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價《蔣介石手令》與歷史背景_風聞

2015年6月，由前國民黨上將錢大鈞所藏的《蔣介石密令手諭》以專場形式亮相保利春拍，終以1782.5萬元成交。曾任中國國民黨黨史館主任的邵銘煌先生認為此次拍賣的密令對於研究蔣與民國曆史，“史料價值非凡，謂之媲美蔣中正日記，亦不為過”。這批手令結集2卷，共106通、140紙。

本組圖片解讀的16通手令均出自侍從室，這是蔣介石身旁最重要的幕僚組織，全稱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是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的下屬機構，也是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的直接辦事機構。因為其特殊的服務對象、公文事務內容及嚴格的規章制度，常被蒙上一層神秘面紗。這裏是當時中國的最高政治中心，國民黨所有黨政軍機關都要俯首聽命。圖為視察軍隊的蔣介石。

國民黨軍在對贛南閩西紅軍的第5次“圍剿”成功後，蔣介石於1935年2月決定結束南昌行營與豫鄂皖“剿匪”司令部，改設“剿總”司令部於南昌，並改組侍從室，使其地位更加重要。就在改組前不久的1月27日，蔣介石對提出請辭的錢大鈞寫下這封信“慕尹吾兄勳鑑：手書悉，無須辭職，請假滿時，來南昌一敍為荷。中正。一月廿七日。”

錢大鈞之所以請辭，是因為他此前擔任豫鄂皖“剿匪”司令部總參謀長，隨着“剿總”的撤銷，錢大鈞想要辭職後，去爭取侍從室之職務。

因為侍從室在當時顯赫一時，鼎盛時總共設有3個處9個組，機構人數雖不算多，論其地位卻屬於最高權力機關，在8年抗日戰爭時期，侍從室更是凌駕於國民政府各院之上，執行蔣介石的指令，唯蔣是從。圖為蔣介石與錢大鈞的合影。

錢大鈞一進侍從室工作，至1938年2月調任航空委員會主任止，為時2年餘。他自認追隨蔣介石年久，相知既深，信任亦專，凡不需上聞的細務，都隨時妥慎處理，以為蔣介石分勞。而事關重要的機密，多親自研處，隨時請示。雖日以繼夜，不敢辭勞。凡內外上下之情，必妥為協調，幸無貽誤。圖為錢大鈞陪同航委會秘書長宋美齡視察武漢空軍。

侍從室中人才輩出，例如圖中的侍從室二處主任“文膽”陳布雷，此人因才華出眾，20多歲就在報界享有盛譽。抗戰時期，陳布雷用如椽之筆，寫出了多篇激揚民族誌氣的不朽文章，是國民黨的“領袖文膽”和“總裁智囊”，素有國民黨第一支筆之稱。侍從室的重要成員權力很大，也可以説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凡是下面要呈報情況、打通關節，最便利的捷徑便是通過侍從室；而侍從室出去的人員，也大多在國民黨軍、政界擔任要職。

蔣介石對侍從室的人要求非常嚴格，比如這通手令，厲聲斥責錢大鈞“以原電唐塞”的偷懶做法，説他應當先拿出自己的意見附在呈批件上，再上報給自己。“錢主任：以後來電，每電均須先簽擬意見，再呈。不得以原電唐塞，叫我自擬辦法。中正。”

侍從室中人皆為蔣介石的心腹，除錢大鈞和陳布雷外，朱培德也深受蔣介石的信任。比如這通手令“以後呈閲文件，非十分重急之件，皆應先呈交朱主任代批，且擇其輕重緩急擬附意見。中正。”文中的“朱主任”，即朱培德，從文中能夠看出蔣介石對朱培德非常信任。朱培德（1888-1937），祖籍安寧，出生於祿豐元永井，國民革命軍陸軍一級上將，早年入雲南講武堂，後歷經護國戰爭，護法戰爭，始終追隨孫中山先生，後作為第3軍軍長參加北伐戰爭，戰功卓著。歷任國民政府江西省主席、軍委辦公廳主任、國民革命軍南京中央軍校校務委員、國民政府軍訓總監部總監等職。

隨着公務的繁忙，蔣介石對繁雜拖沓的電文厭煩至極。1936年某月27日，他在給錢大鈞下達的手令中這樣寫道“錢主任：現在呈閲之文電，皆拉雜紛繁，毫無條理，毫不研究簡便明瞭之法，若此下去，不但主管不能抽暇注重大事，而且反為僚屬費時傷腦，何以不將中素常所訓示者實施，以致僚屬發生不良之影響也。中正，廿七日。”他對侍從室的“呈閲之文電”，已經難以容忍，嚴厲批評這些電文毫無條理、説了半天也沒有觸及到所要辦理事務的方法。

在侍從室中，錢大鈞與陳布雷可以説是蔣介石的左膀右臂。尤其是後者的文筆，曾協助蔣介石完成了大量的署名文章和講話稿，其能力深受蔣介石的信賴。1936年6月12日，蔣介石給兩人下達的手令這樣寫道“錢、陳二主任：以後每星期六日下午四時，見侍從室處副與秘書、書記等各一名，侍衞官兵二名，由其主管同來。

每日上午八時至八時半，錢、陳二主任來會報並批核公事。中正，六月十二日。”可見二人在蔣介石眼中的重要性相當。

蔣介石不僅對侍從室人員的工作能力要求很高，而且對他們的生活作風也是非常嚴厲的。比如這通寫於1936年8月12日的手令，明令禁止下屬的嫖賭行為。“凡侍從人員，非經中正許可，不得對外應酬宴會，特務員、侍從官等，如有嫖賭等不正行為，一經查明，概照軍法從事。中正手令。八月十二日。”

蔣介石非常重視侍從的工作、紀律與效能。曾下達給錢大鈞多道手令，要求侍從人員之生活和行事務必嚴謹，要求侍從幹部平日必須進修。對於特務員與侍衞官，則另有要求，輪流派入軍校學習，侍衞隊優良士兵可挑最優秀5名免考。圖為抗日戰爭時期的蔣介石。

平日裏，蔣介石的日常工作安排等事宜也由侍從室負責，他每週七天的時間都有比較固定的內容安排，直到抗戰全面爆發後被打亂。從1936年的一通手令裏，能夠看出蔣介石在作息時間上，喜歡把與外界交往的工作時間放在下午，上午時間應該多數屬於他獨處和休息。“軍委會會報改定每週星期四下午四時起。又凡臨時演講，例如畢業典禮等，如要求參加，只有在每星期二日下午。”

蔣介石對身邊的侍從人員在仕途前程上有關懷和特殊照顧，但也強調必須是“有能力與資格者”，並且是“考選”補缺，看來蔣介石對官員隊伍建設的要求還是比較嚴格的。同時，蔣介石的這一安排，也安插了自己的心腹到地方軍政機構中。比如1936年某月8日，蔣介石下達給錢大鈞的一通手令，旨在安排一位侍衞官赴要職上任。“錢主任：湖北保安團長有一缺額，請在侍衞官中有能力與資格者考選一人補缺也。中正，八日。”

又比如這通手令，蔣介石常安排身邊侍衞官外出訓練鍛鍊，以增強各方面能力。“錢主任：前令特務員、侍衞官准輪流派入洛陽分校學習，又侍衞隊優秀士兵準考每期軍官學校，或挑最優秀者（十）五名免考，此次分校與軍校招生，有否照送。中正。”此文書於1936年。本通手令中，蔣介石原擬派10人外出學習，可能是又考慮到各方面的原因，又改為派5人外出學習。

蔣介石不僅常派遣身邊侍從外出培訓鍛鍊，而且還非常看中英文與射擊這兩個科目。可能是因為侍從室人員接觸外國人較多，應聽懂基本的外國語，才能勝任侍從工作。“錢主任：侍從參副、秘書，皆須訂定每日學習課目，英文與射擊二課為每人必修之科，並指定教員。無論到達何地，必須學習，每月考試，成績呈報一次。中正。五月九日。”此文書於1937年5月9日。從時間上看，這通手令寫於南京。

在抗戰全面爆發之前，德國在軍事上曾給予國民政府極大地幫助。蔣介石也常從侍從室親自詢問德國顧問的情況，比如1936年6月23日的這通手令“錢主任：昨日德顧問本令四時半見，為何又傳誤？四時即來見，是何人負責？查報。中正。六、廿三。”從德國顧問在華綜合情況看，推斷這通手令寫於1936年，時德國軍事顧問正在致力於中國軍隊的整軍方案。軍事委員會對整軍方案作了進一步的規劃，初步計劃年內完成20個師的整編。

極有可能這就是蔣介石召見德國顧問所談內容。德國是第一個幫助中國進行抗日戰爭的國家。

雖然希特勒的法西斯納粹德國曾經犯下了反人類的滔天大罪，早已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但在華德國軍事顧問獻身中國抗日戰爭的歷史事實和功績不容抹滅。從1927年到1938年的10多年間，共有135位德國顧問在華任職，有30多位德國軍人蔘與了顧問團工作，其中8人客死中國。他們以日耳曼人特有的方式，在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尤其是軍事領域，留下了濃重的一筆。圖為德式裝備的中國軍隊。

在德國軍事顧問的指導下，上世紀30年代，中國國民黨軍中開始出現頭帶德制鋼盔、身着德式軍服、使用德式軍械的部隊，這就是經由德國軍事顧問指導、訓練出來的新式中國陸軍。這些部隊在8年抗戰中多次參加重大戰役；而由德國顧問協助中國建立的軍兵工廠，在抗戰時的後勤補給上也發揮了關鍵性貢獻。圖為頭戴德式鋼盔中國軍人在衝鋒。

抗戰爆發前，中日關係已經日趨緊張，隨着軍情緊急，蔣介石很難再顧及節約電報費這些瑣碎之事。於是下達給侍從室這樣的手令“以後凡發南京電稿，如為二、三百字以上，則以寄航空或快信為便。如緊急之件，則打電話傳達，以免費電報也。中正。”此文書於1937年6月29日。從本通手令的編號看，推測書寫時間在6月底，又從連日所發較長文電看，很可能是在29日左右所寫。

1938年2月下旬，中日雙方的軍事情報鬥爭異常激烈和詭異。蔣介石通過其他渠道得知當時侍從室“所發無線電皆被敵方偷取”。故向錢大鈞發佈手令“錢主任：屬鄧剛不可再發無線電，並明告其彼所發無線電皆被敵方偷取，須特別注意。中正。”本通手令文中的“屬鄧剛”，是錢大鈞屬下分管無線電情報和聯絡的機要員鄧剛。

隨着抗戰進入後期膠着階段，蔣介石再度開始重視侍從室建設方面的相關事宜。1945年2月19日，蔣介石接連向錢大鈞發佈數通手令，這些手令交辦的都是關於侍從室建設的事務，即交辦錢大鈞詳報“侍從室各級人員去年之考績”，還有規定每週課程與開列必讀書目。錢大鈞向侍從室各處、組各級人員下達指示，給5天時間，令24日“送呈主任複核”。“錢主任：侍從室各級人員，自下星期一日起，每星期舉行小組會議。又，每週課程與書目，皆應規定呈報。中正。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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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大鈞先後兩次在侍從室任職，時間分別是1936年2月至1938年2月20日、1944年12月1日至1945年8月下旬。重新回到侍從室的錢大鈞，依然屬於蔣介石的心腹，所以放心由他去負責侍從室各級人員的核。“錢主任：侍從室各級人員去年之考績，應詳報。中正。十九日。”此文書於1945年2月19日。本通手令是蔣介石對上通手令所交辦事情的補充，除規定“每星期舉行小組會議”，規定呈報“每週課程與書目”之外，還詳報“侍從室各級人員去年之考績”。

這幾通手令，是錢大鈞二進侍從室後所辦理的事務，書於1945年2月19日。本通手令是錢大鈞接到蔣介石的上通手令後，當日立即辦理的整頓侍從室的事務。所以，錢大鈞在呈文中説是“奉諭飭辦各事”。這些手令，能夠保存下來，得益於錢大鈞的任職，還得益於他是個有心人，也得益於他對書法的特殊愛好。雖然錢大鈞違紀將這些本應銷燬的文件保留下來，可這的確也是留給後人的寶貴資料。

圖為1945年，錢大鈞與何應欽、蔣經國在昆明。1944年11月，蔣介石改組軍政機構，軍事委員會成立中國陸軍總司令部，駐守雲南昆明，配合盟軍作戰。軍事員會參謀總長兼總司令何應欽，負責西南各戰區統一指揮及整訓。何應欽原任軍政部長一職，派陳誠接任。時任軍政部長政務次長的錢大鈞則調回侍從室。1945年11月，侍從室正式撤銷，結束了長達21年半的歷史。

在浩瀚的歷史長河中，我們不只是歷史的過客，我們更是歷史的繼承者與組成部分。這裏有百年前的歡聲笑語，也有戰爭年代的慘痛記憶，歷史應求真求實，也不該被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