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武訓傳》和《決裂》兩部電影看兩條教育路線_風聞

（一）武訓興義學與電影《武訓傳》

1951年初，由孫瑜編導、趙丹主演的《武訓傳》正在中國熱映，電影講述的是武訓通過乞討的方式興辦義學的傳奇故事。武訓的事蹟在當時不僅引起了社會各界的讚譽，甚至還受到了清廷的認可和嘉獎，並被載入《清史稿》。

據歷史記載，武訓為山東堂邑縣人，生於道光年間，年幼家貧，三歲喪父，七歲喪母，乞討度日。一個低微的不能再低微的乞丐，原本要沉寂於歷史的深淵之中無人知曉的，卻為何偏偏和教育問題產生瓜葛，在歷史的洪流中引起這麼大的波瀾，皆因他有一顆不甘於因貧窮和無知無識而被欺於世人的反抗之心。

幼時的武訓曾拿着積蓄的兩百文銅錢求私塾老師收留讀書，卻遭富家子弟趕出學堂，之後在財主家行佣，地主欺武訓不識字作假帳抵賴，武訓不僅分文未得還遭財主毒打，早年所遭遇的一切欺辱催生了他要立志興義學的念頭，而他唯一的積累辦學之資的手段就是乞討。經過幾十年的乞討，確實有了一定的積蓄，並感化了一部分社會力量投入到興辦義學的事業，最終將義學辦了起來。武訓的事蹟在他所處的年代絕對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德比孔孟的，也確實改變了一些窮人的命運，並得到了社會的尊重，甚至新中國成立後專門為他拍了一部電影《武訓傳》。

武訓為貧窮的勞動階級辦義學，歌頌他的電影《武訓傳》在社會主義的新中國應該得到很高的評價才對啊。可恰恰相反，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將《武訓傳》視為封建落後的，甚至是反動的。毛主席在社論中指出：“《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性質。象武訓那樣的人，處在清朝末年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和反對國內的反動統治者的偉大斗爭時代，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的宣傳封建文化，併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這種醜惡的行為，難道是我們所應當歌頌的嗎？”

毛主席確實指出了問題的本質，武訓雖為窮人辦義學，但是所辦的義學卻和當時的其他學校一樣，都是為了劃分階層並統治勞動羣眾而服務的，他只是為一部分窮人搭建了一把通往統治階層進而統治更多的勞動羣眾的梯子，不可能辦出改變統治與被統治的社會關係進而徹底解放廣大勞動羣眾的義學。

當然，錯不在武訓，畢竟封建清王朝社會底層的一個沒有任何受教育機會的乞丐，能做出這些，已算是壯舉了。錯的是武訓所處的那個時代和文化教育體制，教育的目的是為統治階層選拔統治社會的工具以維護統治，不是為了培養高素質和高技能的科學家和勞動者並作為新社會的新主人。

（二）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和電影《決裂》

而中華民族教育史上的另一個奇蹟就是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勞動大學創辦於1958年，是由勞動羣眾按照毛澤東的教育理念自己創辦的半工(農)半讀的新型學校，招收一線的工人農民，堅持社來社去，教育為工農服務，不花國家一分錢，是切切實實勞動人民自己的大學。1958年8月1日，共大總校和向塘、井岡山、大茅山、油山、黃崗山、雲山、南城、高安等30所分校同時舉行了開學典禮，有學生11000多人，邵式平、劉俊秀等省領導都參加了共大總校的開學典禮，並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1959年8月，黨中央毛主席在廬山主持召開八屆八中全會，會議期間，周恩來總理聽取邵式平省長關於創辦共大的情況彙報，併為共大題寫了校名。朱德委員長在會議期間看到了共大井岡山分校的校刊，高興之餘在該校的校刊上題寫了“井岡熔爐”四個大字。勞動大學歷時22年，曾創下開辦108所分校的紀錄。

1975年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的辦學事蹟被拍成了一部電影叫做《決裂》，意味着新的教育理念和舊的教育理念的決裂，新的思想文化和舊的思想文化的決裂，電影的故事情節是圍繞來自戰爭一線和“抗大”的龍校長和知識分子家庭出身的曹校長之間的有關教育理念和教育實踐的一系列鬥爭為主線展開的。

龍校長作為堅持毛主席教育路線的革命幹部主張教育應該為工農羣眾的生產實踐服務，為培養社會主義的高素質的勞動者服務，教育的理論知識應該來源於實踐並應用於實踐，教育的方式應該是靈活的。

而曹校長則代表着傳統的教育勢力和教育理念，認為教育應該獨立於生產實踐並高於生產實踐，教育為真理和文化知識服務，教育的過程應該有標準化的模式，教育效果的評價應該通過標準的試卷進行考試，教育培養的是高於勞動者的知識分子階層。

特別是，曹校長主張大學應該辦在環境優美的城郊，龍校長主張大學應該辦在山頭辦在工農家門口，在招生上也存在着招有文憑和文化基礎的學生還是招沒有文憑但是有勞動經歷的一線工農的矛盾，在教學上龍校長注重實踐，曹校長注重書本知識，等等一系列的矛盾。支持龍校長教育理念的學生甚至還貼出了《少講馬，多講豬和牛》的大字報，認為中國老百姓接觸更多而的是豬和牛，而不是馬，教育應該貼近實際。最後鬥爭的結果是曹校長把矛盾反映給了支持自己的趙副專員，趙副專員在整改無效的情況下，打算關閉大學，幸好毛主席發來一封七·三〇指示，肯定了共大的辦學理念和辦學路線，共大得以保存。

毛主席在得知共大的創辦之後，確實很高興，並在不同的場合確實給予共大很高的評價和讚譽。1961年，共大三週年的時候，毛主席一直惦記着想給共大寫幾個字以資鼓勵，最後於7月30日寫成了一封500字的信，被稱為七·三〇指示。在信中，毛主席説：“你們的事業，我是完全贊成的。半工半讀，勤工儉學，不要國家一分錢，小學、中學、大學都有，分散在全省各個山頭，少數在平地。這樣的學校確是很好的。在校的青年居多，也有一部分中年幹部。我希望不但在江西有這樣的學校，各省也應有這樣的學校。各省應派有能力有見識的負責同志到江西來考察，吸取經驗，回去試辦。初時學生宜少，逐漸增多，至江西這樣有五萬人之多。”足見毛主席對這一教育模式的認可。

（三）兩條教育路線

毛主席説“路線錯了，知識越多越反動。”武訓義學和共產主義勞動大學都是為窮苦的勞動羣眾辦大學，為什麼會有不一樣的評價和結果呢，主要是他們的教育路線不同。以科舉為導向的教育，本身就是為統治服務的，傳授的大多是考試之學，而非科學文化知識和勞動技能，義學的學生也大多走科舉這一條路，就算有幾個窮人的孩子當官了，反而固化了這種體制，於廣大勞動羣眾的生活無益。

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的教育是以生產實踐為導向的，不是為了培養高人一等的官僚，而是培養高素質的勞動者，學習和勞動相結合，在實踐的過程中開展教育和科研，能夠切切實實的改善勞動羣眾的工作技能，提高生產效率和生活水平。當然，長遠來看，更能促進科學技術的進步。

雖然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的辦學理念和辦學模式在特殊的年代和政治背景下，過於理想化了，在當前教育存在很多問題的情況下，不妨回頭看看，汲取一些先進的經驗，找準教育改革的方向。特別是在教育趨向功利化的今天，只有不再把教育作為劃分階層的工具，而是培養科研工作者和高素質勞動者，剝離教育的非教育功能和逐利功能，讓教育迴歸教育，讓追求教育事業的人塌下心來做教育，想當官的和發財的自然就不會想鑽到教育者的隊伍裏了。

而當前勞動教育和職業教育的一個很大瓶頸就是社會的認同問題，很多人的觀念還停留在科舉時代的學而優則仕的觀念裏，看不起勞動者。如果通過制度改革，建立從有文化有知識的勞動羣眾中選拔領導幹部的機制，走仕途的人只能從勞動羣眾中產生，問題會得到根本解決，官與民的分化也會被打破。只有社會尊重勞動，尊重勞動者，尊重職業教育，不再熱衷於學歷和當官，工農業才會取得更加實質的進步，社會、科學研究和文化教育也會因此而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