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種瓜，種好瓜，當好種瓜人_風聞

原創： 秦朔  來源：秦朔朋友圈  

我們正處在一個看起來將更加漫長的迂迴之境。習慣槓桿與順流者，在結構性改革進入金融深水區後，愈感無力。習慣風口與捷徑者，想不到今時今日，不確定性正越來越多地侵蝕確定性，捷徑往往變歧路。

7月中旬寫過《2019年之夏：雷聲為誰而鳴？掌聲何時響起？|| 大視野》，呼籲高度重視債務爆雷和三角債，我認為其影響遠大於貿易摩擦。8月公佈的7月份經濟數據，全面回落，再次提醒問題的嚴重性。

**在諸多數據中，最感擔憂的是消費。**7月社會商品零售總額的名義增長為7.6%，是2003年以來最低的月份之一（今年4月為7.2%）。回顧歷史，2008年社零增長在22%以上，2013年在15%以上，2017年掉到10.2%，2018年為9%，今年可能再下接近一個百分點。原來一直猛增的網上零售額，1-7月同比增速也降到16.8%。

消費已是中國增長的主引擎，消費乏力的背後，是居民財務狀況（包括勞動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的乏力。

面對此情，有的學者提出“該降息了”，有的提出“減税不如財政直接增加支出”，有的則提出實施“中等收入羣體倍增戰略”，即用10年左右使中國的中等收入羣體從目前4億人增加到8到9億人。

4億人的説法是今年1月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在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發佈會上説的。他介紹，以中國典型的年收入在10萬元-50萬元之間的三口之家來看，有4億人，1.4億個家庭，他們有購車、購房、閒暇旅遊的能力。

如何使經濟長治久安？我是比較認同倍增説的，因為唯此才能使內需可持續增長。此為發展之基石。

我的觀點是，一面要增，一面還要減。質量要增，活力要增，中等收入羣體規模要倍增；泡沫要減，不公正要減，交易成本要倍減。可以説是“三增三減”。

二

日本1961年至1970年實施過“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此間GDP年均增長10.9%，國民平均消費支出增加了2.3倍。最值得借鑑的有兩點：

一是日本當時提出，在勞動生產率翻番的情況下實現國民收入倍增，企業要放棄粗放的生產經營方式，大量投資引進技術，加大研發力度，培育自主創新能力。

二是日本政府為了擴大有效需求，非常注重縮小城鄉、地區間的差距，為此採取了5種方法，即促進農業的現代化、促進中小企業的現代化、促進落後地區的開發、促進產業的合理配置以及公共投資在地區間分配的再探討、積極開展與世界各國的經濟合作。

**第一個方面是供給側。**供給側要在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上發力，也就是追求質量更高的發展。

**第二個方面主要説的是需求側。**通過協調發展、均衡發展、普惠發展，讓社會可持續地產生有效需求。

我為什麼提出三減呢？將來會專門寫一篇文章。這裏僅舉一例説明，即中央掃黑除惡第14督導組進駐黑龍江後查出的“李氏三兄弟”涉黑涉惡犯罪集團案。據調查，2010年至今，哈爾濱市的電力變電、配電工程項目總量的近80%，都被他們所控制的哈爾濱電力實業集團包攬。

2013年，三兄弟之一的李偉擔任了國網黑龍江省電力有限公司哈爾濱供電公司副總經理、黨委委員，權力達到頂峯。在最猖狂的時候，哈爾濱的企業想用上電，都得先過他們這一關。正常申請用電無法供電，不經供電公司直接請託李氏兄弟則可以供電。一家重點製藥企業申請用電，被告知無法施工，3年都沒有解決用電問題，李氏兄弟找到該企業，在實際施工成本400萬元的情況下，強迫企業簽訂了1700萬元的施工合同。強攬工程後，他們並不實際施工，而是利用沒有資質的民間施工隊，使用劣質設備材料以次充好，且長期拖欠工程款，以物抵債，強迫交易。2016年的一項工程，他們的施工要價是成本的超10倍。

**中國經濟中，像這樣的灰色和黑惡化場景，絕不是少數。**一部分人利用特權，不擇手段，到處榨取，瘋狂獲利，這種財富“創造”是以加大企業正常運行成本和老百姓生活成本為代價的，但卻在相當程度上變成了“潛規則”。

中國經濟當然有韌性，人們的創業精神和奮鬥精神也很活躍，但如果大家身上被各種亂七八糟的交易成本“五花大綁”，眼見的都是不平等、不公平競爭，以及資源分配的不合理，內心充滿了怨氣、委屈和不情願，怎麼可能一直堅持呢？肯定一批又一批不想幹了，隨大流了，掉隊了，或者去辦隨時可走的移民身份了。

社會穩定當然也是中國發展的一大有利因素，但從哈爾濱李氏三兄弟的犯罪歷史看，在平靜的水面下有很多暗流湧動，只是受害受傷的經濟主體已經麻木了，集體無意識了，無能為力了。這種底層結構長期運行，層層結繭，成本何等高昂！

所以中國經濟不止要高質量發展，還要低成本運行，精益化運行，雙管齊下才是出路。相比起來前者易，後者難，因為要觸動甚至消除特權利益，而它們是不會輕易退出的。光呼喚發展、創新，那些束縛自由發展、創新發展、公平競爭的因素卻破除不了，則向前的力量一定會被後面拽着拖着，不可能跑得快的。

三

任何經濟體都會面對這樣那樣的挑戰，沒有例外。

在挑戰面前，心態與思維至關重要。如果心態和思維出了偏差，挑戰不僅得不到建設性、創造性的回應，還可能演變成更嚴重的問題。

最近我們看到，在遙遠的阿根廷，一場總統大選初選的結果讓整個金融市場陷入危機。一天之內，貨幣兑美元貶了1/3，股市跌了30%，信用違約掉期（CDS）數據顯示，阿根廷在未來5年發生債務違約的可能性超過70%。

而在臨近的香港，一個《逃犯條例》的修訂問題，引發了持續不斷的社會動盪。從2月15日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交建議，到6月15日決定暫緩修訂，再到最近一系列示威活動後的暴力升級，香港給世界的印象不再是“有秩序的活力”，而是安寧不復，混亂不堪。

一遠一近，有一點很相似，就是追逐“極化道路”，不往中間靠。當然，之所以走向“極化”，也不是“一小撮極端分子和幕後黑手”那麼簡單。

先説阿根廷。阿根廷是G20成員國，按照美元匯率，其2018年的人均GDP比中國還高20%以上。此次市場危機，一言以蔽之，是選民和投資者的選擇發生了背馳。

更多的選民把選票投給了反對派領導人費爾南德斯，他主張提高工人工資，給退休人民提供免費藥品，他説“如果我能做些什麼來阻止他們受苦，我會這樣做”。

而2015年當選為總統的馬克裏一直認為，盲目進行“福利趕超”會陷入財政惡性循環，導致惡性通脹和債務危機，同時高福利必然以高税負為支撐，這會導致企業税負過重。所以他上台後採取了親市場、親商業、以自由市場政策復興經濟的政策，通過政府財政的自我約束取信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以獲得資金支持。阿根廷迅速放開了外匯管制，但卻帶來外儲大量流失。政府大幅削減水、電、氣等公共服務補貼，裁減國企員工，砍掉一半的中央政府部門，則引發了強烈社會反彈。

**在阿根廷的歷史上，忽左忽右，民粹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幾乎隔一段時間就會換位一次，折騰一番。**此次總統初選，費爾南德斯比馬克裏的支持率高15%以上，而選前預測雙方差距在5%以內。費爾南德斯的名言是“IMF這三個字就意味着父母逼迫孩子吃苦藥”，這是今天的民心所向。而投資者認為，更大的風險是費爾南德斯諱疾忌醫，如果他在10月27日舉行的總統第一輪選舉中獲勝，阿根廷將重新恢復政府幹預經濟和膨脹預算的做法，投資者用腳投票，股市、匯市、債市上演三殺。

阿根廷經濟學家內裏·佩爾西基尼説，阿根廷經濟正經歷陣痛，當下大規模的改革措施短期內會帶來不確定因素，但從長遠來看對經濟是有益的。

不過，如果短期全是痛，看不到希望，又有多少人關注長遠呢？無解。

也許，一箇中間的、更有彈性和包容性、始終堅持改革但並不把改革浪漫主義化的道路，是更加適合阿根廷的。但在選舉中，刻意尋找不同，刻意差異化，是一種必選邏輯。投票是人民的權利，但不一定是理性的選擇，特別是當候選人和選民情緒互相加強時，連未來調整的迴旋餘地都被大大壓縮掉了。

​四

再看香港。香港是一顆美麗的東方之珠，內地人對香港一直有美好的祈願。但香港並不平靜，雲譎波詭也從未止息。

2014年9月28日，策動了一年多的“佔領中環”正式啓動，這是香港迴歸以來最大規模的羣眾事件，反對派試圖藉此對8月3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特區行政長官普選方式等施壓。歷經兩個多月動盪，12月1日，香港高等法院頒下臨時禁制令，禁止示威者非法“佔領”金鐘幹諾道中等多個路段。12月3日，“佔中”三名發起人到中區警署自首。

當年10月15日，長江實業集團主席李嘉誠就“佔領中環”發表看法。聲明説，“同學們的熱情，我們都能理解。但‘追求’，要以智慧導航，所有人都應謹守法治——香港警隊一直守護法紀，如法治缺堤，將會是香港最大的悲哀。”聲明最後，“懇請大家不要讓今天的激情，變成明天的遺憾，懇切呼籲大家馬上回到家人的身旁。”

2015年2月26日，李嘉誠出席長和系年度業績發佈會。他説，內地是香港最大的靠山，“如果今天説我們不需要自由行，全部不需要，我相信股票會跌1000點以上。香港最大的得益就是有內地很多方面的支持。”在被問到香港目前最大的危機為何時，他回答説是政改方案能否獲得通過。“國家（中央）給你機會，500萬人可以一人一票投票（選特首），我左想右想，都想不明白為什麼還要反對。”他表示，政治和經濟聯繫在一起，政治不好，經濟再好也難以長遠。

一年後，2016年3月17日，長和集團又一次業績發佈會。針對此前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刊文説香港在2047年將面對“二次前途問題”，李嘉誠直言：“香港人不會認同（港獨），有什麼資格獨立啊？也不可能。”他説，自己的祖國一定想香港好，這是無可疑義的，今日的香港如果沒有祖國的支持，“如果（中央政府）説讓你自生自滅，你自己去處理，我相信恒生指數最少跌一半。”其長子、長和集團副主席李澤鉅示意父親説話小心一點，李嘉誠説：“我講真！”

就是在這次發佈會上，李嘉誠數次引用了唐朝李賢《黃台瓜辭》的詩句，“黃台之瓜，何堪再摘”，意思是香港就像“黃台之瓜”，現在的處境是“何堪再摘”，“摘了一次又一次，摘到盡時就什麼也沒有了”。他説，香港今日各行各業都面對不同的壓力，經營相當困難，期望港人不論任何派別和政治看法，都要為香港整體利益着想，希望大家都為了700萬港人的利益，做些對香港有益的事，“不同派別，不同政治（理念），都沒關係，但對香港傷害的事不要再增加！”

這裏的意思很明確，為了香港整體利益，無論誰，都不要做摘瓜者、傷害者。

再一年，2017年3月16日的業績發佈會。由於特首選舉將於26日進行，李嘉誠説，他必定會投票給獲中央信任、能與國家合作的特首候選人，“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最重要還是那一句話，哪一位能夠與國家溝通合作好，而獲中央信任的，我自己都會投那位。”他説自己明年90歲，“不想看香港變得有好多麻煩”，他憤慨地表示：“香港本來已有一人一票，中央也給我們一人一票，但結果我們香港人自己毀滅這個願望，應該找出誰是禍首。”

李嘉誠最後一次出席業績發佈會，是去年3月16日。當日長和集團在港交所發佈公告，年屆90的李嘉誠即日起卸任董事會主席一職。在長和系四家公司同時舉辦的業績發佈會上，李嘉誠説，我從12歲就開始工作，做到今天78年，世界變遷很大，我猜不到未來，但無論怎麼樣，發展之中一定不會忘記穩健，這是一個固定的政策。

有記者問：“現在的香港年輕人怎麼可以延續你的故事？”他回答：“這麼多年講‘知識改變命運’，一定要求知，一定要增強自己。另外對一些新的科技、技術怎麼改進，有很多機會。”有記者問：“年輕一代住在‘劏房’怎麼看？”他回答：“現在教育、醫療固然重要，但居屋的問題現在‘水浸到眼眉’這麼緊張，所以居屋、公屋都要建多一點。尤其是我們現在需要多一點公屋、居屋。”

自這一天起，李嘉誠從商業世界退休。

五

上週，8月16日，李嘉誠以一個香港市民的名義，在香港各大報刊刊登以反對暴力為主題的廣告聲明後，各種解讀蜂擁而至，其中不少對李嘉誠帶有明顯質疑。上節的梳理，有助於更好地銜接過去，理解今天。

我不是李嘉誠模式的擁躉。十多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縱覽李嘉誠的創業史，除了早期做塑料花和長江建設的工程外，其財富的生成，主要是通過低買高拋的資產運作和整合併購，並藉助香港豐富的金融工具實現。在這個過程中，李嘉誠的法寶是商業誠信（讓合作者得益），同時善用職業經理人。假如對此視而不見，對香港經濟的特殊性不瞭解，只是想學他的低買高拋和資本運作，那麼就會誤入歧途。內地不少企業家迷戀於資本運作和快速擴張，絕大多數就都摔了跟頭。**事實上，李嘉誠模式是特定歷史的產物，是獨一無二的。**李澤楷的“數碼港”和“電盈”學得如何？最後不過是大失信用，令投資者失望萬分。在香港，新鴻基地產的口碑和價值遠勝長江實業，也説明，在對產品精雕細刻、創造更高的消費者價值方面，李嘉誠模式並不完美。在21世紀的華商之路上，我們固然需要李嘉誠，但更需要像三星的李健熙那樣實業報國、靠優質產品和自主品牌走向世界的工業家、實業家。

但是，就此次李嘉誠的廣告聲明來説，我看不出所謂隱晦其辭的深意，我對揣測深意也毫無興趣。對於一切旨在反對暴力、反對撕裂、愛國愛港、主張包容與法治的聲音，我認為都是可取的，應該讚賞的。非要在形成合力的地帶挖掘出鬥爭素材，這毫無意義。如果像某些人揣測的那樣，李嘉誠都成了一個政治不正確的人，那這種對純潔性的要求是可怕的。毛澤東曾説，政治就是要把我們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敵人的人搞得少少的。這是一種策略，更應是一種胸懷，一種自信，一種立足長遠的大智慧。

該反對的反對，該鬥爭的鬥爭，但絕不應該放任猜忌心和極化的思維。

六

21世紀的前20年快要過去了，世界沒有像想象的美好。突兀而來的大變局，人類彷彿經歷着愈演愈烈的“全面戰爭”，是否陷入了斷裂時代？

各種形式的斷裂的確在出現。此時此刻，是用一種貌似合理的推力，加劇這種斷裂，把分歧敵對化？抑或，是回到塑造了人類文明的那些核心價值，依然保持樂觀主義和開放主義，努力讓世界變得更美好？

斯蒂芬·平克在《當下的啓蒙》一書中説，“樂觀主義是這樣一種理論：所有的失敗，所有的惡，都是知識不足造成的。……問題是不可避免的，因為知識與完備狀態之間永遠隔着無窮的距離。有些問題很困難，但把困難的問題和不能解決的問題混為一談是錯誤的。問題是可以解決的，而且每一種特定的惡都是一個可以解決的問題。樂觀主義的文明是開放的，它不害怕創新，它的體系不斷改善，這些體系所實現的知識中最重要的，就是怎樣檢測和消除錯誤的知識。”

《當下的啓蒙》揭示了世界更美好的事實，以及人們覺得世界越來越糟的原因。從事實層面看，全球人均壽命從19世紀中期的30歲增長到現在的70歲，醫療衞生條件大幅改善，勞動階層收入增多，工作環境普遍得到改善。以美國和西歐為例，1870年的工人平均每週要工作60個小時，現在是平均40個小時。

但是，2015年底一項對14個國家（美國、英國、澳大利亞、丹麥、芬蘭等）的民意調查顯示，大多數人都感覺，“世界正在走下坡路”，“越來越糟糕”，“大不如前”。平克認為，這種弔詭的情況和人類的心理機制有關。

**一是”可得性法則“的作用，即人們在判斷一件事發生的可能性時，僅僅根據某些很容易被想起來的信息，或者刺激頻率比較高的信息，來“抄近路”下結論。**例如你去海邊游泳，本來被鯊魚吃掉的可能性並不高，但假如最近頻繁出現鯊魚傷人的新聞，對你產生了刺激，就會讓你覺得去海邊游泳特別不安全。

**第二點叫"忘恩之罪"。面對世界的進步，人們把得到的一切當作理所當然。**凡是遇到問題和矛盾，就抱怨連天，但只要一切順利，很少有人會主動去想，在歌舞昇平的背後，有多少“無名英雄”（如1796年發明了天花疫苗的愛德華·詹納）的貢獻。

**第三點是，人們評判自己和世界時，往往使用“雙重標準”。**人們對自身的事情比較樂觀，而對世界整體趨勢相對悲觀。

《當下的啓蒙》試圖揭示的世界真相是：不是黑暗，而是光明；不是喪，而是燃；我們沒有退步，而是一直在進步，還將繼續進步。理性、科學、人文主義和進步，這些啓蒙主義時代的基本價值，今天依然可以照亮世界。

七

黃台之瓜，何堪再摘？這是一個90歲老人的悲情。

如果人人多種瓜，種好瓜，當好種瓜人，則種瓜得瓜，自會結出豐碩果實。

這個時候，更需要的是相信的力量。相信人與人相通的終會多過相異的，即使相異也可以相處；相信中國的內在之善與包容之力，會帶給我們更具創造性的未來；相信有活力和想象力的新生代將開創新的時代；相信人間自有公義和真理；相信坦誠比猜忌會過得更好，辛勤奮鬥比怨天尤人更能感到幸福。

英國小説家狄更斯説：“人生的長鏈，不論是金鑄的，還是鐵打的，不論是荊棘編成的，還是花朵串起來的，都是自己在特別的某一天，動手去製作了第一環，否則你也就根本不會過上這樣的一生。”

沒有哪一種遠大前程可以不經過艱難時世。凡事自有因果，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