年，施芝鴻出生於上海，1985年畢業於上海教育學院中文秘書專業。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他曾先後在上海市人民政府農業委員會辦公室、中共上海市委研究室、浦東新區黨工委、管委會政策研究室工作。2000年進入中共中央辦公廳調研室工作，曾任中共中央辦公廳調研室副主任，2007年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他還曾擔任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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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芝鴻曾先後參與中共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文件，以及中共十五屆六中全會、十六屆四中全會、十七屆四中、六中全會和十八屆三中、四中、六中全會文件起草工作。他還曾是20世紀90年代初因鼓呼改革而名震一時的“皇甫平”三人組之一，被稱為黨內大“筆桿子”。

談確立習近平同志作為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

“是重大政治決定，也是一個重大歷史貢獻”

2016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首次正式提出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明確了習近平同志在黨中央和全黨的核心地位。

施芝鴻在書中寫道，在中國共產黨的話語體系中，“黨的領導核心”這一提法有雙重含義。第一重含義：黨的領導核心是在他們各自所處的特定歷史階段上，成為黨的政治決斷和戰略決策上的核心，同時也是黨在特定歷史階段上理論創造和理論創新的核心；第二重含義：黨的領導核心是在遵義會議形成了一個成熟的黨中央之後，每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在政治上和理論上的代表。

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之後，施芝鴻曾作為十八屆六中全會精神中央宣講團成員之一，在全國所作的50多場宣講報告中，他反覆闡述了這樣一個觀點：確立習近平同志作為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這既是十八屆六中全會的一個重大政治決定，也是一個重大歷史貢獻。

施芝鴻在書中寫道：2017年2月1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中，所講的第二個問題，就是關於“維護黨中央權威，貫徹民主集中制”問題。總書記指出，強調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絕對不是不要民主集中制。我們黨實行的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和集中緊密結合的制度。很多重大工作部署，從部門提出到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要經過五六道關，涉法事項還要到全國人大討論。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為了充分發揚民主，廣泛聽取意見和建議，做到兼聽則明、防止偏聽則暗，做到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依法決策。

施芝鴻稱：“在年前（指2016年）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在談到核心問題時又強調，核心絕不意味着無限權力，也絕不意味着可以任性決策。他表示，要正確處理核心與集體領導的關係，更好堅持民主集中制，絕不會搞個人專制、個人崇拜，絕不會搞王明殘酷的黨內鬥爭那一套，也不會搞‘文革’那一套。《準則》強調黨內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時代性、原則性、鬥爭性也表明，開展黨內積極的思想鬥爭，也絕不會重複過去極左的那一套。”

他寫道：“俞正聲同志在全國政協傳達學習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精神的常委會上説，習近平同志有很強的民主意識和民主作風。他主持召開的每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我們討論和決策黨和國家重大問題時，各位常委同志的發言都是非常熱烈的，有時候也會就某些具體問題展開不同意見的討論。習近平同志總是在聽完大家的意見之後，才集中集體智慧作出最後決斷。他還説，習近平同志在常委會上充分聽取大家意見和建議的民主意識、民主作風，遠遠超出我自己當年在一個地方、一個部門主持黨委(黨組)工作時聽取班子成員意見的民主化程度。俞正聲同志的這一番話，是對那種所謂確立了中共領導核心，就意味着集權、意味着專制這樣的雜音噪音的有力回答，也是對黨內外一些疑慮和擔心的及時澄清。”

施芝鴻稱，在黨的領導核心與民主集中制的關係問題上，習近平總書記特別強調：維護黨中央權威、向黨中央看齊，這個邏輯不能層層往下推。層層提權威、要看齊，這在政治上是錯誤的，甚至是有害的。他要求地方和部門的同志一定要認識到，地方和部門的權威都來自黨中央的權威，在地方和部門工作的同志都是黨派去工作的，不是獨立存在的，也不是孤立存在的，沒有天馬行空、為所欲為的權力。如果層層都喊維護自己的權威，層層都喊向自己看齊，黨中央權威、向黨中央看齊就會被虛化、弱化。

“我理解，習近平總書記這一重要論述指的是，各級黨委負責人不能層層把自己稱為核心、要求黨員幹部都向自己看齊，這同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其各級黨委(黨組)都要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是兩碼事。”

奉調進入上海市委研究室文件起草組工作

“作為改革的受益者、支持者和參與者，誰都不願退回去”

改革開放啓動之時，剛年屆27歲的施芝鴻在上海市人民政府農業委員會辦公室工作。“這是我在結束了7年多上山下鄉知青生涯和3年多在上海市郊區‘五七’幹校教研組理論教學工作之後，進入的又一個同農業、農村、農民直接相關的工作崗位。”施芝鴻説。

記者注意到，收入本書的同農村改革發展相關的多篇調査報告、工作研究、思想評論文章，都是在這個時期，為我國和上海郊區農村改革鼓與呼。

1980年上海郊區有個生產隊成為“百萬富翁”引發關注。隨即，施芝鴻在《恥於貧窮 勇於致富》的文章中寫道，“多年來，我們在宣傳‘窮棒子’精神時，走向了以為越窮越光榮的另一個極端。這是從根本上違背馬列主義基本原理，也不符合共產黨立黨宗旨的。我們中國共產黨的天職就是要帶領羣眾治窮致富。越窮越革命是對的，但如果越革命越窮，那還要共產黨幹什麼？我們應當帶領羣眾像送瘟神那樣，治窮送窮，而不應該一個勁地‘頌窮’，為貧窮高唱讚美詩。”

1983年至1985年，施芝鴻在經過上海市全日制高等教育嚴格的成人教育考試、以高分被上海教育學院中文秘書專業錄取後，在整整兩年脱產學習和深造過程中，他鑽研中國秘書學歷史和專業理論知識。

1986年年底，他由上海市人民政府農業委員會辦公室奉調進入中共上海市委研究室文件起草組工作。施芝鴻説，“在此期間，上海正處於由全國改革開放的後衞向前鋒的戰略轉變期。在進入上海市委研究室工作初期，我為改革開放寫下的一系列文章，既有為中國改革開放必須全面堅持‘一箇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的鼓呼，也有為當時的中共上海市委主要領導同志全力推動的經濟體制改革、國有企業改革、股份制改革、住房改革、副食品生產和消費政策改革、文化體制改革和文化對外開放的鼓呼。”

1989年，在改革開放10週年之際，不少人擔心改革開放是否會退回去，人們焦慮疑惑的聲音較多。當年1月，施芝鴻在《試問誰願從改革之路上退回去》中寫道，“作為十年改革的受益者、支持者和參與者，無論是領導還是羣眾，誰都不願退回去。”

“當前，改革進入了困難階段，同時也進入了反思階段。唯其困難，唯其反思，才會有各種意見和不滿。領導者應當從中吸取合理的內核，以完善我們黨的改革理論和改革政策，而不是相反。”

跟隨江澤民、朱鎔基調研

領導幹部下基層體察民情貴在有“情”

記者注意到，施芝鴻在上海工作期間，曾跟隨江澤民、朱鎔基多次調研，並寫下了工作筆記。

1988年春天，江澤民任上海市委書記，市長由朱鎔基擔任。當時的“大氣候”是主張“改造”思想政治工作，提倡政工幹部“兼職化、業餘化”，使上海許多企業黨政幹部感到困惑和迷惘。

施芝鴻在《撥雲見日廓清政治體制改革中的迷霧》中寫道，江澤民走馬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深入基層，親自作了長達一個多月的思想政治工作專題調查。“這次調查，涉及全市9大系統57個基層單位。而其中江澤民同志跑得最多的是企業，具體指導最詳盡的是企業思想政治工作。”

施芝鴻稱，江澤民每到一個單位，總是鼓勵大家講真話。他本人也毫不隱瞞自己的觀點，使調查的過程充滿了實事求是、平等交談、互相探討、解決實際問題的氣氛。

他回憶，1988年5月13日上午，江澤民特意到上海閔行開發區的中美上海施貴寶製藥有限公司，作為調查第一站。該公司總經理用英文對江澤民説，他對中方黨支部抓企業職工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完全理解和支持的。江澤民聽後感到意外又饒有興趣，也用流利的英語同美方總經理交談起來。

施芝鴻稱，除了深入工廠企業實地調查研究以外，在那段時間裏，江澤民還不放過任何一個可以直接聽取基層幹部意見的機會，更深入地瞭解企業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存在的問題和改進的建議。

1990年1月，施芝鴻曾跟隨朱鎔基去金山縣農村蹲點調查。施芝鴻説，從親身經歷的許多事例中，悟出一個道理，就是領導幹部下基層體察民情貴在有“情”。這幾年，有些幹部到基層去，往往是“招招手、握握手、揮揮手”，而對羣眾最關心的切身利益和實際困難則漠然處之。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懷念焦裕祿那樣的對羣眾噓寒問暖、關懷備至的幹部就是很自然的了。

“這次隨朱鎔基同志去金山縣農村蹲點調查，當他聽到今年農民年終分配缺少資金，原因是應收銷貨款被大量拖欠的情況以後，焦急萬分，第二天就把市人民銀行和農業銀行的兩位負責人請到他蹲點調研的縣裏，商量解決問題的辦法，還建議主管工業的副市長緊急協調，組織受農民歡迎的緊俏工業品下鄉以回籠貨幣。消息傳出以後，農民笑了，幹部樂了，都説新任市委書記兼老市長幫他們解決了一個大難題。”

施芝鴻還看到朱鎔基發了狠話。朱鎔基在金山蹲點調查時，發現有些農村幹部大量拖欠集體資金建造私房、裝修住房，嚴重脱離了羣眾，心情再也不能平靜了。朱鎔基説1990年是“黨風年”，要把抓黨風促廉政作為做好農村各項工作的綱，對嚴重違法違紀、以權謀私的典型，要鐵面無私、嚴肅處理，對幹部要有震動，對羣眾要有交代。

“皇甫平”三人組之一

文章發表後受到壓力，上海市委指示淡化處理

1991年2月至4月，《解放日報》連續刊發了4篇署名為“皇甫平”、為改革鼓與呼的評論文章，又一次引發瞭解放思想運動。施芝鴻是“皇甫平”三人組的作者之一，另外兩人是周瑞金和淩河。

施芝鴻在書中稱，早在1990年就曾醖釀寫幾篇談論改革開放的文章。那時，治理整頓已經進行了兩年，取得了明顯成效，但是還有很多深層次的問題沒有解決。我們在實際工作中感到對改革開放議論得不夠，鼓呼也太少，需要寫文章講講這個問題。當時醖釀過幾個題目，但並沒有動手寫。

1991年春節前夕，鄧小平到上海視察了好幾家企業，仔細聽取了開發開放浦東的彙報，並就改革開放問題作了許多重要指示。他們感到小平同志是有意識地來上海就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作一番新的鼓動的。鄧小平關於“要更高地舉起改革開放的旗幟”，“改革開放要講幾十年”，“改革開放要更快、更好、更大膽”，“不要一説計劃經濟就等同於社會主義，一説市場經濟就等同於資本主義”等一系列重要談話，都有很強的針對性，不僅對上海工作，而且對全國都具有深刻的指導意義。基於這樣的理解，當時施芝鴻等人認為，應當發表幾篇有影響的評論文章，來闡述小平同志關於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最新思想。

文章發表後，發生了一些爭議，“皇甫平”三人組也受到了壓力，上海市委也很理解他們的處境，指示淡化處理。

談及“皇甫平”這個身份，施芝鴻説，皇甫平本身並不足道，無非是在文章中及時傳達了鄧小平同志的談話精神，提出並闡釋了新形勢下關乎中國改革開放全局的若干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在思想上衝破了凡事都要問一問姓“社”姓“資”的束縛。皇甫平文章引起了國內輿論這麼大的反響，證明鄧小平同志的思想符合中國實際和羣眾意願，具有鮮明的黨性和人民性。反對者的思想武器很陳舊，因而脱離實際、脱離羣眾，根本成不了大氣侯。

1994年春天，施芝鴻與周瑞金又在《人民日報》發表“任仲平”的署名文章，提出要“上下一心打好今年改革攻堅戰”，整體推進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體制，在全國兩會引發強烈反響。

施芝鴻書中説，任仲平是《人民日報》重要評論的諧音。朱鎔基在參加湖南省人代會的討論會上，建議代表們認真看一看任仲平的此篇重要文章，他認為這篇文章的創新之處就在於突出了改革的重要地位。

多次參與重要文件起草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組合式方案覆蓋了全黨全國各方面意見”

2000年，施芝鴻調入中共中央工作後，曾多次參與黨代會報告及中央全會文件起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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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注意到，在新書中，施芝鴻的多篇文章都是對上述重要會議的解讀，其中還談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24個字的產生過程。

施芝鴻説，2011年，在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研究制定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時，全國各級黨組織、黨員幹部特別是黨的各級宣傳思想文化部門，都建議這次全會最好能在十六屆六中全會《決定》提出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基礎上，進一步總結提煉出一個更簡潔、更易懂易記、也更方便對內對外傳播的、關於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表述。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很重視這個意見，但由於當時全黨全國、方方面面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不盡統一，主要是對於從什麼層面上來加以概括的認識不盡統一，所以，十七屆六中全會最終沒能完成這個任務。

2012年1月，在籌備召開黨的十八大時，各地區、各部門又把這個問題重新提了出來，但還是繞不開一個老問題：究竟應該從什麼層面上來概括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當時，中央軍委已經提出了當代革命軍人核心價值觀，那是着眼於革命軍人這一特定羣體來概括的；北京、上海兩大直轄市也先後提出了對“北京精神”“上海精神”的概括，那都是着眼於一個地域來概括的；還有一些“企業精神”“行業精神”，本質上都是着眼於一個企業、一個行業的特點提出來的。那麼黨的十八大報告究竟應當從一個什麼樣的層面什麼樣的角度，來概括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呢？當時面臨的就是這樣一個問題。

施芝鴻稱，黨的十八大報告在起草過程中，經過聽取和整合各方面意見，經過文件起草組反覆討論和修改，最後選擇了分國家、社會、公民個人三個層面來概括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組合式方案，該方案覆蓋了全黨全國各方面意見，反映現階段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認識上的最大公約數。

他還表示，作這樣三個層面的組合式表述，在思想方法上，借鑑了毛澤東在20世紀50年代，從三個層面來論述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利益關係問題的概括和表述方法。毛澤東當時提出，正確處理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利益關係，就要既講國家利益，也講集體利益、個人利益。那麼，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進行概括和表述，是不是也可以從這三個層面來進行呢？

“在召開黨的十八大的會場內外、我們黨內黨外，絕大部分同志對這樣組合式的表述是贊同的認可的，認為作這樣的表述，可以體現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關的最大公約數，的確比較全面，也比較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