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贏得中美技術戰的分析_風聞

中美科技“脱鈎”是必然的結果，不論誰是美國總統。這裏面的原因很簡單，第一，中國的技術進步威脅到美國的霸權，這是結構性矛盾。第二，美國自認為它現在還有科技上的絕對優勢，可以卡中國的脖子。第三，美國認識到技術進步是中國產業升級的關鍵，如果阻止了中國的技術進步就阻止了中國的產業升級計劃，就阻止了中國的崛起。美國要抓住最後的機會阻止中國崛起和產業升級。所以美國對中國的科技脱鈎是必然的選擇。世界也必然是兩個科技體系競爭的局面。

中美科技脱鈎和兩個體系競爭的結果是什麼？中美科技脱鈎對中國的影響有多大？是否能阻止中國的科技進步和產業升級？這是決定中國命運的大問題。這個問題可以歸結為中美科技脱鈎是否嚴重影響到中國技術進步的速度？這個速度是決定性的因素，因為任何技術都有生命週期，如果技術進步的速度低於技術淘汰的速度，那麼技術進步是沒有多少意義的，因為這樣的情況下，新技術研究出來即已經落後；技術投入不能產生經濟效益和安全效益，導致惡性循環，即不斷地技術投入都不能產生經濟和安全效益，技術投入成為無效投入，成為財政負擔，進而成為政治包袱，技術進步不能形成產業升級。實際上印度的國防軍事技術投入就陷入了這個“陷阱”之中，形成惡性循環。所以必須分析論證當美國決心對中國進行技術封鎖，中國與美國科技脱鈎對中國技術進步的影響程度是不是足以阻止中國的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

最後要分析中美科技脱鈎對美國的影響，如果這個脱鈎讓美國形成惡性循環，科技投入不能形成經濟效益和技術優勢，那麼美國的科技脱鈎戰略決策將導致美國加速滑落，引導美國走向戰略失敗。這種情況如果發生，那麼會讓美國人清醒一點，早一點結束貿易戰和科技戰。

我選擇戰鬥機作為研究中美科技脱鈎的研究樣本，因為美國對中國的軍事科技一直是嚴密封鎖，特別是1989年之後，可以説中國軍事科技的發展就是在美國和西方嚴密封鎖下成長起來的，而中國的通用技術和商業技術再怎麼遭到封鎖也不可能超過軍事技術的程度，所以從軍事技術在封鎖條件下的發展情況就可以得到在美國對華最嚴密技術封鎖條件下中國技術進步和發展的基本判斷。商用技術被封鎖以後的影響不會超過軍事技術，而且西方對中國軍事技術的封鎖是全面的，整個西方國家都禁止出口軍事技術給中國，而商業技術只有美國封鎖中國，而歐洲和日本基本不可能加入美國的陣營，因為他們無法與中國市場脱鈎。中國一年銷售2800萬輛汽車，美國只有1700萬輛，遠低於中國。在其他消費品市場都是世界最大的市場。歐洲和日本無法放棄這個市場，也就不可能參加美國對中國進行商業技術封鎖。

航空工業是典型的高科技產業，是頂級的製造業產業和綜合程度最高的產業，它涉及空氣動力學和空氣動力試驗，材料，冶金，化工，電子幾乎所有工業門類的綜合性製造業，它的發展程度基本上可以代表一個國家的科技和工業實力。

由於軍事技術的保密性，飛機技術性能缺乏公開資料，大體上按照同代作戰飛機具有相類似的技術水平估計不會有太大差距。各國的同代戰鬥機在具體技術上可能各有短長，但是同代飛機技術基本上是等同水平的。

同樣由於軍事技術的保密性，戰鬥機的具體研製過程不是公開的，也難以比較，所以我選擇一個簡單而公開的數據作為研究的基礎，那就是飛機的首飛到服役的時間。飛機的研製是一個複雜的大系統工程，關鍵的節點就是服役，是研製工程成功的標誌性節點。而作為一個複雜的大系統工程，試飛的過程是成本最高，也是問題爆發最集中的階段，整個飛機研製水準的高下在試飛過程中得以集中體現。研製水平高，試飛的過程就比較順利，不會有重大的延宕。而如果研製水平低下，試飛的過程中就會不斷地出現嚴重的BUG，不斷地出現需要補充研發的技術，甚至出現推翻原設計，重新設計的情況，這種情況下，試飛的時間就會嚴重地拖延，造成研製經費的超支。所以對於飛機研發水平可以通過一架飛機的試飛時間來做判斷。而不同國家的軍用航空工業的水平差距可以用同一代作戰飛機服役的時間差作一個基本判斷。而世界上所有的戰鬥機的試飛情況都是公開的，這個數據基本上是可比較的。

所以我用中國戰鬥機的首飛和服役時間與美國和西方主要國家的戰鬥機的首飛服役時間作一個比較來研究中國與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在技術上和能力上的狀況。

F15， 首飛1972年7月，1976年1月服役。

F16，首飛1974年2月首飛，1978年末服役。

法國“陣風”戰鬥機，1986年7月A型首飛，但是A型只是驗證機，空軍型是C型，1991年首飛，2004年6月服役。

歐洲“颱風”戰鬥機，代號EF2000，首飛在1994年3月，2003年8月服役。

殲十1001號原型機1994年開始建造，1998年3月23日首飛，1999年12月殲-10開始在西安閻良試飛院進行飛行測試。 2002年6月首架裝備俄製發動機的殲-10小批量生產型號首飛。中國官方公佈2003年殲-10生產型正式交付。

F22，1990年9月首飛，2001年8月定型，2005年服役。

F35，第一架進行試飛的F-35是空軍陸上型F-35A，編號AA-1。試飛時間是2006年12月15日在德州沃斯堡展開。2011年交付部隊，但是沒有形成作戰能力。實際形成作戰能力預計在2019年。 2016年8月2日，美國空軍高調宣佈，最先進的隱形戰鬥機F-35A已經具備可以進行實戰部署的“初始作戰能力”。這標誌着這個經過14年錘鍊的新型戰機正式進入美軍現役部隊。

殲20，首飛2011年1月，服役2016年8月。

我們看中國的戰鬥機的發展，殲10是中國自主設計發展的第一代戰鬥機，以前的戰鬥機都是在前蘇聯的戰鬥機或者是在前蘇聯技術基礎上的發展型。殲10是第一種中國自主確定技術路線和戰術性能的戰鬥機，是中國戰鬥機的開山之作。殲10是一型標準的3代戰機，這架飛機在2003年正式交付部隊。而同代的美國的F15和F16分別在1976年1月服役和1978年末服役，中國比美國落後了27年。歐洲的兩型戰鬥機“陣風”和“颱風”是歐洲發展的3代半戰機，分別在2004年6月服役和2003年8月服役。中國的3代戰機是典型的一出生就落後，比美國落後27年，比同期的歐洲戰機落後半代。

但是殲10有一個地方表現的很好，就是研製週期，從1998年首飛到2003年服役用了5年多的時間。美國的3代機從首飛到服役大約是4年的時間，而歐洲的3代半戰機從首飛到服役分別用了8年和9年多的時間。這説明歐洲在戰鬥機技術研發的工程能力遠不如美國，也不如中國。這種能力的差距使得歐洲軍用航空技術遠遠落後美國，同時被中國迅速趕上。

殲10的落後狀況給了許多人一個印象就是中國的航空技術落後美國至少20年，這在2000年的時候是正確的。這種落後一方面是技術積累不足，另一方面是國家戰略決定的。從1980年代開始的戰略忍耐期，中國的軍事投資持續走低，嚴重影響了軍事技術的進步速度。但是從2000年之後情況發生了決定性的變化。1999年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驚醒了中國的領導層，這個世界並不太平，並不是充滿愛，而是到處潛伏着危機和戰爭風險。中國還沒有完成統一，還遠不是太平盛世。從2000年開始中國加強了軍事投入，加強軍事鬥爭準備，軍事補課，準備高強度局部戰爭。這種高強度地軍事投資產生了“立竿見影”的效果，中國產生了一批世界領先的軍事科技成果，殲20戰鬥機就是這批成果之一。殲20在殲10服役之後僅僅7年多之後就首飛，這個發展速度遠遠超過美國的估計，美國估計中國要等到2020年前後才會首飛4代機，但是中國比美國的估計提前了9年。更令人震驚的是中國在首飛僅僅5年半殲20就列裝服役，相比之下，美國的4代機F22用了15年，F35用了10年，而F35是有F22技術墊底，而且性能要求低於F22的低配版的隱身戰鬥機。中國軍事科技進步速度是真正震驚世界的。

殲20的成功帶來幾個標誌性的意義，第一就是把中國與美國在戰鬥機技術領域的差距從27年縮短到基本同步，F35是美國戰鬥機的最新作品，它代表着美國最新的戰鬥機技術水平，特別是在電子技術水平上是美國現有的最高的水平。殲20戰鬥機與美國F35同時服役，這就説明中國的戰鬥機技術基本上與美國達到同一水平。在局部技術，主要是渦扇發動機技術上還存在差距。這種進步速度是真正的“大躍進”式的進步，用10餘年的時間追趕了27年的差距。第二個就是美國已經幾乎不可能對中國形成技術“奇襲”，因為中國的軍事技術的進步是全方位的，體系化的，與美國的軍事技術方面不存在“代差”，而且中國能夠在新技術兵器的發展上做到“後發先至”，這就給中國以極大的戰略行動的自由。中國沒有必要跟美國展開軍備競賽，中國完全可以看美國的行動再採取行動，這讓美國的軍事戰略處於非常被動的境地。

殲20的成功是中國軍事技術進步的標誌性事件，它標誌着中國的軍事技術已經獲得體系形，全面地進步。在2000年到2010年的10年裏，中國航天技術領域完成了反艦彈道導彈DF-21D，“北斗2號”，“中段反導”和反衞星工程，紅旗9號遠程防空導彈等武器系統。海軍完成的052D型採用相控陣雷達的區域防空型驅逐艦，完成了第一艘航母的建造和服役和新型潛艇的建造和服役。航空完成了直10武裝直升機的研製，“空警2000”相控陣雷達預警機。進入2010年以後，中國首飛和服役了殲20隱身戰鬥機，運20大型運輸機，直20直升機。航天開始完成了“北斗3號”組網，預計2020年完成全球衞星導航的組網。高超音速導彈，新一代的洲際導彈和潛射洲際導彈，新一代的“反導”和遠程防空系統。海軍完成了世界領先水平055大型驅逐艦，新航母的建造和服役，新一代核潛艇，在直流中壓綜合電力系統技術上取得世界領先的水平。未來在2020年前後，中國還將完成新型隱身戰略轟炸機的研發；C919和CR929商用大飛機的研發和投入商業運行；完成新型航空渦扇發動機的研發和新一代變循環發動機的研發。航天新一代運載火箭將投入商業運行。海軍新型航母，採用電磁彈射技術將下水，舾裝和服役；新一代核潛艇也將建造和服役。這是“井噴”式的科技進步，這是系統性的，體系性的技術進步，是中國科技實力的具體表現。這也就難怪美國的情報機構都低估了中國軍事進步的速度，這也解釋了美國為什麼對中國技術進步產生“恐懼感”。

從中國軍事技術的進步看，既然中國軍事技術能在西方國家嚴密封鎖的條件下取得這樣快速成功，民用技術沒有道理做不到對美國技術的追趕和替代。實際上，中國在若干技術領域已經形成對美國的超越，比如5G技術領域。在以前薄弱的半導體技術領域中國也在加速追趕，像在關鍵的CPU技術開發上，中國有“龍芯”團隊，從基礎的指令集做起，已經積累了20年的技術，在追趕美國技術，而且這些技術已經轉移到航天和軍工領域，實現了航天和軍用半導體的國產化，像“北斗”系統的電子設備的國產化率超過了95%，關鍵元器件都已經實現國產。有華為的“麒麟”系統在ARM的體系下發展。還有阿里集團的“平頭哥”團隊，阿里巴巴旗下半導體公司平頭哥正式發佈首款芯片玄鐵910。據悉，玄鐵 910 是目前業界性能最強的RISC-V處理器之一，其算力全球第一，Core mark跑分數據超第二名40%以上。這是一個ARM模式的開發團隊。中國在超級計算機技術，在“雲”技術，大數據，AI人工智能，電子商務和移動支付這些新興技術領域與美國基本是並駕齊驅。在過去是短板的操作系統，現在華為也推出了“鴻蒙”系統。在芯片製造上，中芯國際今年推出14納米制程，進入用户倒入階段；明年推出7納米制程，進入世界主流的先進製程技術行列。長江存儲和紫光國微分別將推出DRAM隨機存儲器和NAND閃存芯片，這些技術突破決定了5年之內中國在芯片技術的國產化率將大幅提升。

現在中國民用技術的基礎要遠遠超過2000年時的中國軍事技術的基礎，沒有理由認為美國切斷中國的技術供應就可以卡住中國技術進步的腳步，而且像半導體技術的部分關鍵技術如光刻機並不掌握在美國手裏，而是在荷蘭。根據現在中國已經獲得的技術發展程度，5年到10年之內，中國的技術將會獲得重大突破，很大程度上完成對美國技術的替代。

下面我們要解決的是中國應該如何做才能加速技術追趕和對美國技術的替代？在貿易戰和技術戰的前景下，所有人都説只要我們做好自己的事就不怕美國的貿易戰和技術戰。但是怎麼做才是正確的？才是做好了自己的事？這個還很少有人説清楚。下面我們就再一次“解剖麻雀”，找一個產業和企業來分析在技術戰中怎麼做才是做好了自己的事情。這個“麻雀”就是移動通信和華為公司，這是一箇中國從落後到領先的產業，一個從跟隨到領先的企業。

華為的崛起

現在幾乎沒有人懷疑中國和華為在移動通信領域的技術領先地位了（中國的一部分公知除外） ，就連美國也承認這一點了。要考察中國和華為怎麼走到今天領先地位就要從這個歷史過程中進行分析。在1990年的時候，中國的電信市場還是“七國八制”時代，7個西方國家的8家電信公司瓜分了中國的電信設備市場。華為還是深圳一家靠代理西方通信設備生存的小公司。這是一個寡頭壟斷的市場，8家公司雖然來自7個國家，但是在向中國出售程控交換機的時候形成了統一的價格聯盟，每一線500美元，不管這些交換機是在國外生產的還是在中國生產的。然後是中國解放軍電信工程學院的鄔江興團隊開發出了自主的程控交換機04機，這是中國電信技術的基礎。在04機的基礎上中國本土企業介入通信設備市場，成立了“巨、大、中、華”，巨龍、大唐、中興和華為四家通信公司。西方壟斷性的電信企業犯了一個戰略性的錯誤，他們濫用技術壟斷地位，給這個產業留下了巨大的利潤空間，這就給中國企業進入這個技術領域以充分的利益驅動，當中國企業進入之後，這個領域的利潤空間讓中國企業有了生存和發展的空間。中國企業進入之後迅速把程控交換機的價格打到150美元/線，然後是2000年之後達到30美元/線。這種情況下電信企業當然歡迎國內企業進入這個領域了。國產技術的開發和國內市場給了中國的電信設備企業“第一桶金”。

但是就在中國企業剛剛進入電信技術領域，在固話設備領域有所斬獲的時候，世界通信技術已經進入了移動通信時代，在1980年代末期移動通信進入中國，當時主流技術來源於摩托羅拉，是模擬信號的移動通信技術。在1995年前後，歐洲的GSM技術作為第二代通信技術進入中國。GSM是數字移動通信技術，在可靠性，安全性和頻譜資源利用效率上遠遠超過第一代模擬體制的通信技術，迅速成為中國主流的移動通信技術。而這個時候，移動通信技術對於中國企業來説還是一片空白。這也導致了中國電信設備企業再次陷入發展瓶頸。這次美國打壓華為透露出一個以前不為人知的事情，2003年前後，華為談判準備整體賣給摩托羅拉，叫價100億美元。但是在2004年，摩托羅拉公司高層換人，否決了這次收購計劃，這才有華為的今天。這件事説明華為當時正處於困境之中，遭遇了發展瓶頸，而華為的崛起也不過是近10幾年的事情。

中國移動通信技術的崛起的轉機發生在3G時代，也就是華為賣給摩托羅拉失敗之後不久。由於2G時代中國採用了歐洲的GSM技術，這就讓美國的CDMA技術邊緣化了，歐洲技術成為世界移動通信的主流技術。這時候，歐洲企業發展出一些相對主流技術有些用不上的技術就無法獲得資金支援，沒有發展前景。這個時候被中國以較低的價格買下，這使得中國獲得了移動通信的技術基礎。同時，美國不甘心歐洲獲得3G技術的主導權，主動聯繫中國製衡歐洲，換取中國在移動通信技術標準制定上支持美國，讓美國技術再次回到國際移動通信技術的主流。這樣美中合作在3G標準制定上確定了3個標準通行，就是CDMA2000，WCDMA和TD-SCDMA，最後這一個就是中國從歐洲引進技術的中國標準。雖然中國的技術相比其他兩個標準起步晚且產業鏈薄弱，但是這是一箇中國電信技術發展史上的里程碑，中國終於獲得了移動通信技術的發言權。而且作為國際通用標準之一，中國的TD-SCDMA獲得了寶貴的頻譜資源，這對於中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獲得發展空間是絕對重要的。由於歐洲和美國都有自己的技術標準，所以這個TD-CDMA就是中國獨有的資源。在國內市場上，中國移動施行產業政策，一方面推遲3G牌照的發放，直到2009年中國才發放3G牌照，給國內電信企業以研發的時間，而且，把國產技術TD-SCDMA牌照發給了國內實力最強的中移動。同時強制各地移動通信公司在建設通信網絡的時候必須採購一定比例的國內企業的設備。這就給國內企業一個生存和發展的空間，華為和中興也就藉此機遇發展起來了。

到了4G時代，國際上有兩種體制，一個是FDD-LTE，一個是TD-LTE，雖然國際上採用前者的國家多，但是中國採用了自主研發的TD-LTE技術。我在網上搜了一下，現在中國的4G基站數量是336.9萬個，而世界的4G基站總數也不過500萬個，美國的4G基站只有20多萬個，中國是它的14、5倍，請記住這幾個數字，這是決定中美科技戰結果的決定性因素。這樣到了5G時代中國終於成為世界移動通信技術領先的國家。

通過中國移動通信技術崛起的歷史可以看到，國家的產業政策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是國家戰略和國家意志的具體體現，是產業崛起的必要條件。沒有國家政策的支持和引導，國內企業不可能實現技術上對歐美企業的趕超。利用中國的超級市場地位扶持國內技術發展是國家產業政策最主要的任務，而且是成功的國家政策，這一點現在不應該再有懷疑了。但是中國在移動通信技術領域依靠佔據世界60%市場的優勢地位獲得了技術趕超，為什麼同樣佔據世界市場60%的半導體技術領域中國的進步就慢了許多呢？（2018年估計全球半導體銷售額4771億美元，而中國進口芯片就達到3120億美元），儘管兩個數字統計口徑不一致，但是差距不大。這裏面的原因很大程度是因為中國半導體的產業政策不得力，外部因素是這個技術領域是美國技術壟斷的領域，缺乏競爭對手，使得中國的市場優勢缺乏外部的推動力，不像移動通信技術因為美國為了打擊歐洲而與中國合作，給中國提供了戰略機遇。內部因素是移動通信是關鍵基礎設施和服務，這個服務提供商基本上是壟斷的，就是中移動和聯通兩家，國家產業政策的抓手明確。而半導體技術領域是分散的企業，沒有明顯的抓手。但是國內對於產業政策的爭論也是影響國家對半導體技術產業政策實施的重要因素。現在美國發動了貿易戰和技術戰，切斷中美之間的產業鏈和技術聯繫，對於產業政策的爭論已經由對手給出了答案。

在國家戰略和產業政策的支持下，企業怎麼才能做到乘勢而上？也就是企業怎麼做才是做好自己的事？同樣的國家產業政策下不同的企業發展的情況完全不同。這裏以華為的發展作為一個“麻雀”，通過“解剖麻雀”來分析技術創新的規律性的問題。

華為也是近十幾年才獲得飛躍性的發展，成為世界領先企業的，在2003年他還準備退出這個通信領域呢。那麼是什麼因素讓華為獲得了飛躍性的進步的呢？我認為高科技發展除了國家的戰略和產業政策之外，企業發展受3個因素的影響，這3個因素決定了企業發展高科技產業的充分條件。這3個因素是戰略，組織結構和資金。最後一個因素資金不用討論，高科技沒有錢是搞不起來的。中國近20年軍事技術飛速發展的背後是軍費持續2位數的增長。美國對中國技術進步的恐懼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國用美國1/5的軍費投入就完成了如此快速的進步，而中國的GDP是美國的2/3，中國軍費佔GDP的比例還不到1.5%，還有投入的空間，而美國軍費已經達到GDP的3.5%，缺乏增長空間。

華為比國內其他企業做得好的也是這三點，大資金投入，戰略和組織結構建設。首先談研發投入，華為在2018年的研發投入，從2018年歐盟工業研發投資排名榜單上看，目前全球科技公司在2018年投入最多的分別是：三星1060億、谷歌1055億、大眾1035億和華為1015億。根據之前的華為2018年財報，華為在2018年的研發投入佔全年營收的14.1%。世界領先的研發投入是華為能夠領先世界俄物質基礎。相比國內企業，華為的研發投入也是最高的。

從戰略方面，對比其他有代表性的科技型企業聯想和中興，華為的戰略能力高出不止一點。華衞在2004年與摩托羅拉的交易失敗之後，華為人決心自己在移動通信領域深耕。這個時候，華衞的任正非就已經認識到有一天要與美國在頂峯相遇，當時就要準備這一天。這也是為什麼華衞不惜重金打造“備胎”的原因。

而同樣的科技企業聯想，在發展初期確立了“貿、工、技”的發展戰略，這個戰略導致了聯想喪失了戰略轉型的動力。聯想的戰略是與美國高科技企業捆綁，做美國企業的代理，這就是貿。其次是代工，最後才是技術，這個戰略決定了聯想在世界產業鏈和價值鏈的分佈上處於底端，儘管聯想的銷售額不算低，但是利潤率極低。根據聯想的公告，截至2019年6月30日，聯想集團2019/2020財年首個財季營收高達853億人民幣，連續8個季度實現同比增長，税前利潤16.4億人民幣，同比增長超過113%。淨利潤11億人民幣，同比增長超過111%。銷售利潤率1.9%，淨利潤率1.2%，這是近些年最好的業績了。聯想的戰略雖然風險小，但是發展的前景也小。而且隨着國內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聯想因為與美國企業和利益捆綁，成為美國企業的代理人，必然在國內技術替代和產業升級的背景下逐步地邊緣化。這是聯想發展戰略的必然結果。而且聯想的被動局面很難改變，它的利潤率實在太低了，不能提供轉型技術主導型企業所需要的鉅額研發投入，這樣它無法與華為這樣的企業競爭，它的組織結構也是以貿易導向的，與技術導向的企業的組織結構有根本的差異，這些決定了聯想已經成為一個“明日黃花”的科技企業了。

同樣是通信巨頭的中興，搭上中國移動通信騰飛的風頭，成為世界電信設備4巨頭之一，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但是在戰略上，中興沒有考慮到中美之間的結構性矛盾的發展後果，一廂情願地以為可以通過與美國企業利益捆綁就可以保證自己在美國市場的發展權利。但是沒有想到美國對中國的戰略遏制直接對準中國的高科技企業，把中興列入“實體名單”，這直接導致中興“休克”，最後不得不屈服，接受美國的苛刻條款。這是戰略判斷的失誤，沒有對最壞的情況作出準備，沒有對供應鏈進行有效管理。美國高科技企業都有供應鏈管理，不能允許關鍵元器件只有唯一供應商。

由於華為的戰略管理能力，所以能“未雨綢繆”，準備了應對美國製裁的措施，所以當美國製裁的大棒打下來的時候，華為已經做好了準備，不但可以生存下去，而且還獲得了持續的增長，而華為的美國供應商的銷售嚴重損失。

華為能夠在短短的時間裏成為通信領域的領先者，超過國外老牌的通信巨頭像愛立信和諾基亞。根據2018年的報告，華為的年銷售額1072億美元，淨利潤88.4億美元。這是刨除了研發投入後的淨利潤。華為為了保證自己戰略決策的主動性，拒絕上市，這才保證了他可以把利潤的大部分投入到研發中。愛立信銷售額是227億美元，淨利潤6.78億美元。諾基亞的銷售額254億美元，淨利潤14.29億美元。華為遠遠超過自己的對手。

華為能取得這樣的成就，組織結構是關鍵因素之一。先前有偉人説過“政治路線確定了以後，幹部就是決定性因素”，而人才作用的有效發揮根本的在於組織結構。網上有一個案例，加拿大的北方電信倒閉之後，其他的電信業巨頭紛紛搶食這個倒下的“巨人的屍體”，愛立信和諾基亞分別搶到了北電的市場，技術和設備，華為把北電的人才都收羅到旗下，利用北電的人才在加拿大建立了華為的研發中心。

現在華為在面臨美國以國家力量制裁和打壓的時刻，任正非在進行華為的組織結構改造。他在對話欄目中認為，華為存在機構臃腫、人浮於事，整個管理層級太多等問題。而華為也正在改革，他希望華為在組織架構上走向精幹，簡化管理層級，減少無效勞動。

從系統的觀點看企業管理，大企業是創新的天然敵人。因為企業變大了，自然組織結構複雜，組織層級變多，企業組織結構官僚化，組織效率自然下降。這是大企業普遍現象，被稱為“大企業病”。華為現在已經是年銷售額上千億美元的大企業了，企業規模變大，自然企業的組織結構也同時膨脹，有染上“大企業病”的危險。任正非看起來是認識到這個危險，所以他不斷地調整華為的組織結構，消除冗餘組織和人，精簡組織結構。最近華為又在調整中高層管理人員，撤銷功能重疊的機構，消除重複勞動和冗餘崗位。對於所有企業來説，中高層管理人員是企業官僚化的主體，也是最難處理的人羣。任正非採取以崗定人，撤崗撤人的辦法，讓中高層管理人員不能形成官僚化集團是抓住了組織結構高效改造的關鍵。這恐怕也是華為能在競爭中擊敗愛立信和諾基亞的主要原因。西方企業因為文化的原因很難對企業組織結構進行像華為這樣的改造。愛立信和諾基亞也未必認識不到人才的價值，但是對北電的人才如何進入自己的組織結構中缺乏信心大概才是他們在人才競爭中輸給華為的關鍵。

由於華為在戰略，組織結構和投入方面都做得比其他企業好，自然就發展的快，競爭力更強。這也是美國打不倒華為的關鍵之處。

現在説中國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怎麼做才是做好？華為給出了一個榜樣。中國現在要贏得貿易戰，技術戰，要實現產業轉型升級，目前要做好的是科學化管理。做好這一件事就是奠定了勝利的基礎。所謂的科學管理是用科學的思想和方法管理政治，經濟和軍事。科學管理涉及幾個要素，激勵機制，數字化管理，組織結構優化，標準程序管理和注重細節。

第一是激勵機制，以正向激勵為主，負面懲罰為輔。華為的激勵機制是國內企業做得最好的之一，他給與關鍵技術人員的報酬非常高，比如給俄羅斯獲得國際信息奧林匹克競賽冠軍的隊員以1500萬盧布的年薪。給國內AI專業新畢業的有秀博士生80萬到200萬年薪。相比之下，我們國企對於優秀人才的激勵差的太遠了。科技競爭決定性的因素是人才，這個沒有任何爭議；而人才中最關鍵的是領軍人才，這種人才能夠決定一個產業和一個項目的成敗，甚至影響到國家安全，這種人才是極為稀缺的人才。但是在我們國家對於體制內這樣關鍵人才的激勵機制是完全不到位的。舉一例説明，前一段時間還有人對院士享受副部級醫療待遇而爭論，這個有什麼可以爭論的？要説的是我們國家院士的待遇是太低而不是太高了。因為我們國家還是一個以行政標準主導的體制，一切待遇都與行政職務掛鈎，這種情況下，高級科技人才的行政級別太低了。院士和技術領域裏的領軍人才就應該是副部甚至正部級別。這一點軍隊就比地方做得好，部隊的高級技術人才可以評定到副軍或者正軍的待遇，在住房，醫療，辦公，出行諸方面都是一樣待遇。而地方上科技人員如果沒有行政職務最高就到司局級待遇，這個差距太大了。解決科技人員的激勵機制，無非就是市場化的激勵機制或者行政機制。市場化激勵是給予足夠高的收入，像一個領域的領軍人才給予數百萬年薪肯定是不高的。對於領軍型人才的投入肯定是能獲得百倍回報的。行政化的激勵機制就是給與體制內的高級科技人才相應的行政待遇，住房，醫療，辦公，出行待遇提高到與他們對國家貢獻相一致的地位，讓科學家稱為受人尊重，令人羨慕的職業。我們現在對於體制內的高技術人才的激勵機制不足是體制內官僚化管理思想，這個問題不解決會影響到後面科技發展的後勁。

數字化管理道理很簡單，企業的經營效率要用數字説話，比如成本，投入，質量，效益這些東西都要有數字表達。政府管理的績效也同樣用數字表達。

程序管理，這是一個簡化管理的辦法，大量的常規的重複性的工作和決定通過程序進行管理，不需要層層請示，程序的標準化和透明化可以極大地減少糾紛扯皮，減少無效勞動，減輕領導的管理負擔。

組織結構優化，前面已經談到華為的組織結構優化。中國的軍工技術之所以能在短短的時間裏取得巨大的進步，這與中國軍工組織結構的先進性是分不開的。錢學森先生不僅僅是一個火箭科學家，他還是一個系統工程的大師，他參與決策建設了中國火箭，實際上也是整個中國軍工研發的組織結構。這就是以總體設計部為核心的研發組織結構。下面錄一段錢先生文集裏説的總體設計部的結構。

從前，決策好像是領導、高級領導的領導藝術。

決策的藝術靠經驗，豐富的經驗，從經驗所產生的智慧來做出正確的決策。

現在同志們也在討論，説這樣還不夠。

因為現在的事情太複雜了，領導人個人的經驗、學識、智慧很難招架這麼複雜的問題。

所以，現在國外在領導決策以前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有一個他的參謀集體、諮詢的集體。

這個諮詢的集體、參謀的集體，不是一個人，是集中了不同方面的科學技術專家，有社會科學方面的，也有自然科學方面的，還有工程技術方面的人。

而且這個集體也不是哪一位領導召集他們座談一下，座談一個下午或者兩個下午，或者組織他們參觀一下。

不，這樣子是不夠的。

我聽説過有人蔘加這樣的會議後回來叫苦，這是老實的科學技術人員吧、工程師吧。

他説把我弄去了，當場發給我一大堆文件讓我看，我即席就得發言。

他説，我哪有這個本事呢！我那個材料還沒消化哪！我回去還得計算、考慮才能發言。

他説，讓我發言，我只好説了，説了當天下午領導就要拍板。

唉呀！他説，這樣子我到底盡沒盡責任，沒盡責任哪！

這説明什麼？

就是説這樣的一個諮詢集體不能是臨時的，而是要組織起來，要做大量的工作，計算，反覆地計算，很多複雜的計算，是要上電子計算機搞的。

我們這些搞國防尖端技術的有這個體會。

我們是有一個科學的決策機構的，這就是我們所謂的總體設計部。

總體設計部裏有總工程師、有副總工程師。但不是幾個總工程師、副總工程師就能夠全部把工作做完的。

這個總體設計部裏面有各樣專業的科技人員，還有繪圖員、描圖員，這個集體是幾百人的一個集體，是他們加上總設計師、副總設計師，形成一個領導的諮詢機構。

你搞哪一個戰略武器，那麼他們聯繫各方面的專業工作者經過反覆的討論和仔細的考慮以後，經過計算提出方案。

方案就是這樣產生的。不是哪個部的部長只召集總工程師、副總工程師開個會，讓他們發表意見，當場就拍板。

那是不行的。

我想將來決策的諮詢集體是要有一個常設的、有組織的這麼一個集體。

這個集體包括各方面的專家，還有很多工作人員，是他們運用決策的科學方法提出方案。

領導是要聽取他們的意見。

而這些工程技術總工程師、副總工程師加上總體設計部或者叫諮詢的集體所做出來的方案裏頭，肯定還有不那麼明確的、一下子決定不了的因素，因此方案可能是有一、二、三，幾個方案。

哪個方案是怎麼考慮的，有什麼優點，有什麼缺點，或者哪一些看不準的地方。

這個時候就得靠領導來最後裁決用哪個方案，或者方案怎麼變動一下。

這裏必須説，領導的最後裁決，這裏有科學，也有藝術。

藝術就是那些科學説不清楚的，靠經驗、靠智慧。

用我們的話來講，最重要的還是靠馬克思主義哲學，靠修養。這是領導最後決策中必要的因素。

所以決策並不排除領導藝術的作用。但是，很重要的就是決策問題要有一個常設的、嚴密的、組織起來的、運用決策科學的諮詢集體。

這個當然不完全是理論問題，是實幹的，所以也是一個技術問題。

比如我們的國防尖端技術裏戰略武器的總體設計部，我們叫總體設計部，不叫總體研究部，因為是實幹。

所以，社會科學變成一部分的工作要去直接改造客觀世界，即社會技術。就是社會科學將來也可能有一部分要變成社會技術的工程技術。

節選自錢學森1981 年6 月1 日在第二期科技管理研究班上的講話。全文刊載於《第二期科技管理研究班資料》（二十二）。

 錢學森搞得這一套總體設計部和總師體系與軍隊的參謀系統很相似，總體設計部就是參謀部。這個體系的關鍵人才是總設計師，他是總體設計部的靈魂和核心。這個體系是小核心大系統，總體設計部規模很小，關鍵的設計師就是幾十個人，因此避免了大組織結構通常的官僚化低效率的弊病。大系統中的分系統製造商和研發機構是競爭性的關係，因此是可替代的，比如激光陀螺就是好幾家機構競爭。再比如“北斗”導航衞星上使用的原子鐘，就有3家國內機構競爭。這樣各個分系統即便出現問題也不會影響的整個項目的運行。這個體系是目前看最科學的體系，運用效果也是很好的。這個體系中總設計師是關鍵，總師的選拔就是成敗的關鍵，這方面國內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都有。

最後注重細節是決定做事水平的重要因素。這個不多説了。

中國只要在科學管理上下功夫，贏得這次貿易戰和技術戰，實現經濟的轉型升級就有了堅實的基礎。

下面分析一下如果美國真的與中國產業鏈和技術脱鈎會對中國和美國有什麼影響。我的結論是對中國影響有限，主要是心理的影響。對美國的影響可能是顛覆性的。這是由市場經濟規律決定的。

第一個案例就是移動通信。在4G技術上，全世界500多萬個基站，中國一家就近340萬個，美國才有20多萬個，中國市場可以獨立支撐一個4G的通信設備產業，而美國不行，它的20萬個基站不能支持一個完整的移動通信設備產業，整個技術研發的投入不可能通過20萬個基站收回，那樣的基站價格太高，根本沒有競爭力。通過這個案例看到，一個技術的市場規模與人口規模的關係往往不是線形的，中國人口是美國的4倍，而移動通信基站的數量大概是4倍的平方，16倍，實際上大約是14、5倍。這一點恐怕是所有經濟學家和分析這場貿易戰和技術戰的人都沒有注意到的。

有趣的是在軍事上有一個羅徹斯特方程，這個方程對於軍事實力的數量對比就是指數關係。它是説軍隊實力與數量的關係是指數關係，就是一支軍隊的數量是對手的2倍，則它的實力是對手的4倍，這是一個指數關係，而不是線形關係。在經濟上也應該有相應的指數關係，市場規模，人口數量與基礎設施的效率，與高科技產業的競爭力也應該是指數關係。

美國早先費盡心力搞一個經濟全球化在邏輯上是成立的，同樣是這個4G設備市場，如果美國要封閉美國市場，那麼它只有20的市場，這個市場是無法維持美國技術更新的。但是在全球化的條件下，全球500多萬個基站都使用美國的芯片，由於美國在半導體技術上的壟斷優勢，在基站的價值鏈上美國應該還處於上游的位置，獲得的利潤應該遠遠超過它的市場份額。這是美國高科技產業必須全球化的內在邏輯。如果美國切斷中美之間的產業鏈和技術鏈，只要中國完成對美國芯片的替代，那麼美國這行業的公司只有死路一條。他們不可能憑藉美國市場構建完整的產業鏈，而中國公司可以憑藉國內市場構建一個完整的產業鏈，而且由於國內市場巨大，中國還可以在芯片生產上對美國企業形成市場優勢，通過技術迭代升級實現對美國技術的碾壓。因為半導體技術的特點就是研發投入巨大，相對生產的邊際成本低。這樣半導體企業必須通過全球市場分散成本才在經濟上是可行的，市場的規模越大，分散到每一個芯片上的研發投入就越小，產品就越有競爭力。一旦美國與中國實現產業鏈脱鈎，技術脱鈎，那麼美國必然失去中國市場，而且還要在全世界面臨中國的競爭。而中國市場的價值和影響力是美國川普當局想不到的，他們的思維還是線形的。

其次中國是製造業中心。這個世界上有幾個製造業中心，中國，北美，歐洲和日本。這4箇中心了，中國是一級中心，而其他3個只能是次級中心。這是由中國人口、市場和勞動力規模決定的。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完整的製造業結構，俗話説的“從火柴到火箭都能造”。我們比較一下製造業人口，中國的製造業從業人數1.4億，美國製造業從業人數，655萬左右，中國是美國的20多倍。所以中國可以擁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業門類而美國做不到，它的工業人口不能滿足。所以美國必須把一部分製造轉移出去，比如波音787的機翼就是日本製造的。這是一個很大的技術含量非常高的部件。由於美國工業人口的原因，美國要想維持高端的製造業，就必須把相當一部分製造業轉移出去，而自己通過技術壟斷控制產業鏈和價值鏈，把價值最大的部分留在美國。而中國是這樣產業鏈和價值鏈中最重要的部分。由於中國的工業人口的規模，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業體系，所以中國製造的效率是最高的，那裏也比不上。這樣美國的高端製造業企業藉助中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的高效率才能實現高利潤與低銷售價格的統一。比如蘋果手機，如果沒有中國製造，那麼按照蘋果自己的估計它的售價將提高37%。高售價自然影響到商品的銷售，影響到企業的利潤和市場，影響到企業的競爭力。美國如果決心切斷中美之間的供應鏈和技術鏈，那麼後果可想而知，美國企業的技術回因為失去中國市場和麪臨中國替代技術的競爭而走向衰落，美國在電信領域的衰落就是前車。而且美國製造失去了中國產業鏈的支持，必然是成本高企喪失國際競爭力。

在市場經濟中，技術優勢是不可靠的，技術是可以替代的，而市場是不可以替代的，這是一個經濟常識。美國INTEL的芯片在技術性能開始的時候不如摩托羅拉的芯片，也不如IBM，但是由於INTEL與微軟結成聯盟，採取開放的技術路線，它的市場規模就大，造成它的性價比最好，結果市場演進的結果就是INTEL和微軟成為台式機的主流，其他的機器就邊緣化了。這樣的事情在美國切斷中美之間的產業鏈和技術鏈之後也必然在美國企業身上重演，不過這次被邊緣化的一定是美國企業，這是市場的法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