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牢牢把“法治”掌握在自己手裏_風聞

  “法治”的確是香港的制度本質，是香港秩序的基礎。但也是這個“法治”系統，儼然成為了維持既得利益（尤其是英國利益）的最有效工具。不僅如此，因為是“間接殖民地”，英國或者其他外國勢力，它們只坐收漁翁之利，而不用負任何責任。今天，這套“法治”體系已經演變成外國勢力固若金湯的“話語權”，它既是特區政府最有效的“監督者”，也是香港變化的最有效阻力。

   新加坡成功經驗只有幾個字：牢牢把“法治”掌握在自己手裏。新加坡自獨立以來，在涉及主權和國家重大利益的問題上，從來毫不含糊，總是竭盡全力保護之，甚至不怕“得罪”任何一個國家。這和香港的“法治”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很大程度上説，香港的“法治”能夠有效保護原來殖民地者利益，但很難增進香港本身的利益。

   香港特區政府不僅受制於來自內部的各種制約，包括源自制度設計的權力制約和來自社會力量的制約，更受制於外部外國勢力在“法治”旗號下的制約，軟弱不堪，導致了實際上的“無政府狀態”。儘管這並不是説，特區政府不想有所作為，但如此軟弱，誰也沒有能力把事情做好。同時，儘管追求“公益”成為不可能，但還是有人在大力追求“私利”，那就是隱形的老殖民地者和既得利益者。追求公益的“不作為”和追求私利的“有作為”，便造成了今天香港的現實。

   今天，經過如此長期激烈的社會抗議運動，香港所面臨的諸多矛盾都已經充分暴露出來了，即使那些沒有浮上台面和隱藏在背後的，人們對它們也有了比較清晰的認識。但這並不等於問題可以得到解決。香港問題的有效解決，仍然取決於回答“誰主香港？”的問題。既然所有這些問題是香港缺失政治主體的結果，在沒有一個政治主體出現之前，沒有人會天真地認為，香港會出現穩定的局面，這些問題會得到解決。更為重要的是，今天的香港已經完全不是迴歸之初的香港了，事情已經發生，香港也不能再回到原點。對中國大陸的挑戰便是：如何對香港進行第二次“迴歸”？