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 啓：完善“一國兩制”方略，清除香港外國勢力（轉發）_風聞

一、香港問題的教訓

因反對修改《逃犯條例》而引起的修例事件，已經在香港持續了兩個多月，且愈演愈烈，嚴重干擾了香港700萬居民的生活，並在全世界範圍造成惡劣影響，已經到了重拳出擊、強力整頓、復歸安寧的時候了。

這次香港事件持續時間之久，參與人員之多，應是香港歷史之最。據媒體報道，上街遊行最多時候參與人數多達一兩百萬人，而且大多數是年輕人。據英國廣播公司（BBC）的數據，在19-29歲香港年輕人中，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只有4%左右。有可能言過其實，但聯繫今日香港之亂像，足以觸目驚心！我們是否已經失去了香港年輕一代?！而香港已經迴歸祖國二十多年，為什麼還會有那麼多年輕人與祖國大陸離心離德、漸行漸遠呢？只有抽芯剝皮，我們才能找到問題的癥結，進而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

今天，我們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痛心疾首的現實：祖國大陸在香港既沒有教育主權，也沒有文化主權，更沒有司法主權和新聞主權。香港青年喪失了對國家、民族和文化的認同，這是導致要獨立、鬧分裂的根本原因。

從今天的現實來看，“一國兩制”固然是一種獨創性的偉大戰略構想，應該繼續堅持，但由於實踐中沒有先例、缺乏經驗，在科學內涵的把握、具體規劃設計和制度安排上尚存在一些疏漏和缺陷，就像鄧小平當時説的“太軟了”，這就為敵對分裂勢力利用迴歸後的“真空”，抓住制度機制上的“軟肋”，加緊滲透、挑起矛盾，導致香港問題頻發日愈嚴重，留下了漏洞和隱患。我們應當直面嚴峻現實，吸取深刻教訓，進一步科學釋義和充實完善“一國兩制”方略，這是解開香港問題的癥結所在。

二、從“一綱四目”到“一國兩制”

1956年的春天，毛澤東委託赴章士釗轉去一封中共中央致蔣中正的信。信中提出了和平統一台灣的具體辦法，即“一綱四目”：

1. 台灣統一於中國後，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外，台灣之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悉委於蔣中正；

2. 台灣所有軍政經濟建設一切費用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政府撥付；

3. 台灣的社會改革可以從緩，待條件成熟並尊重蔣中正的意見，協商決定後進行；

4. 雙方互約不派遣特務，不做破壞團結之舉。

1960年5月，毛主席提出，

台灣只要迴歸祖國，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外，所有軍政大權、人事安排大權均由台灣當局掌握。

這可以説是“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雛形。

1982年1月，鄧小平表示：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兩制是可以允許的，他們不要破壞大陸的制度，我們也不要破壞他那個制度”。

“一國兩制”的概念，正式出台。

1984年，中英簽署關於香港問題的《中英聯合聲明》；1987年，中葡簽署關於澳門問題的《中葡聯合聲明》，均實施了“一國兩制”的構想。

通過對歷史的梳理，可以這樣理解：毛澤東提出“一綱四目”的構想，主要是為了實現和平統一台灣。為什麼不直接解放台灣呢？是因為台灣與大陸隔海相望，美國又於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以後派遣第七艦隊侵佔台灣海峽，而當時新中國一窮二白、百廢待興，沒有自己的海軍和空軍，在較長時間內不具備武力解放台灣的軍事條件，只能從政治、外交、文化、制度等手段着手去和平統一台灣。

相對於香港問題，在當時並不是第一代領導人所考慮的核心範圍。解放香港，從軍事角度來説，易如反掌。1949年10月17日，鬥志昂揚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5兵團揮師南下，打到了深圳河北岸，直逼香港，只待一聲令下，解放香港，指日可待。毛澤東主席從新中國的經濟與外交、生存與發展的大視野考慮，決定暫不收回香港，用它作為跟西方世界建立聯繫和經貿往來的窗口。故而暫時維持現狀，待水到渠成，香港亦會按期歸還。

三、對“一國兩制”方略不能僵化理解

“一綱四目”和“一國兩制”的構想，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中國共產黨以博大的胸懷和遠見，從國家統一、社會穩定和人民利益出發，提出的一種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大思路、大方略、大政策。從長遠的歷史視角來考量和評估，這都是一種在國家統一的大原則基礎上的靈活性、階段性的方略構想。我們應當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站在社會歷史的進步性和階段性相統一的戰略高度來科學理解和探索實施，而不能把“一國兩制”看成一種永恆不變、機械執行、無須積極作為的僵化教條。鄧小平當年在《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的講話中，就曾經針對一些人“怕變”的思想明確指出：

“中國收回香港不就是一種變嗎？所以不要籠統地説怕變。如果有什麼要變，一定是變得更好，更有利於香港的繁榮和發展，而不會損害香港人的利益。這種變是值得大家歡迎的。如果有人説什麼都不變，你們不要相信。我們總不能講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所有方式都是完美無缺的吧？即使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之間相互比較起來也各有優缺點。把香港引導到更健康的方面，不也是變嗎？向這樣的方面發展變化，香港人是會歡迎的，香港人自己會要求變，這是確定無疑的。”（《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73-75頁）

他在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進一步指出：

“我們對香港、澳門、台灣的政策，也是在國家主體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制定的，沒有中國共產黨，沒有中國的社會主義，誰能夠制定這樣的政策？”“要保持香港五十年繁榮和穩定，五十年以後也繁榮和穩定，就要保持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制度。”“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

“還有一個問題必須説明：切不要以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來管，中央一點都不管，就萬事大吉了。這是不行的，這種想法不實際。”（《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17-221頁）

這些講話非常重要，説明了一條歷史辯證法的客觀規律：不變，只能是相對的；變，才是絕對的。如果不是往好處變，那就會往壞處變。一個先進執政黨的歷史責任，絕不能把“一國兩制”變成自我束縛的枷鎖，對自己的國土和區域撒手不管，任其被敵對勢力利用，任其敗落、往壞處變；相反，必須堅定而可靠地掌握中央的領導權和控制權，像鄧小平所説，按照社會進步軌道，將其“引導到更健康的方面”，往好處變。

一個國家在文化、制度上的統一，自古以來，都是順天應民、合情合理的事情。書同文、車同軌，才是一個統一國家的正常狀態。無論是“一綱四目”，還是“一國兩制”，都是老一輩領導人根據當時的具體歷史條件所制定的祖國統一方略，並不是永遠不變的國家制度和社會發展前景。就如同當年解放西藏一樣，到了條件成熟的時候，同樣可以實行民主改革，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制度。香港、澳門，雖然情況有所特殊，但在把握社會發展的大趨勢上，同樣應該有符合歷史規律的戰略考量和佈局設計，在保持經濟穩定的基礎上積極推動社會進步，而不能消極無為，陷於被動。

四、收回香港不可保留外國特權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結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悲慘命運，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隨後，舊中國與外國簽訂的所有不平等條約，統統作廢；世界各國在中國大陸的所有特權，也全部終結。

縱觀新中國的軍事鬥爭和外交風雲，無論面對帝國主義列強，還是地區霸權主義，中國既敢於鬥爭，又善於鬥爭，在強權面前，從不妥協遷就。抗美援朝，打疼美國；抗法援越，取得勝利；對印反擊，大獲全勝；抗美援越，驅逐美帝；血戰珍寶島，硬扛蘇聯；支援亞非拉民族革命，藐視西方列強。這些捍衞國家主權，匡扶國際正義的戰爭和行動，打出了新中國的國威和軍威，極大提高了中國人民的自信與尊嚴。

而香港脱離祖國，是被帝國主義侵略者強加給軟弱無能的清政府的。這對於中國是一種恥辱，而對於英國則是一種罪惡。強盜把我們那麼好的一塊地方強行佔去了99年才歸還，且沒有任何賠償，我們根本不用對強盜抱有任何敬畏之心，也不應顧及強盜的面子，更沒有必要還讓強盜在我們中國的土地上享有任何特殊權益。

在制定基本法和接收香港的過程中，我們沒有必要過於顧及英美等國的感受而讓步，不能認為香港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就可以讓西方列強在香港繼續保留某些特權和利益。“殖民化”基因該除不除，這就為今天的動亂埋下了伏筆。

五、調整充實一國兩制規劃，修改完善基本法

汲取今天香港的慘痛教訓，有必要對“一國兩制”規劃進一步充實調整，並修改和完善基本法。只有從源頭上給予解決，才能按照國家統一和社會健康進步的要求，真正把香港治理好，香港也才會完全迴歸祖國的懷抱。

當年和平回收香港，主要是從幾個方面來理解和規劃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一是為和平統一台灣做鋪墊。在台灣短時間內無法統一的情況下，率先在香港和澳門實行一國兩制的構想，作為日後在台灣實行一國兩制的示範點，同時召喚台灣人民早日回到祖國懷抱。二是基於歷史遺留原因，考慮香港離開祖國太久，香港人民習慣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短時間難以適應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因此在一段時間內繼續保持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以此作為過渡期。三是有利於繼續發揮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作用，為大陸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助力。四是在香港等地區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也是為了更加熟悉和了解資本主義的文化、制度、優劣、運作、規律、經濟危機等，從而為國家宏觀治理和長遠發展提供一些必要的參照。以上四個方面，應該是當時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的主要考量。

我們再結合今天的現實來分析。

第一點，香港受資本主義和殖民文化的影響太深，雖然迴歸二十多年，仍舊對祖國缺少歸宿感。如果“一國兩制”建立於“殖民化”“西方化”的制度基礎和社會基礎上，必然以“兩制”否定“一國”，否定中國共產黨和中央政府的領導，危及國家安全和統一的核心利益。這樣發展下去，“一國兩制”不可能維繫，也不可能成功。

第二點，大陸經過四十年的改革開放和發展市場經濟，包括經濟特區的建設和發揮作用，對資本主義運行模式已非常熟悉，香港作為資本主義制度參照的歷史作用已經基本完成。

第三點，大陸經過改革開放，經濟發展很快，北京、上海、深圳的經濟總量都已超過香港，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對大陸所能夠起到的作用也已經今非昔比。

第四點，儘管大陸不斷給台灣當局釋放善意，但是，無論國民黨還是民進黨，都拒絕接受一國兩制。香港今天的現狀，不但不能對台灣和平迴歸祖國起到人心吸引作用，相反，成為台獨否定一國兩制的口實，出現了在美國等西方國家幕後支持下，台獨與港獨勾結、為港獨撐腰的局面。

基於以上幾方面分析，對一國兩制方略應該作出規劃調整，堅決清除其“殖民化”“西方化”的制度基礎和社會基礎。今後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的方針政策，只需要在大政策上保持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基本不變即可，而軍事、外交、司法、教育、文化、新聞和宗教事務等權力，則有必要收回中央政府，由中央政府制定具體管理條例。相應的，對香港基本法也要做出進一步修改和完善，把不利於國家安全和統一，不利於中央政府引導掌控，不利於真正實現港人治港，不利於社會健康進步，不利於國家認同的有關法規條例全部予以修改。

特別是要強化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意識和公民合法權利，堅決取締外國人和外國組織在香港的任何特權。對所謂的“香港人”，應該普遍進行一次本應在迴歸後及時進行的國籍審查和公民身份認證，堅決否定“雙重國籍”。通過正規嚴格的身份認證，對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唯一國籍的香港人，頒發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制定的公民（居民）身份證，並且憑此具有在香港參加選舉、擔任公職以及享有公民待遇的合法權利。凡是沒有中國國籍的外國人，一律不得享有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公民權利，更不允許參與“港人治港”，掌握政府和司法權力。一切外國組織，要進入香港設立機構和開展活動，都必須經過中央政府的審核、批准和管理，否則一律視為非法，予以取締。

應該立法保障，在香港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央政府的工作機構及其組織系統，能夠合法進行各種組織活動。香港法律必須允許和保障，以香港共產黨員及其組織的身份，能夠光明正大地進行各種合法活動，包括深入基層、做羣眾工作，開展宣傳、發展組織，並同等享有參加公職選舉、用人選任的政治權利和社會權利，任何組織、任何人都不允許以政治或意識形態理由非法阻擾與歧視。

六、切莫做宋襄公式的“仁義”蠢事

有外國學者説，走在香港的大街上，如果不看到飄揚的五星紅旗，很難感受到它是中國的土地。我們對香港付出了太多，得到的回報卻太少。除了軍事主權和外交主權，我們在香港的治理、管理、教育等方面，竟然沒有任何發言權與參與權，導致大部分香港青年與祖國離心離德，甚至不認可自己作為中國人的身份。這是多麼深刻而慘痛的教訓啊！我們不能再犯宋襄公式的“仁義”，不能傻瓜似的，把香港的司法主權、文化主權、教育主權等都拱手相讓。

香港，不是英國人的香港，也不是美國人的香港，怎麼治理和管理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家務事，跟英國、美國，沒有一毛錢關係，也輪不到他們説三道四。

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公民的香港，也是全體中國人民的香港。就像北京、上海，並不只是北京人、上海人的北京和上海，是整個中國、全體中國人民的北京和上海。把香港治理好、管理好、發展好，是全體中國人民的責任和義務，不存在除了香港的中國人，大陸的中國人就無權過問，無權參與香港事務。

中國作為主權國家，香港的制度，香港的法律、外交、教育、文化和新聞輿論喉舌，必須完全由代表全體中國人民的中央政府來主導。怎麼管理香港，既不需要去看美國人的臉色，也沒有必要看英國人的臉色。再也不要教條、幼稚、愚蠢地把“一國兩制”當作撒手不管，更沒有必要向外國表明我們如何遵守他們所認可的所謂“一國兩制”承諾。在任何時候，我們都絕不會以犧牲國家利益為代價，來換取西方國家對我們治理香港的認同和肯定，絕不能做宋襄公式的“仁義”蠢事。

七、變危為機，清除殖民化影響，重塑21世紀的中國新香港

目前，香港遭遇迴歸以來的最大危機。有危就有機，危機越大，機會也越大。香港的動亂已經持續兩個多月，且愈演愈烈，其黑幕背景和矛盾問題都已經充分暴露。因此，要把握有利時機，強化中央政府的統一部署，強化對香港特府的直接指導，掌控局勢變化，及時拿出可行方案，迅速對香港展開行動，標本兼治，多管齊下，為徹底解決香港問題提供製度和法律保證。

古往今來，每個時代的強盛，都需要在關鍵節點上作出英明而果斷的決策，變被動為主動，化腐朽為神奇，從而開啓一個時代的篇章。如今，香港一部分人鬧獨立鬧分裂，背後還有英美勢力的支持和唆使，正是天賜良機，為新時代建功立業、為實現民族復興，創造了難得的機會和條件。當此時刻，應該快速果斷的控制香港局面，進而全面整頓香港秩序，重新調整規劃“一國兩制”部署，修改完善基本法，把香港的司法主權、外事主權、教育主權、文化主權、新聞輿論主權等全部收回中央政府。這樣才能打破栓在香港頭上的“殖民化”“西方化”枷鎖，重新制定教育導向，重新整頓司法系統，廢除終止外國特權，清除外國勢力滲透影響，加強愛國主義教育，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建立起共產黨在香港的完善的組織體系，積極開展基層工作，緊密聯繫人民羣眾，做強做實黨的階級基礎、羣眾基礎和社會基礎，真正實行沒有外國因素的，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社會主義主體制度下的“一國兩制”。若如此，必將威懾港獨、震撼台獨、打擊帝國主義的囂張氣焰，同時，也起到凝聚民心、揚我國威的重大作用。這是重塑21世紀的中國新香港的重大機遇，是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新徵途上的一個里程碑式的歷史事件，其意義將不亞於1997年香港迴歸！

願東方之珠早日復歸寧靜，願香港人民真正融入祖國懷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