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美國全面發動對華貿易戰的應對策略及反制措施_風聞

一、對中美貿易戰走向的判斷：特朗普將對中國全部5000億美元輸美商品徵收關税 

      隨着美國對2000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加徵的關税從10%上調至25%，中美貿易摩擦再度升級。就在中美第十一輪貿易磋商結束後，美國貿易代表萊特西納澤表示特朗普總統命令他對中國向美國出口的剩餘3000多億美元商品開始啓動加徵關税程序。

       前期加徵關税的2500億美元商品主要是國際分工體系中產業價值鏈上的中間產品，這些產品並不直接面對美國消費者，因此在短期內普通的美國民眾感受不到對華加徵關税給自身造成的利益損害。但是，剩餘的3000多億美元商品要麼是美國企業自己在華子公司生產並輸往美國的產品，要麼是直接面對美國消費者的工業製成品，如果對這3000億美元的商品加徵關税，將會更直接地損害美國企業和消費者的利益。特朗普及其背後的鷹派團隊對此也是心知肚明，但如果僅僅據此判斷特朗普不會對這3000億美元徵税，那很可能只是中國“一廂情願”的想法。中美貿易爭端大概率將因為特朗普對中國全部5000億美元輸美商品徵收關税而演變為全面的貿易戰。因為本次博弈中，美國決策所遵循的並非是商業邏輯，而是戰爭邏輯。

商業邏輯的決策原則是基於成本和收益的計算，在博弈中爭取淨收益最大化。而戰爭邏輯的決策原則是先設定戰略目標，然後計算為了實現戰略目標，己方在一段時間內所能承受的最大代價是多少。如果這個代價是可承受的，那就要盡全力去實現預先設定的戰略目標，如果代價超過了承受能力，則調整戰略，設定新的戰略目標。

       30年前，美國之所以對中國開放市場，並將中國納入由其主導的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讓中國參與國際分工，除了有對抗前蘇聯的政治需要外，更重要的是希望通過改變中國經濟制度，灌輸符合美國利益的意識形態，最終讓中國放棄現行政治體制及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在此指導思想下，美國奉行的對華策略是通過經濟合作實現和平演變。而特朗普的上台則標誌着美國對華策略的根本性轉變。以特朗普為代表的美國政治資本集團認為，經濟合作並沒有改變中國堅持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因此之前的對華策略徹底失敗了。當前美國奉行的對華策略是通過貿易戰、金融戰、科技戰等一系列經濟對抗活動，對中國進行極限施壓，一方面打壓中國高科技產業，另一方面迫使中國在政治體制、意識形態和社會發展道路的選擇上對美國就範。這一對華策略的根本性轉變並非是特朗普個人的，而是美國政治資本集團整體的戰略選擇。因此，與對加拿大、墨西哥、歐盟、日本等國發起的貿易戰不同，美國對華發動的貿易戰，本質上並不僅僅是經濟範疇內的商業性摩擦，而是一場以經濟對抗為手段，實現美國對華戰略意圖的“經濟戰爭”。

當前，美國希望通過貿易戰實現兩個戰略目標：一、破壞中國產業升級，把中國控制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生產價值鏈的中下端，絕不允許中國產業向高端延伸與美國企業展開直接競爭；二、以市場化改革為名，強迫中國改變經濟基礎（肢解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國家資本），進而顛覆現行政治體制，最終迫使中國放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這兩個戰略目標直接體現在了中美貿易磋商過程中美國對中國達成貿易協定的要價上，而這些又是中國所不能讓步的原則問題。儘管中國早已向美國明確傳達了原則問題絕不讓步的立場，但特朗普及其鷹派團隊卻認為：當前中國在經濟上面臨通貨緊縮風險，所以只要向中國極限施壓，迫於經濟增速持續下滑、失業率上升以及地方政府和融資平台及企業爆發債務違約的壓力，中國最終會全盤接受美國的條件。現在中國之所以不讓步，主要是因為壓力還不夠。特朗普及其鷹派團隊對中國經濟抗壓能力和領導人政治決心的誤判是中美走向全面貿易戰的直接原因。

二、中國對美國發起貿易戰的應對策略

本質上，貿易戰一旦全面開打，中美兩國的經濟總需求都將大幅下滑，再加上英國脱歐給歐洲經濟帶來的破壞，全球經濟都會面臨因總需求下降而導致的巨大通貨緊縮風險。在此情況下，中美兩國誰先能擺脱通縮風險，維持經濟合理增長，避免爆發大規模的企業債務違約和大規模的失業，誰的經濟就更有韌性，就更能扛得住貿易戰造成的經濟損失，最終扛不住的一方只能妥協退讓。

當中國在原則問題上退無可退的情況下，中美要想達成貿易協定，只能是美國放棄其不合理的要價。只有當特朗普及其鷹派團隊意識到，無論怎麼施壓，中國絕不會在原則問題上妥協，且中國經濟也完全能夠承受貿易戰所帶來的壓力，反倒是美國很可能因無法承受貿易戰的傷害而使本國經濟出現衰退。那時，特朗普及其鷹派團隊才會從戰爭邏輯改變為商業邏輯，中美兩國才可能達成協議。所以，中國應對貿易戰的策略是：在確保自身能夠承受貿易戰帶來的經濟福利損失的前提下，利用中國所掌握的經濟金融資源，採取一系列反制措施，削弱美國經濟的抗壓能力，讓美國切實感受到貿易戰對美國經濟將造成難以承受的傷害。

三、美國經濟形勢分析

數據顯示，美國2019年一季度實際GDP同比增長率（非季節性調整）為2.8278%，維持了2018年以來的經濟增長勢頭，通脹率為1.64%，大幅低於2018年2.44%的通脹率水平。美國經濟在2019年的第一季度取得了高增長（相對於美國自身而言）低通脹的搶眼表現，這也是特朗普敢於在此時主動將中美貿易戰進一步升級的底氣所在。但這種強勁的經濟表現很可能只是曇花一現，由於對華貿易戰的升級，美國經濟正面臨經濟增速下滑的通縮壓力。

       當美聯儲於2015年12月啓動2008年金融危機後的首次加息，美國便進入了新一輪的加息週期。在本次加息週期中，美國經濟增速持續上漲，實際GDP增速從2016年1.57%上升到2018年的2.86%。受經濟復甦的帶動，油價從2016年2月的30.32美元/桶一路上漲到2018年7月的70.98美元/桶，通脹率也隨之從1.02%上升至2.95%。受此影響，從2015年底至2018年底，美聯儲一共加息九次。

       隨着聯邦基金利率的提升，加息對社會總需求和實際GDP增速的抑制作用逐漸在2018年顯現出來。數據顯示，在2016年加息進程中，各季度GDP累計同比增速保持基本穩定；在2017年加息進程中，各季度GDP累計同比增速呈現了持續上升的勢頭；在2018年加息進程中，各季度GDP累計同比增速卻呈現了持續下降的趨勢。

      由於特朗普一直標榜自己任期內的美國經濟是有史以來最好的，所以出於對美聯儲加息會減緩實際GDP增速的不滿，特朗普從2018年8月開始，屢次公開抨擊美聯儲主席鮑威爾的加息政策，但美聯儲仍舊在2018年9月和12月的議息會議上將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提升至2.25%-2.5%的水平，直到2019年3月的議息會議上才宣佈暫停繼續加息。美聯儲暫停加息並非是迫於政治壓力，而是因為特朗普為了阻止美聯儲加息，於2018年6月底要求沙特增加石油產量，沙特則在6月22日和23日的OPEC會議上決定從7月起開始增產。於是，國際原油價格（WTI）從2018年7月的70.98美元/桶下跌至12月的49.52美元/桶。受油價暴跌影響，同期美國通脹率由2.95%下跌至1.91%，大幅回落的通脹率才是美聯儲決定暫停加息的原因。所以，無論是美國通脹率水平還是聯儲的利率政策，乃至美國經濟走勢都與國際原油價格的未來走勢有密切的關係。

**如果原油價格低於50美元以下將會導致美國發生金融危機。**眾所周知，為了迎合支持他的選民（主要是北部“工業鏽帶”州的白人藍領工人），特朗普上台後繼續推動頁岩油革命，以石油工業為龍頭，拉動基礎設施建設，從而帶動整個美國製造業繁榮，提高就業率。為此，他一上台就放寬對石油行業的環評標準，向私人石油公司開放更多聯邦土地用於石油、天然氣開採，2017年更是簽署行政命令解除奧巴馬時期頒佈的大陸架鑽井禁令，同時宣佈退出《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在特朗普能源政策的鼓勵下，美國原油產量從2016年的883.1萬桶/日上升至2018年的1096.2萬桶/日，其中傳統石油產量從49萬桶/日下降至47.9萬桶/日，而頁岩油的產量從834.1萬桶/日上漲到1048.3萬桶/日（參見表三）。頁岩油幾乎貢獻了美國原油的全部增量，而從事頁岩油鑽探生產的主要是大量的美國中小企業—獨立石油公司。據美國獨立石油協會（Independent Pertroleum Association of American，簡稱“IPAA”)統計，全美共有9000多家陸上獨立油氣生產商，鑽井總數約為美國陸上鑽井總數的90%。由於北美頁岩油井單井產量衰減率極高，頁岩油生產商只有不斷進行資本開支，鑽探新的油井才能保持增產。這些獨立油氣公司成品油氣年銷售收入不超過500萬美元或者日原油煉化能力不足75000桶，平均僱傭人數為12人，企業規模小、經營風險高、信譽度差，因此只有依靠在債券市場上發行垃圾債籌集鑽井資金，籌資成本至少在8%。這些頁岩油企業發行的垃圾債，其償債能力與國際原油價格息息相關，如果原油價格高，其償債能力強，反之則有巨大違約風險。

近年來，隨着油氣行業的技術進步和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頁岩油的平均生產成本已大幅降低至40美元/桶左右甚至更低，但考慮到勘探成本、資產減計、折舊損耗及攤銷、管理費用、利息支出和各種税費，頁岩油完全成本大概在50美元/桶左右，如果國際原油低於這個價格，頁岩油生產商發行的垃圾債券就會面臨極大的違約風險。當前美國企業債券大概有9萬億美元規模，信用評級在3B以下（不含）的垃圾債券（又稱高收益債券）大概為1.3萬億美元規模（頁岩油企業發行的垃圾債至少佔30%），投資級內信用評級最低的3B級債券大概在4.5萬億美元規模，另外還有1.3萬億美元左右的企業併購槓桿貸款。如果頁岩油企業的垃圾債發生違約，將導致整個垃圾債市場利率飈升，進而引發更多的垃圾債違約，並將這股違約潮迅速傳導至3B級企業債券和企業併購槓桿貸款。2008年金融危機後，華爾街投資銀行以這些債券為基礎資產，創造了總共數十萬億美元規模的金融衍生產品——信用違約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簡稱“CDS”）和擔保債務憑證（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簡稱“CDO”)，其規模已經超過了金融危機前的水平(2007年全球CDS市場規模達到58.24萬億美元,CDO市場規模為5029.8億美元），一旦高收益企業債券發生大規模違約，發行CDS的金融機構將因無法負擔鉅額賠償而破產，CDO價格將瞬間歸零，持有CDO的金融機構也會因為資不抵債而破產，這相當於重演了2008年的金融危機，唯一不同在於2008年是由次級住房抵押貸款的違約點爆了CDS這枚“金融核彈”，而這次的導火索則是企業垃圾債違約。於是我們看到，從2016年特朗普上台以來，隨着油價持續上漲（見圖四），垃圾債與國債的收益率差額從7.1%持續下降至2018年10月的3.22%（由於國債被視為無風險收益率，因此垃圾債與國債收益率差額越高，代表垃圾債的違約風險越大；反之則違約風險小）；直到2018年10月原油價格從70美元/桶跌倒12月的49美元/桶，在這期間，垃圾債與國債收益率差額又從3.22%快速上漲到5.38%。受垃圾債違約風險飆升的影響，美國股市標準普爾500指數從2018年10

月3日的2925.51快速下跌到12月24日的2351.1，不到3個月跌了19.63%。這對於原本只是想通過壓低油價降低美國通脹率，然後給美聯儲施壓使其停止加息的特朗普而言，美國金融市場居然出現了“股債雙殺”的動盪局面，真可謂是始料不及。所以特朗普立刻改變政策，默許OPEC和俄羅斯聯合起來實施減產協議。受2019年1月起每日減產120萬桶的影響，原油價格才從49美元/桶反彈至2019年4月63

美元/桶的水平。油價提振使垃圾債與國債收益率差額從2019年1月3日的5.44%一路下行至4月17日的3.64%，暫時緩解了垃圾債違約的風險，標準普爾500也從2018年12月24日的2351.1反彈至2019年4月30的2945.83，又創出了歷史新高。

       **由此可見，國際原油價格是美國經濟金融的“命門”。但特朗普可能沒有意識到，他希望通過振興石油工業帶動美國實體經濟重新繁榮，從而贏得選民支持的內政經濟策略與其通過貿易戰遏制中國產業升級、改造中國經濟結構的外交對華策略是相互矛盾的。**因為，如果希望通過振興石油工業帶動美國實體經濟重新繁榮，就必須讓國際油價保持在相對高位，而只有全球經濟持續增長，特別是作為全球最大石油進口國的中國經濟持續增長時，才能有效拉動國際原油價格上漲。但是美國卻通過貿易戰破壞中國高科技企業的國際供應鏈，並對中國出口美國的商品徵收高額關税，這會使中美兩國的社會總需求都大幅下降，如果再考慮英國硬脱歐給歐洲供應鏈造成的打擊，全球都將面臨因總需求下降導致的通貨緊縮風險，油價也必然會暴跌。只要油價在一段時間內低於50美元/桶，美國就會因垃圾債違約而再次爆發金融危機，美國頁岩油企業破產又會使失業率上升，特朗普及其鷹派團隊無論在政治上還是經濟上都無法承受對華貿易戰的惡果。

**對華貿易戰對美國自身經濟造成的通貨緊縮傷害已經初步顯現。**從圖六、七、八可以看出，雖然原油價格從2019年1月1日的低點46.31美元/桶開始反彈至5月20日的63.12美元/桶，但是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卻並未隨之上升，反而是從2018年12月26日的2.81%，震盪下行至2019年5月23日的2.31%。甚至連拆借期為六個月的美元LIBOR（圖八）都從2018年12月21日的2.90788快速下跌至2019年5月10日的2.587。這説明雖然短期內油價小幅反彈，但市場對美國經濟無論是長期還是短期通脹率的預期都是下行的。美國能源信息署於5月17日發佈了美國原油庫存增至2017年7月以來最高水平的信息，説明美國原油需求正在下降，這也從側面反映了受通縮影響美國經濟增速下降的預期。

**總之，維持高油價和遏制中國產業升級、全面改造中國經濟結構這兩個目標是相互矛盾的，在長期內不可能同時實現。特別是到2019年下半年，原油價格下跌的壓力驟增。**一方面是因為OPEC+俄羅斯的減產協議有效期到2019年6月，6月以後是否繼續延長減產協議還要重新商議；另一方面，由於輸油管道等基礎設施不完善，美國Permian產區的頁岩油一直無法順利外輸，導致目前該地區原油現貨價格大幅貼水，但是到2019年三季度，美國將有三條重要輸油管道投產，合計管輸運力在200萬桶/日。一旦管輸運力瓶頸被打破，不僅當地原油庫存將向市場快速釋放，大量鑽探卻未完工的油井（Drilled but Uncompleted Wells,簡稱DUC）同樣可以開始壓裂進入生產狀態，屆時美國頁岩油產量將再度迎來爆發期。如果那時特朗普不採取其它措施，美國很可能在2019年底或2020年爆發金融危機。

**志在連任的特朗普絕對不會接受在其競選連任期間美國爆發金融危機，（上一次出現這樣情況的是老布什總統任期內），而要延緩金融危機的爆發就一定要推高油價。**要在中美貿易戰愈演愈烈的2019年下半年繼續推動原油價格持續走高，只有三種方法：1）OPEC+俄羅斯繼續大規模減產，給美國頁岩油讓出市場份額；2）加強對伊朗的武力威懾，加劇中東地區緊張局勢；3）武力進攻伊朗，通過戰爭縮減中東石油供給。OPEC+俄羅斯繼續大規模減產給美國頁岩油讓出市場份額的可能性不大，就算沙特願意繼續減產為美國讓出市場份額（其交換條件一定是要求美國更嚴厲的打擊伊朗）那俄羅斯憑什麼要給美國讓市場份額呢？特朗普倒是一直想與俄羅斯修復關係，為的就是能夠在國際原油價格上與俄羅斯相互協調做交易，但是美國國內強大的建制派卻時時掣肘。在建制派看來，與俄羅斯進行政治和解意味着對歐洲盟友的背叛，意味着北約的瓦解，是對二戰以來美國精心打造的全球盟友體系致命地摧毀，國際盟友是美國軍火的最大買家，摧毀全球盟友體系本質上就是傷害美國國內軍工複合體的利益。因此在美國國內強大的反俄勢力阻撓下，特朗普短期內無法跟俄羅斯走進。如果沒有對等的政治經濟利益交換，俄羅斯不會給美國讓出市場份額，尤其是在全球總需求都在下降的當下。最後能讓特朗普在短期內既能在貿易戰中向中國全力開火，又能讓油價走高（這麼操作能讓特朗普在2020年順利連任）的辦法無非就是通過加強對伊朗的武力威懾加劇中東地區的緊張局勢，如果這樣還不能有效提振油價的話，就只有對伊朗動武了。

**在中美貿易戰全面開打的前提下，無論美國是否直接進攻伊朗，美國經濟增速都會下降（只不過下降的幅度不同），而油價上漲將推高美國通脹率，美國經濟將在短期內出現實際GDP增速低於通脹率的滯脹現象。**根據2016年-2019年月度原油（WTI）價格及通脹率數據估算，當原油價格在60美元左右時，美國通脹率大約為2.19%，如果原油價格上漲到80美元左右，美國通脹率預計將上升至3.22%（參見表四）。如果美國對華5000億商品全部加徵25%關税，又會使通脹率上升0.42%。在美國對華全面加徵關税且油價上漲到80美元/桶的情況下，美國國內通脹率水平預計將達到3.6%左右。在經濟增速方面，如果美國不直接對伊朗動武，中美貿易戰會使美國實際GDP增速下降0.8%，美國經濟增速會從2018年的2.86%下降到2%左右；如果對伊朗直接動武，雖然打仗會提高美國政府消費支出，但政府消費支出擴大將對個人消費支出形成擠出效應（見表五），兩相抵消，預計將使美國實際GDP增速降低0.8%，再加上中美貿易戰的影響，兩者疊加預計將一共下降1.6%，美國經濟增速會從2018年2.86%的降低至1.26%。總之，無論是武力威懾伊朗還是直接對伊朗動武，油價上漲都將使美國經濟出現實際GDP增速低於通脹率的滯脹（參見表六）。

**滯脹是美國經濟衰退的徵兆。**眾所周知，美國經濟主要依靠個人消費拉動經濟增長，個人消費佔美國GDP的比重約為70%，實際GDP可以近似等於美國供給端就業人口的實際總收入，用實際GDP增速與通脹率的差值可以近似衡量就業人口對實際收入增長的預期變化（參見圖十）。從1980年至2018年的數據顯示，實際GDP增速與通脹率的差值持續增大，代表就業人口實際收入增長加快，實際個人消費支出增速也會加快，美國經濟隨之保持增長；但是當實際GDP增速與通脹率的差值持續減小，代表就業人口實際收入增長放緩，實際個人消費需求增長也隨之放緩，最終導致美國經濟衰退。所以實際GDP增速與通脹率的差值持續減小直至實際GDP增速等於或小於通脹率就是美國經濟衰退的先兆（參見表六-八）。

**滯脹是美國經濟衰退先兆的另一個證明就是長短期國債收益率的倒掛——短期國債利率高於長期國債利率。**短期內通脹率高於實際GDP增速會產生對實際收入增速放緩的悲觀預期，而實際收入增速放緩的悲觀預期將抑制消費需求的增速，最終使價格水平在長期內逐步回落。因為短期國債收益率是市場根據短期通脹水平的預期形成的，長期國債收益率是市場根據長期通脹水平的預期形成的，所以短期內通脹水平上升會抬高短期國債收益率，而對實際收入增速放緩的悲觀預期則會壓低遠期通脹水平，使長期國債收益率低於短期國債收益率。圖十一顯示，從有數據統計的1982年至今，美國曆史上一共出現過三次長短期國債收益率月均值倒掛（10年期國債的收益率月均值低於3月期國債收益率的月均值），分別是：1）1989年6月-8月、11月-12月；2）2000年7月-2001年1月；3）2006年8月-2007年5月。長短期國債收益率曲線倒掛出現的時間段恰好與實際GDP增速與通脹率差值持續縮小的時間段重合，每次出現長短期國債收益率曲線倒掛後的一年內，美國GDP增速都會大幅下挫甚至衰退。2019年，隨着油價反彈，通脹率已從2月的1.52%上漲到4月的2%，而美國10年期國債與3月期國債的收益率4月的月均值之差僅為0.1%，只要油價繼續上漲推升通脹率，作為美國經濟衰退前兆的長短期國債收益率倒掛的現象很快又會出現。

**綜上所述，在特朗普實施對華5000億美元輸美商品加徵25%關税，並通過貿易戰破壞中國高科技產業供應鏈的前提下（再加上英國硬脱歐），如果油價下跌，美國會因為垃圾債違約而爆發金融危機；如果特朗普通過武力威懾伊朗加劇中東地區緊張局勢，甚至不惜對伊朗直接動武來抬升油價，雖然能延緩金融危機爆發，但卻會推升美國通脹率，造成經濟滯脹導致美國經濟衰退。**隨着OPEC+俄羅斯的原油限產協議於2019年6月底到期，且美國三條輸油管道將在第三季度完工並開始嚮往輸油，再加上英國可能在今年年內硬脱歐，所以原油價格在2019年四季度下跌壓力驟增，如果無法有效提振油價，美國很可能在2020年爆發金融危機。如果要避免金融危機爆發，就要在2019年下半年推高油價，從目前形勢看，單純地武力威脅伊朗很難提振油價。伊朗在5月8日宣佈停止部分伊核協議的承諾，給伊核協議締約方60天時間，執行原油和銀行領域的承諾，60天后伊朗將停止執行更多的承諾。伊核協議緩衝期將在7月8日到期，之後如果伊朗真的退出伊核協議，正好給了美國動武的藉口，那時美國對伊朗直接動武將是大概率事件。如果油價在2019年下半年飆升，預計2020年上半年就會出現收益率曲線倒掛，按照歷史經驗，大約一到兩年後，也就是2021-2022年美國經濟開始衰退，屆時中美才具備達成貿易協定的條件。因此，在這場經濟戰博弈中，只要中國能夠避免爆發大規模債務違約和失業，時間有利於我。

四、對美髮動全面貿易戰的反制措施

1、全面停止進口美國的石油天然氣產品

正如前面分析的，如果原油價格（WTI）低於50美元/桶以下，美國會爆發金融危機。所以，當中美全面爆發貿易戰之後，必須全面停止進口美國的石油天然氣。中國於2016年開始從美國進口石油，進口量僅次於加拿大，排名第二，約佔美國石油出口總量的20%。但對於中國而言，從美國進口的石油只佔進口總量的3%。在美國頁岩油產量逐年增長的情況下，中國停止進口美國的石油天然氣產品，不僅能使石油價格下跌，給美國的金融市場以沉重打擊，更會加劇美國與俄羅斯爭奪歐洲能源市場的矛盾。由於美國石油天然氣的運輸成本較高，所以與俄羅斯通過北溪-2管道輸往歐洲的石油天然氣相比在成本上處於劣勢。如果美國為了本國利益利用霸權制裁北溪-2，強迫歐洲高價購買美國的石油天然氣，而我們則在中國市場進一步加大對歐洲產品的開放，就能有效地防止美國與歐盟結成統一戰線共同打壓中國的高科技產業。

**除了經濟上的原因，停止進口美國石油還會在政治上給特朗普沉重地打擊。**特朗普的選民基礎主要是中部農業州的農民和北部工業鏽帶州的白人藍領工人，現在特朗普發動對華貿易戰已經得罪了美國農民，如果石油價格暴跌導致頁岩油企業債務違約，美國的失業率又會上升，這會得罪白人藍領工人，特朗普的國內政治基礎就會全盤崩潰。

2、2019年下半年如因中東局勢緊張加劇使油價飆升，中國可趁機大規模拋售美股和美國短期國債

    **中國持有大量美國國債的政治經濟基礎就是美國向中國開放市場，中國向美國出口獲得貿易順差。作為交換條件，我們用一部分貿易順差購買美國國債以維持美國低利率的金融環境，這樣美國才能以更低的成本對高科技進行投資並進行更多的消費。現在美國已主動對中國關閉市場，而且以打掉中國對美出口貿易盈餘為其經濟戰的目標之一，所以中國繼續大規模持有美國國債的政治經濟基礎已經動搖。**而且自2008年美聯儲實施量化寬鬆以後，美國股市走出了一波十年的長牛，各種股票指數都已處在歷史最高位，此時大規模拋售美股也具有經濟上的合理性。

如前所述，如果通過加劇中東緊張局勢甚至是武力進攻伊朗使油價飆升，美國將出現長短期國債收益率倒掛的現象，**我們趁機集中拋售美國短期國債壓低其價格將使美國短期國債收益率加速上揚，從而使長短期國債收益率曲線的倒掛加速形成。這將給美國金融市場造成巨大的心理震撼，將使美國資本市場對美國經濟即將陷入衰退的心理預期加速形成，從而引發更多的市場參與者拋售美股和美債，形成美國金融市場的“股債雙殺”。**如果説對債券市場暴跌最敏感的主要是專業投資者，那股市的暴跌將會給普通美國老百姓的心理造成巨大沖擊。這將戳破特朗普及其右翼團隊編造的對華貿易戰使美國普通老百姓受益的謊言，讓他們認清對華貿易戰只會深刻地傷害美國普通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事實真相（資本政治精英集團可以利用以橋水基金為代表的對沖基金做空股市原油從貿易戰中獲利），最終瓦解美國對華貿易戰的社會民意基礎。目前中國持有約1.12萬億美國國債和3000億美元的美國股票，建議至少拋售股票1000億，各類短期債券至少拋售3000億美元。

3、當中美貿易戰全面開打後，要允許人民幣進行一次性充分貶值

    自從美國發起對華貿易戰以來，央行一直表態不會搞競爭性貶值，不會將人民幣匯率作為工具來應對貿易爭端等外部擾動，並宣稱人民幣不具備大幅貶值的基礎。這種説法作為一種對外宣傳口徑也許可以，但如果以此作為我們匯率政策的指導思想而非要將人民幣兑美元匯率固定在7人民幣/美元這一水平以下，就説明央行並未真正認清本次貿易戰的實質和殘酷性。

如前所述，本次美國對華貿易戰並非單純經濟性的商業摩擦，而是以特朗普為代表的西方資本政治集團發動的一場妄圖讓中國經濟從30年全球化大潮中形成的以比較優勢為基礎並由美國主導的全球產業鏈分工合作體系中強行脱鈎，並以此訛詐中國，迫使中國接受危害國家政治經濟安全的“貿易協定條款”的經濟戰，其戰略目標就是阻止中國產業升級和肢解中國的國有資本。如果貿易戰全面開打，中美兩國都將受到巨大損失，而且中國的損失一定比美國大（但中國的承受能力比美國強），**中國的勞動生產率在短期內將因美國破壞中國經濟供應鏈體系而大幅降低，生產成本上升，貿易盈餘必然下滑，所以人民幣貶值才是符合經濟規律的。**我們並不是為了某些勞動密集型產業在國際競爭中取得成本優勢而主動貶值，而是因為中國經濟效率在本次貿易戰中確實受到重大傷害所以產生了內生性的貶值壓力。**等到中美達成貿易協議，或者經過一段時間中國能夠重建供應鏈，重新提高勞動生產率，人民幣匯率是可以重新升值的。**所以，在目前這種經濟形勢下，如果我們的匯率政策僅僅是出於政治目的而對真實的經濟規律視而不見，用逆週期因子人為地將人民幣匯率固定在7人民幣/美元這一水平之下，將給中國造成巨大的經濟金融風險。

    之前中國經歷了一輪外匯儲備從3.8萬億美元兩年時間裏減少到3萬億美元快速下降，現在外匯儲備暫時穩定在3萬億美元上下。上一輪外匯儲備快速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在美聯儲加息的指引下海外熱錢和部分國內私人資本財團拋售內地人民幣資產，將人民幣兑換成美元去海外收購外幣資產。比如香港富商李嘉誠就在大陸拋售了近1000億人民幣的資產。還有一些像安邦、萬達、海航這樣的金融控股集團在國內大規模舉債，然後套取外匯到境外收購外幣資產。還有國內高淨值人士紛紛在境外購買保險和房產。雖然中國政府採取了相應措施，暫時穩定了外儲流出規模，但如果中美貿易戰全面爆發，全球供應鏈體系將出現重大調整，中國將面臨外資企業大規模撤退的風險，外匯儲備將會面臨又一次巨大沖擊。中國現有的3萬億美元外匯儲備中，約7000億美元是1年以內到期需要支付的外債，按照國際通行慣例，外匯儲備還要留足未來3個月進口所需支付的美元，以2018年中國進口總額1.84萬億美元來推算，未來3個月進口所需支付美元約為4600億。僅此兩項，就將接近1.16萬億美元外儲的流動性鎖定了，再加上中國有1.42萬億美元的美國債券和股票，假設我們能夠拋售4000億美元，仍有1萬億美元的外儲是鎖定在我們持有的各種美國有價證券中。中國真正能夠用來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的外匯儲備，保守估計大概也就在8400~9000億美元左右。目前外國在華直接投資存量淨額約為1.8萬億美元，還有與這些在華外資企業有密切利益關係的7.4萬個“國際超高淨值家庭”的資產總額至少為2.22萬億美元（2018年胡潤財富報告將資產額在3000萬美元以上的家庭定義為“國際超高淨值家庭”）。受特朗普加徵關税對在華供應鏈體系的影響，如果有22.39%的外資企業及其利益相關的“國際超高淨值家庭”撤資離開中國，用以維持匯率穩定的外匯儲備就會耗幹。讓人民幣匯率一次性充分貶值（貶值幅度由中國經濟效率因貿易戰受損的程度決定）不僅能夠保護外匯儲備，更能有效對沖由貿易戰所帶來的產業鏈轉移壓力，大幅降低貿易戰對我國供應鏈體系的負面衝擊。

當前反對人民幣貶值的都是一些似是而非的觀點，有必要加以討論：

觀點（1）：人民幣貶值會引發人們的恐慌心理，導致更多人拋售人民幣，最後局面失控，會“出事”。

再商榷：人民幣的貶值預期是由特朗普的貿易保護措施而非由中國政府的匯率政策引起的，隨着中美貿易戰的深入，中國供應鏈體系被破壞而成本上升，資本投資回報率持續下降，人民幣貶值的預期就會一直存在且會越來越強烈，此時央行將人民幣匯率固定在7以下，不僅不能消除人民幣匯率貶值預期，反而會強化外資及與其利益密切相關的“國際超高淨值家庭”拋售人民幣資產的衝動。人民幣進行一次性充分貶值（貶值幅度由中國經濟效率因貿易戰受損的程度決定）將會對沖中國供應鏈體系由貿易戰帶來的成本上升壓力，提高以人民幣計價的資本投資回報率，反而可以將國內企業對人民幣的預期由貶值轉為升值。

至於普通民眾，雖然人民幣貶值會提高他們出國旅遊、海外購物留學的成本，但中國實行外匯管制，所以這些負面影響並不會危害中國經濟和金融體系的整體安全。倒是一些私人企業主等“國際超高淨值家庭”人士，利用海外旅遊，到海外華人開設的境外賭場，以賭博輸錢為由，將國內企業的資金轉移到海外。比如金立手機的老闆劉立榮承認在塞班島紀曉波（前央行行長戴相龍女婿車峯的馬仔）開的賭場裏輸了十幾個億，結果企業破產。這實際上是一種規避外匯管制以轉移財產為目的的洗錢活動，會嚴重危害中國金融系統的穩定，中國監管當局必須要嚴厲打擊中國“國際超高淨值家庭”人士赴澳門、塞班島、新加坡等地通過賭場轉移國內鉅額財產的違法活動。

反對觀點（2）：擔心美國説我們是匯率操縱國，授人以柄。

再商榷：這種擔心完全是多餘的，就算美國認定我們是匯率操縱國，無非就是對我們加税，這正是特朗普現在做的，所以我們不會因為被美國認定為匯率操縱國而遭受更大的損失。更何況，貿易戰使中國經濟效率受損，人民幣貶值是完全符合經濟規律的，中國政府所能做的只是選擇讓人民幣一點一點地漸進式貶值，還是一次性的一步貶值到位。如果中美今後能夠達成協議，中國經濟效率提升，人民幣還可以升值。允許人民幣匯率隨着中國經濟效率的變化而波動，是完全遵循市場規律的，何來操縱一説？

反對觀點（3）：擔心人民幣貶值會導致通貨膨脹

再商榷：中國經濟短期內通貨膨脹並非由人民幣貶值引起，而是由貿易戰破壞了中國供應鏈體系，導致短期內供給不足。在貿易戰背景下，全球有巨大通縮壓力，像石油、鐵礦石等大宗商品長期內價格會下跌的，只要我們能夠逐漸的重構中國經濟的供應鏈體系，就算人民幣一次性充分貶值，也不會造成進口成本也大幅飆升，引發通貨膨脹。

反對觀點（4）：擔心人民幣貶值會影響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再商榷：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最為人所詬病的地方在於以美元為儲備貨幣的國家其外匯儲備購買力隨美元貶值而下降，從而嚴重損害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信譽。所以當中國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時候，為了讓更多的國家接受人民幣，所以刻意維持人民幣的堅挺，尤其越是當自身遇到經濟困難時，反而越要維持堅挺以保持人民幣的信譽。但實際上，中國跟美國的情況完全不同，美國是一個發達的金融資本主義國家，主要通過進口工業製成品向外輸出美元，而獲得美元的國家主要用美元購買石油、鐵礦石、農產品等大宗商品原材料，所以當美元貶值時，石油、鐵礦石、農產品等大宗商品價格飛漲，儲備美元的國家面臨工業生產成本上漲的壓力，但是將工業製成品出口給美國時並不能將全部的上漲成本轉嫁給美國消費者，在這一買一賣中，輸出美元的美國從美元的貶值中獲得好處，而儲備美元的國家其外匯購買能力下降。中國是一個製造業大國，而且在未來仍將以製造業作為立國之本，所以在人民國際化的進程中，中國是通過進口石油、鐵礦石、農產品等大宗商品原材料輸出人民幣，而儲備人民幣的國家則用人民幣購買中國的工業產品。如果人民幣貶值，以人民幣計價的石油、鐵礦石、糧食等大宗商品原材料將會漲價，中國的生產成本將會上漲，但是當儲備人民幣的國家購買中國生產的工業製成品時，中國並不能將全部的上漲成本轉嫁給儲備人民幣國家的消費者，在這一買一賣中，儲備人民幣的國家在人民幣的貶值中獲得了好處。更重要的是，我們的人民幣國際化是與一帶一路戰略相結合的，所以在給相關國家項目融資時願意提供人民幣貸款，但如果人民幣是保持升值趨勢的話，就意味着借款國家以後償還人民幣貸款的實際成本要比合同中的名義利率高很多（中國以前就因為日元升值吃過“低息”日元貸款的虧），這也是為什麼西方國家抨擊我們一帶一路是“債務陷阱”的觀點有一定市場的原因。所以，保持人民幣弱勢，相當於給那些以人民幣計價的債務降低實際的債務利息，更有利於一帶一路的合作方選擇人民幣貸款作為融資方式，從而更有利於人民幣國際化。總而言之，由於中國與美國的經濟類型不同，美元需要保持強勢才能維持信用，但儲備人民幣的國家卻可以從人民幣貶值中獲益，所以保持弱勢的人民幣，尤其是在中國經濟困難之時，遵循經濟規律對人民幣進行適當貶值反而更有利於人民幣國際化。

反對觀點（5）：擔心人民幣貶值會阻礙產業升級

再商榷：促使中國產業升級的根本原因在於中國的資源環境已經無法承受之前大規模粗放式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中國在低端製造業領域喪失成本優勢的根本原因是土地成本、環保成本和人力成本的快速上漲，所以只要繼續從嚴執行環保政策，堅持依靠城市化實現人口聚集、發揮經濟規模優勢提升勞動生產率，僅僅靠人民幣的貶值是無法將中國製造的成本拉低到可以靠低端製造業盈利的水平，所以人民幣貶值並不會使低端製造業大規模地遷移回中國，人民幣貶值不會阻礙產業升級。

**綜上所述，當中美貿易戰全面開打時，中國對人民幣進行一次性充分貶值是反制美國全面對華加徵關税最直接有效的手段。一次性充分貶值能提高以人民幣計價的資本收益率，扭轉人民幣貶值預期，有效緩解外儲下跌壓力。還能抬高進口產品價格保護國內產業競爭力，對於穩定經濟增速，穩定就業，緩解通貨緊縮壓力都有巨大好處。**至於貶值幅度，應以貿易戰帶給中國經濟的效率損失程度而定。美國對華商品徵收25%的關税，使中國對美出口商品價格提高了25%，我們就將匯率貶值25%，既對沖了關税對我國出口的傷害，同時也給那些準備外逃的人民幣資產徵收了25%的匯率税。如果按照美國對華加徵關税前2018年3月26日人民幣兑美元離岸匯率6.2405人民幣/美元的最低點計算，人民幣應一次性貶值到7.8人民幣/美元的水平。

**特別需要強調的是，在對人民幣進行一次性充分貶值時，一定要通過寬鬆的貨幣政策推動股市上漲，避免人民幣貶值與人民幣資產價格下跌形成一致預期，造成中國金融市場股匯雙殺。**以股市為代表的人民幣資產價格走高（房地產除外），能夠對沖人民幣貶值帶來的資產拋售衝動，有效緩解人民幣資產大規模拋售壓力。當美國通過貿易戰大肆破壞中國經濟供應鏈體系之際，在以人民幣匯率作為反制手段的問題上，我們決不能畏首畏尾、患得患失而自縛手腳，更不能因為國內高資產淨值階層的既得利益而置國家整體的經濟金融安全於不顧（在人民幣貶值中利益受損最大的是外國資本在華買辦和代理人而非普通中國大眾）。

4、除了關税外，要對美國在華企業在貿易戰中的表現進行甄別，根據不同情況採取差異性的市場份額和税收政策。

美國在華企業在中國一年淨賺3400億美元，一旦中美貿易戰全面開打，我們必須對不同企業在貿易戰中的表現進行甄別。對於那些仍舊在中國加大投資，繼續為中國創造就業作貢獻的美國企業，我們可以對其採取同等國民待遇，其取得的企業利潤可以正常轉移。但是對於那些積極配合特朗普政策打擊中國供應鏈體系，在中國大規模裁員，將其產能大部分從中國轉移出去的美國企業，在其從中國撤資時，應對其徵收25%的離境税，同時在有替代商品的情況下應該採用行政手段禁止該企業名下的產品（無論是在哪國生產）在中國銷售，打掉該企業在華市場份額，再將這些市場份額讓給本國和歐盟、日本的同類企業。對於像聯邦快遞這種全球性服務型企業（特別是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外資銀行保險公司、外資評級機構等金融服務企業），如果其以不公正的商業手段配合特朗普政府打擊中國企業在海外的合法利益，也要對其在華業務徵收懲罰性税收，同時限制其在華開展業務。

5、對於中國以斷供稀土作為反制美國貿易戰手段的一點建議

針對美國對中國高科技產業發起的一系列打壓，中國釋放出了將用稀土這一戰略物資作為反制手段。但是，我們不能簡單的以對美方斷供方式來反制，因為如果僅僅是斷供，美國可以開採其國內的稀土礦，澳大利亞的萊納斯稀土公司已經宣佈與與美國藍線公司(Blue Line)合作在得克薩斯州建立一家稀土分離工廠。而且美國也可以不用自己出面，通過其它國家購買中國的稀土礦產品。所以要想做到真正對美國斷供就必須對其它國家一律斷供，這實際上是做不到的，而且也會得罪其它國家。更何況，稀土雖然很關鍵，但在製造業中用量很少，而美國一定有相當數量的稀土礦產品庫存，美國在其國內建立稀土分離加工產業只需要1-2年的時間，而中美貿易戰很可能是一個長期過程，所以如果僅僅以對美國斷供作為反制手段，效果很可能會遠遠低於我們的預期。所以我們應該更巧妙的利用稀土這一戰略資源。

中國減少稀土供應受影響最大的不是美國，而是歐盟、日本、韓國等國家和地區。因為同是高端產業，歐盟、日本、韓國對稀土的依賴一點也不比美國差，但受制於環保和資源匱乏，歐洲和日本卻很難擺脱對中國稀土的依賴，就算美國在國內建立起自己的稀土分離加工產業，肯定也首先要滿足本國需求，很難滿足全球其它國家和地區的需求。所以稀土這張牌中國應該這麼打：首先宣佈因為美國對華貿易戰，導致中國的稀土生產受到破壞，稀土礦及相關產品產量嚴重下降，所以對所有進口中國稀土產品的國家全部漲價（價格只要漲到比美國自己開採稀土的成本稍低一點就行）。然後，宣佈中止對美國出口稀土，而且對從中國進口稀土的其它國家進行最終用户審查，以確保美國不會通過別的國家進口中國的稀土（最終用户審查是美國為了防止中國通過第三國購買到本國技術而經常使用的招數）。利用這個最終用户審查制度，我們就可以控制稀土出口的交貨週期。對高端製造業而言，稀土雖然關鍵，但在工業上用量很小，僅僅用價格還不足以對國外高端製造業的產業鏈造成巨大影響，但是在提高稀土出口價格的同時，如果我們延長供貨週期，卻可以打亂國外高端製造業供應鏈的生產計劃，降低其勞動生產效率，抬高生產成本。這樣一來，如果歐盟和日本、韓國等國家跟美國沆瀣一氣，共同打擊中國芯片和5G等高科技產業，我們就以審查最終用户為名，無限期的延遲供貨，並且將延遲供貨的責任推給美國。如果歐盟、日本、韓國在對中國高科技產業供應鏈問題上，能夠不追隨美國，而是採取相對中立公正的立場，繼續給中國高科技企業提供零部件支持，我們就可以按照正常的供貨週期向他們提供稀土產品。直到美國終止對華貿易戰，我們再把稀土產品的價格降低至更合理的水平。

綜上所述，雖然稀土資源這招對美國直接的殺傷力可能要遠低於我們的預期，用不好還可能會多面樹敵。但稀土資源可以有效地牽制歐盟、日本、韓國等國家和地區，防止他們與美國聯合起來圍剿中國高科技產業。這些國家和地區在推進全球化，提倡自由貿易，支持國際多邊秩序方面與我們是有共識的，在此基礎上，如果我們能將中國龐大的市場份額和壟斷的稀土資源供應這兩手結合起來，恩威並施，就有可能最大限度的孤立美國，這無疑也是對美國發動對華貿易戰的強有力反制。

五、總結

    30年前，美國之所以對中國開放市場，並將中國納入由其主導的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讓中國參與國際分工，除了有對抗前蘇聯的政治需要之外，更重要的是希望通過改變我們的經濟制度，灌輸符合美國利益的意識形態，最終讓中國放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在此指導思想下，美國奉行的對華策略是通過經濟合作實現和平演變。而特朗普的上台則標誌着美國對華策略的根本性轉變。以特朗普為代表的美國政治資本集團認為，經濟合作並沒有改變中國堅持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因此之前的對華策略徹底失敗了。當前美國奉行的對華策略是通過貿易戰、金融戰等一系列經濟對抗活動，對中國進行極限施壓，迫使中國在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上對美國就範。這一對華策略的根本性轉變並非是特朗普個人的，而是西方（包括美國、歐洲等）政治資本集團整體的戰略選擇，因此美國對華發動的貿易戰、金融戰並不會因美國總統的更迭而中斷。因此，我們對中美之間的經濟對抗要做長期準備，不能抱有僥倖心理。如果我們不能緩解經濟面臨的通縮壓力，那麼對於美國而言，它奉行的對華經濟對抗策略就是行之有效的，在經濟對抗上美國就會不斷加碼，直至中國爆發經濟金融危機。但是，如果我們能夠通過推動股市上漲，拉動民營投資增長，最終擺脱通縮壓力，以事實證明，美國的經濟對抗策略是失敗的，到那時中美之間的經濟對抗才能迎來真正的轉機。這是我們以鬥爭求和平的哲學思想在經濟金融領域的具體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