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Timetells先生問：香港終究還要回歸正道_風聞

   實際上我們只知道香港是一個民主自由的社會，而不曉得香港社會還是一個分裂的社會。李敖先生生前痛斥台灣的醬缸文化是：羣龍無首，九龍戲水，只講自我，不顧他人。柏楊於一九八一年八月十六日在美國紐約孔子大廈的講辭中指出“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都像長江大河，滔滔不絕地流下去，但因為時間久了，長江大河裏的許多污穢骯髒的東西，像死魚、死貓、死耗子，開始沉澱，使這個水不能流動，變成一潭死水，愈沉愈多，愈久愈腐，就成了一個醬缸，一個污泥坑，發酸發臭。説到醬缸，也許年輕朋友不能瞭解。我是生長在北方的，我們家鄉就有很多這種東西，我不能確切知道它是用什麼原料做的，但各位在中國飯館吃烤鴨的那種作料就是醬。醬是不暢通的，不像黃河之水天上來那樣澎湃。由此死水不暢，再加上蒸發，使沉澱的濃度加重加厚。我們的文化，我們的所謂前生因，就是這樣”。在近一段時間香港發生的事情表明香港社會中確實存在一種“醬缸文化。”**“香港社會的總體情緒是，這類事情是可以接受的，只要絕大多數公眾沒有被涉及、被妨礙，他們對此就沒有意見。只要他們還不是受害者。”**這名外籍警官的這番話確實捅到了香港市民文化中的“醬缸”味道。

   就拿香港迴歸的首次立法會議員選舉來説，選民似乎習慣於吳稼祥先生所言的“廣場民主”。而這種“廣場民主”以吳稼祥先生的的解釋就是：**廣場上一羣人聚在一起“開會”做決定：誰是帥哥靚姐，誰説得多，誰的嗓門大，誰有勢力那麼誰就説了算。哥白尼因為提出“日心説”遭到教會反對而被處死的過程就是這麼來的。**既然是選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那麼本應當仔細斟酌這個人能否真心代表我的意願。但恰恰相反的是，黃台昂和遊惠貞連當選議員的就職宣誓程序都不履行。舊時民間選個族長那還得有個“德高望重”條件不是嗎？那個“黃台昂和遊惠貞組合”説好聽了頂多就是個沒有基本法制意識的操蛋孩子，他們懂得民生大事是怎樣一回事嗎？他們瞭解香港的歷史嗎？如果説“參政議政”，他們除了會説“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之外知道為選民乃至全體香港同袍謀福祉的義務是怎樣一回事嗎？香港後發發生的許多問題如果從政治組織結構上講很多問題就出在立法會的選舉問題上。港府執政的困局主要就出在這裏。“修例”本來是為了打擊犯罪緝拿罪犯，這既關乎香港的和平穩定也有利於內地打擊犯罪。“修例”問題的出現根底就在於香港社會面對困境，依然撕裂，面對內地，依然糾結。這也印證了台灣那位老國民黨人對這種社會風氣的悲痛：“做賤自己”。對此，英國學者馬丁·雅克點出了其中的關鍵原因所在，並給出了自己的對策：  

           英國學者馬丁雅克談香港困境：中國邏輯和香港發展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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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行的香港政治制度一般的內地人可能還不瞭解：香港的法制體系與內地不同，首先是政府的自由裁量權有限，其次是判罪的法定含義不同。港警的執法權沒有內地人想象的那麼大。再一個問題，按照香港的法律，對那幾個參與暴亂的幕後美國人也沒有恰當的條款制裁或驅逐。最後要説的就是香港基本法早被外部勢力吃透了，所以近來香港的暴亂可以説是外部勢力精準布控和香港幼稚的年輕學生的盲目參與的組合。你説的“之前香港政府也有這樣的計劃，但是被遊行否決了。好像是填海造房”是有這麼一回事。實際上，自香港迴歸以來，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從沒停止過，香港中文大學的一位副校長就是英國的高級特工官員出身。所以如果比較港台兩地的“醬缸文化”的一個不同之處就是台灣的中老年人事主體，而香港則是年輕學生是主體。此外在港的很多企業和機構都有國外背景。如國泰航空等等，加上香港是自由港原本就是世界三大諜戰中心之一。所以如果發生社會動亂，香港肯定要比台灣複雜。香港的問題是不是死局，關鍵還要看香港這個“市民社會”（德語的市民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同一個意思）有沒有或者説達沒達成“集體的自我意識”（愛德華·希爾斯《反思中國知識傳統下的市民社會和市民風範》）。這就是你所説的死局的問題癥結。“解鈴還須繫鈴人”，政府的治理當然離不開市民的支持。“填海造地，造福民生”原本是惠民之舉，如果市民都反對，那個真就是死局了。再回到上面那位外籍警官的真言：**“香港社會的總體情緒是，這類事情是可以接受的，只要絕大多數公眾沒有被涉及、被妨礙，他們對此就沒有意見。只要他們還不是受害者。”**也可看出香港社會民情的一種“道德混搭”——所謂的“西方文明”與儒家文化中的糟粕混合體，即籠統的，基於極度泛化的“民主自由”躁動與貫穿“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所謂“安分敬制”教化混搭。對孔子強調的“仁政”有一種解釋：“老百姓從不曾是社會利益所需行動的自主者，他們構成的是在道德上沒有生命力的大眾，即他們不會有道德的創舉，而至多是服從和用體力辛苦地去履行職責”（愛德華·希爾斯《反思中國知識傳統下的市民社會和市民風範》）按照國內學者的概括就是庶民要“安分敬制”。這一點實際上與大不列顛的殖民文化如出一轍。

  不過，現在的香港畢竟不是英皇麾下的殖民地。《基本法》已經確定了香港的行政地位，“兩制”的前提是“一國”。儘管是“兩制”的政體架構，但運作的內涵必須遵從“一國”的前提。比如教育，教學模式可以照舊，但教學內容必須符合“一國”的要求。尤其是中國近代史編寫教材不能採用英國的官方版本，但可以參考台灣作家柏楊的《中國人史綱》，也就是要尊重歷史而不是褻瀆歷史。港人治港不能視殖民遺留的“籠屋”而不加以改善，甚至成為某些外來政客挑釁的口實。

   歸根結底，香港的未來總還是要市民與政府有一個基本的共識。“天時地利人和”關鍵看這個共識何時能到來。

   簡單就回復這些，有時間再增補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