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使用一種語言？近世中國的“世界語”運動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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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為我們相信自己的語言與文化，才能有底氣地反駁西方人對我們的種種偏見。

在時代飛速發展的今日，各式翻譯器的出現大大減少了我們交流的煩惱。那麼隨着世界一體化進程的加快，未來會不會有一種語言能夠暢通無阻，讓各國人民理解與接受。這個設想看起來遙遠，可在百年之前就有人提出過類似的想法並嘗試付諸實踐，這就是所謂的“世界語”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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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創

十九世紀急劇擴張的資本主義與技術革命徹底改變了人類的認識模式與交往模式，世界由分散走向統一，整個世界被前所未有地緊密聯繫起來。人類的想象力也變得空前豐富，甚至打破了原有的國家、民族等概念，世界主義風行一時。

面對各國民眾語言不通而交往日益密切的現實，波蘭人柴門霍夫痛心於民族之間的鬥爭與仇殺，認為如果能創造出一種人類共通的語言，消除語言上的隔閡，就可以避免這些悲劇，實現世界和平。於是1887年他在印歐語系的基礎上，吸收各種語言的合理因素加以簡化和優化，創造出一種聲音優美、便於學習、富於表現力的新語言，名為Esperanto。中國人稱之以“萬國新語”，後受到日本翻譯的影響改稱“世界語”。

柴門霍夫

1905年8月，法國港口布倫召開了第一屆國際世界語者大會，併發布了《世界語主義宣言》，其聲明：“不干涉各國人民的內部生活，也毫不企圖排斥現存的各種民族語，它可以給不同民族的人們以相互瞭解的可能，在各民族互爭語言特權的國家內，可作為各種團體的調和語言。”並宣稱世界語是人類共有的語言，學習和使用絕對自由中立。1908年4月國際世界語協會成立，這是第一個代表所有世界語者的國際組織，其宗旨是堅持世界語的中立性和民主性，為世界語者提供幫助。

就其本意來説，世界語強調各民族之間和平共處與絕對平等，對各民族文明、各種政治意識形態也採取中立態度，這是一種與現有語言秩序不發生衝突的和平語言，所以世界語推廣運動能夠吸引各國的理想家和青年志士加入進來。他們人數雖不多，卻從1905年起輪流在各國召開國際世界語者大會，從此，世界語在世界各地迅速傳播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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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的坎坷命運

世界語早在19世紀末就傳入中國，這一時期的中國正處在傳統文明向現代文明轉型的“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又值內憂外患之時，民族奮發圖強的強烈情感和對自身文化的重新審視交織在一起，世界語在新思潮人士的熱心宣傳和鼓動下形成了有聲有色的語言運動。

當然關於世界語的爭論也不少，一直伴隨着世界語傳入中國的整個過程。世界語的中立性在中國接受的第一個挑戰，就是它要求以世界語替代漢字。20世紀初，一些無政府主義者片面地貶低漢字為“舊”而“劣”，世界語為“新”而“優”，甚至明確提出廢滅漢字，以“萬國新語”取代漢字。當時《新世紀》的主編吳稚暉認為：“漢文之奇狀詭態，千變萬殊，辨認之困難。無論改易何狀，總不能免。”在印刷上“漢文檢字，至為勞苦。無論分門別類，記取甚難。加以字數太多，則陳盤數十，佔地盈丈。”而“以視西文之數百字類，總括於一盤。高坐而掇拾，其勞逸相差遠甚。”

吳稚暉

這自然激起愛國文人的不滿，章太炎就認為漢文“美乃在節奏句度之間”，貿然廢除漢字太過傷害民族感情，主張以改良的方式改造漢字。以其為代表的一系列漢字改良運動聲勢日盛。尤其一戰爆發後，歐洲各國的世界語運動普遍受到其國內民族主義氣氛的抑制和政府的打擊，所以以世界語取代漢字的論調並未成勢。

可到了民國建立之初，帝制復辟和軍閥混戰帶來的政治混亂引發了文化界人士的深刻反思，最終拉開了新文化運動的序幕。這場浩大的思想文化運動意圖使中國全面告別傳統、落後的封建文化，擁抱西方的“先進”文化。在新文化運動的主戰場——《新青年》雜誌——就曾開展了一場持續四年之久的大討論。

此時關於世界語的討論不光包含之前的幾個問題，還包括進一步的思考與討論，比如探討如何對漢字進行改革、如何推進漢語拼音的發展進程、探討國語與方言問題等等。同時，廢除漢字的聲勢也日趨壯大，錢玄同道：歷史的語言艱深，人造的語言簡易，“文字者不過一種記號，記號愈簡單愈統一則使用之者愈便利”。既然漢字學習艱難又不便，何不使用更為簡便易懂的世界語？這種論調在當時全面否定傳統文化的時代頗為響亮。

錢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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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爭論看似是世界語者佔據了上風，可隨着時代的變化，人們的認識也在改變。在國民革命過程中，“反對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的口號響徹神州，民族意識的覺醒讓世界語者也開始不自覺地用行動超越世界語的中立性。如“五卅慘案”發生後，上海世界語學會將事件真相向各國世界語界作了報道。面對日本帝國主義步步緊逼的威脅，世界語也團結一致予以了堅決的鬥爭。他們提出“為祖國解放而用世界語”“拯救中國就是拯救和平”，此時的世界語運動已經與中國人民救亡運動和世界人民爭取自由解放的鬥爭結合起來，匯成一股強大的時代洪流。

無論以民族解放為使命，還是以人民解放為目標，當世界語服務於解放事業時，就已經放棄了世界語的超然、和平、中立的立場了，走向沒落則是必然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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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革命”的落幕

這一結果恐怕連柴門霍夫本人也未想到，本來他所創造的世界語是為了實現人類一家和無國界的理想狀態，是作為一種國際輔助語而存在的，並不是要消滅某國、某民族固有的言語。出現如此局面，與其當初之理想可謂背道而馳。可仔細思索，又何嘗不是必然。

在那樣一個社會劇烈動盪的時期，各方有識之士分別從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找尋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的良方。作為傳統文化載體的漢語，也不得不隨時代而變化。晚清民初以來的兩次關於世界語的大討論中，很多是對漢語、漢字深有研究的語言學家，例如吳稚暉、章太炎、趙元任等。可他們卻從民族振興的角度出發，以西文為標尺，認為漢字“字義難載字音”。這種想法今天看來顯然不夠客觀，但卻與當時實現中國獨立復興的現實命題迫切相關，客觀上推動了漢字改革。

而中國的世界語運動因其複雜的政治局勢，不僅是一種語言傳播運動，更是一種政治運動、思想運動。清末的革命黨人本着救亡圖存的理想，希望利用世界語實現革命建國之理想；無政府主義者則認為世界語精神與無政府主義相契合；國民黨最早利用世界語運動服務於三民主義的嘗試；還有一部分世界語者走上了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的道路。在國內外政治局勢的綜合影響下，世界語運動與中國混亂的政治局勢相結合，難免會從“語言革命”轉變為“革命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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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世界語運動在中國的失敗，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時代所限，它的倡導者只強調漢字繁複而難以使用的一面，卻沒有意識到漢字本身承載着深厚的歷史底藴和深刻的文化內涵。

語言如同一個有機體一般，隨着時代的變遷會做出相應的改變，這也是為何自秦“書同文”以來，雖然歷經朝代更替、歲月滄桑，這個統一的文字體系仍然存在於今，並在不同的時代煥發出無窮生機。

簡單的視語言文字的繁簡程度為交流的障礙與否，並把語言文字從使用中剝離出來，替換上所謂更“國際化”的語言，這將使民族的歷史文化成為無源之水、無根之木，再也不復往日的繁榮與生機。當時主張採取世界語的這些近代思想家與文學家們大多在實踐的過程中也意識到了問題所在，因而在日後也不再提倡。

世界語運動恰如一面鏡子，映照出身處那個時代的人們在強勢的西方文明影響下，面對幾無尊嚴的中國文化做出的種種掙扎與反抗。但今日國力的飛速發展帶來了更強大的文化自信，正因為我們相信自己的語言與文化，才能有底氣地反駁西方人對我們的種種偏見，才能對西方人強加於我們的刻板印象大聲説No，近來國內對漫威電影《上氣》的反對之聲也説明了這一點。在可預期的未來，中文及中國文化會搭乘飛速前行的經濟列車持續地向世界人民展現。

參考文獻：

語言方案歷史意識與新文化的形成——清末民初語言改革運動中的世界語，季劍青，《現代中文學刊》，2017年第1期

清季民初世界語運動中的“世界”觀念，餘露，《學術研究》，2015年第3期

世界主義的中國烙印：中國世界語運動的特殊進程，何卓恩、焦徽，《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6期

清末民初世界語在中國傳播狀況研究，辛瑩，《商丘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