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璀璨奪目的香港，留在了十幾年前_風聞

來源：微博@NumberW

表弟初中時隨舅媽工作的關係，移居到了香港。

在離深圳較近的沙田區分到了公屋。

那時和別人説起有香港的親戚都覺洋氣。

08年的暑假，我第一次去香港。算是未成年時的一次旅行。

他們叮囑我記得電梯左行右站、禮讓行人，公共場合和車廂內不能飲食，地鐵線路不看清會迷路。

眼花繚亂的霓虹燈牌，繁華鬧市間的市井氣息。

TVB劇集和王家衞電影裏的香港果然誠不我欺。

當時我也感受到了一個城市發條般的有序和熱忱。

地鐵出入不小心碰到行人，他會露出抱歉表情主動講‘sorry’。

那時還沒導航，轉地鐵線出站時果然迷路了。

問了一個二十出頭的白領，他想了想，説

“我也順路，帶你們去吧”。

然後帶着我們走了五六分鐘的路，才到了另一個站的出口。

（沒記錯是從尖東站走去尖沙咀站的長隧道）

找了個冰室吃午飯，過了飯點人不多，我驚詫一個飯要50多港幣。老闆模樣的大叔走來問我們哪裏來的呀。我説廣州。

老闆笑呵呵地説，“省城嘛，以後介紹多點‘同學仔’光顧我生意哦。”

晚上時我們去了海港城，旺角，一座座門庭若市的名牌店羅列在街上燈光如晝。

當時中學的小女友給我介紹説：這是最時髦的“H&M” 和“ZARA”。

那時不懂Hermes、CHANEL、LV、GUCCI、PRADA，FENDI……但看着物慾橫流的港城已感覺足夠奢侈繁華。

那一年，港人都對中國的崛起有着自豪感，茶餘飯後也聊着國內外的各種八卦。

那一年，40平方的房子200萬也能有成交。人們竭力學着蹩腳的普通話和國人打成一片，想象着更加好的未來。

那一年，大熱的《喜帖街》正唱遍橫街窄巷。

“温馨的光境不過借出，到期拿回嗎。”

誰料如歌裏唱的，香港和內地最親密關係的時刻，像是有了期限。

第二次去香港是13年的大學假期。

當時水客現象已經盛行。部分內地旅客的不文明行為被不停放大。

香港的報攤上隨處可見‘中港仇怨’的報道 ，“蝗蟲論”塵囂日上。

那次我拍了一組《你好，陌生人》的照片，在街上找了中學生、工人、的士司機、市場檔主、服裝店長，金融白領等十來個路人，在與他們行業相關的背景一起拍照。

在我看來，那時的港人仍很樂意和我們交流，年輕的都留了郵箱説要把照片發來留念。

真説點什麼變化的，也許打扮比較特別，逛街時遇到店員以為我們是日韓的。

會笑着先用英文招呼我們。詩苑普通話一説，店員馬上冷言冷語。

之後只要來香港，詩苑有要交流的都讓我去用粵語説。

晚上去表弟家，凌晨時巴士站繞着路口排了整整兩圈隊。全是剛下班回家的人。

表弟和我説，許多人為了省錢就和爸媽住，寧願每天來回都近一小時的路程。

他也是一家四口擠在一個40平方不到的家裏，還需請菲傭照顧讀小學的妹妹。

面對高昂的租金，遙遙無期的公屋，幾十萬港人住進了劏房。

劏，在粵語中意為“剖開”。劏房的意思，就是將房屋割成多個隔斷間。

之前有新聞就報道過，香港一間位置較好的150平米三居房，被劏成了18間帶廁所的房間。

每間租金約為8000港幣。

月薪一萬五港幣的年輕人，光是生活就讓他們捉襟見肘。

一個人住偏僻點的，月租四千。

想住離公司近的地方，八平方的房間月租就要六七千。水電網生活用品費用兩千五。交通費（“全球最賺錢的地鐵”和偶爾打車）兩千多。吃飯一頓成本50起，月均三四千。

月尾剩一千不到。

以上是建立在你不煙不酒不戀愛，不護膚美妝，不添置衣物家居，謝絕一切娛樂活動的前提上。

也因此落下了港男港女斤斤計較，自私怕事的印象。

我想起白天拍過照的貨車司機。

一個60歲多的老人了，每天還開着貨車橫跨港島，搬貨卸貨，晚上還要去茶樓兼職服務生。

沒等到房，沒錢買房，就這樣一個人租了大半輩子的單間。

“一世人，打份工。” 他自嘲着説。

這不過是香港萬千個底層工人的一個縮影。

工資十年沒變，40平方的房子暴漲到六七百萬。

老人認命，年輕人要宣泄，想抗命。

15年再去香港，是香港PR帶我們參加一個活動。

活動完，PR好奇問起，你們是不是很多人用支付寶。

我説是啊，很多地方都是可以直接付款了。

她一副恍然大悟，“是內地假幣太多了吧？”

接着又問，“淘寶賣那麼便宜，大部分是假貨吧？”

吃飯的時候，她又小心翼翼地問，“你們是不是吃狗肉的？”

我説沒有。

她又問， “那流浪狗是不是都要送去市場宰了賣？好殘忍的。” 

“你們是不是除了北上廣深，其他城市都很不發達？”

“不，國內還有15個一線城市。北上廣深是世界超一線城市。”

認識的第一個香港本地人朋友，簡直是要把我們當成了《十萬個為什麼全書》。

後來問起表弟，他説他還被問過北京是不是很多人被霧靄毒死，是不是在每個城市的火車站都有人割腎，是不是晚上會有很多搶劫小偷治安很差……

很多香港人都沒去過深圳一次，更別説國內其他城市。

他們只從毒蘋果等港媒添油加醋的報道里瞭解內地。

國內人民不是在被迫害就是在去往迫害的途中。他們只留意港聞。

在他們看國際新聞的時候，主流媒體就已經先挑了想給他們看到的外國資訊了。

剩下，就是媒體刻意渲染內地人搶奪本土資源、旅客如何霸道，與港民發生的各種衝突，一如以往喜聞樂見的娛樂八卦。

大部分香港人從對國內諸多事物的誤解、抗拒，逐漸進入到了仇視、對抗的程度。

他們根本不會去看，中國的發展有多快。

國內做社會學，統計學的朋友們崩潰是常態：“通常論文剛剛寫好，結果別人告訴我數據已經變了。”“做報告的時候，查數據記得最好用去年的，不，最好用上個季度。還是上個月的最好。因為實在是tm太快了。”

我們的一個好朋友，媽媽二十年前從小城鎮出來，在廣州騎着三輪車每家每户吆喝買賣。

2018年，我朋友已經是上過《福布斯青年榜》的富一代。

還有數不清的千萬個實例，這都是一代代普通中國人披荊斬棘創造出來的奇蹟。

而普通年輕港人似乎只會守着手裏的三寸地，怨天 怨地 怨李家。

之後我們零散地去了幾次香港。

有印象的是2016年的9月，找了港大讀研的朋友聚會。

晚上跟朋友喝酒聊起了香港現況。

她給我們普及，香港所有大學都是按8:1:1的比例錄取（本地：大陸：國際）內地生源競爭激烈，一年學費需二十萬元，讀書用功。

香港生源同時競爭激烈，學費一年8萬左右（政府報銷大半）近年顯示8大學府的畢業生工資平均是一萬八港幣，與十年前幾乎沒增長。

朋友説其實優秀的本地學生工作後的薪金水平很高，只是有很大基數的大學生拖數據的後腿。

每年的榮譽畢業生幾乎都出自內地，科研中的博士博後內地生佔一大半。

學術水平吊打本地人。

自從矛盾形成，香港大學生説罷課就罷課，不罷課就翹課。

個別學生不滿內地學生學習成績好還有錢，能力又強。會以此妨礙他們的正常學習，在校內折騰‘民主’和‘自由’，製造政見對立。

其實很多年輕人本身是政治冷感，煽動多了，覺得好玩、熱血，參與進去的不在少數。並自稱“很有使命感”。

好些學府老師教授都是黃陣的，所以對他們也不會有太多為難。

學校搞得烏煙瘴氣，就接着去遊行。有學生過激示威被抓了進去，出來就開始罵警察沒人權。

大學尚且如此，更不用説讀副學士（大專）和高中畢業出來的年輕人了。

他們在社會上浮浮沉沉，未來或許就是轉工失業再轉工，或宅在家中沉迷網遊，打散工熬公屋。

“這一羣人，政治不瞭解、身邊事不瞭解、國家事不瞭解。讀書只不過是為了滿足社會的期待。他們對未來沒什麼期望，又對現狀感到‘忿氣’。責任心不足、目光短淺，我想這是無可避免的。”

19年5月，是我最後一次去香港的時間。

晚上九點多去了金魚街，打算買兩條金魚做拍攝素材。

行人三三兩兩不算多，我們剛走到一家水族店的門口，二十來歲的店家一看我們，馬上快步走來堵住店門要拉閘。

“關門了，不準拍攝。”金魚街在旅遊攻略上走紅過，臉貼着水族箱拍照，很有王家衞電影的感覺。

也許是一眼看到我拿着器材，他就理所當然地把我們看成是遊客，條件反射的要逐客。

我説買幾條金魚就走，店主一直翻白眼，嘴裏嘟嘟囔囔地發出嫌棄語氣。

那時我終於感受到了香港與內地劍拔弩張的關係了。

不知什麼時候，內地遊客來香港會處處心驚膽戰。深怕自己會在哪裏“做錯”什麼，而得罪身邊的香港人發脾氣，受人白眼。

也怕自己沒注意到什麼細節規則，會遭到“嘖，怎麼連這都不懂”的輕蔑鄙夷。

其實我早就學會了充值八達通，不説粵語的“充錢”，而要説香港人常説的“增值”。

在餐飲店買飯，不説“打包”，而是説“擰走”。

問人借移動充，不説“充電寶”，而是説“尿袋”。

買檸茶、奶茶，不説給我一支“吸管”，而説“飲管”。

對話聊天期間隨意自然加入“撚”字搭配。

我學會了謹慎裝作香港人不被識穿的技巧，卻不想再身臨於此。    

從三年前起，香港這個地方，大概也就轉機的時候會來了。

這幾天有跟表弟聊起香港的事。

表弟年初剛結婚生了女兒，換了新車，新房子在裝修。

他不參加任何遊行活動，想安穩過日子，是沉默中的大多數。

他主張這是長期累積的中港矛盾。

雖然國內條件和文化素質都好很多，但港人普通認為是不文明的內地旅客把民生弄得一團糟。

香港為了迎合旅客生意，藥店藥妝店名牌店不停開，沒人問過這奢侈品集中，商鋪雷同的一條條街道是不是街坊想要的。

本土老字號被擠壓得難以生存，出名的九記牛腩，店鋪房東要價一億。

因而服務行業的人會對內地人容忍度很低，從排隊插隊到點餐猶豫不決都能激發他們情緒。

“從我口中講，你很難體驗到問題所在，當你在這裏生活過，從生活各方面感受才會明白。知道問題有多嚴重。”

他説他的年輕一輩同事都很深黃。而他是偏藍的，撐警的。

他不認為那些參與活動的年輕人們，有足夠的成熟思維去認識這場暴動的訴求和之後帶來的種種問題。他們只是在適合反叛的年紀裏選擇了反叛。

但言語之間能聽出來，他對香港的自由民主有優越感。也質疑國內種種問題，覺得內地不夠透明開放。

他説我們這邊接受的資訊太片面，而他發過給我看的，又何嘗不是經過網絡和媒體篩選。

從內地走出到香港的他，體驗過兩地的文化，思維觀念也悄然發生着改變。

我想過駁斥他的觀點。但忽然又想起曾在香港當過記者的朋友Mingo，她寫過一段話：

“不同的觀點之所以存在，並紮根對方的意識，必定也是反映了他們的教育背景、價值認同和喜好偏向。

我們需要探求的，需要追問的，不是他們應不應該這樣想，這樣想這樣做對不對，而是他們現在的客觀處境是什麼？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觀點和做法？背後的需求是什麼？

當一艘世世代代在上面生活了一百五十年的熟悉的船，被迫要靠岸的時候，大家心裏更多是對陸地的恐懼和抗拒——我們在海上很自由很好，雖然擠了一些，但是我們可以生活，也滿意自己的生活，請不要上來更多的人，也不要逼我們去不熟悉的陸地。

我想是因為香港年輕人有侷限性——在焦慮的狀況下已經不能夠去聽不一樣的説法和想法，因為沒有時間也沒有空間。”

但我覺得，許多香港年輕人是有時間，沒空間的。

他們把時間花在了抱怨，憤怒，破壞，示威上。

説到底，就連他們都不知道自己想過怎麼樣的未來。

哦，對了。

表弟提到，香港一年四季不管多熱多冷，各種商場商業辦公樓都必須開着22-25度的空調，這是香港政府有規定的。無怪乎示威靜坐時的年輕人會喊着“開冷氣”的口號。

當年讀小學的表妹現在已經中四（高二）。她是成績始終保持校內前幾的學霸。

問她以後想做什麼，她斬釘截鐵：律師。原因無他：賺錢。

知乎上有人説，“在香港好不容易進入大學，選錯專業就是悲劇，好朋友在港中文讀新聞，畢業四年了，人工依舊兩萬多，她説想去賣保險。”

香港的產業環境高度成熟，但結構很單一。行業已經缺乏一定的想象力。

而家境好或自身能力很強的，早早就選擇入學國外名校，留學工作，鞏固在精英階層。

剩下本土讀書、就業的年輕人考慮的都是商科、法律、醫學，那依舊是萬人擠破頭想進入的行業。

我們如火如荼的互聯網產業大潮，香港年輕人基本都缺席了。

港府不是沒有想過解決民生和經濟問題。

董特首提過花卉港、藥材港、數碼港的計劃，要升級產業結構，最後是在資本裹挾民眾的反對下失敗了。

提出每年興建8.5萬套公屋的“八萬五計劃”，不也是被有房的香港市民們邁着步子、舉着小旗，惡言惡語地轟下了台嗎。

2019年，深圳GDP全面超過了香港。

深究起來，香港最大的衰落不是經濟的衰退，僵化的社會結構，也不是精英階層往外流，而是整個城市似乎失去了一種向上流動的可能。

八月，在港人此起彼伏的示威吶喊聲中，香港曾經最引以為豪的開放，正緩緩把門關上。

那個璀璨奪目的香港似乎就此留在十幾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