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與丁玲早年是密友，為何晚年反目交惡，至死互不原諒？_風聞

1933年5月14日，丁玲在上海被國民黨特務綁架，當時幾乎無一人敢出面揭露此事。尚在青島大學任教的沈從文得知後，於5月25日寫下了《丁玲女士被捕》一文，並在胡適主編的《獨立評論》上刊出，後又在《大公報文學副刊》上相繼刊登出《丁玲女士失蹤》以及《記丁玲女士跋》兩篇文章。

不久，忽然聽到丁玲遇害的假消息，正在為老友奔走呼號的沈從文感到無比憤怒和悲傷。正是在這種情緒下，才有了《記丁玲女士》（後改名為《記丁玲》）一書。當該書在天津《國聞週報》上連載時，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注。這不能不説給當局施加了一定的壓力，從而在某種程度上緩解了丁玲的危險性。

近50年後，這份記憶在80年代初被喚起。身為傳主的丁玲一反常態，對過去20年給予她政治迫害的人默不作聲，卻對這部關於她本人的傳記痛罵有加、嗤之以鼻。1980年春，丁玲在《詩刊》第3期上發表了《也頻與革命》，文中稱《記丁玲》是“一部編得很拙劣的‘小説’”、“胡言亂語”、“連篇累牘”，並斥作者沈從文為“貪生怕死的膽小鬼，斤斤計較個人得失的市儈，站在高岸上品評在洶湧波濤中奮戰的英雄們的高貴紳士”。

兩人過世之後，“樹欲靜而風不止”，由此而引起了一段“丁沈文壇公案”，研究者各持己見，爭論不休。其中多數是站在同情沈從文的角度，批評丁玲的“有失偏頗”。但無論是哪種情況，大多都從強調丁玲的政治性出發。這不免引人深思：**難道就因為政治信仰的不同，曾經被傳為“文壇佳話”的深厚友誼就這樣破裂了嗎？**是不是還有別的原因存在呢？

1931年2月底，丁玲在常德留影

丁玲本人曾對一個研究者這樣解釋：“我被捕後，有一年沈從文又到了常德。有兩個文學青年，也是他的崇拜者去看他，並告訴他我母親在常德，問他要不要去看望。他説沒時間了，不去了。這兩個青年很氣憤，將情況如實告訴了我母親，認為他太不夠朋友了。等到後來我母親將這一情況告訴我之後，我也很生氣，這叫什麼朋友？

建國前夕，我回到了北京，雪峯同志告訴我，我被捕後，他曾找到沈從文，懇求他出面保我出獄，一切費用由黨負擔，但卻遭到了沈從文的斷然拒絕，他表示不能插手這件事了。****這就説明，沈從文怕得要命。****而他寫什麼《記丁玲》，好像和我友誼多麼深厚，純粹是偽君子。****通過這兩件事，我實在不願再理他了。”（袁良駿《丁玲：不解的恩怨和謎團》）後來，在她的回憶錄《魍魎世界風雪人間》（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82-83頁，第91頁）裏，也有過類似的記載：

1934年他返湘西，路過常德，住在第二師範學校，有師生建議他應該去看一看我母親，但他不去；第二師範的同學們就自行去我家看望我母親，並在我母親面前説了一些不平的話。原來那時沈從文正以摯友的身份在報紙上發表《記丁玲》的長文。我母親是飽經人情冷暖、世態炎涼的過來人，對此倒沒有什麼很多的感慨，只覺得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值不得大驚小怪；她曾經把這些事當成別人的事那樣講給我聽。而我心裏卻有點難受。我對這個人的為人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在那種風風雨雨的浪濤裏，他向來膽小，怕受牽連，自是不必責怪的。****我理解他並且原諒他。只是再次見面時，總有一絲不自然。……**哪裏料到，後來沈從文卻不願意借用他的名義接我母親到上海向國民黨要還女兒。

撇開這兩件事的真偽不談，在那個白色恐怖的年代，即使沈從文因膽小沒敢去做那兩樣事，也不該成為四十多年後遭罵的理由，更何況丁玲早在上個世紀30年代末就知道上述情形了。丁玲在當時並沒有痛斥沈從文，建國後，還曾兩度探望過他。直到70年代末，當丁玲首次接觸到這部關於她本人的傳記後，兩人的關係才發生了逆轉，箇中答案似乎只能在這本書裏去尋找。本文試圖從女性的視角來探究丁玲何以對這部《記丁玲》產生如此強烈的反感。

關於丁玲初次看到這部傳記的情形，她的丈夫陳明後來曾這樣描述道：“開始丁玲還沒有心思翻閲，後來越看越生氣，她認為有些東西是胡編亂造的。有人建議她寫文章闢謠，丁玲説，我在政治上背了許多黑鍋也沒有闢謠，沈從文説生活上的黑鍋，我看就不必闢謠了。”（李輝《沈從文與丁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156頁）既然丁玲自己都説“不必闢謠了”，《詩刊》的編輯來約稿時卻忍不住違背了初衷，由此看來，沈從文所寫的《記丁玲》確實在某些方面招致了傳主很強的負面情緒。

**作家寫傳記時，都會帶上自己的主觀色彩和感情，但為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寫又有所區別。****前者考慮到傳主閲讀時的感受往往會有所避諱；****後者則少了一些顧忌，更容易信筆寫去。**沈從文《記丁玲》的寫作顯然是屬於後一種，他是在獲知丁玲遇害且信以為真的情形下開始撰寫的，《丁玲女士失蹤》及《記丁玲跋》兩篇文章都曾提及此事。因此，世人所看到的《記丁玲》是作者的率性之作。所謂率性之作，真實之餘，難免不會因無拘束而流於草率，而這種草率又常常易於引發讀者的誤解。

1979年暮秋，來華訪問的日本女漢學家中島碧女士贈送給丁玲香港版的《記丁玲》，並説明此書是她研究傳主的第一手資料。同時，中島碧還提出對書中的幾處疑問，這些疑問不禁驅使丁玲開始閲讀這部關於自己的傳記。通過閲讀，丁玲在這本書的好多空白處都註上了紅批。據陳漱渝先生統計，所寫的眉批、旁註多達127條，且多為反駁之辭，足見她當時是何等的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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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丁玲的諸多批閲意見中，最為突出的是兩條：**一是她不能忍受沈從文站在一個旁觀者的角度對左翼革命者加以歪曲和嘲弄；****二是她認為沈從文在用自己的眼光和低級趣味來描繪醜化她的人格形象和生活。**後者其實才是讓她最討厭最不能容忍的。丁玲曾對其夫陳明説過“我最討厭拿他的眼光和趣味看生活”，這句話表明了她的心聲。（李輝《沈從文與丁玲》第156頁）李輝在《沈從文與丁玲》一書中作過這樣的分析：

其實，丁玲應該還有更內在更直接的原因，這就是她一再對人提到的沈從文筆調趣味的不滿。她是一個政治性極強的人，但她同時是一個女人，一個步入暮年的女人。女人，特別是到這種年紀的女人，很難贊同將自己的私生活毫無掩飾地公開，更何況她認為有許多是“編造”的故事。（李輝《沈從文與丁玲》第169頁）

寫作中的丁玲

儘管丁玲本人也曾與友人説過：“我至今不願駁斥他，是因為我總覺得個人私生活沒有什麼重要，值不得去澄清。”（徐小玉《丁玲與徐霞村之交》）若果真是這樣，就不會有《也頻與革命》，更不會有後來的“丁沈之爭”了。

那麼，丁玲究竟是如何評價此書的呢？結合1992年嶽麓書社出版的《記丁玲》來看丁玲的批語：

她們一面讀書一面還得各處募捐。為時不久，她們住處似乎就同那些名教授在一個地方了。至少瞿秋白兄弟同施存統三人，是同她們住過一陣子的。（第53頁）

丁批：“又是胡説！”

……她的年歲已經需要一張男性的嘴唇同兩條臂膀了。……倘若來了那麼一個男子，這生活即刻就可以使她十分快樂。（第65頁）

丁批：“沈從文常常把嚴肅的東西，按他的趣味去醜化。我很不喜歡他的這種風格。在他的眼睛裏，總是趣味。”

她雖然同這個海軍學生住在一處。海軍學生能供給她的只是一個年青人的身體，卻不能在此外還給她什麼好處。（第83頁）

丁批：“混蛋！”

她的年紀已經有了二十四歲或二十五歲，對於格雷泰嘉寶《肉體與情魔》的電影印象則正時常向友朋提到。來到面前的不是一個英雋挺拔騎士風度的青年，卻只是一個像貌平常，性格沉靜，有苦學生模樣的人物……（第124頁）

丁批：“看把我寫成一個什麼樣子，簡直是侮辱！完全是他的低級趣味的夢囈！”

正如陳漱渝先生所歸納的“丁玲認為，沈從文按照自己的低級趣味，把她描繪成一個‘肉體與情魔’、與湘西土娼毫無二致的女人，把她跟胡也頻的結合寫成是單純肉體結合，並有意無意地在她的私生活中蒙上一層粉紅顏色”。（陳漱渝《乾涸的清泉――丁玲與沈從文的分歧所在》）其實任何一位女性在看到自己被描述成這樣一個不堪入目的形象時，都不可能做到無動於衷，何況丁玲是一個自尊心很強的知識女性。

其實，原書中多處不惜筆墨稱讚丁玲，如：

“不拘什麼成篇成本的小説，給她看過以後，請她説出點意見時，這意見必非常正確，決不含糊。”（第77頁）

“她的談話同寫信一樣，要説什麼話時，就説出來，所説的多些時，不使人覺得煩瑣，所説的極少時，也使人領會得出那個意思。”（第78頁）

“因為她知道必需用理性來控制，此後生活方不至於徒然糟蹋自己，她便始終節制到自己，在最傷心的日子裏，照料孩子，用孩子種種麻煩來折磨自己精力與感情，從不向人示弱。”（第235頁）

沈從文

類似這樣的誇獎雖也不少，卻不足以抵消那幾句看似簡簡單單的“生活掠影”。丁玲出生於舊式家族，儘管受到過“五四”時期“自由”與“民主”的洗禮，但傳統的女性定位在她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沈從文給她的“生活上的黑鍋”，是她不願被人所知道的，最起碼是不願從沈從文的口中傳出。

丁玲曾對周良沛説過：“認我是老鄉和朋友的人，在我受罪的時候，還拿我來迎合小市民編造這樣的故事，就是朋友？”（周良沛《也談所謂的丁、沈“文壇公案”――與周健強先生商榷》）雖然沈從文寫的也許是真實，卻不是丁玲想看到的真實，這種真實粉碎了丁玲的心理堤防。從過去的行為表現就可知沈從文並無惡意，只是他並不瞭解自己的老友，憑着固有的天真，認為“她需要人家待她如待一個男子”，而忘了她事實上是一個女子，矜持在她的血液和骨子裏流淌。

況且**沈從文作為一個男性作家，在長久以來的男權意識為中心的社會意識形態裏，自然帶着男性話語表達方式，對丁玲的描寫不無先入為主的看法。****而從另外的女性視角來看，是會對這種男性敍述方式產生反感的。**類似的敍述方式對女性的解讀常常顯得過於簡單，忽視了複雜的女性心理，而表象化的描寫又容易使讀者對其筆下的女性人物產生誤解。

追求自由，不代表不在意世人的眼光。在丁玲的感情生活中，無論她扮演怎樣一位出格的新女性角色，其情感生活都是不願被暴露在世人面前的。與馮雪峯“感情的散步”（沈從文語）也好，與漢奸馮達的同居也好，在外人看來，都不是什麼光彩的事情，沈從文偏偏用寫實和略帶調侃的筆法道出了事情的表面經過，意在表現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丁玲。

丁玲對此很不以為然， 她明確表示不喜歡沈從文“用‘有趣的’眼光看世界，也用‘有趣的’眼光看朋友”。（徐小玉《丁玲與徐霞村之交》）應該説，**沈從文本無意詆譭丁玲，他所犯的“錯誤”實際上是幾乎所有舊時代的男性作家共同的通病，即全然站在男性的立場、以男性的眼光去審視女性，而無法真正以“換位”的方式去體驗和同情女性的真實情感。**這種“錯誤”是沈從文本人所沒覺察到的，因此實際產生的閲讀效果最終往往有悖於作家的初衷。

對此丁玲一直都無法釋懷，以至於在以後的幾年內，她稍有機會就會對沈從文及其著作《記丁玲》攻擊一番。1981年初，丁玲在《文匯增刊》上發表了一篇回憶性散文《胡也頻》。在此文中，她是這樣描述沈從文的：“他（指胡也頻）曾是一個金鋪學徒，有勞動人民的氣質。他不像有些紳士或準紳士，戴着有色眼鏡看世界，把世界全看扁了，賣弄着説點有趣的話，把才能全表現在編纂故事上，甚至不惜造點小謠，以假亂真，或者張冠李戴，似是而非，譁眾取寵。”

1983年4月18日，丁玲等訪問巴黎。接受採訪時，丁玲談到沈從文：“他寫的那本《記丁玲》全是謊言，是小説，着重在趣味性。****”（轉引自姜穆《沈從文的性格與婚姻》）

丁玲怎麼也不肯承認此書的真實性。在她看來，褒也罷貶也罷，都是作者“編造”的，不符合實情，不該成為後人認識她研究她的“入門書”。

當有人因編著《丁玲集外文選》的需要而找到丁玲時，她斷然表示：“你要研究我，一定不要受沈從文的影響。他那兩本書，是他任意編造的小説，毫無參考價值。他以為我死了，信口開河，胡編亂造的小説，我一定要在他生前寫一篇文章，説明真相。”（袁良駿《丁玲：不解的恩怨和謎團》）由此可見丁玲“闢謠”的急切性，那本書的傷害讓這個久經風雨的女人不得不一再站出來為自己辯護。

時至今日，“丁沈之爭”已成為歷史，箇中的是非曲直，外人很難給出準確的判斷。從那個年代走出來的知識分子都或多或少地帶上了彷徨、脆弱、敏感、憂鬱的時代病，一句有意無意的話都可能使他們的神經繃緊，露出警惕的眼光。但兩性之間不同的觀念和視角恐怕才是造成“丁沈之爭”的內在原因，而兩人彼此間的誤解，直到他們去世也未能消除，這不能不讓人感到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