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長城內外：香港反對派在改變策略_風聞

望長城內外：香港反對派在改變策略

來源： 察網•作者： 望長城內外    香港迴歸以後，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與生活方式不變，而人的世界觀一旦基本形成，則是較難改變的。因此，要改變香港反對派及“大專聯盟”的思想，要讓他們放棄“西式民主夢”，現在看來是很難的。也許要經過二三十年，他們中的一部分人經過客觀現實的教育，有可能改變思想，而其中相當一部分人，至死也不會放棄“西式民主夢”。由此可見，我們與香港反對派的鬥爭將會長期進行下去。

據環球時報的報道， 8月18日下午，儘管警方僅允許在維多利亞公園集會，但香港反對派仍然煽動示威者從維多利亞公園到遮打公園進行“流水式集會”。

另據香港文匯報報道，對於這次以針對警方的口號舉行集會，香港特區政府發言人表示遺憾。集會後，特區政府發言人表示，雖然集會期間大致和平，但由於參與者佔用了港島多條主要幹道，路面交通大受影響，對市民造成不變。發言人重申，目前最重要的是要儘快恢復社會秩序；當一切平靜以後，政府會與市民展開真誠對話，致力修補撕裂，重建社會和諧。

從香港反對派8月18日組織的集會，我們可以看出，香港反對派在前一階段暴力施壓的企圖沒有得逞的情況下並沒有放棄亂港奪權的企圖，而是改變了策略。

第一，香港反對派前一階段暴力施壓的企圖沒有得逞，反而在國內外造成很大的負面影響6月下旬以來，香港反對派為了向特區政府及中央施壓，頻繁製造極端暴力事件，如衝擊打砸立法會、衝擊塗污中聯辦、組織煽動罷工和堵塞交通，以及在香港國際機場阻攔乘客登機、圍毆內地記者與遊客，等等。我認為，香港反對派暴力施壓的主要企圖，一是逼迫特區政府及中央接受他們的要求，二是誘逼中央直接干預，從而使中國政府在世界上陷於孤立。可是，中央識破了他們的陰謀，既不退讓，也不輕易出手，而是大力支持特區政府、警隊和香港平亂止暴。結果，香港反對派暴力施壓的企圖不僅沒有達到，反而由於頻繁製造極端暴力事件，特別是組織煽動罷工和堵塞交通，以及在香港國際機場阻攔乘客登機、圍毆內地記者與遊客等行為，在國內外造成了很大的負面影響。香港反對派的這些不得人心的做法，不僅在香港和內地引起了公憤，而且世界上的許多人和不少媒體也紛紛予以指責，就連美國等西方國家的一些人士和媒體也看不下去了。這就叫做“偷雞不成，反而蝕了一把米”。

第二，香港反對派為挽回在國內外的影響，今後將主要採用非暴力方式進行對抗由於前一階段暴力施壓的企圖沒有得逞，反而在國內外造成負面影響，香港反對派於是改變了策略。這次他們在維多利亞公園組織所謂“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流水式集會”，一方面反映出他們並沒有放棄亂港奪權的企圖，而是妄圖繼續與特區政府及中央對抗下去；另一方面，也表明香港反對派為了挽回在國內外的影響，正在改變策略，在今後將主要採用非暴力方式，以便繼續與特區政府及中央進行對抗。

第三，香港反對派將主要矛頭對準警方，企圖攻破香港最後一道防線8月7日，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張曉明在通報中央關於穩定香港當前局勢的重要精神時指出，“警隊是維護香港社會治安的支柱，也是守住社會穩定的最後一道屏障”。全國政協副主席、前香港特首梁振英也多次説，“警察是香港法治的最後一道防線”。香港反對派8月18日以針對警方的口號舉行集會，將主要矛頭針對警方，説明反對派認為目前香港警察是阻礙他們控制香港的主要障礙，也是特區政府的最後一道防線，香港反對派企圖通過舉行大規模集會，向香港警方施加壓力，迫使警方主要負責人下台，瓦解警隊的鬥志和士氣，從而掃清影響他們控制香港的主要障礙。

第四，“大專聯盟”是香港反對派依靠的基本力量，我與香港反對派的鬥爭將長期持續下去種種跡象表明，香港反對派依靠的基本力量是所謂的“大專聯盟”，即大學生和專業界（包括法律、教育、新聞傳媒、社會及公共服務等）的“白領”。據有關資料，香港每年高中畢業生約10萬人，其中參加高考約6萬人，被香港大學錄取約1.2萬人。在香港，富人的子女一般都送到英美等國去上大學，窮人的子女上大學的比較少，香港本地的大學生主要是出身於中產階級家庭的青年人。而香港法律、教育、新聞傳媒、社會及公共服務等專業界的人，大都受過高等教育，而且主要是從香港本地大學畢業的。由此可見，香港反對派所依靠的基本力量，並不全是社會下層的窮人，而是中產階級和出生於中產階級家庭的大學生。這部分人衣食不愁，但由於其從小就受到西方價值觀念的教育與影響，加之不少人的父輩或祖父輩還曾經是中國革命的對象，因此，他們的思想是親西方的，是不認同甚至反對共產主義的。

8月5日，台灣自由撰稿人雁默發表了《台灣人給香港人的一封信》。雁默在這封信中説，在台灣搞西方式的民主，“那就是一個自困的開始”，導致“台灣二十多年來淪為意識形態戰場，社會撕裂，空轉”。雁默認為，

【“台灣民眾是在生活條件高與收入相對平等的優越環境裏，吃飽了撐的，貪食所謂‘參政權利’而誤入了歧途。大家以為政治是依循自己的意志決定的，其實根本不是，在利益掛鈎的政媒環境下，人民的投票意志被看不見的手所遙控，而政客為重要的專長，就必須是‘綁架羣眾’。”】

我認為，雁默在這封信中談的一些看法，實際上是許多台灣人這二十多年來的親身感受。而一部分香港人現在所幹的事，與台灣人二十多年前一樣，也是“吃飽了撐的”，他們正在走台灣人二十多年前開始走的老路。

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亞洲的中國香港、中國台灣、新加坡和韓國推行出口導向型戰略，重點發展勞動密集型的加工產業，在短時間內實現了經濟的騰飛，一躍成為全亞洲發達富裕的地區，被稱為“亞洲四小龍”。而那時，這四個國家和地區都是集權專制政權。現在再看“亞洲四小龍”，中國台灣和韓國經濟發展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特別是台灣，其GDP由20多年前相當於大陸的40%下降為現在只相當於大陸的4%，少了一個“0”；而香港這些年政治風波不斷，經濟發展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只有長期一黨執政制的新加坡例外，其經濟始終保持了較高速度的發展。1990年，“亞洲四小龍”的人均GDP排序為中國香港（1.35萬美元）、新加坡（1.19萬美元）、中國台灣（8216美元）、韓國（6516美元）；而2018年“亞洲四小龍”的人均GDP排序則為新加坡（6.46萬美元）、中國香港（4.87萬美元）、韓國（3.13萬美元）、中國台灣（2.5萬美元），分別比1990年增長4.336倍、3.61倍、4.8倍、3.04倍。中國香港與台灣地區人均GDP增長速度，明顯落後於新加坡和韓國。

香港迴歸以後，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與生活方式不變，而人的世界觀一旦基本形成，則是較難改變的。因此，要改變香港反對派及“大專聯盟”的思想，要讓他們放棄“西式民主夢”，現在看來是很難的。也許要經過二三十年，他們中的一部分人經過客觀現實的教育，有可能改變思想，而其中相當一部分人，至死也不會放棄“西式民主夢”。由此可見，我們與香港反對派的鬥爭將會長期進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