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與內地：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 熊培雲_風聞

撰文||熊培雲

和很多人一樣，我對香港談不上非常瞭解，卻也並不陌生。十幾年前留學歸國曾想過在那裏找份工作。不過只是一閃念。之所以沒去香港，不只是因為香港狹小，更為自己深信“我的世界時間在中國，我的中國時間在內地”。

回國後有幾年時間經常到香港出差。第一次印象並不好，這可能和我天生不喜歡擁擠有關。我住的那家賓館，電視機差不多是懸在牀的上方，而街道上也掛滿了廣告牌。之後幾次陸續認識了一些朋友，印象才有所改觀。除了香港大學的錢鋼，還有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的熊景明。和景明認識，是因為她在報紙上了解到我在研究民國農學家董時進，正好她也非常感興趣，於是在香港的一些圖書館裏為我找了不少資料。無論是對內地，還是香港，我所見證的他們都是熱愛的。

過去有關香港地位的評價，印象最深的是《亞洲週刊》的總編輯邱立本先生。我曾經在港大做過短期的訪學，記得有一次，邱先生雨夜來訪，其間與我聊到“香港是華人世界的首都”這樣的觀點，那時我亦點頭稱是。

回想當年光景，恍如隔世。最近一段時間以來，不少朋友都或多或少對香港的暴力事件表達了失望之情。景明和我聊起香港時，同樣少不了唉聲嘆氣，痛心疾首。對於當地某些媒體人及知識分子的慷他人之慨甚至“不擇手段”，也是大為不解。

以我對非暴力的推崇，對各種過激行為自然同樣失望。一個原本是華人世界“最文明的地方”，像是換了靈魂，開始滑向野蠻的沼澤。想起幾年前我受香港大學學生會邀請做過一次演講，台下可都是彬彬有禮且富有朝氣的年輕面孔啊。但願他們這次沒有加入暴力的一羣。

相關騷亂中，最令人痛心者當屬部分極端分子對內地民眾的敵意以及部分內地民眾的敵意回饋。而這種雙向敵意可能已經在兩地互動過程中被強化和擴大。

回顧過往，我最初對香港的失望可能是從2012年“內地小女孩在香港地鐵進食引發爭議”一事開始的。無論你和我怎樣講文明，我始終相信當地乘客驅趕那雙母女是無法接受的。更別説在地鐵裏吃東西的只是一個孩子，而且已經停止吃東西並且道了歉。我去過世界不少大都市，從來沒有遇到類似糟糕的事情。往遠裏説，温斯羅普當年在北美建立基督城，法庭判決不會在冬天趕走異教徒。往近處説，今日法國房東被禁止在冬歇期（la trêve hivernale）驅逐付不起租金的房客。背後都是理性與人性的温度。

談起這件事，在此我想強調的是，一個國家也好，一座城市也罷，無論標榜怎樣的進步與文明，都要看到“具體的人權”。而這件事讓我想到兩點：一是曾經聽朋友批評過的，就整體而言香港似乎更重工具理性而輕價值理性。當然這只是印象，無法説肯定或否定。二是有些香港人對內地人可能並不友善。後來，因為一些極端話語的出現，這一年兩地網絡上出現了激烈的對罵。

這個世界的不幸在於，主流人羣常常被少數極端分子影響，受他們爭吵的蠱惑，而發生變質。各種不負責任的言論，可以輕而易舉地撕裂這個世界。在某種程度上説，這也是互聯網這一特殊的廣場媒介帶來的撕裂。

回頭説香港的這場街頭運動。就像我在《尋美記》等書中提到的，我對街頭運動素來抱有警惕之心。其中一個最重要原因就在於擔心運動一旦啓動便有可能失控。除了造成“具體的人權的災難”，甚至還可能完全走向訴求的反面。這就是伏爾泰所謂“人人手持心中的聖旗，滿面紅光地走向罪惡”。善因結惡果的事情，在人類歷史上不勝枚舉。

8月13日，香港機場離港口全面關閉的那個深夜，一位碩士畢業生向我留言訴苦，因為香港的事情很多朋友分道揚鑣了。一方面，顯然她是同情年輕學生的。同時，也想聽聽我的意見。此前我本想寫點什麼，但以中國的輿論環境，任何衝突時候的發言，都可能讓自己失去一批“朋友”。想起年少時朋友遍天下，一旦參與公共討論，用不了幾年，便有可能“尋遍天涯知者稀”了。

思考讓人與眾不同，而與眾不同的人註定是孤獨的。想起那天在電話裏和一位朋友説——如果表達可能失去“朋友”，而不表達一定會失去自己，那就表達吧。我相信凡有獨立品質與擔當精神的知識分子，是該有勇氣去表達，直到“不剩一個朋友”的。當然，有時候他們之所以不急於發言，也是因為很多事情錯綜複雜，實在是看不清。

所以，接下來我對學生説，如果有朋友因為你某個觀點不同就會和你勢如水火，可能你們本來也不是什麼朋友，實在無可惋惜。與此同時，你也要儘可能多地獲得一些信息，不要困在自己的信息繭房裏。

由於是半夜醒來，身體不適，接下來我只簡單地表達以下幾點看法，以作為判斷一場街頭運動是否失控甚至出現異化的主要依據。

其一，街頭運動是否突破了以賽亞•伯林所謂的消極自由的底線，即不強迫他人捲入相關運動。換句話説，當一羣公民借某種自賦正義的訴求發起一場運動的時候，其他公民有權拒絕參與，而不致於遭受肉體或者精神上的脅迫與污名化。

其二，街頭運動是否遵守穆勒所謂的羣己權界，不以自由之名傷害必要的公共秩序。任何真正有自由精神的人都會相信一個簡單的道理——對公民權利的守衞必須仰仗一定的公共秩序。如果運動發起者試圖以癱瘓交通等方式妨礙他人的生活自由和工作自由，即使它是以非暴力方式進行，這種“示威者越界”也將構成對他人合法權益的侵害。

其三，街頭運動是否採取了過激的暴力行為，給其他公民造成了精神、肉體以及財物上的損害。想起加繆曾經宣告的“社會主義的集中營也是集中營”，我同樣相信——高喊“自由”時的野蠻依舊是野蠻。

在我的“具體的人權”的價值圖譜中，只要是突破上述三條，運動組織者正義的口號喊得再響，其目的和結果都是可疑的。對照最近發生在香港的暴力事件，讀者大概就會明白我為什麼失望了。尤其是第三條，當暴力與私刑愈演愈烈，我甚至看到了一種對強者無能為力對弱者痛下狠手的心理變態與象徵轉換。

此外，可以列入觀察視角的還有：

其四，知識分子及媒體從業者與烏合之眾是否保持一定的距離。這是我尤其關切的視角。知識分子長於生產理性和意義，通常他們都不會將自己與烏合之眾劃上等號。但就像許多有識之士早就批判過的，當知識分子迷信並臣服於自己的某個信念，為此捲入某個政治運動時，完全可能背叛自己以思考為業的本分和初衷，而成為某一觀念鴉片吸食者。

其五，誰有能力讓街頭運動停下來，以及以哪一種方式結束。過去的悲劇已經看到太多了。既然政治乃眾人之事，那麼合理地妥協就首先是一種政治能力。回到香港問題，當有人借這場街頭運動最終喊出“香港獨立”的口號時，實際上是將最初的訴求一筆勾銷，走到了反面。這種極端主義不僅徹底否定了具有“準聯邦”意義的“一國兩制”，熄滅有關中國未來政治格局的想象，更有可能會給許多香港與內地許多居民的“具體的人權”帶來滅頂之災。關於這一點，想想北愛艱難的和平之路就知道了。

有些事情不在本文討論之列，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激進主義在一個地方獲得多少掌聲，也將給這個地方帶來多少鮮血。

我曾在網上看到一則視頻，一位出租司機談論生活的艱辛，而另一位不諳世事的年輕黑衣學生則聲稱為了他們的理想總得有些人要做犧牲。這個年輕人沒有説明，如果犧牲不是出於自願，誰給他們權力去圈定誰是犧牲者？哪户人家？我雖在一定程度上同情新生代為未來而鬥爭，以及種種“沒有希望”，但不理解為何他們當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會無視鄰居與路人的權利，甚至妄言犧牲。

你可以呼朋引類，為你生命中的玫瑰努力。但是拜託，不要搶奪他人手裏的麪包。更不要去傷害那個只是在向生活討要麪包的人。

“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説法讓人動容。所謂“不割席”似乎也是重情重義，然而經不起認真琢磨。從本質上説，它更是水泊梁山式的不論是非，以集體人格代替個體人格。而一場不論是非的運動，將走向哪裏，正當性何在？

和許多讀者一樣，我鍾情世間許多美好的價值觀並樂見其成，但並不喜歡那些彷彿高人一等的狂熱的“進步販子”，他們總是像下棋一樣奢談政治正確卻不計後果。而他們最終能夠獲得的“人類進步”，可能只是一種急功近利的庸俗：一代人心急火燎地解決問題，然後給下一代留個更大的爛攤子。

8月16日，香港多家媒體刊發了李嘉誠的“黃台之瓜，何堪再摘”。其義雖然含糊，但也依稀可見“憐瓜之心”。曾在香港工作多年的一位朋友此前和我談到一個細節：“以前內地的很多貨物要從香港轉運，而現在香港的貨物反倒是要從深圳轉。”香港，的確大不如前了。

有一點我寧願相信，香港在英殖時代的繁榮以及迴歸後的衰落，最關鍵處不在於內地對香港的政治如何，而在於內地正在告別曾經多舛的命運。自改革開放以來，當內地龐大的市場與世界接軌，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過上了正常的生活，香港獨一無二的光芒自然會被折射與分散。

——這不是香港的衰落，而是香港開始迴歸正常城市。

過去這幾年，我在內地最常聽到的一首歌是《夜空中最亮的星》。在某種意義上説，它取代了Beyond當年風靡大江南北的《海闊天空》。在此，本文特別想説的是，無論內地還是香港，兩地的價值以及背後的機會與辛勞都值得尊敬；兩地遇到的一時難以逾越的困難也需要相互理解。既是主張“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為何不繼續內地和香港一起努力？

在示威隊伍裏，我看到有年輕人的T恤上印着陳百強的《一生何求》。那也是我讀大學時常愛唱的一首歌，那個以歌聲而不是暴力改變中國的香港多麼值得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