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長壽之鄉不在與世隔絕的深山，而在貧富差距不大的富裕社會_風聞

文：維舟

説到“長壽之鄉”，你的眼前可能會立刻浮現出一幅桃花源式的景象：在一個遠離塵囂的寧靜山谷或小島上，一羣遵從世代以來的傳統“自然”生活方式度日的老人，在這裏呼吸着新鮮空氣，以超乎常人的壽命安度晚年。這一神話長久以來深入人心，也召喚着許多人遠離城市去尋求更適合養生的田園烏托邦，但事實上，真正能確保人長壽的恐怕正是他們想要離開的現代都市。

這種想法如果放在一兩百年前的第一、第二次工業革命時代，那倒是對的：在現代公共衞生體系建立之前，城市人的確不如鄉村居民健康長壽。研究城市史的美國學者劉易斯·芒福德在《城市發展史：起源、演變和前景》一書中指出：“數千年來，城市居民一直忍受着不良的、有時則是很糟的衞生條件。”

在《城市文化》中他又承認“城市裏的居住環境和居住條件，可能的確就是中世紀衞生條件最薄弱的環節”，19世紀工業化城鎮的居住環境更是史無前例地“野蠻低劣”，以至於在漫長的歷史上，一座城市要自我維持就必須不斷從周邊鄉村吸納人口，否則它自身的出生率還趕不上死亡率。在19世紀的英國，倫敦等都市雖然富庶卻不健康，那些經濟落後的偏遠鄉村地區，其居民預期壽命卻往往是最高的——但這與其説是當時的鄉村有多健康，倒不如説是因為工業城市的衞生環境太惡劣了。

在這種情況下，文明社會產生了一種自我厭棄的思想，就像美國作家傑克·倫敦在《野性的呼喚》中所説的那樣，“我們的文明程度越高，我們的恐懼就越深，擔心我們在文明過程中拋棄了在蠻荒時代屬於美，屬於生活之樂的東西。”不僅如此，很多人還樂於相信，在那些未曾受到工業社會污染的地方才能保持身心健康，城市中產階級們想像着“老派人在享受着另一種美好的生活”。

美國企業家亨利·福特雖然因大規模製造T型車而加快終結了農業生活方式，但諷刺的是，他本人卻又認為現代城市如“傳染性瘟疫般滋長”，並將城市居民“不自然的”、“扭曲的”和“緊閉的”生活與農民“獨立的”、“純粹誠實的”和“健康的”生活相對比。

這種“鄉村健康生活”的神話其實並不像它看上去的那樣是一貫以來的“傳統”，而恰恰是現代化的產物，是人們對城市環境的反應。

蘇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中一針見血地點明瞭這種新風尚：“19世紀早期發明了治療結核病的一種方法，即前往氣候更適宜的地方旅行，但醫生所建議的旅行目的地卻矛盾之極。草原、山林、沙漠、島嶼——地點儘管各不相同，卻恰好有一個共同點：離棄城市。”這是後來影響深遠的一個模式：很多城市人在生病之後，就想起去鄉村療養，無論是《龍貓》裏得了肺病的媽媽，還是現在很多去廣西巴馬的絕症患者。

由於現代人普遍渴望健康生活，防止慢性疾病並延長壽命，與此同時他們又對城市環境有所不滿，這就使許多人將目光轉向“傳統科學智慧”，相信自然環境和天然食品能有助於達成這一點。

1922年，印度醫療局的英國醫生羅伯特·麥卡利森爵士告訴一羣美國醫學專家，諸如消化不良之類的胃病、潰瘍、闌尾炎和癌症等這些在西方人之中如此普遍的疾病，在他治療的所謂“未開化”人羣中幾乎聞所未聞，他們“繁殖力異常地旺盛，特別長壽”。他還説到自己曾旅行到克什米爾靠近中國邊境的罕薩（Hunza）山谷，説那裏的村民普遍長壽，百病不生。他的倡導奠定了美國人對天然食品信仰的基礎，也更激起了人們對這類世外桃源的景仰。

然而，1956年一位美國學者在罕薩山谷實地考察後卻發現，當地並不缺少瘧疾、痢疾、沙眼及寄生蟲等各種疾病患者，並且營養不良。他們所謂的“長壽”，極有可能只是因為當地人大部分是文盲，也沒有出生記錄，因而搞不清楚自己的確切年齡。

罕薩山谷在今天的巴控克什米爾

“自然之道”或許對個人身心療養有所調劑，但要説實現整個社會的健康水平，那還是有賴於更好的公共衞生條件、更發達的醫療水平、更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以及更公平的社會分配體制，而這些，現代都市無疑都做得更好。換言之，“鄉村是長壽之鄉”如果在城市工業污染嚴重的時代還有一定的準確性，那麼在公共健康體系日益變好的現代社會，就不免有點時代錯置了。

所謂“居移氣，養移體”，人的預期壽命一向以來是與生活條件的改善密切相關的。青銅時代的定居生活就已使人類壽命開始延長，因為當時人過上了更好的日子：在定期清潔的房屋中定居、清潔的飲用水、穩定有保障的食物供應，如此等等。但古代的人均壽命改善極為有限，直至現代化進程大大推動了公共衞生條件和醫療水平的改善。

1650年，英格蘭兒童出生時的預期壽命僅有32歲，1750年後才超過40歲——這和中國傳統時代近似，劉翠溶研究1400—1900年間中國人出生時的預期壽命在35—40歲。

然而在1750年之後，英國現代化進程突飛猛進，公共健康和人均收入都得到極大的提升，到1871年更成為世界上首個“城市主導型社會”（predominantly urban society，即城市人口超過總人口一半）。

在1686—1871年間，英國人平均壽命從31.8歲增長至41.3歲，之後迅速提升，1933年為59歲，在1950年69.2歲，21世紀初達到78歲。

這主要是由於現代市政供水保障了清潔水源，曾導致大量人口生病、死亡的傷寒、肺結核等疾病的發病率在幾乎每個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中都急劇下降。與此同時，醫療護理條件則顯著改善，人們也比原先吃得更好、住得更好了，也更有時間和精力去講究衞生和鍛鍊身體了。

隨處可見的老人是德國和日本這兩個工業巨頭的一道風景

《眾病之王：癌症傳》提到，在20世紀的前五十年裏，美國人的預期壽命從47歲增長到68歲，“這種壽命的大幅度增長，超過了以往幾百年成就的總和。”

德國學者奧斯特哈默在《世界的演變：19世紀史》中説：“今天，在艾滋病肆虐的撒哈拉以南最貧窮的非洲國家，20歲的年輕人（而非新生兒）的平均壽命預期還不及一千年前的中國和日本。為什麼人類壽命恰恰在19世紀呈現‘爆炸式增長’的勢頭呢？”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因為19世紀剛好經歷了史無前例的公共醫學和社會福祉的提升，因而造成了立竿見影的效果，而那些處境艱難的社會之所以人均壽命短，無疑正是因為他們尚未完成現代化。

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森計算出，1820年西歐人均收入約為現在非洲人均收入的90%，而1800年西歐的平均壽命約為40歲。從全球人均收入來看，1900—1998年間這近一百年裏從1500美元上升到了6600美元，同期全球預期壽命從大約35歲增至66歲。

在現代社會，人口預期壽命的增減，是這個社會整體形勢和生活幸福的重要晴雨表之一。

壽命大幅增長已不稀奇，值得注意的倒是那些預期壽命縮短的特例：在晚清，1830年後出生的人口預期壽命僅32歲，比其父輩（1800年前後出生）短了5歲，這正是中國社會總體形勢惡化的寫照。在蘇聯崩潰後，俄羅斯也因社會保障體系瓦解、人均收入下降而一度出現預期壽命下降的情形。

但近二十年來最顯著的倒退是在博茨瓦納、津巴布韋（艾滋病肆虐降低了兩國約20歲的壽命預期）和敍利亞（內戰爆發後，當地人均預期壽命已縮短20年）。這些説到底都是因為人們的生活在政局動盪、戰亂、社會瓦解的局面下，生命無法得到有力的保障。

敍利亞內戰爆發前的世界各國人均壽命

不能否認的是，的確也有可能會出現一種看起來矛盾的狀況：經濟發展導致人的壽命縮短。

《紐約時報》近期就曾刊文討論這個話題，認為經濟繁榮與預期壽命的關係並不是線性的：日本在1960—1970年代的經濟增長帶來了更長的預期壽命，但較小的經濟衰退反倒能延長壽命，而嚴重且漫長的大衰退（美國曆史上的“大蕭條”時期就是）則導致更短的壽命。

在經濟發展時期，通常工業污染更嚴重，人們的生活壓力也更大，其結果是預期壽命增長變緩甚至小幅倒退。但總體而言，當今世界上更富裕的國家通常就是更健康的國家，生活在這樣的社會中，一個人在子宮內就能得到更好的營養，經濟繁榮也能使人獲得更多的資源和更好的醫護條件，也能得到促進健康的技能和機會。這些好處可以持續一生，延長人的壽命。

國外研究者發現，有7個因素能獨立地影響壽命，保證人長壽：吃早飯、不吃零食、不過度飲酒或吸煙、經常鍛鍊、保持體重正常、每晚規律地睡8個小時。（《疾病與治療：人類學怎麼看》）

這些因素大體上與是否生活在“田園”中無關，如果説城市居民有時不健康，那更多地是由於生活條件好而易於觸犯其中幾條（如不吃零食、不過度飲酒或吸煙），又因生活節奏快、工作壓力大而導致常常不吃早飯、缺乏鍛鍊或睡眠不足。但在那些城鄉之間物資豐富程度、公共衞生條件和醫療水平差距越大的地區，城市人均壽命就越是高於鄉村，那幾乎是沒有懸念的比賽。

當然，最好是能夠兩者兼得：既有田園生活温暖宜人的氣候和清新的空氣，又有充足的物資和良好的醫療條件。

在日本，東京、大阪等都市的預期壽命都很高，但以每10萬人中百歲老人人數來計算，2003年全國平均值為16.13，九州25.49，鹿兒島縣30.58，沖繩縣42.49，奄美大島則高達66.06。鹿兒島、沖繩、奄美大島在日本都屬於亞熱帶的經濟相對落後地方，人均收入也在全國倒數之列，但卻是名副其實的長壽之鄉。固然，這也因為當地年輕人口流失而導致老年人比例偏高（奄美羣島人口僅12萬，在東京和大阪卻分別有20萬人和30萬人的出生地是奄美），但這仍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作為氣候舒適宜人的熱帶島嶼，當地生活顯然比寒冷的北海道舒服多了，不過同樣重要的是，當地也享受着日本的高福利、豐足生活和一流的醫療水平。

換言之，現代的長壽之鄉並不是與世隔絕的桃花源，而是城鄉差別縮小的高度富裕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